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译自 N.A.M.Rodger: The Command of the Ocean : 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 1649-1815 相关章节

 

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强大的英国海军已经破产。在1660年春，一些尚在服役的战舰已经欠饷超过四年，海军一共欠下超过一百二十五万磅的军费。骑士议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遣散陆军、清偿海军累欠费用。在1663年，这笔欠款已经上升到二百五十万磅。虽然查理二世在登基后的前四年已在他每年一百万磅的常规收入之外又搜寻到375,000磅来清偿欠款，但即便对1650年代的海军债务似乎也未能付清。对于战备的花销，查理二世的议会持有比查理一世时期更加现实的态度，他们并未对征收啤酒税和麦酒税制造多少阻碍，但即便如此，即便在王党派的热情最为高涨之时，他们也从未给国王提供过足以如其所欲般维持舰队的财政收入。在商业立法方面，他们较他们的前任者更进一步。1660年颁布的新的航海条例较之前的版本更具有操作性，也更加灵活，引入了重要的“拣选”(enumerated) 商品的概念——即，一些经过拣选的指定的殖民地商品必须经由英国本土出口到国外。1663年的另一条法令则在相反的方面重申了同样的规则，一些特定的商品只能从英国本土进口到各处英国殖民地。这些法案刺激了英国的海外贸易与海运业，并推动了利润率高的殖民地商品“再出口”(re-export) 贸易的展开——这将是18世纪英国商业繁盛的基础之一。

 

复辟后的皇家海军在行政管理方面大部分沿用了之前的先例，但也有所更改。国王的兄弟、约克公爵詹姆斯，出任海军大臣(Lord High Admiral)，他自1638年起就在名义上拥有这一职位。海军委员会(Navy Board) 被改组为新的形式，由新的三位额外委员加上英国内战之前规定的四位常务成员：财政主管(Teasurer)——他实际上并不参加会议，而是与他的手下组成一个小型的财政部；主计官(Controller)——海军的首席会计师；物资检验官(Surveyor)——负责物资的采购；议案书记员(Clerk of Acts)——委员会的秘书。在海军大臣与海军委员会之间，海军枢密委员会(Navy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则主要发挥着顾问的作用。大量看似具有连续性的行政措置，掩盖了英国海军史上从1660到1688年间所发生的重大的实质性转变。查理和詹姆斯都对海军抱有强烈兴趣，也都称得上那个时代的海军专家。不像之前的那些君主，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直接干预海军技术事务的种种细节。查理二世的航海经验主要来源于他对快艇运动的爱好，这缘起于1660年荷兰政府赠予他的一艘快艇。之后，他的快艇被英国建造的更适于深水海岸的船只取代，其中数艘还是由他本人所设计。当时的一条评论认为，“他清楚地了解航海，而他对造船工程学则更为精通，在这方面，他做得甚至比他当王储的本职工作更加完美。”而约克公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位能干的舰队指挥官，他们兄弟同时也是泰晤士河口的导航专家。他们比他们手下的任何大臣、许多行政官、甚至是一些海军将领都更加了解海军。由于最高领袖有力而又专业的领导，英国海军行政管理呈现出了新的格局。

 

在国王和公爵之外，海军管理部门中的关键人物还包括公爵的秘书威廉·考文垂(William Coventry, 他自1662年开始也成为海军委员会的成员)、海军财政主管乔治·卡特雷特(Sir George Carteret)，以及海军委员会的诸位成员：主计官罗伯特·斯林斯比(Sir Robert Slingsby)以及于1661年11月继任的约翰·曼尼斯(Sir John Mennes)、物资检验官威廉·巴腾(Sir William Batten)、再加上作为额外委员之一的威廉·潘恩(Sir William Penn)。斯林斯比与曼尼斯都是在内战之前在海军服役的王党分子，且在查理二世流亡海外时伴随其左右。曼尼斯是一位老练的海员，一位友好的伙伴，一位机智的诗人，但他之前的履历完全不能支持他担任海军首席审计员的新职责，而他在王政复辟时已经61岁了。乔治·卡特雷特的背景也与他相似：他在1638年曾担任舰队副司令与海军主计官，在1651年之前一直将查理二世庇护在自己的家乡泽西，之后又在担任法国海军的将领。他是一位正直的绅士，但缺乏与财政相关的专业知识。潘恩是著名的共和派海军将领，曾被克伦威尔所辱，于是被新王朝接纳。与他类似的巴腾则在1648年领导了保王党海军叛乱。总而言之，此时的英国海军管理部门在海军经验与对国王的忠诚方面无可置疑，但在管理才能方面则有所缺陷。王党分子在海外流亡的过程中缺乏培养这种能力的机会，而会计学，尽管在17世纪已被视为一种技能，却并非一个绅士乐于学习的对象——尤其当他在海上漂泊之时。

