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时殷弘


1961年是美国对越干涉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肯尼迪在年初就任总统后，随即采取了加强干涉的一系列措施，直到在年底决定派遣美国战斗支援部队赴南越参 战，从而开始了在南越进行“特种战争”的历程。这一段历史虽然得到了美国越战史学家们的充分重视，但他们都未能利用1988年公布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集》1961年第一卷（越南卷），因而难以避免研究中出现一些重要讹误或遗漏。本文将主要依据该卷刊载的大量外交文件，结合《五角大楼文件》等史料，着重 阐述美国参战的决策过程，以便为越战史的研究作出贡献。


一

自1954年以来，肯尼迪始终是美国对越义务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他和迈克·曼斯菲尔德一样，是最早结识并支持吴庭艳的国会参议员。①他的观点在1956 年一次题为“美国在越利害关系”的演说中得到了集中的表述。他宣称，南越首先是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基石。如果共产主义赤色浪潮淹没南越，那么东南亚其他国 家乃至印度和日本的安全就会受到严重威胁。其次，南越是在亚洲实验和示范“民主”的基地，是用以对抗新中国日益增长的威望和影响的样板，它的失败将使亚洲 其他国家人民把“民主”当作软弱无力的制度加以拒绝。第三，南越代表着对美国的责任心和决心的考验“我们即使不是小小越南的父亲，也肯定是它的教父……它 是我们的产儿，我们不能抛弃它，不能无视它的需求。如果它丧身于威胁它的任何致命危险--共产主义、政治混乱、贫困等等--那么美国就将不无理由地要承担 责任，我们在亚洲的威望就会降到新低点。”②最后，到他就任总统时，南越又有了一层新意义。它是“反叛乱”的试验场，是按美国方式解决第三世界问题的试金 石。正如关于越战史的1967年国防部研究报告（《五角大楼文件》）评论的那样：

　“越南是世界上如此独一无二的地方：在那里，（肯尼迪）行政当局面对共产党人的一种充分展开了的尝试，即依靠得到外部援助的亲共叛乱推倒一个亲西方政 府。这是个几乎不可能被忽视的挑战。”③用肯尼迪本人的话说，他要通过南越向“拭目以待的世界”表明，代表未来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美国。④肯尼迪的越南 政策，还受到了猪湾惨败和老挝事态的影响，对于上台时踌躇满志地宣称负有拯救自由之使命的肯尼迪而言，猪湾惨败是一次十分丢脸的遭遇。老挝事态则显示了美 国的软弱无力。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就行政当局最初几个月的境况承认说，目前它就象一支憋脚球队，费力甚多却无一球命中。⑤维护政治声誉的焦 虑、对美国威望与可信性的关注以及急于扭转厄运的心理，刺激肯尼迪政府采取强硬的越南政策。老挝事态的影响尤其显著。一位白宫幕僚的话代表了政府官员们的 普遍看法：老挝事件后，美国经不起不在南越全力以赴。⑥肯尼迪本人也强调，在老挝谋求政治解决的政策尽管必要，但已导致了美国不愿对抗共产主义的形象，如 果在南越的表现再被视为软弱，那么东南亚各反共政权必定惊惶不安，阵脚大乱。⑦肯尼迪的越南政策还同与赫鲁晓夫较量的需要相关。1961年6 月两人在维也纳会晤时，赫鲁晓夫气势汹汹，出言激烈，令肯尼迪深感震惊。他在会晤后对人说，赫鲁晓夫这么做是由于猪湾惨败引起了对美国和他本人的藐视，因 此要对付赫鲁晓夫就必须使美国力量成为可信的，而越南看来是个适当的场所。⑧鉴于1961年里越益紧张的柏林局势，肯尼迪更需要在越南表现出力量和坚定 性。正如7月间国家安委会工作班子一名成员在建议加强援越势头时所说，扭转南越局势对行政当局应付柏林危机是很重要的，几乎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向苏联显 示美国的决心。⑨正如其民主党前任杜鲁门在1950年后那样，肯尼迪在考虑和处理远东问题时，总是对共和党右派提心吊胆。尽管他曾专心著书论述勇气是所有 人类道德的基础，但他在麦卡锡时代的表现是相当怯懦的。⑩他害怕“丧失”南越将使他遭受杜鲁门先前领教过的攻讦。他曾对人说，艾森豪威尔能够用责难法国人 来转移共产党人1954年在越南的胜利所激起的国内批评，而他现在却无法推卸责任。他还对另一些幕僚表示，他经不起在越南失败将造成的国内政治后果。 （11）总之，维护自己的国内政治地位是促使肯尼迪加强美国在越干涉的因素之一。


