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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大发展，为什么没有提高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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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不与传统经济相结合，没有实物产出，就是没有办法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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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菲律宾还处于美国殖民统治之下，美国的殖民政府就高度重视教育投资。即便今天，菲律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在本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仍然高于东南亚其他国家。但菲律宾却在一些重大政策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以至于最后沦为一个失败国家。
对于教育和经济增长之间这种不协调的关系，我们可以提出两个相关解释，其中最常听到的一种解释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错误的教育太多。在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模式存在鲜明的对比，比如，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在中学阶段和大学阶段都相对比较重视职业培训，而那些曾经沦为欧美强国殖民地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则不是那么重视建立职业培训系统。在初级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具有工程资质的台湾学生可能比一个具有会计资质的马来西亚学生更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的高等教育中有55%都是职业培训（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而攻读人文学科的学生所占比重还不到10%。20世纪80年代，就工程人员在人口总量中所占比重而言，中国台湾比美国高出了70%。韩国与日本的教育体系为整个东亚树立了典范。台湾的教育体系越来越类似于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工业国的教育体系，而反观东南亚国家的教育体系，则更加重视人文学科以及“纯科学”，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出了“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教育传统。
但我们绝对无法以缺少职业培训和工程人员，去解释东南亚国家的落后。首先，在东北亚，大多数工程人员也都是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之后才培训出来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刚刚拉开帷幕之际，虽然工程人员奇缺，但仍旧成功了，直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才着手加强职业培训和科技教育。相比之下，虽然古巴、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培养了大批工程人员，但并没有产生多么明显的积极结果。正规教育和经济发展之间之所以没有出现协调关系，还有第二个原因（此原因比第一个原因还重要），即在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很多关键的知识都不是在正规教育中学到的，相反，是在企业中学到的。
这种“企业内学习”（intra-firm learning）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前苏联在发射卫星上很成功，却在发展经济上一败涂地的原因，即它的教育和科研投资主要集中在精英式的大学和国家资助的研究机构里，而不是集中到企业里。东南亚国家也是这种情况，一方面遵循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教育传统，大力发展精英式的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公共部门设立的研究机构迅速增加。相比之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1978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在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投资就比较务实和有效，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都是一些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竞争的大企业。这一点与前苏联的情况是不同的，有利于这些国家迅速提高本国技术水平。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虽然该国在高等教育和科研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但本国的技术水平仍然没有得到提高，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日本学者近藤雅之（Masayuki Kondo）如是说：“工业技术发展的主要环境是企业，而不是公立研究机构。”对工业而言，在早期发展阶段，起关键作用的不是科学政策，而是技术政策。因此，一个政府的工业政策是决定其工业发展成就的主要因素。如果一个国家不强制性地建立并扶持一些企业，让企业充当技术学习的平台，那么在正规教育方面做出的所有努力可能都是徒劳无功的。
我要提出的唯一忠告就是，当一个国家在制造业方面达到技术前沿时，其最佳的教育组合就会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正规教育机构和企业内学习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但这不是本书讨论的焦点，在这里，我们讲的首先是你如何才能摆脱贫穷并跻身富人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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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能够影响发展的因素就是教育。本书认为教育只是发挥了一种背景性的作用，因为虽然教育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都会对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我们能公开获取的信息表明，开展教育的年数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状况之间的正相关性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显著。在统计教育情况时，我们搜集了全球范围内的数据，发现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比较注重小学阶段。小学阶段是人们培养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最关键的阶段，但韩国和中国台湾实现经济腾飞时，教育水平远远低于东亚的平均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台湾有55%的人都是文盲，1960年降低到45%。1950年，韩国人的文盲率甚至比当代的埃塞俄比亚还要高。与其说是教育催生了经济发展，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促使家庭加强子女教育，从而使得更大的经济发展具有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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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中国的教育是学习英国的，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旧海军的看法是，学习英国海军，不如学习日本海军。 “小船打 大舰”