 

海军委员会最后一位成员是塞缪尔·皮普斯(Samuel Pepys)，议案书记员。他在1660年时年仅27岁，几乎没有任何海军背景，被他的表叔兼雇主桑维奇勋爵(Lord Sandwich)安排进政府当差。与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料到，他将会在他的生涯中取得那样高的成就，并在20世纪被历史学家们重新发掘。他死后即遭人遗忘，直至19世纪才作为一位日记作者被重新发现。而他的现代名望不仅来源于他传下的精彩而坦白的日记，同样源自那些数量巨大而井井有序的官方文件。正是得益于皮普斯，我们才能比他之前或之后的时代都更加解到当时皇家海军的管理环节——当然，我们只能通过他的眼睛看待这一切。皮普斯的表现很快就证明了桑维奇这次提拔的正确性。他无时无刻不在勤奋刻苦，他对海军的现实和处置方法有着惊人的学习能力。很快，他就比他的所有同事——确切的说，是所有英国人——更为了解关于海军后勤的一切：仓储与设施、合同与市场、账目和统计文件。早在1662年，考文垂就曾对他说，他就是这个机构的生命。他从各处源头取得信息，询问所有的专家，检查每一份文件。旗帜布料的质量，玻璃合同里的准确焦距，测量结构的正确方法，斯德哥尔摩与俄国进口煤油的测量容器，铰链的尺寸与接合方式……在他眼里，没有细节是微不足道的。造船匠或许无法正确地测量木材，制帆匠可能无法计算帆布的正确宽度，而皮普斯却让自己成为掌握所有这些技巧的大师。克拉伦登曾对他说，在英国，没人比他更有办法，没人能比他了解得更多。也正由于他的知识是如此的琐碎，冗长而啰嗦的表达也就成为了他的鲜明特色，让阅读他文件的读者难以记住其中的要点。而简洁的表达也并非他所欠缺的唯一品质。他拥有出色的学习能力，但他的智力天赋却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尽管他有许多私人朋友，尽管他与那些敬佩他天赋的人们结成了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尤其是查理二世以及他的弟弟约克公爵，还有詹姆斯的秘书考文垂——但他并不具备与那些与他并不投合的人处好关系的灵活性，他无情的优点也让他成为一位难以相处的同事。他是一个死硬派，他脑海中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少再去改变。他痛恨海军军官之间的派系斗争，但他自己却成了他们的糟糕样板。政治判断极为敏锐的查理二世有时发现，皮普斯是达成团结与和解的障碍。在与海军军官打交道时，在提倡那些他所热情盼望的更严格的海军纪律时，他那狭隘的自以为是显然不是理想的方法。如果他更加灵巧，能更加大度地承认他人的工作与经验，他或许不会在他的生涯末期遭到那样的孤立，也许能够让他对海军行政管理的那些理想变为现实。他所质疑的政府管理模式最终将他放逐，但他已训练出了整整一代海军议案书记员，他们将在未来的五十年中主掌海军内部的行政管理。在他去世的一个世纪之后，早已被世人遗忘的、为斯图亚特王朝这个声名狼藉的政权服务的皮普斯，仍作为“一个对于与本部相关的所有事物都具有非凡知识的人、一个具有伟大天赋的人，一个最不知懈怠的勤奋的人”，温热地留存在海军部门的记忆里。

 