二

加强在越干涉几乎从肯尼迪上台时就开始了。1961年1月28日， 即就职后仅一星期，肯尼迪召集其高级幕僚开会讨论越南问题。他适才看过国防部“反叛乱”专家爱德华。兰斯代尔几天前提出的一份访越报告，内称南越局势告 急，美国需采取紧急措施。会议一开始，他便说兰斯代尔的报告使他第一次对越南的问题有了危险感和紧迫感。（12）不久，国务院通知驻西贡使馆：白宫把在南 越反叛乱确定为美国对外政策最优先的事务之一。

　  增加军援是肯尼迪采取的第一个具体措施。1960年某个时候，驻越军援顾问团按照国防部命令着手拟订“南越反叛乱计划”。是年10月，国务院指示驻 西贡使馆参与此事。肯尼迪上台前夕，这个计划拟订完毕。（14）1961年1月30日，他根据其中的建议，授权增加对越军援2840万美元，以便使西贡政 府军能象吴庭艳要求的那样由15万人增至17万人。同时，他还同意拨款1270万美元，用于装备和训练3.2万名南越准军事部队--“保安队”。（15） 与艾森豪威尔相比，肯尼迪对西贡政权慷慨得多。

　　在1月28日的会议上，按照国务卿腊斯克的提议， 肯尼迪同意建立一个关于越南的总统特别工作小组，负责审议“南越反叛乱计划”。4月20日， 即猪湾惨败后一天，他下令立即检查南越局势，并指定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任特别工作小组组长，兰斯代尔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沃尔特·罗 斯托等人为组员。（16）该小组很快提出了一个“阻止共产党统治南越之行动纲领”（亦称“越南行动纲领”）其中包括“反叛乱计划”的主要内容，同时增添了 两大新措施：第一，增加100名美国军事顾问，以应付南越扩军2万人所需；第二，派遣400名特种部队，以加速西贡政府军的反游击战训练。这两项措施在4 月29日得到了肯尼迪的批准。

　　这样，肯尼迪在就任总统后的短时间内，显著加强了美国在南越的干涉。他增加对越军援，扩大美国军援顾问团，并将一支美国特种部队派往南越。与此同时， 他还批准了其他一系列行动，包括扩大军援顾问团职能，使之有权向南越武装民团--“自卫队”提供支持和咨询；援助和训练南越机船部队，以阻止经水路对南越 的“渗透”，帮助西贡政府沿越老边界建立陆空结合的边境情报与巡逻关系，增强其陆上反“渗透”的能力；在南越建立基于现代化技术的“战斗开发和试验中 心”，负责开发可用于对付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民解）的新作战方法。他还指示军方研究将西贡政府军进一步增至20万人的可取性，并且规划在美军进入越南 作战的可能情况下所需部队的规模和构成。

　　1961年夏天，肯尼迪牌号的特种战争已显露端倪。用于反游击战的各种先进装备开始进入南越，其中有机动滑翔机、超低耗油高灵度轻型飞机、酒精燃料超 浅水两栖运兵船、轻型远射自动步枪、微型远程秘密报警系统、高效落叶剂、荷尔蒙薯类杀灭剂、巡逻用手提通讯电台、自动封闭地雷等等。国防部高级研究处负责 人7月间满意地报告说，美国已成功地向南越方面显示了特种战争需要怎样的武器。

三

肯尼迪就任总统后的头几个月里，美国政府内就出现了向南越派遣战斗部队的考虑，4月底老挝危机高潮期间，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一些军方领导人曾表示，美国 或许应派兵进入南越。5月初老挝停火协议达成后， 仍有官员倾向于赶在日内瓦会议开幕前出兵南越。（20）作为加强吴庭艳对美信心的措施之一，“越南行动纲领”提出应考虑在美吴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双边安 排”，即缔结军事同盟和在南越驻扎美军。（21）接着，参谋长联席会议于5月10日正式建议立即向南越派遣战斗部队， 以便使西贡政府从固定驻防中脱身出来，全力投入反叛乱作战，第二天，肯尼迪指示国防部研究可在必要时派遣美军问题。

　  按照最初由罗斯托提出的建议，肯尼迪决定派副总统林登·约翰逊访问西贡。此行的目的，一是向吴庭艳保证在老挝谋求政治解决并不改变美国对南越的义 务，二是询问吴是否需要美国战斗部队和缔结双边军事同盟。这后一使命是肯尼迪在约翰逊临行前不久添上的，表现了他对出兵建议的兴趣。（23）5月11日约 翰逊飞抵西贡。在会谈中，吴庭艳表示美国战斗部队和双边军事同盟皆非目前所需。他显然担心引进美军可能招致北越方面的激烈反应，而且认为这势必导致美国更 多地干预他的统治。（24）鉴于吴庭艳的态度，派遣美国战斗部队的议论暂时沉寂下来。

