日志

京城奇人之冯其利

已有 916 次阅读2021-4-28 04:47 |个人分类:读书笔记

按：本文系摄影家白浩纪念“京城奇人”、平民清史学家冯其利先生的文章。我虽久读冯先生的文章，与他却并不相识，读此文才知冯先生的不凡人生。在北京城逐渐成为一个传说之时，懂北京、爱北京的人也逐渐稀少，令人不胜感佩和惋惜。冯其利青史留名，真奇人也，真学者也，真学问也！
转发白浩：追忆冯其利先生

2002年12月冯其利考察北京朝内五爷府

2014年11月24日晚7时半，冯其利先生因脑梗引发肺部感染不幸驾鹤西去。噩耗顿时传遍京城史地民俗界和朋友圈，令人哀痛惋惜。许多媒体和报纸也迅即跟进，冠以“清王坟研究第一人”、“平民清史学家”、“著名满族民俗学者”、“草根熬成大学者”等标题报道了这一不幸的消息和老冯的生平。更有人称其为“京城奇人”。

老冯生于1949年10月，自幼在老北京胡同中成长，青年时赶上文革动乱，学业荒废。后来他被分配到北京压缩机厂当工人。工作后，他对本职工作并没太上心，却在热心师傅的引导下，利用业余时间抓紧学习，先后自学了日语和明史。1978年，他认识了原《学习》杂志主编、后任科普出版社总编的郑公盾先生，通过为郑先生整理抄写稿件，接触到许多国内知名学者并时常求教，学识得到极大提高。后来他渐渐对清史和北京史地民俗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利用郑先生的国图专家借书证，反复研读了《清史稿》，浏览了大量研究清史的书刊，做了大量阅读笔记和心得。老冯于八十年代初首次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文章，以后多有文字被各家报刊登载。目前他传世的专著有《清代王爷坟》、《寻访京城清王府》、《京郊清坟探寻》（杨海山协助整理出版）。他曾协助几家出版社、图书及档案馆编辑了《爱新觉罗宗谱》、《民国北京名人地址索引》、《石景山文物胜迹大全》、《朝阳区地名志（墓葬部分）》、《门头沟地名志（墓葬部分）》等。他还与友人杨海山共同编纂了满族沙济富察氏、费莫氏宗谱等文献。圈里人明白，若不是他过早地离世，老冯还能写出很多有价值的作品。

探寻神秘王爷坟

1982年7月，老冯偶从《北京晚报》上获悉，辽宁抚顺萨尔浒古战场开放，展出的众多石刻都是清初从北京西郊隆恩寺运去的。出于好奇，老冯在休息日去了隆恩寺。他沿着山路走上去，发现该地有一处规模巨大的墓地遗址，当时还保留有多个直径近十米的夯土宝顶和建制豪华的地宫，残留的虎皮墙，四周还有散落的石料和挺拔的白皮松等遗存。经打听，才知此处是清代的一处王爷坟家族墓地，可谁也说不出这些被埋葬王爷是谁?好较真的他几番询问，打听到了溥杰先生住在在护国寺街的一所四合院，就前去拜访素未谋面的溥杰先生。老冯大胆地敲开了溥杰先生的家门，开门的正是溥老先生。说明了来意，溥老热情接待了他，可他也说不出墓主是谁，但溥老告诉他清代宗室王公在北京及周边有众多家族墓地，建制讲究，等级严格，虽然大都损毁于乱世，但还保留了相当多的遗迹，目前仍是一笔“糊涂账”，如果能搞清楚，实为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并鼓励他进一步深入探索。溥老明白，想要探寻这些王爷坟，免不了要和这些坟主后裔们打交道，为了方便老冯，作为当时皇族后裔们心目中的“族长”的溥老当即写下一份“手谕”，大意是：冯其利作为一名汉人，不辞辛苦，做了我们本该做的事情，如遇到他来访调查，要尽力帮助他….。溥老的话点醒了老冯，坚定了他要把这件事做下去的信念。后来几经辗转，老冯先是找到看坟人的后裔，又通过他终于找到了隆恩寺坟主的后裔，住在福绥境地区的曾大夫。谜团终于解开，曾大夫告诉老冯，她的先辈是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即清朝初年的饶余敏亲王。老冯又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在抚顺展出的那些石刻，是1927年少帅张学良为其父张作霖修建陵园时，特地购买、拆运过去的。初战告捷，使老冯增添了继续探寻的热情。

1983年初，老冯特地弄到几份北京测绘局编的京郊地图，开始了他走火入魔般的探寻历程。从此，他心里只想着这件事，时刻关注着书籍报章及文献史料上的有关信息。凡是地图上带“坟”（王爷坟、公主坟、醉公坟、太子陵、英家坟….）和“碑”(三统碑、四统碑、五统碑….)或“宫”（南宫、北宫….）以及某某“福地”等的地方，他都要去。那时他主要是利用公休节假日外出考察。几年下来，他的足迹踏遍了京郊大地，荒野丛林、山岗沟壑。他先以京郊为主，后范围又扩大至蓟县、遵化、易县、涞水等东、西陵周边。很多墓葬处于山根、山坳的偏远地带。他不会骑车，只能乘公交和步行。1986年的某天，他去密云卸甲山北宫，调查书法家启功的祖先和亲王弘昼（乾隆胞弟）的坟地，他一早乘火车先抵达密云城北，然后步行到县城，直到中午过后都未见到文管所的知情人，他索性步行前往。他抄近路走乡间小道，一路打听，翻过两座山梁后，于下午4点才到达目的地。完成了采访，他立刻要返回火车站，却已感到疲惫腿酸。怕误点，他只能加快脚步，甚至小跑….。不料，快到车站时，他却眼睁睁地看着列车驶出车站。那时他只得留在车站，等待后半夜经过的下一趟列车。半夜里，他还误被当成盲流，受到民警的盘查。折腾到第二天凌晨，他终于回到家，身体已疲惫不堪，算下来前后共走了近八十里路。