皮普斯第一场重要的行政管理战役，围绕着从波罗的海进口桅杆的海军合同，爆发于1663年。当时，只有两位商人能够满足海军对桅杆数量的巨大要求：威廉·伍德(William)与威廉·沃伦(William Warren)。作为巴腾的女婿，伍德在这场竞争中显然无所匹敌。然而，了解桅杆贸易一切细节（他的同僚对此都不熟悉）的皮普斯对沃伦的商品质量与价格更为满意，他毫不犹豫地谴责巴腾——这位官职比他更高的同事——与伍德的腐败关系，随即把合同从他名下移去。他从未提及的是，他本人也收受了沃伦的礼品，不过，沃伦的产品质量的确明显更好，这笔交易并非是皮普斯因私人利益而订立。曼尼斯没能从沃伦的单据中找出任何细节问题，但皮普斯还是仔细地进行了审查，找出几处违规。他达成交易的某些环节在公众监督下或许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最后，皮普斯的确能真诚地对国王宣称，他是在为他服务，为他省钱，为他加强海军管理。

 

威廉·考文垂是1660年代海军行政管理中的关键人物，在1660至1667年间，他是连接海军大臣与海军委员会的必要纽带。像与他关系紧密的皮普斯一样，他也具有极高的管理才干，而他对履行公务的标准更是严苛之极。1664年，他将自己的收入由服务报酬(fees)的模式改为固定的薪金(salary)。与他们那些迟钝的同僚不同，考文垂与皮普斯都预感到第二次英荷战争的临近。皮普斯在日记中写道：“想到我们目前对他们占有优势，我们似乎很渴望它的到来，但在我而言，我却对它感到恐惧。”考文垂怀疑战争是否有利于国家财政：“撇开我们赢得它的能力不谈，或者先假设这毫无问题——它可能有害于国王陛下的仓储和财富。”但他们的反战姿态很快就因时局演变而软化了。1664年11月，皮普斯为下院计算海军账目，宣称战争已经用掉了常规海军预算之外的852,700磅，而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帝知道，这只是为了恐吓议会，让他们拨来更多的钱。”议会如其所愿，表决通过了2,500,000磅的税款。这是18世纪之前最大的一笔单笔税额，但从1664年9月到1666年9月的25月中，海军就已经花掉了3,200,516磅，还没算上仓储损耗和之前尚未清偿的债务，就已创造了930,496磅的赤字。1665年4月，海军提出每周需要至少23,865磅的军费。皮普斯记录道，“我们的财政主管无法给出答复，只作出一些惊诧与不满的表示。由于抗议者众多，这笔钱自然无法取得，任何超出目前海军经费的款项也是如此。他用这个令人难受的回答拒绝了我们。”在之后的一年中，战争与瘟疫将公共财政收入降低到大约为正常状况时二分之一的水平。1666年3月，海军经费仅仅达到其当下需求的一半。当年11月，在那场摧毁了这个国家商业中心的伦敦大火两个月后，海军委员会迫切需要一次性取得179,793磅，其欠款已达934,000磅。

 

不可避免的结果出现了。海军为那些信誉良好的大商人提供抵押，换取他们提供的物资，而商家则相应地提高商品的价格。1665年末，海军物资的信用溢价[1]已经达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小型桅杆的价格在1663年9月到1666年5月间几乎翻了一倍，大型桅杆价格则上涨了百分之四十到五十。1663年10月，原麻的价格是42磅每吨，而到1666年4月，就涨到了57磅每吨。一大捆帆布在1662年2月售价为15磅8先令，而道1665年10月，就涨到了18磅10先令。皮普斯在1665年7月写给考文垂的一封信更描述了一位出售粗羊毛大衣的商人因海军拖欠钱款而要求提高售价的事。能够支持这种信用抵押贸易的往往是大商人，即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们至少能在停止与政府的贸易之后维持下去，而许多规模较小的供应商则因资金链断裂纷纷破产。水手与船厂工人要么纷纷离岗，要么陷入饥馑。1665年10月，皮普斯向卡特雷特写道：“斯特福德与伍尔维奇的厂房、码头和绳索工坊，昨天忽然从正常工作中造起反来了，他们宣称不发钱就不再工作。因此，所有这三种工厂的滑轮和锤子此时已经停工，只有管理者除外……”一个月后，他又在给考文垂的信中记下了一家公司的员工因拖欠款项在海军部办公室外示威抗议的事——他们打破了办公室的窗户，撞倒了一位邮差，声称不拿到钱就绝不退让。1667年3月，皮普斯在日记里记录了一位躺在他的庭院前、因饥饿而垂死的水手。当年4月，海军委员会委员泰勒则在书信里记下了一位因极度饥饿而向他乞讨的工人。他给了对方10个先令，而对方则用这笔钱买了一些热饮，但为时已晚，他在喝下东西的两个小时后仍不幸死去。