　　1961年雨季结束前后（即9、10月间），南越局势出现大变化。 解放武装力量对政府部队的攻击急剧增多。据美国军援顾问团的数字，1月至8月这种攻击大致为每月100多次，歼敌每月600人左右，但9月份的攻击达 440次，歼敌1300多人。10月间攻击次数不详，歼敌1400人。（25）与此同时，战斗规模显著增大。9月初，首次着统一军装的两营解放武装力量攻 占了昆嵩以北约50公里的两个敌据点。10余天后，湄公河三角洲北侧的福盛成了被解放武装力量攻击的第一个省会，约有三个营参加了这次进攻。（26）美吴 方面惊恐地发现，民解正规部队武器优良，兵员众多，战斗大胆果断，行动组织严密。（27）在湄公河三洲角之外，南越北部和中部成了解放武装力量的重要战 区，中部高原甚至开始成为主要战区。那里的地理条件更适合较大规模的部队作战，（28）与此相关，北越对南方革命的援助亦在加强。据美吴方面估 计，1961年的“渗透者”比前两年增加了近40％，其中大部分进入中部高原。 （29）这一切使美国军援顾问团团长莱昂内尔·麦加尔惊呼：“越共”正试图进入推翻西贡政权的最后阶段。
解放武装力量的强盛暴露了西贡军队的无能。保守、惧战和缺乏可靠情报等一系列问题，使80％以上的政府军囿于坐守城镇，因而将军事主动权让给了对手，军内 的腐败、不公正以及由于军政失败而来的失望等等，导致士气低落。由吴氏亲信担任的各省省长控制了军队的大部分，这一旨在巩固独裁政治的体制阻碍了军事行动 的统一与协调。（31）显然，若无美国的进一步干预，西贡政权可能在一两年倾覆。

　　在此情况下，先前沉寂下去的派遣美军的呼声重新高涨起来。10月10日，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U.亚历克西斯·约翰逊起草了一份迅速呈交总统的 文件，其中根据罗斯托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要求派三师美国部队打败“越共”。第二天。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个文件作出补充说明，认为还必须估计到对付北 越和中国大规模出兵的需要。因此，在上述三个师（约4万人）之外，美国还应投入12.8万人。（32）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代助理部长威廉·邦迪也要 求向南越派遣战斗部队。这位后来成为越战重要设计师之一的人物当时向麦克纳马拉强调，虽然美国有可能重蹈法国1954年的覆辙，但须迅速出兵，否则失败的 概率将急剧增大。事实上，麦克纳马拉本人此时也强烈倾向于出兵“消灭越共”，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所需部队数量的估计就是奉他的指示作出的。

　　另一方面，局势的恶化导致吴庭艳改变了对美越双边军事同盟和美军进入南越的否定态度。9月底， 他郑重其事地向美国大使弗雷德里克·诺尔汀提议订立双边防务条约，说英法之不可靠将使东南正条约组织必要时无法采取救援行动。他还希望美国加强在南越的军 事存在，包括大幅度增加军事顾问和派遣战术空军中队。（34）半个月后，吴庭艳通过总统府部长进一步向诺尔汀提出派美国战斗部队进入南越。

四

10月11日，肯尼迪在同麦克纳马拉·腊斯克和麦乔治·邦迪等高级幕僚商议后，决定派前陆军参谋长、总统军事代表马克斯韦尔·泰勒率罗斯托等人去南越了解 下列措施的可行性：（1）派大量战斗部队作大规模军事干涉；（2）派大量战斗部队在一两个战略据点确立美国的“存在”；（3）增加军事援助而不派战斗部 队。

　　10月18日，泰勒一行到达西贡。在同吴庭艳的会晤中，他们发现他对引进美国战斗部队的态度又有了变化。他现在只强调订立双边军事同盟，并要求美国增 加军援和提供直升机连等支援部队，但不提美国地面战斗部队。（37）当时，双边军事同盟的设想已被美国政府废弃，因为这可能导致吴庭艳将来把作战责任完全 推给美国。（38）泰勒和罗斯托希望的是把地面战斗部队派往南越，但鉴于吴庭艳目前的态度，他们需要找到一种迂回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

　　10月初，湄公河三角洲发生了几十年未遇的大水灾，泰勒调查团、驻西贡使馆和军援顾问团一致认为，这为美国以救灾为幌子派遣战斗部队提供了机会。如此 既有利争取吴庭艳的同意，又可以蒙蔽美国国内外舆论，还可以在必要时撤出而不损害美国的面子。（39）据泰勒的说法，吴庭艳表示完全赞同。（40）10月 25日，泰勒致电肯尼迪，提议派遣名为水灾救援队的美国战斗部队8千人，他强调， 这支部队的真正使命是确立美国的军事存在，以便向吴庭艳表示美国决心和他一起同共产党人一决雌雄。（41）一星期后，他在回国途中又从菲律宾碧瑶致电肯尼 迪，补充说这支部队还可以作为大规模军事干涉的先遣队，如果这种干涉成为必要的话（42）。