1986年3月的一天，在调查西陵附近的几处王爷坟时，由于计划不周，最后赶到易县北白虹乡南福地时，天色已晚，好心的村支书楚福周（也是看坟户后代）摸黑带他见到了保存下来的裕亲王保绶墓地的两统驮龙碑（俗称：王八驮石碑）。当时他已无法赶回事先定好要住宿的泰陵，他只好借住在楚福周弟弟家。第二天，又是楚支书派专人用自行车把他送到易县城，搭上长途车，前往易县上、下岳各庄继续考察。那里有果亲王家族墓地，坐落在山脚下十分偏僻的地方。每一代王爷坟之间相隔较远，当时没有公路，他在热心的老乡马增亮带领下翻山涉水，走了60多里山路，两条腿都肿了。一大早就匆匆赶路，水米没打牙，在翻越当地龙脖子山时，老冯已感到体力不支，非要歇会儿。老马摘了些柏树子，说这个能吃。他吃的同时让老冯也吃了一片，老冯又留下一片柏树叶作为纪念，后来一直夹在他笔记本里了。考察圆满结束后，老马先带老冯先返回他承包的绿化地，给他找了些吃的又熬了棒渣粥，让老冯稍事休息的同时，他又忙着到地里干活去了。当晚7点，老马又帮他在乡政府找了一辆拖拉机，给他送回了泰陵。

老冯天生平足，走长路就感到吃力。最初几年的考察着实让他吃了不少苦。他经常天不亮就出门，带几个烧饼一瓶水，住过2元钱一晚的大车店。很多次，他因路程遥远，到了现场已过中午，还要掐算好回程的长途车，而不得不缩短采访。外出考察回家，他要整理采访笔记，对照史料记下心得要点。他曾因采访过晚又迷路，在一座破庙里留宿到天亮；也曾在刺骨的寒风中久等长途车被冻僵过；甚至曾被当地人误认为是盗墓团伙的“探子”。老冯身体底子不太好，30岁左右不幸患上慢性肾炎。当时他生活拮据，一家三口借住在菜市口南一座大杂院里的一间不足9平米的偏房里。他只得以铺当桌，常年笔耕不辍，有时从天明抄写到天黑，却乐此不疲。

王爷坟周围的村庄里都住有“看坟户”的后代，这些人家的先辈有当初随统兵的“主子”入关的、也有的是王爷家的世代“家奴”。有些坟地旁甚至有“坟主”的后代居住。那是因为清朝灭亡后，王公贵族家失去俸禄，家道逐渐败落，皇族后裔只得靠变卖祖产为生，直到城里无法谋生，有些人干脆就搬到祖坟地居住，务农为生。老冯每到一处遗址，先要打听看坟户里的知情人，那里七八十岁的老人在他眼里都是“宝贝”，他们能给他讲述很多亲身经历过的鲜活历史和逸闻，对照他们的口述，可以理清历史脉络。他也感到抢救这些“口碑”意义，老人一旦故去，这段历史就将封存于世。每当看见坟地里的驮龙碑，他都仔细抄写碑文，有时一抄就是半天。不论是皇帝诰封还是本家自撰的碑文，都以不同的的视角记述了墓主的生平，不仅生动有趣，还能补充正史。

原先北京城外近郊也曾有过很多王公家族坟地，如：公主坟、八王坟、五统碑（木樨地）、豫王坟（大北窑）等等。八十年代，近郊大部分都已是政府机关、部队大院、工厂、医院、学校、住宅小区等，要想寻找到知情的老人已很困难。1986年5月某天，老冯调查东直门外十二陵，一上午“地毯式”搜寻无果。接近中午，才打听到小亮马桥居民区的启家，得知知情人启恩绪住在新源里某粮店对面（无楼号）。直到下午1点35分，因找不到启先生，他就坐在路边休息。不一会，见到对面走来一位老人，一问竟是要找的启先生。有一次老冯去高碑店打听第五辈豫王坟，村里人让他去找“傻骆驼”张成祥老人，说是他亲自打开的地宫。他找到老人居住的敬老院，才知老人昨晚还在看电视，嗑瓜子，没想到半夜就离开人世，终成憾事。

1984年，调查郑王坟时，他在西郊八里庄寻找郑王后裔金晏煦先生，遍访无果。后巧遇一位捡垃圾的老人，告诉他金先生住在哪，使他最终找到了金先生，求得许多珍贵的口述。老冯曾拜西城区一位拉泔水车的老人为师，他年轻时在辅仁大学读书，对近代北京历史文化研究造诣颇深。老冯明白，如果看轻这些老人，不虚心求教，就与鲜活的历史失之交臂。不断的探访也逐渐扩展了老冯的人脉和见识。他善良朴实的人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的精神打动了所有帮助过他的人。

新的目标

老冯最初是要搞清楚将京郊这些皇家坟地的来龙去脉。随着探索的深入，他对老北京传统历史文化的兴趣也愈加浓厚，探寻的层面也逐渐拓宽。他询问看坟人，他们不仅仅只告诉他坟地的事，有时连坟主的家——王府在城里什么地方、啥时变卖的府第、与祖坟地有什么联系、家族变迁情况等细节都能告诉他。随着线索不断增加，老冯意识到王府和王坟就像一个东西的阴阳两极，不能孤立地去研究。与此同时，老冯也时常穿梭在京城内的街巷胡同里。他又确立了新的探寻目标——京城内的王公府第。

探究王府虽然不用跑远路，但要弄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更难。分布在北京内城（东、西城）的王府历史沿革十分复杂，很多都跨越了明、清、民国和共和国的漫长岁月。大多数非“铁帽子王”的府邸在清代的不同时期就曾住过多位王爷家族。除一些被机关使用，已为世人熟知的大型府第，如：恭亲王府、醇亲王府（南、北府）、礼亲王府、郑亲王府、庆亲王府、孚郡王府、涛贝勒府等外，当时还有更多的中小型府邸分布于街巷胡同里，被各家单位、机关干部宿舍或学校等占用，且有相当多的府邸已格局不整、损毁严重。那些曾经住在王府里的皇族在清朝灭亡后，家业败落，直到丧失家园后各奔东西。有意思的是，他还帮助不少“坟主”和“看坟人”的后代重新建立了联系，恢复了“世交”

