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初,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准备创办中国第一个现代化钢铁厂——中央钢铁厂。为了培养人才,便在全国选调一批有实践经验的大学毕业生,送往德国留 学。于是,1937年初,靳树梁、杨树棠、李松堂及另外五名大学生赴德,在克虏伯公司所属的各钢铁厂实习。期间,身为领队的靳树梁还对占德铁产量十分之一 的莱茵钢铁厂进行调查研究,写出详细的考察报告,这份报告迄今为止还珍藏在鞍钢。
此时,已获美国普渡大学工程硕士学位的毛鹤年,正在克虏伯钢铁厂爱森电厂任见习工程师,他是六人中唯一从事电力的。不久,王之玺和邵象华也来到德国。原 来,两人大学毕业后都赴英留学。王之玺到英国设菲尔德大学钢铁冶金系就读,邵象华到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主修冶金。为筹建中央钢铁厂,两人都被派到德 国克虏伯公司实习。就这样,因筹建中央钢铁厂,六人齐聚德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央钢铁厂不得不缓办,回国的六人在抗战的洪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靳树梁来到国民政府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负责拆迁汉阳钢铁厂和六河沟钢铁厂至大渡口,以及组建威远钢铁厂。
王之玺前往昆明,参与筹建云南钢铁厂。
毛鹤年到重庆大学教书。
邵象华应邀到武汉大学任教,为该校创建了冶金系。不久,他负责在重庆綦江创办一个小型现代化钢铁厂,设计出中国第一台新型平炉,并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钢铁实干队伍……
杨树棠回国后,来到生产军用钢的第二十四工厂,他的儿子杨鞍生告诉记者:“在那里,爸爸先后成功地炼出第一炉75毫米炮筒钢、汽车弹簧钢和不锈钢,还首 次制造出冷铸轧辊,从此结束了中国进口钨铁、铬铁、轧辊和不能冶炼不锈钢的历史。”随后,杨树棠又来到资渝钢铁厂,带人研制出一种新型炼钢法——“资渝炼 钢法”。杨鞍生说:“当时,美国人也在搞这种实验,可爸爸他们走在了前面。”
同样来到资渝钢铁厂的李松堂,负责设计、制造、安装了一套新型钢轧机,产品质量被国外誉为“中国最佳产品”。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六人同受国民政府委派,做为接收大员,来到鞍山,负责接收当时中国领土上最大的钢铁厂——“昭和制钢所”,从此,六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抵鞍后,鞍山钢铁有限公司成立,六人都出任协理(副总经理),靳树梁为第一协理,另一名接收大员邵逸周则担任总经理。
1948年2月19日,鞍山解放,当天,六人均被人民的军队保护起来(邵逸周已飞赴台湾),并被告知:“毛主席有指示,你们都是人才,一定要好好保护”。 几天后,鞍山市人民政府市长刘云鹤特意将六人请到家中,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饺子……自此,他们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恢复生产的关键是炼铁,炼铁需要先修复高炉。时值冬天,能不能在冬季施工,谁也拿不定主意。日本技术人员认为冬季施工质量不保险,可形势又不允许等到春暖 花开时再动工。艰难的抉择中,杨树棠想起在德国留学时,曾经看过的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厂资料,那里一年之中有10个月是寒冬天气,他们如果不在冬季施工,又 怎么能建成钢铁厂呢?杨树棠认为,只要加强采暖保温措施,完全可以保证质量。这一想法,得到大家的认同。施工进展十分顺利,一年内3座高炉相继投产,创下 我国钢铁冶金史上的一个奇迹。
困难接二连三。当人们修复了两座10吨固定式小平炉后,浇注的钢锭常出现裂纹,影响板材质量。杨树棠认为“这是含硫高造成的”,日本技术人员却说“钢锭化 验含硫量不高。”争执之余,杨树棠日夜守在小平炉上观察炼钢过程,终于认定:炼钢时钢水里的硫太高,出钢时又加了锰铁,才导致钢锭化验时含硫不高。于是, 采取措施,在冶炼时保证残锰不小于0.2%,炼出来的钢铸锭再没有裂纹了。
注: 呵呵,三聚氰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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