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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史》

       当时在共产国际、俄共（布）一些领导人的心目中，“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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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8月，中国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打败了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府。为了尽可能从各国获取援助，壮大自己的力量，吴佩孚不仅同英美等列强密切合作，也采取了一些同苏俄政府改善关系的措施。

　　北京政府的友好行动，使苏俄对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抱有好感，相互关系较前密切。1920年10月9日，苏俄代表维经斯基到洛阳访问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此后还有过多次接触。

　　然而，未经北京政府同意，苏俄军队于1921年6月进入蒙古消灭白俄谢苗诺夫匪军，并策划成立脱离中国的蒙古共和国，从而使双方关系蒙上阴影。北京政府对此提出抗议，吴佩孚也谴责苏俄的这一行动。

　 　随着势力不断增长，吴佩孚一直是苏俄关注的焦点。1922年3月15日，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苏俄驻北京外交使团顾问威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给 列宁的信中分析了中国地方实力派的状况：“只要浏览一下附上的中国示意图，就可以发现，直隶派占有最有利的战略地位，几乎统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经济意 义的整个华中和长江流域。与各竞争派别相比较而言，直隶派是最强大的，而且吴佩孚元帅作为军事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为他进一步扩大影响和加强实力，创造了 非常有利的局面。”当时在共产国际、俄共（布）一些领导人的心目中，“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 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他们希望能利用吴佩孚来维护其在华的最大利益。

　　与陈炯明的初步接触

　　1920年4月底至5月初，苏俄军人波达波夫到漳州会见了陈炯明。波达波夫向陈炯明介绍了苏俄的情况，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完成革命。他还带来了一封列宁给陈炯明的信。

　 　共产国际、俄共（布）在争取吴佩孚的同时，也曾打算联合陈炯明。第一、陈炯明标榜社会主义，拥护十月革命。第二、陈炯明是广东的实力派，实际控制着广东 的军政实权。在苏俄看来，与其支持孙中山这样一个“梦想家”，不如支持一个实力派人物。第三、陈炯明主张联合吴佩孚，反对张作霖。这与苏俄、共产国际的政 策是一致的。而孙中山主张联合张作霖，反对吴佩孚。

　　1920年4月底至5月初，苏俄军人波达波夫到漳州会见了陈炯明。波达波夫向陈炯明 介绍了苏俄的情况，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完成革命。他还带来了一封列宁给陈炯明的信。列宁在信中对中国革命表示关注，对陈炯明进行鼓励。波达波夫返回莫斯科 时，陈炯明托他致书列宁：“我作为福建省政府及我的军队的代表，仍像过去的广东政府一样，对您表示真诚的拥护。我还代表我们遍布在全中国各地的同志及我的 革命人民支持您。我祝贺您的劳农政府及新的俄国所取得的成就，并祝愿您的国家在将来繁荣昌盛。”

　　为了进一步在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作出选 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1921年冬会见孙中山后，曾于1922年初又到广州见陈炯明，长谈了三次。通过同他接触和多方调查，马林对陈炯明得出了这样的印 象：第一，马林觉得陈炯明不如孙中山，“陈炯明的观点是把民族主义运动局限在广东”。第二，陈炯明在口头上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并没有把任何有关社会主义 的改革付诸实施，只是热衷于在有3000万居民的广东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第三，陈炯明同情吴佩孚，反对北伐，对孙中山的态度十分消极。基于上述认识和了 解，马林认为陈炯明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更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1922年6月中旬，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企图谋害孙中山。陈炯明的叛变，不仅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而且也导致了中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一厢情愿的孙吴合作

　　为了使一些最敏感的问题得到孙中山的答复，以摸清他的思想脉络，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在信中“故意显得幼稚”而“明知故问”地提出了几个问题，请孙中山解答。

　　陈炯明叛变后，苏俄曾一度努力促成孙吴联盟，希望能在北京出现一个对苏俄友好的联合政府。

　 　1922年7月，由于与北京政府谈判难以取得进展，苏俄政府决定派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以特使身份来华，肩负着同北京政府谈判和联络孙中山的双重 使命。对越飞来说，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利用吴佩孚的军事力量和孙中山的政治威望，在北京建立一个亲苏的民族主义政府，既可以促进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又可使 俄中谈判顺利进行。

　　从1922年8月到12月，越飞给孙中山发出4封信，孙中山给越飞写了3封信，信中涉及有关中俄两国的各种问题。8 月22日，越飞在致孙中山的信中写道：他来中国的使命是建立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为了使一些最敏感的问题得到孙中山的答复，以摸清他的思想脉络，越飞在信 中“故意显得幼稚”而“明知故问”地提出了几个问题，请孙中山解答。在8月27日的回信中，孙中山对越飞提出的所有问题都作了回答，并诚恳地谈了自己的想 法。