在寻访过程中，老冯先后结交了不少知名专家学者，如：清朝一等伯石廷柱后人石继昌（1925—1994）；睿亲王后人金寄水（1915—1987）；贝勒毓朗的侄子恒兰（1904—1985）；荣亲王永琪七世孙金启宗（1918—2004）；太祖长子褚英后裔、末代辅国公、园林专家金承藻教授；末代蒙古王那彦图之子祺克泰（1916—1985）；满族贵胄遗老，文化学者颜亿里（？—1994）、傅士达（1919—1999）；书画家傅耕野（1923—2006）；老舍之子、文化学者舒乙；民国督军刘聿新之孙，老报人、书法家刘毓煊（1924—2010）先生等等。此外，他还认识了相当多的社会各界贤达，仅皇族后裔就有近800位。这些阅历非凡、学养深厚的老先生们给他悉心赐教，指点迷津，使他受到了深刻感染和启迪。广泛的人脉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线索，帮他破解了无数难题。与此同时，一些公主府和公主坟、蒙古王府及其坟地（在京郊数量极少）、还有达官显贵家族的宅邸及其坟茔，也都纳入老冯探寻的视野。在清朝，皇族与蒙古王及达官显贵家族之间在政治上或血脉里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他们的府第和坟茔曾是京城一道独特而显赫的景观。随着时代变迁，这些历史遗迹也必然会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腾飞中逐渐湮没。知情人也会越来越少。有一天，他与恒兰先生聊天，问道一个问题，老先生挺认真，要郑重地给他上一课。老冯当时没带笔和本，就推说不行，等某天专门登门请教。没想到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恒兰先生由于心梗突然离世，令他后悔不及。老冯顿感到紧迫，也加快了抢救历史文献与口述采集的脚步。

最令他感动的是，所采访到的所有爱新觉罗家族后裔们，都给予了他真心的帮助，几乎没有人因为他地位低微而怠慢过他。历经多年的艰辛与周折，他走访调查了一百五十余座王公（包括蒙古王、公主和非皇家世爵王公）府第、八十余座王坟、三十余座公主坟，还有一百多座清墓，由此积累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基本上理清了这些王公贵胄家族的身世、府第及其所属坟地的历史沿革，为今后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潜心研究，再攀高峰

老冯在调查王爷坟的初期，圈子内的一些专家对他的研究路数并不看好，认为那些早已破败不堪的坟地没有多少探究价值。但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地理和人文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本凋敝的遗迹在不断消失，地面上的石碑石刻也不时被盗走，有的虽然名义上被保护但已面目全非，更有的遗址经过拆迁改造后连地名都改变了。1983年他去郎家园调查豫王坟时，在当时的金属结构厂里还能看见坟圈的宫门、朝房、残墙等地面建筑。八十年代末，那里拆迁后建成了高楼林立的国贸中心。大望路一带的“八王坟”、“松公坟”遗址也在近些年被一片高楼覆盖。也城里的王府也劫数难逃。西直门内的贝勒永璂府、阜成门内金融街的卓公府、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的伦贝子府、西单西斜街里的扎公府等都在近十年内拆除，还有很多遭到破坏性“整修”。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朝代，爱新觉罗家族不同于历代封藩制皇族，他们在京城生活、繁衍，又是清朝统治集团的核心。研究这一独特家族是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学术界早有学者想研究这一课题，但由于地理和资源条件等限制，无法充分深入地展开。

几年后，老冯多有关于清朝人物、皇族、逸闻、府第、墓地的文章陆续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有些文章史料详实、论证充分，破解了不少历史疑点和讹传，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也引起了一些学者和圈内人的关注。此后，他关于王府、公主坟的系列文稿也先后被《北京文史资料》等刊载。他还纠正过被认为是了解北京风物的经典古籍《燕都丛考》里关于王公府第条目的多处纰漏。为便于研究和交流，他先后加入了“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北京史研究会”等民间研究组织。

八十年代中期，社科院的两位学者写了一本关于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的专著。出版前，他们把文稿副本交给老冯，让他过目并提提意见。老冯很认真地阅完全稿，他发现文稿里多有错误和混乱，最多的是人物搞混和年代搞错，就把错漏逐一标注在稿子空白处和字里行间。对作者的某些观点，他也毫无保留地提出质疑，指明原误的出处，并摆出自己的看法。老冯修改完的原稿，几乎每页都有错，有的篇幅里竟有整段落的文字被他勾划掉，并注上参考文献。不仅如此，老冯还将自己的相关手稿借给他们参考。不久，这本书出版后在业界反响较大，博得很多专家好评，但书里只字未提老冯的名字。后来老冯多次向他们讨要自己的手稿，他们一再推脱是出版社扣留了，至今未还。他们误认为老冯是向他们索要稿费，也觉得耿直的老冯在学术上没给他们“情面”，因此伤了和气。

八十年代后期，时任北京社科院副院长的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认为老冯人才难得，曾多次表示要调他来本院，协助搞皇族等专题研究项目，还可以继续从事他的研究课题。老冯当时再三考量，婉言谢绝。因为他觉得自己资历太浅，到那个学究扎堆的地方怕吃不开。而当时他厂子里效益还挺好，收入相比不少，养家糊口还没多大困难。

1996年，他的首部专著《清代王爷坟》出版，在史地民俗界引起不小反响，得到了各方肯定，被公认为“填补了清史研究的空白”、“清代王爷坟研究第一人”等。随着他名声不断扩大，引来不少皇族后裔纷纷求助。曾因乱世纷繁、家道败落、宗族分裂而丧失家谱，很过皇族后裔搞不清自己家是出于哪一宗支。老冯依靠自己多年积累的素养，解决了许多困扰他们多年的难题。不管是上门求教还是电话询问，只要他们能说出一些简要清晰的线索，如：上辈们的经历和姓名、老宅或老坟的地点等等，老冯会立马取出他那贴满标注的《爱新觉罗宗谱》中的一册，不一会就能给予准确答案。礼亲王后代、西城政协文史办负责人金诚先生称老冯为“活的宗人府”。

转发白浩：追忆冯其利先生
冯其利在野外抄录碑文

老冯夫妇俩同在在南三环赵公口桥外的北京压缩机厂工作。两口子于九十年代中期从厂里分得一套50平米的两居室经适房，位于刘家窑桥外的石榴园，离厂子不远，从此再也不用每天上下班赶路了。亲朋好友给他们凑了一笔钱补足了房款，简单做了装修。居室不大，仅有的一个书柜放不下他的的所有书稿和资料，只得塞进床底下，而老冯却利用阳台一角，开辟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小“书房”，可以自得其乐地看书写字，开始了他写作的第二个高峰期。