但是，当下中国的工业化阶段已经完成，老的 “工业化” 教育体系是否还适应 经济的发展，存有疑问
毕竟欧洲的经济也不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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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菲律宾还处于美国殖民统治之下，美国的殖民政府就高度重视教育投资。即便今天，菲律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在本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仍然高于东南亚其他国家。但菲律宾却在一些重大政策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以至于最后沦为一个失败国家。
对于教育和经济增长之间这种不协调的关系，我们可以提出两个相关解释，其中最常听到的一种解释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错误的教育太多。在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模式存在鲜明的对比，比如，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在中学阶段和大学阶段都相对比较重视职业培训，而那些曾经沦为欧美强国殖民地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则不是那么重视建立职业培训系统。在初级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具有工程资质的台湾学生可能比一个具有会计资质的马来西亚学生更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的高等教育中有55%都是职业培训（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而攻读人文学科的学生所占比重还不到10%。20世纪80年代，就工程人员在人口总量中所占比重而言，中国台湾比美国高出了70%。韩国与日本的教育体系为整个东亚树立了典范。台湾的教育体系越来越类似于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工业国的教育体系，而反观东南亚国家的教育体系，则更加重视人文学科以及“纯科学”，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出了“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教育传统。
但我们绝对无法以缺少职业培训和工程人员，去解释东南亚国家的落后。首先，在东北亚，大多数工程人员也都是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之后才培训出来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刚刚拉开帷幕之际，虽然工程人员奇缺，但仍旧成功了，直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才着手加强职业培训和科技教育。相比之下，虽然古巴、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培养了大批工程人员，但并没有产生多么明显的积极结果。正规教育和经济发展之间之所以没有出现协调关系，还有第二个原因（此原因比第一个原因还重要），即在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很多关键的知识都不是在正规教育中学到的，相反，是在企业中学到的。
这种“企业内学习”（intra-firm learning）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前苏联在发射卫星上很成功，却在发展经济上一败涂地的原因，即它的教育和科研投资主要集中在精英式的大学和国家资助的研究机构里，而不是集中到企业里。东南亚国家也是这种情况，一方面遵循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教育传统，大力发展精英式的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公共部门设立的研究机构迅速增加。相比之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1978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在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投资就比较务实和有效，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都是一些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竞争的大企业。这一点与前苏联的情况是不同的，有利于这些国家迅速提高本国技术水平。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虽然该国在高等教育和科研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但本国的技术水平仍然没有得到提高，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日本学者近藤雅之（Masayuki Kondo）如是说：“工业技术发展的主要环境是企业，而不是公立研究机构。”对工业而言，在早期发展阶段，起关键作用的不是科学政策，而是技术政策。因此，一个政府的工业政策是决定其工业发展成就的主要因素。如果一个国家不强制性地建立并扶持一些企业，让企业充当技术学习的平台，那么在正规教育方面做出的所有努力可能都是徒劳无功的。
我要提出的唯一忠告就是，当一个国家在制造业方面达到技术前沿时，其最佳的教育组合就会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正规教育机构和企业内学习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但这不是本书讨论的焦点，在这里，我们讲的首先是你如何才能摆脱贫穷并跻身富人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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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能够影响发展的因素就是教育。本书认为教育只是发挥了一种背景性的作用，因为虽然教育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都会对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我们能公开获取的信息表明，开展教育的年数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状况之间的正相关性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显著。在统计教育情况时，我们搜集了全球范围内的数据，发现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比较注重小学阶段。小学阶段是人们培养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最关键的阶段，但韩国和中国台湾实现经济腾飞时，教育水平远远低于东亚的平均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台湾有55%的人都是文盲，1960年降低到45%。1950年，韩国人的文盲率甚至比当代的埃塞俄比亚还要高。与其说是教育催生了经济发展，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促使家庭加强子女教育，从而使得更大的经济发展具有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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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中国的教育是学习英国的，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旧海军的看法是，学习英国海军，不如学习日本海军。 “小船打 大舰”
但是，当下中国的工业化阶段已经完成，老的 “工业化” 教育体系是否还适应 经济的发展，存有疑问
毕竟欧洲的经济也不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