 

在这种财政背景之下，英国只能将舰队束之高阁，于是遭致梅德韦河奇袭的发生。在奇袭发生之后，愤怒的议会想要知道他们慷慨的拨款最终用到了何处。“只要议会能够理解我们的理由，上帝就会保佑国王和他的事业。”这句话是皮普斯在战争前期写下的。议会想当然地认为，只有粗暴的腐败才能解释他们投票通过的巨额拨款仍然不敷使用的现象。议会在1667年到1669年通过三个委员会（the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on Miscarriages (1667),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1668–9), and the Brooke House Commission (1667–9)）对此事进行调查。查理二世无法庇护他的仆人免遭审讯，而海军委员会更成了调查委员会的靶心。在这场危机中，皮普斯担任了海军委员会的发言人与首席辩护人。他是委员会中最年轻的成员，没有社会资历、政治背景与海军服役经历。在这场考验中，他牢固地为自己建立起一种“不可或缺的海军专家”的声誉。尽管调查组曾一度接近皮普斯希望掩饰的某些交易，但他们最终发现，这不过是政府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的普遍现象。卡特雷特的账目有些残缺，而曼尼斯的则令人困惑。调查委员会的首席专家乔治·汤普森上校（Colonel George Thomson）敌不过皮普斯对海军事务的了解，他们最为爆炸性的发现是，一笔514,518磅8先令8?便士的款项被用在“战争之外的其他用途”里——这一般意指其他海军支出，主要是战前债务。但是许多人选择将之理解为，这笔钱被非法转入了国王、或他的情妇、或者其他海军管理者的私人口袋。

 

汤普森上校就是那个被查理二世讥为“纯洁天使般的时代”的代表。皮普斯曾说，“那个时代的人们在谈到海军事务时，口吻就像谈到基督教会创始期的历史学家一样。”王政复辟后的英国海军的确与克伦威尔时代那支虔诚而胜绩累累的舰队存在着明显的反差，这使海军行政管理变成了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话题。事实上——尽管同时代的人并不相信——查理二世的政府在行政机构与经济方面，较共和国时期更为先进，这是可以肯定的。即便是在私下里佩服他的共和派前任的皮普斯，也通过计算（可能是正确的）得出共和国为保持一支同样规模的舰队要比他们多花许多钱的结论。这是由于约克公爵在1662年颁布了禁止海军官员通过私人账户处理海军经费的命令，这一举措消除了共和国制度的根本弱点。王政复辟时期的海军行政管理受到了诸多腐败指控，这多半是因为官员之间的相互竞争，为官员与海军军官提供了发表谴责的动机——当然，它确实也不可能成为那种基督教圣徒式的理想模式，无法在诚实程度或经济控制上达到完美。

 

……

 

查理二世与詹姆士二世的海军管理部门所面对的困难，可以被总结为两大主题：其一，是在持续的、有时特别恶劣的财政短缺的情况下，争取更为有效地管理海军。其二，是国王与议会争夺舰队控制权的博弈。长期以来，人们都习惯于赞美英吉利共和国的虔敬与诚实，谴责斯图亚特政府的腐败——通常是以皮普斯的大段文字作为证据。但是，皮普斯自己就是一个榜样，和他留下的那些证据一起，清晰地展示了斯图亚特王朝海军管理部门在效率和廉洁程度上超越英吉利共和国的先进性。

 

 

[1] 对于风险资产，投资者要求较高的投资收益从而对不确定性作出补偿，这种超出无风险收益率之上的必要收益率补偿，就是风险溢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