可是不久，他们两口子都下了岗，儿子还在上中学，他还要赡养年迈的老母亲，日子顿时感到窘困起来。老冯那时不断地写作、投稿，时常还有一些单位请他去讲座，能挣些外快。熟知他的刘毓煊老先生帮他找了个差事，让老冯到他侄子的公司——飞达集团上班。他们叔侄二位都赏识老冯的人品和学识，刘总除了让老冯拿一份工资外，没给他安排什么具体工作，只是为他提供一个地方,继续他的研究，还能能经常一起切磋。公司总部在昌平，虽然远点，但每天可搭乘往返的班车，这让习惯早起的老冯感到自在。这样悠哉日子不到三年，刘总却因重病离开人世，这家集团不久也散了摊子，老冯再次下岗。

2000年，主管《北京文史资料》的原市政协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李大钊的外孙女、老朋友贾凯林女士和首图地方文献部负责人韩朴，出于爱护和同情，把老冯介绍给北京市档案馆副馆长任志，让他发挥自己的专长，作为外聘人员协助馆里查阅整理旧京档案。档案馆最初给他的工资是“按临时”工标准，每月工资600元，根据工作量可上浮一些。这对老冯已心满意足了，他觉得这地方安静，与尘世隔绝，离他家就两站地，上下班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安心研读，查阅大量丰富的历史文献史料，是一次难得的“再学习再提高”的机会。起初，馆里让他做些旧档案的整理工作，这在别人看来是一项枯燥的苦差事，可他却乐在其中。几乎每个工作日，他不到七点就赶到办公室，看报打水收拾屋子，想好当天的计划，然后调档、查阅、记录、整理。他常常最早一个调档，一大摞材料，一抄就一整天。有时赶任务活多，误了食堂饭点，他就吃些点心和西红柿凑合一顿。多年的积累，使他做这项工作如鱼得水。刚参加工作的一些年轻人，对老北京史地不熟悉，经常请教他，甚至有个别陌生字也问他。

200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馆里准备举办相关的专题档案展览。为准备抗战爱国名将佟麟阁（1892—1937）的资料，老冯回忆起以前查档时看到的一条线索——“佟麟阁的牺牲地在时村”。他连忙赶到位于南三环赵公口桥外一里多地之外的时村，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几位七八十岁左右的知情老人，获得可靠线索，最终找到了佟将军与日军激战时殉难的准确位置，揭开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谜底。

2006年，馆里根据老冯的特长，让他参与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北京胡同档案史料挖掘整理与开发利用研究”项目，馆里设立了专门课题组。按要求，他要从馆藏北平市政府警察局档案全宗内保存的1946至1948年间的北平市内外城及郊区的户口调查表中户口档案信息里提取、整理近代名人地址等信息。这是一个馆里从来没人能做的事，他感到这是馆里对他的信任和重托。接连几年，他一直扎进阅览室，逐个扫描了内外城共十区、两千余条街巷胡同里的海量户口信息，从中提取并完成了“内外城胡同名人地址线索”的档案摘抄文稿，其中共收录了名人地址信息8471条，从户主姓名，性别、婚嫁、子女、籍贯到教育程度、职业、宗教信仰等，内容详细。他凭借自己对皇族后裔和近代名人的捻熟，还在备注栏目加注了户主的别号或所涉其生平的文献及页码；或添注如：“康熙十三子后人”、“黄埔三期”“大学士世续后人”等重要信息，锦上添花，大大方便了阅读者，为深入研究民国时期北平的城市生态和人文历史提供了珍贵的依据。老冯的主管领导刘苏主任为他如此专心、敬业的精神所感动，更为他非凡的能力而惊叹：“真是白捡了一个宝”。

老冯的能力得到了档案馆同志们的肯定，领导把他从保管利用处调到研究室，定为“特聘馆员”，工资调到每月1600元。对他来讲，在档案馆度过的光阴是幸福而充实的。在此期间，他又发表了《清朝王公府第》、《京郊清坟探寻》的系列专题文稿，和大量的有关清史和民国的文章。他的名声也广为传播，不仅皇族后裔，很多文史爱好者、甚至专业学者都慕名前来馆里向他求教，而他也毫无保留地一一解答他们的疑问，热心与他们交流。反映北京现代城市建设史的热书《城记》（2003年10月三联书店出版）的作者，新华社著名记者王军先生有段时间经常泡在档案馆里，他也因此结识了老冯。那时他们经常在阅卷室里见面，有时聊天切磋，渐渐成了至交。王军看到老冯长时间手工抄写文稿很费力，就送给他一台崭新的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并教他如何使用手写输入、存挡等方法。后来，好友富察•敦崇的后代又送他一台笔记本电脑连带海量硬盘，让他熟悉使用新工具，使他干起活来如虎添翼。

2006年，老冯的第二部专著《寻访京城清王府》在几经波折后终于问世。这部被压缩到二十万多字的著作，如同他的《清代王爷坟》一样，被业界公认为研究京城王公府第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本书涉及了清宗室王公、蒙古王公、汉军世爵等府第的源流及演变，内容丰富，厚积薄发，文笔流畅。书中大量一手信息，都是他多年实地考察和采访所获，读来有身历其境之感。老冯并未因此而获得可观的稿酬，但他还是自己拿出相当多的钱，再加上皇族后裔金焘纯先生资助一部分总共7000余元，自费购买了二百本，赠送给曾帮助过他的老师和朋友们。

大概在北京奥运会之前，老冯的注意力又聚焦在遍布城区郊外的旧井盖上去了。朋友们又是纳闷：这井盖有啥搞头？可是他明白：看似不起眼的井盖，却反映了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专门的井盖研究会。这对老冯又是一件苦差事。他计划着按区域进行地毯式“扫荡”，从对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上的井盖进行详细调查开始，分别记述了井盖的铸造单位及年代、地域分布特点、类别以及井盖上的文化现象，进而扩展至各区县。将近两年时间，他抢救性拍摄了无数块有特点的井盖，写成系列专题文章，发表在《北京档案史料》上。

