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一出版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好评如潮，不仅对当时的英国造成了很大影响，而且其影响力越过英吉利海峡陆续扩散到大陆欧洲的其他国家，

        但是，随着以李嘉图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纯粹化和抽象化，斯密《国富论》的影响日渐式微，而在《国富论》发表半个世纪的 1826年前后，李嘉图显然已经取代了斯密成为政治经济学舞台上的主角。约翰·穆勒在他那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国 富论》的很多部分已经过时，而且整个说来是不完善的。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自从亚当·斯密的时代以来已经脱离了襁褓期。”②穆勒的这个说法不仅呈现出 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也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此后几十年里学术界对待《国富论》的评价的基调。虽然，即使是在1876年伦敦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由格拉德斯通 主持的《国富论》出版100周年纪念宴会上，知识世界的祝辞的大部分也是由关于《国富论》的方法和意义的对立观点和对立解释构成的。

        在出版后的头一个世纪里，对《国富论》的评价发生了由高到低的重大变化。其原因如果仅从学术活动本身寻找，则主要是李嘉图开启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维度， 即通过严格的假设及变量控制，把理论分析界定在相对较为专门和具体的经济活动领域，再通过构建经济模型来对经济活动的趋势做出解释。这种尝试显著提高了政 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能力，从而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意识。正是李嘉图时代那些经济学家的努力，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转向经济 分析科学的发展道路。这个变化在某些人看来是经济科学的福音，而另一些人则将其看做是经济学发展走向歧途的开始。

　　李嘉图的工作，改变了学术界对待《国富论》的态度。即使有一些学者仍然重视《国富论》这部作品，他们也多半已经不再关心《国富论》真正的问题意识和学 术上的根本特质。注意力集中在《国富论》的一些可被形式化和模型化的方面。《国富论》中那些难以被形式化的历史学特点和道德哲学性质都被轻率地忽视了。人 们不再理解，甚至开始讨厌这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那种可作多样性解读的综合性，将其视为理论不成熟的表现。

        而到了边际革命以后的时代，《国富论》与新发展起 来的经济学体系之间如何衔接成为一个时代的基本学术问题，其结果是旨在追求经济活动功能合理性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无法理解斯密著作中以阐明价值合理性为主 题的思想所具有的深刻意义，不能给予其正确的评价和认识。一直到莱昂纳尔·罗宾斯在1932年发表的长篇论文《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旨在从本质上划清经 济科学与道德科学的界线，将经济学定义为一门以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任务的实证科学。至此，在经济学里，斯密《国富论》所致力于保留的历史因素和道德因素 被彻底剔除，李嘉图所开创的传统最终取得了支配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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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的时间里，《国富论》在作者的祖国受到的多半是出于礼貌的尊敬，其实是忽视和冷淡，而在欧洲大陆，则遭到了粗暴的质疑。 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布伦塔诺、克尼斯、翁肯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对《国富论》的批评，这些人认为《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之间存在重大的、不可调 和的内在矛盾，并断言存在“斯密问题”。他们甚至怀疑斯密是盗用了法国重农学派的思想和理论才得以写成《国富论》的。虽然后来坎南等人的文献挖掘工作证明 《国富论》所具有的毋庸置疑的原创性，还亚当·斯密以学术上的清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斯密的名声还是受到这种捕风捉影做法的贬损而没有得到及时的恢 复。很有可能正是受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影响，使得熊彼特不恰当地贬低了《国富论》的价值。


       他的《经济分析史》条分缕析、旁征博引，以超人一等的气势对历 史上的经济学进行了点评。或许是受到历史学派的影响，在这部三卷本的大型学术史书中，斯密被摆在一个很不显眼的位置上，与众多的无名之辈置于题为“顾问行 政官和小册子作者”的一章中，相反，他对于杜尔阁则辟出专章讨论。即使是为数不多的论述中，熊彼特对斯密的评论在语调上也颇为不屑。他认为，“《国富论》 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③熊彼特还用他惯用的冷嘲热讽语调对斯密的贡献进行评论：“《国富论》不含有 真正的新思想。”熊彼特认为斯密的成功一则由于他对别人观点的处理技巧，一则因为对读者需求的把握，当然还有机遇，并不是他的思想有什么创新或者斯密自身 的智力水平的出类拔萃。甚至，熊彼特不无忌妒地说，《国富论》一书的巨大成功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对于这种类型和这种水平的著作(它完全没有《论法的精 神》一书所具有的那种优雅气质)来说，我认为这可以称作是奇观。”④他认为，在斯密的著作中，“如果抽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 值得怀疑的。”⑤总之，在熊彼特看来，斯密不过是一个伟大的折中主义者，是一个出色的转述者和综合者。《国富论》不包含丝毫的真正的新观念，斯密甚至只是 一名二流的经济学家，遑论在总体思想史上的贡献。熊彼特的这个评价大概可以看作是欧美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斯密最为冷酷的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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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出版，宣告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加之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激烈批判，斯密几乎成为过时的人物。借用芝加哥 大学的著名教授、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的得主乔治·斯蒂格勒在格拉斯哥大学举办的《国富论》发表200周年研讨会上的讲话，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斯密的思想 “进入了长达30年的意识形态放逐状态”。

　　在《国富论》发表一个半世纪以后的20世纪30年代，一方面是经济科学迅猛的实证趋势，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崭露头角，这部作品在经济学中已经不再有什么生存空间了。事实上，除了经济思想史家，在知识界已经很少有人再认真对待《国富论》这本书。

　　但是，世事难料，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凯恩斯主义遭遇到了滞涨等现实问题的困扰，其在政府和知识界的影响力开始走向衰落，经济自由主义开始抬头。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对《国富论》的兴趣逐渐恢复。

　　1976年，在英国格拉斯哥等地举行的《国富论》发表200周年纪念活动所具有的人气是空前的，其影响大大超出了斯密研究界，而波及到西方的学术思想界。萨缪尔逊、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等经济学界大师级人物异口同声地给予亚当·斯密以最大程度的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