　　孙中山表示同意越飞的说法：苏俄对外蒙古没有侵略意图，所以可以暂时不必从外蒙古撤兵。对于和吴佩孚是否有可能携手的问题，孙中山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但是他告诉越飞，“最重要的是重新统一中国，当时我准备，现在我也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首领合作。”

　　虽然越飞曾通过各种努力想使孙中山和吴佩孚一起组成政府，但无论是吴佩孚还是孙中山，都对越飞提出的建议不感兴趣。

　　越飞的努力很快就被证明是徒劳的。1922年底，吴佩孚致电北京内阁，对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示不满。1923年2月7日，吴佩孚残杀京汉铁路大罢工工人，“使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某些人感到很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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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

　　越飞否认对华宣言

　　关于中东铁路的归还，一直是苏俄同北洋政府间的争执焦点，也牵扯出了两个版本的对华宣言。

　 　1920年3月26日，北洋政府正式收到由伊尔库茨克领事馆转来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原件为法文，并有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外交事务全权代表杨松的签 字，有“证明抄写无误”等字样。内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苏俄政府愿将由沙俄政府、克伦斯基政府、谢米诺夫、高尔察克匪帮、俄国前军官、商人与资本家掠夺所 得的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其他产业，无偿归还中国人民。”

　　此后一长段时间里，苏俄政府对这个版本并未否认。直到越飞和加拉罕来华，才否认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文字。

　 　据当时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在回忆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的情况中说：“以后在苏维埃报刊（《消息报》等）发表的宣言把中东铁路和矿场、林场等的一段完 全删除了。可是中国国内收听到的宣言全文内容和苏维埃外交部当时交给我们的那一份俄文稿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后来在中苏会议时，我方根据宣言要求把中东铁 路无偿还给中国时，苏方完全否认此项承诺，说宣言里没有这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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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还是把目光投向孙中山

　　“一旦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发生公开冲突，我们应该选择谁。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对这个问题早就坚定不移地回答：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的话，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

　　由于在外蒙古和中东铁路问题上的僵持，越飞与北京政府的谈判陷于停顿，这使得他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南方。恰在这时，北京政权变动，吴佩孚支持的王宠惠内阁倒台，代之以曹锟为后台的张绍曾内阁，吴佩孚的势力受到削弱。相反，孙中山的政治影响却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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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吴佩孚和曹锟之间的关系，吴佩孚是北洋的晚辈，但曹锟是个草包。

曹锟用了很多自己的亲戚，包括曹锐。 张作霖以前打麻将的时候，就离间过他们。张作霖 土匪性格，假仗义嘛，认为吴佩孚不配和他 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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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22年底起，一直愿意与苏俄建立联系的孙中山才开始受到重视，苏俄代表越来越倾向于孙中山。

　 　1923年1月，越飞给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发去了两封信，在后一封信中，越飞重申：“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关系的尖锐化立即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我早 已提出的问题：一旦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发生公开冲突，我们应该选择谁。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对这个问题早就坚定不移地回答：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的话， 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

　　1923年5月1日，苏联政府致电孙中山，称“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

　 　孙中山对苏方的表态极为高兴，他表示接受苏联的“一切建议”，并派代表去莫斯科商讨细节。1923年7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以特别决议的形式 采纳了斯大林关于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政治顾问的建议，“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 目的。” 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团赴俄访问。

　　从苏联、共产国际与吴佩孚、陈炯明以及孙中山相互接触的过程来看，共产国际成立初期的对 华政策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包含着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结。它虽然宣布废除沙俄在华的不平等条约，又在外蒙古、中东铁路等问题上与中国讨价还价，与北京政府谈判 争取对苏俄的承认，并以中国是否允许外蒙古独立和苏俄在外蒙古驻兵，以及维护苏俄在中东铁路的经营管理权作为与中国友好的条件。虽然共产国际、俄共（布） 最终支持孙中山代表的南方国民党力量，但共产国际联孙，与孙中山联俄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归结起来就是为了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曾任共产 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的斯列帕克就看得很清楚。他在1923年8月25日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指出：“必须结束这种状况。让党还是一个党，全面开展自己的 工作吧，但愿任何贯彻越飞的观点或外交人民委员部其他代表的观点的马林们，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 境。”

　　当然，共产国际、苏联与孙中山的联合是对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一个致命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和亚洲的进步力量，为中国反帝反封建力量的聚合和亚洲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以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