2010年，在档案馆一晃十年过去了，老冯已过退休的年龄。领导鉴于他的身体状况，与他解除了聘约，好让他回家安心养病休息。一向闲不下来的他，在家没待多久，仗着他跟首图的老关系，又每天按时去那里翻阅旧报纸、旧资料，记录拍照，为他的民国北京史地研究，寻找充分的素材。每天一开门，他就扎进地方文献部阅览室，一干就是一上午。中午他在那里花十元钱，吃一份盒饭，接着再干一会儿，下午两点钟，起身回家。

与老冯交往的日子

我年轻时酷爱摄影，主要以拍摄风光名胜、奇光异彩为主。九十年代中期，我买了车，活动范围开始扩大，经常往郊外跑，也渐渐开始关注一些寺庙、佛塔、古桥等文物古迹。记得在1997年秋的一天，我和几个朋友游览了处于北安河半山腰上的七王坟。当时刚下过小雨，天气清爽，我被这座古墓的建筑形制，幽藏肃穆的气氛，以及它与周围葱绿挺拔、起伏延绵的峰峦所构成的奇观所迷住，感觉是一处室外桃园。游完七王坟，我们接着又来到山脚下不远的九王坟。这块墓地不如七王坟奇峻幽藏，地面建筑虽有残损，但保存基本完好，尤其是安卧在碑楼里的那块雕工剔透、精美硕大的驮龙碑，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不久，我又去过香山脚下的礼王坟和瑞王坟，这两座墓地都曾在乱世中被盗损，礼王坟仅剩一块昂首挺立的驮龙碑。拍了几处王爷坟后，感到很过瘾，和以前拍的风光片不是一个味儿，这样的古迹以前从未见过，有历史文脉和故事。我单位离西三环的公主坟很近，经常路过那里却感觉不到有那种苍凉的“野味”。我想，要是能知道其它更多的王爷坟该有多好啊！。

大约是98年夏天，我逛美术馆旁的三联书店时，无意中发现一本白底素面的书——《清代王爷坟》。翻开一看，里面记载着冯其利亲自考察过的所有座王爷坟，竟有八十多处。我拿着书就直奔收款台，感觉如获至宝。从此，我开始沿着老冯的“轨迹”，探访那些神秘而诱惑的清代遗址。时间虽然已过去十几年了，但当年老冯寻访过的遗迹大都还保存着。每当看到那一处处不曾见到、历经沧桑的坟址，一幕幕历史传奇就像过眼烟云.....,不由得对老冯这位“苦行僧”由衷钦佩。在探访了相当多王爷坟后，我也自然而然地也将镜头聚焦到城里的王公府第上了。

我开始留意介绍老北京历史的报刊书籍，特别是有关王府、王坟、胡同、四合院、清坟等的介绍。一次，在旧书书场发现一本《北京文史资料》，刊载着老冯写的《北京的王公府第》中的几篇，是连载。后来我又看到一本较早出的《北京文史资料》，里面登载着二十多篇老冯写的京郊公主坟的文章。能找的资料尽量都找到了，看到有遗迹留存的都排上日程，留待探访。2001年初冬的某日，《北青报》用一个专版，详细介绍了老冯的事迹。文章还披露了老冯目前正在北京市档案馆工作，《北京档案史料》丛刊上正连载他的文章《京郊清墓探寻》。为了尽早看到老冯的新作，我电话联系了编辑部并得知可以来编辑部买书。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来到了编辑部，年轻热情的编辑张鹏在他二楼的办公室接待了我。就在我挑选好要买的书籍后，我问张鹏：“冯其利先生是不是在你们馆里？”，张鹏说：“对，他现在就在楼上，你怎么认识他？”，我告诉张鹏：“我听说他目前在你们馆里工作，我很想见见他，向他请教些问题”，张鹏说没问题我这就上去叫他，转生就离开了房间。不一会儿，他就把老冯领进他的房间，并给我们互相做了引荐。初见老冯，看到他身材挺高有些发胖，面相老诚，衣着随意，一脸花白头发和络腮胡子，特别是他身上有很多明显的白癜风痕迹：从额头、眼眶、脸颊还有其它部位，让我有些吃惊，感觉他身体不大好。老冯开始有点拘谨，听我说明来意和自我介绍后，他放松下来，跟我攀谈起来。他得知我以前曾住在五道口那边原北京地质学院，就问我：“你知道地院有一个叫刘XX的吗？”我说：“知道，那是我发小他爹，您怎么认识他呢？”他告诉我：“文革期间休学没事，我经常去你们地院看大字报和批斗会，那时候认识了他，你们地院批斗彭德怀时我也在现场”。接着又说：“我从小在体校学过象棋，象棋名家谢小然（1913—1985）先生曾经住过你们大院他女儿家，我还去他家拜访过好几次呢”。他还说：“你们单位的金X女士我也认识，她是郑亲王那支的，他家老宅在菜市口外。”听到这些话，我顿时觉得跟他好像很有缘分似的。

我问他：“我看过房山区的文史资料，那里有大南峪绘贝勒园寝和崇青水库的惠亲王坟，崇青水库岸边的那块石碑我还拍过，可这两处坟地在你《清代王爷坟》里怎么没写呢？”老冯回答道：“别提了，我的文稿都是不同时期一篇一篇地分着写的，我先后把所有稿子都交给了负责的编辑。后来那编辑还让我写详细的踏查经历和感受，我不想写那么多，就拒绝了，弄得关系有些别扭。好长时间过后，他们告诉我书印出来了，我看后才发现不对劲，就问他们怎么回事，才知是他们给搞丢了，改也改不了了”。我为这本“缺页”的书感到遗憾！我又问：“你书里怎么没有一张照片呢？是那时没拍吗？”，老冯告诉我：“照片以前拍过，但拍的不多。我大舅子在外交部工作，经常出国。他知道我喜欢往外跑，需要照相，就从国外带回一台美能达“傻瓜机”送给我。我没学过摄影，那时候胶卷挺贵，我基本是去一个地方就按一张，有特别精彩的就多按两张。书里用照片成本大，出版社怕书不好卖就没用”。老冯还告诉我说：“八十年代末，他经常去首图查阅资料，认识了那里很多人。又一次首图办活动，需要一张王爷坟的照片，我就把所有的片子都交给了他们，让他们挑选。活动搞完后，他们告我说你的片子很有价值，我们馆里已将其编目建档了，你以后要用片子，我们可随时给你复制”。看到我有些惊讶，他接着说：“嗨！我想都是挺熟的人，不愿较这个真，他们愿意留就留呗”。那天我们聊得挺投缘，临走时我邀他有机会一块儿再出去一起走走，他说：“我已好长时间没再光顾王爷坟了，那就看情况吧，有空就行”。告别了老冯和张鹏，我感到收获很大，尤其是认识了心目中仰慕已久的老冯。

