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 尔南·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说，T·W·哈钦森请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把“重商主义”一词干脆取消，因为它是“我们辞 典中最含糊和最讨厌的以‘主义’结尾的词之一”（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年版，第二卷，P599）。

某 位颇具哲学家气质的经济学家说过，我们的概念承载着历史，承载着历史进程中积淀的观念。据埃克伦德和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重商主义” （mercantilism）一词由法国重农主义奠基人之一的米拉波侯爵（1754-1792）创造，用来指16世纪到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倾向于国家干 预的经济思潮。不过，这一概念在学术界引起注意并被广泛应用，应该是斯密的功劳。在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用总共五篇中的一篇即第四篇《论政 治经济学体系》讨论学说史问题。这部分其实只讨论了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出于论证和宣扬自由放任主张的需要，重商主义成为斯密攻击的一个靶子；出于集中攻 击火力的需要，重商主义被斯密塑造成如下这样一个粗陋而浅薄的体系——主张财富就是金银，主张对外贸易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方位干 预。由于斯密在经济学历史上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他对重商主义的界定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答案。

在 16世纪到18世纪之间，重商主义曾经是一门显学。在崛起中的欧洲国家，重商主义者的观念和信条成为各国制定经济政策的基础，重商主义者成为各国政要的座 上宾。实际上，依次崛起甚至称霸世界的国家，从荷兰到英国，所应用和实施的，就是重商主义的政策主张。一个体系或者一种思潮，能在上百年间被各个国家引以 为政策参考，而且依赖这些政策的国家还取得了成功，怎么也不能说荒谬、浅薄甚至弱智的。所以，斯密对重商主义的阐释可能在刻意地妖魔化。

埃 克伦德和赫伯特试图从两个角度来解读重商主义，一是将重商主义理解为一种学说方法和思想体系，它与民族国家的兴起有关，可以称作国家主义经济学；二是将重 商主义理解为一套政策体系，它与干预主义有关，可以叫做垄断或者管制体系。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埃克伦德及赫伯特，更多接受的是斯密的观念，对重商主义理论、 政策及历史影响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于是，重商主义更多地被赋予民族主义，干预主义，保护主义，官僚主义的含义，而这一切又与被视为社会福利增进的障碍和 破坏力量的集团利益，管制，寻租，腐败，反市场等等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重商主义”的这样极端负面的形象，只能是长期历史发展中观念演进的结果。当 然，这出舞台剧的幕后导演，只能是斯密及其自由主义经济学传人。

重 商主义者大多是商人或者官员，他们写作小册子往往出于游说政府以制定实施有利于自己的政策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重商主义者都是自己的经济学家， 或者说——有多少个重商主义者，就有多少种重商主义。其实，经济思想或者学说本来就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为经济利益辩护是其本来的功能之一。辩护本来无所谓 善或者恶，无所谓进步或者反动。只要是为上升的进步的阶级，或者是为符合历史潮流的现象辩护，这种辩护就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在16世纪的欧洲，民族国 家的建立和发展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重要事件，支持和维护这一进步潮流的重商主义及其辩护也就具有积极意义。不过，重商主义之所以受到严厉的谴责，更重要 的原因在于重商主义者一贯打着国家利益的招牌以谋取个人、家族或者集团利益。这种情况在历史上长期而大量地存在着，在某些观察者眼中，特许、垄断、寻租、 腐败似乎就是重商主义的全部内涵——重商主义就是一场阴谋。激起人们义愤的不仅仅是这些重商主义政策的不公平和非正义，更在于这些政策的实施严重破坏了市 场，破坏了社会经济的自然秩序。这也是斯密妖魔化重商主义得到认同的一个原因。

我 们对事物的认识与我们的视角有关。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视角下，重商主义就是这样一种违背经济学基本逻辑的怪胎。可是，在历史学派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那 里，重商主义不仅是一种简洁而明了的理论体系，而且是一种切合实际且简便有效的政策工具。除了不接受早期重商主义关于财富及其来源的那些观念外，重商主义 内涵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制造业和工业化等等都成为李斯特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也许因为“重商主义”这一概念已经被妖魔化，李斯特将他的经济学 叫做“国民经济学”。在李斯特的研究中，荷兰及英国的经济成功，原因不在于自由放任而在于国家干预，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工业化。李斯特之后，他具有鲜明的 重商主义色彩的经济学被德国、美国、日本所接受并以之作为经济政策的指南，这些国家都在国家干预和市场保护之下，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取得了经济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