转发白浩：追忆冯其利先生
冯其利在怀柔桥梓镇采访哈尔布墓地村干部丁学纯老人

从此，我们的来往多了起来。每当有登载他文章的新一期《北京档案史料》或《北京文史资料》等刊物问世，他都要给我留一本并通知我。有一回我来馆里取书，他告诉我，他查阅档案时看到了一张旧坟图，标着顺治帝次女、恭悫长公主的坟地，就在双井桥边。还说，他原先经过考察判断此公主的坟地在太阳宫，但现在弄清楚了。我问他，那地方现在还有遗迹吗？他说还有一片柏树林。我当即要他马上陪我去看看，他随即答应了。不一会，我们驱车来到了双井桥。在桥的东侧路边，果然见到一片柏树林，有一排四株较粗壮的紧挨着三环辅路。我说这树怎么不太粗啊！他说柏树本身就长不了太粗，可能是这里离城里很近，解放前夕驻守北平的国军怕围攻，为扫清视界，把大树都砍了，这些都是当时的幼树，后来长大了。我琢磨，这地方整天车水马龙，有谁能知道原先是公主坟呢。老冯还跟我讲过，自从来到档案馆，他又学到很多东西。比如，他以前写过西三环的双公主坟，那里曾葬有嘉庆帝的第三和第四公主，经查档案才知，以前他把东、西两个处坟地的坟主给弄颠倒了。我感觉，可能是老冯觉得以前写的稿子有些内容有点含糊，因此一直没正式出版他的清代公主坟的部分，实在令人遗憾。他那严谨、认真、负责人的治学态度令我十分钦佩。

丰台芦井乡大沟村有一处清初汉将刘秉权的家族墓地，位于原永定河畔一个幽僻的山村边。遗址上还留有擎天柱（华表）、驮龙碑、夹杆石和土坟堆等遗存。尤其是那块驼碑的王八呈回头状，独一无二，看上去很“俏皮”。来这里探访之前我问老冯以前是否去过那，他说没去过，也想去。我约他周末跟我一起去看看，他说他周末要在家照看老妈，又问我能不能带上他母亲一起去，我说那当然行啊！就这样，在一个周末的午后，我先来到老冯家。一进门，我看到过道上挨着卧室处摆着一张床，年近80的老母亲衣着整洁，安详地坐在床上。她看上去些神智不清，说不了话了。老冯冲我说：“没事，我妈就是有点老年痴呆，咱们早点回来就成”。我和老冯搀扶着步履蹒跚的老母亲下楼，上了车。大约两点钟，我们到达遗址现场，老冯说，让老太太就留在车里，一会儿完事就走，不要紧。因当时不太冷，我觉得问题不大，我就把车窗多留出点缝隙，让空气更流通一些。我看见坟址地面上的遗迹还不少，是清坟里少有的，就忙着查看、拍照。没一会儿，墓地旁的村边站出来几个人，向我们观望，老冯就朝他们走了过去。拍完照片，我也走了过去，看见老冯跟几个长者聊得正欢，还不时记着笔记。在现场停留了约一个钟头，我们完事回到车旁时，我看到老太太已横卧在后排座上，双脚搭在后座上端，头跟脖子都扎进前后座之间下方的空挡里了，神色惊恐…。见状，我们赶紧将老太太扶好。我不尽倒吸一口凉气：真危险，老人家万一有点闪失可怎么交代啊！老冯一边抚慰着老妈，一边对我说没事，不要紧…。就这样，我们完成了一次不寻常的探寻。

老冯在写完《清代王爷坟》、《清代公主坟》和《京郊清坟探寻》后，就决意不再去现场踏查了，甚至也不再花精力研究这一课题了。大约在2005年初夏的一天，我得知原温郡王家族墓地尚有一个夯土宝顶遗存，是目前王爷坟遗存中较为珍贵的遗物，地点在房山一个叫羊耳峪的一个小山顶上。于是，我邀老冯一起去探访，他说他以前去过了那里，当时没找到那个宝顶。费了好大劲我才把冯老忽悠动，决定一起再去找找。当时，距离老冯上次考察这里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巨大的变化已让他不认识路了。几经周折，在当地村民帮助下，我们终于找到了正在地里干农活的一位年近70，瘦小结实的老汉，他姓赵，正是墓主贝勒延信生母的直系后代。由于宝顶在山上，树木茂密看不到，也无路可寻，我们只得请他带领往山上走。我们费力穿过一个山沟后，眼前是一片荆棘丛生的山坡，行进极为艰难。爬了一半，就见老冯累得满头大汗，脸色泛青，气喘吁吁，几次就地趴倒在山坡上喘息…。在我和老汉连拉带推之下，老冯终于和我们一起登上了山头，见到了这座罕见的宝顶。下山后，老冯执意要给那老汉100元钱。我见状赶紧争着付钱，可是这位“领路人”死活就是不收，弄得我和老冯实在过意不去，也让我感受了到他那忠厚善良的秉性。

马旭初先生（1924年生）出生于传统的古建世家，是北京市古建行业的资深顾问。他的老祖马天禄是明初营建故宫时请来的“四大家”之一（其他是：蒯祥、阮安、梁九），其祖父马辉堂（1870—1939）是北京近代营造大家，专事皇家营建的兴隆木厂的掌门人，也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之一。马家老宅位于东四魏家胡同，是一座融合院落、花园、及水景于一体，独具匠心的近代名宅。我是通过古建园林专家、梁思成弟子王其明（女）教授认识的马老，成为忘年交。有一次我跟老冯聊天时提起马老，他说久闻马老大名，很想见见他。考虑到带生人去马老家有点冒失，我就先约好马老，在一天下午，把他们二位一起接到了我家，时间大约是2006年秋。沏茶落座后，老冯先说明来意，自我介绍了几句，并感谢马老赏光。马老说不用客气，从今起咱们都是朋友，你有事尽管说，然后两个人热络地交谈起来。当老冯问到马老的家事时，马老告诉他，我的岳父是日伪时期北平特别市市长余晋龢。老冯一听，双手一拍大腿，惊叫一声：“啊！太棒了，太巧了…”。老冯告诉马老，他目前正在档案馆做收集解放以前北平市长和公安局长的详细资料的项目，唯余晋龢的材料缺失不详，今天遇见您，真是太幸运了。这样，马老又给老冯详细诉说了一番，老冯用笔一一记录下来。马老讲的大意是：他岳父余晋龢生于1887年，祖籍浙江绍兴，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士官学校，在日期间与汪、蒋结好，回国后进入军政界任职。他1933年出任北平公安局长，日伪时期任北平特别市市长。虽然他明着为日伪效力，但蒋介石也在暗中拉拢他，劝他“身在曹营”，他也秘密地为敌后做了很多事。抗战胜利后，他在天津被戴笠诱骗至南京，以附逆之罪投狱…至死。听完马老的讲述，老冯收获不小，难掩兴奋之情，表示今后要多多向马老请教，并将他写的王府、王坟的书籍赠予马老。

转发白浩：追忆冯其利先生
2010年冯其利与马旭初（中）在恭王府

过了一段时间，马老找我，要我带他去老冯家看看他。我说，您这么大年纪就让他来您家吧，马老坚持说要去，并说这是礼尚往来。就这样，带着马老来到老冯家看望了他。老冯很少在家接待贵客，显得有点诚惶诚恐。回来的路上，马老跟我说：我看他条件很不好，真不容易。他写的书我大概看了，写的很细，费了很大功夫。他王府那本书里提到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在民国时期收购了西绒线胡同的公爷府，这事我清楚，是他找的我祖父，让我们家给他把那个公爷府重新整修一下。我经历过民国，知道的事比你们多，他能写成这样的书，真是了不起，他不写，以后就没人知道这些历史了…。

随后，作为恭王府顾问的马老把老冯的情况给管理处的负责人作了介绍。当时恭王府已完成腾退、复建工作，以府邸和花园完整一新面貌呈现于世，游人如织。管理处研究室的负责人对深入研究王府历史沿革、弘扬传统文化的热情很热衷。2010年冬季的一天上午，研究室的负责人和她的同事，把马老、老冯和我请进了恭王府。那位负责的女士，操着东北口音，如数家珍地给我们讲了一大通，滔滔不绝，老冯半天插不上话，她似乎是在给我们讲课。说到王府的东路，老冯问，和珅倒台后，他儿子丰绅殷德跟和孝公主住在哪啊？那女士脱口而出：当然住在东路这里啊！老冯又问，你知不知道这个府邸的东边还有一个蒙古王府？这两个王府之间以前还有一个府夹道？那女士说，不知道，恭王府的东墙就到这里，公主他们还能住到哪去？马老插话说：“我记得这墙外原先是有个夹道，还能过小轿车，据说是接苏联专家，五几年以后东边那个院子把那道墙给拆了，夹道就没了”。老冯接着说：“东边院里现在还有假山叠石残存，以前跟现在恭王府花园里的假山是连着的，和珅倒台后，府邸就被一分为二，东边的留给了他儿子跟和孝公主，西边的分给了庆亲王永璘，两个府邸各自起了一道墙分隔开了，直到公主死后多年，东边的府邸又分给了蒙古王爷…”。那位女士跟他同事吩咐道：一会吃饭的时候，你再让冯老师详细讲讲，把他的话记下来，再研究研究…。老冯当时跟嘀咕道：“我觉得东边的蒙古阿拉善王府她们都没进去过…”。

2005年春，我开始写一篇《京城的王公府第》的专题文章。我事先构思了文章的体例和结构，准备了较多资料。我想把自清初起王府的形成，到民国后王府的败落历史脉络；王府的分布特点以及建筑特点等内容做一个全面、简明而清晰的论述，文章篇幅尽可能少，点到为止。一开始写的挺顺利，再往下写经常卡壳，如碰到一些史实、数据、年代等问题需要准确核实，甚至涉及某人物的生卒年份，也要费点功夫查找资料。碰到史料不详、概念模糊的问题，简直没法下笔。我请教了老冯，他解答了我很多问题。有的人物的生卒年查不到，一问老冯，他有时脱口而出。我记得有一天，我给他打了不只十个电话请教他。有时我请教完，刚挂上电话，感到问题还没问全，就又打过去了。当时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但老冯却毫不介意，告诉我：“你有问题尽管说，只要你能找到我就行…”，说的我心里热乎乎的。对我的一些观点，有质疑的，他会跟我探讨。他还跟我讲：“写文章就怕没观点，那怕观点错了，摆出来也有价值”。经过近一年的埋头写作，文章终于收笔，得到老冯的认可，刊登在《北京档案史料》上（2007年共四期连载）。可以说，若没有老冯的帮助和鼓励，我的文章不会写得完整顺利。

多年的交往，老冯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不忘旧情、乐于助人。2003年和2004年春节前，老冯都让我开车送他到东坝的一所敬老院，看望一位曾帮助指点过他的皇族老爷子，老人当时已年逾八十，孤寡失聪。每次要离开时，老冯都要给老人放下200元钱，表示一点心意。接下来的一年，我又准备送老冯再去看望老人时，老冯告诉我：那地方已通公交车了，从赵公口乘车就能直达，有半天就回来了，不劳驾你了。《北京晚报》五色土专版负责人，资深报人李凤祥先生在八十年代初支持鼓励过老冯，老冯的许多稿件都是他亲自审阅、润色并提出改进意见的，让老冯受益匪浅。记得是08年夏天，老冯让我带他一道去王四营乡看望了已年逾七旬的凤翔先生，当时他大病初愈，见到老冯格外激动。后来我又知道老冯此后又多次看望过这位恩师。

2004年清明前的一天上午，我驱车带老冯去万安公墓。简短的扫墓结束后，他让我顺便拍一下公墓内门两侧矗立的两座清代墓碑上的碑文。随后，我们返回菜市口外南横东街，在白水羊头店吃午饭。闲聊中，我说我还没有见过婉容的弟弟郭布罗·润麒（1912-2007），很想给他拍照片。老冯说，我现在就有空，不过没带电话本，没法联系，咱们直接去他家怎样？我说那敢情好了。大约中午一点半，我们来到了甜水园河边的几座塔楼边。由于多年不见，老冯也忘了润麒先生家住在那栋楼。打听了一阵，我们才终于摸到了他的家门。老冯使劲敲了几下防盗门，先是没啥动静，过了一会终于有人开门了。只见一位长者从小窗口露出头，他一见到我们，惊讶地叫道：“啊！冯其利，你怎么没打招呼？”，老冯赶紧解释说，我的好朋友就想给你照个像，一会儿就成。润麒先生说：“我屋里现在有客人，无法奉陪，你们回头再来吧，以后提前打个电话，让我也有个准备”。我连忙说，您就站在门口让我拍一张吧。润麒听吧，就打开门，站在门外让我拍了两张，并说今个对不起了，不能奉陪了，就告别退回房间。离开时，我对老冯说，咱们今天是不是有点冒失？老冯赌气说道：“他不给面儿，我不理他了…”.我顿觉过意不去，心想这都是我招的事，赶忙劝慰他。他却安慰我说，没让你照好，实在遗憾！又过了十几天，我大胆地约请了润麒先生，他爽快地答应了。那一次，我把他接到帽儿胡同他家的故宅，在老宅的院子里给他拍了照。多年未回故地，润麒老人家感慨颇多。他见我拍的很满意，有些感慨地对我说：“冯其利这个人有点像美国人，做事忒直！好几年没见，他还是那样啊…”。2007年六月，润麒先生不幸去世，在朝阳医院的告别仪式上，老冯恭敬地给润麒老人家鞠了躬。

何连生（1948年生）是全国著名的象棋大师，也是作家阿城成名小说《棋王》里主人公的原型，他从小和老冯同在先农坛体校象棋班学习中国象棋，师从棋坛名宿侯玉山（1912—1993）先生。何大师一生坎坷，前几年不幸身患脑淤血住在门头沟偏僻山区里的一家敬老院，当时已不能自理。老冯得知他师兄身陷危难后，就约他们祺班的另一个师兄何左锋一起去看望何连生。2012年11月的一天下午，他们乘公交车抵达门头沟以后，经打听，就往所指方向走。不料，他们走了一程之后，来到一个了人烟稀少一个陌生地。再问，都不知那家敬老院在哪。老冯情急之下给我打了电话，他意思是叫我赶过来，他们继续找，不然他们今天可能回不了家了。我当时身患重病刚出院，正在家里休养，无法前往相助。傍晚时，我怕他们出问题，就给老冯打了电话。老冯告诉我，他们刚刚找到了何连生的住院处，他师兄病情很危险，何大师那时已离异，女儿也不再身边，一天的护工费就要150元，何大师每月的的退休金只有两千多。他们两个人当场一共给他放下了1000元以解燃眉之用。老冯还要我把这一情况通过朋友圈呼吁一下，让何大师的亲朋好友尽快知道，为治他的病捐资出力。老冯他们俩那天快半夜了才回到家。后来得知，这一努力收效良好，经过各界人士鼎力相助，何大师的病情一段时间以后终于得到缓解.

我在与老冯的交往中，感觉他记忆力惊人。请教他问题，如：载泽（惠亲王支）何时封爵、何时去世？他立刻就能脱口说出具体日期。这一优势对于他探索广博的历史起了重要作用。2005年的某天，他看到一本16开的大本精装书《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中华工商联出版社出版），略翻了一下，他就发现此书存在很多遗漏和缺陷。书中共列出不同时期少将以上军官近九千名，但有很多相当于空白，如：“李培荫少将。 1947年11月18日任少将”。认真的老冯取出笔和纸，按姓名、别号、年龄、生日、籍贯、学历、职衔、住址画出一张张表格，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把书中遗漏的、有住址在北平的国军军官的生平简历一一填入表格，仅用了两三天的功夫，就整出一百多个条目，并复印一份寄给本书的编辑（兰州大学的几名学者）。后来他收到了编辑部寄来的信件，对他表示十分钦佩和感谢，希望他再多予指正，表示再版时一定做补录并付稿酬。老冯谢绝了稿费，只索要了五本书，把每本附上他的补录，分别送给了他的老朋友，杨海山、王林和我等。

天道酬勤，老冯的研究成果对北京的城市生态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等具有重要价值。他摆脱了常规学者的“范式”，靠自己的勤奋与执着，用双脚艰难地蹚出了自己的“路数”，成为一名不可多得的大家。他坚守自己的研究领域达三十余年，不为世间的虚华所侵染，淡泊名利，为广大朋友和业界人士所称颂。《寻访京城清王府》的责任编辑刘向宏这样评价：“…处事原则简单率性，毫不矫饰，仿佛不懂与时俱进为何物…，他是现今社会少有的活在精神世界中的人…”。

老冯患有肾炎、糖尿病、高血压、白癜风等病。近几年，又出现尾骨突出的毛病，使他走一段路就要坐下歇一歇。常年超负荷的劳作，终于让浑身是病的他支撑不住了。2013年刚入冬，老冯觉得有些气短，不大舒服，他就去一家不远的社区医院去看病，打了点滴。没想到的是，这样的疗法也使他血流加快，原本已栓塞老化的脑血管出现破裂，造成严重的脑梗。我闻讯去看望他时，他似乎还能知道我是谁，但只能嘴里哼哼着说不了话了。第二年开春我又去看望他，发现他的病情有所加重，我顿觉有些难过。她的爱人崔姐说：“我下楼一会会，没看住他，他自己挪动着去厕所，摔了一跤…”。我掏出相机要给老冯照相，崔姐见吧，赶忙整理了一下老冯的衣服，然后右臂搭在老冯的后背上说道：“给我们一块照吧，自打结婚以后，我们还没一起有照过一张相片呢”。2014年11月24日晚七时半左右，我接到崔姐电话说，老冯已告病危，她让我把情况告诉舒乙先生。可不一会的功夫，崔姐又来电话告诉我说：“老冯刚走了…”。我当晚彻夜难眠….

能结交老冯，是我一生中的大幸，他可贵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让我深感敬佩，受益良多。我知道他毕生积累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有许多课题还没来得及完成。他过早地离世，是北京史地民俗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损失。我祝愿他在极乐世界里得以安息，他的理想在不远的将来结出更多果实。

2015-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