　　在同一份电报中，泰勒谈到了采纳其建议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他承认，如果首批部队不成功，那么就难以抵挡要求增援的压力，甚至可能最终导致其数无法预 料的大量美军无限期地陷在南越。他还承认，出兵南越将加剧亚洲的紧张，并可能使之升级为美国与北越和中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但他强调，尽管风险甚大，美国 仍应出兵扭转不断恶化的局势。显然，泰勒对美国进入南越的前景并不乐观。他的主张与其说出于这方面的错误判断，不如说出于维护美国政策目标的决心。

　　11月3日，泰勒调查团正式向肯尼迪提出报告，其中除建议派遣战斗部队外，还主张采取其他一些军事干涉措施。它们包括：（1）派遣美国武装直升飞机部 队和提供大批轻型飞机，使西贡政府军具有最佳机动进攻能力；（2）急剧增加驻越特种部队人员，与负责阻止北越“渗透”的西贡陆军别动部队协同行动，并为之 提供咨询和训练；（3）急剧增加美国军事顾问，并大幅度扩展其职能， 使之“积极指导和间接控制”各类西贡武装力量；（4）派遣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人员，援助对南越海岸与内河的警戒和控制；（5）改变美国军援顾问团的名 称、组织与性质，使之成为一个准战区司令部。（43）总之，美国将在南越战场上直接支援西贡军队作战，即成为报告所说的“有限伙伴”。


五

泰勒调查团建议在行政当局内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分歧主要在于派遣战斗部队问题，其他军事干涉措施却未得到任何认真的讨论。

　　三军参谋长们一如先前，赞成派遣地面战斗部队。在他们看来，泰勒调查团的建议还过于保守，8千美军不足以维持西贡政府， 它应被视为今后一步步增加驻越部队的开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兹尔如此表达了他们的共同看法：美国必须投入为获胜所需要的那么多部队。（45） 麦克纳马拉的立场与参谋长们大体一致。在11月5日的一份致总统备忘录稿中， 他强调南越“失陷”将导致共产主义统治在东南亚迅速扩张，而不投入大量美军就难以阻止南越“失陷”。他认为，要使共产党人一方明白美国的决心，在派遣8千 美军的同时必须明确地、公开地承诺美国将在此基础上增兵南越，否则这一措施就没有意义。为了使总统对于可能必须在战争中走多远有思想准备，他强调在最坏的 即北越和中国公开出兵的情况下，需投入美国地面部队22万人。（46）三天后，这个备忘录经过若干非实质性的修改，由麦克纳马拉当作他本人和参谋长联席会 议的共同意见提交肯尼迪。

　　除五角大楼外，要求派遣战斗部队的另一势力是驻西贡使团。麦加尔在泰勒刚到西贡时，就向他提出至少应部署两师美国战斗部队同解放武装力量作战。 （48）接着，他和诺尔汀与泰勒一起设计了以救灾为名派遣战斗部队的方案。泰勒将这一方案电告华盛顿后，诺尔汀马上向国务院声称，南越人民事实上一致希望 美军进入。（49）11月6日， 为了对华盛顿方面正在进行的讨论施加影响诺尔汀又打电报给国务院，说泰勒调查团的访问已使南越军民产生了很高的期望，若其建议不被批准，他们的士气就将崩 溃。

　　在反对派遣战斗部队的官员中，最重要的是国务卿腊斯克。腊斯克有其两重性。他政治上的发迹是同40和50年代之交美国反对中国革命紧密相连的，他在那 个时期形成了关于远东问题的极为僵硬的观点，一贯主张美国必须毫不妥协地同中国为首的亚洲共产主义势力相对抗。在他看来，越南目前的事态本质上是10多年 前中国事态的重演，美国除竭力阻止南越“失陷”外没有别的选择。但另一方面，先前中国问题上的经验又使他怀疑援助腐败无能的反共政权能否奏效，并且比较担 心美军大规模介入可能带来的风险。戴维·哈尔伯斯坦曾评论说，整个60年代，美国高层决策者中对于进兵南越最不起劲的是腊斯克；他从不认为美国在那里能轻 而易举地获胜，他对美国的现代化武力几乎不抱幻想。
10月中旬，当主张派遗战斗部队的呼声甚嚣尘上之际，腊斯克却对人说，美国应当尽可能用增加军援而非派兵的办法拯救南越。（52）11月1日， 他在访问日本期间得知泰勒的出兵建议后，即致电国务院，告诫说美国不应把新的大笔威望赌注押在一匹看来要输掉的赛马上。他要求特别注意一个关键问题，即吴 庭艳是否准备采取必要的改良措施，使其政权值得美国支持。他说，如果吴不改良，那么区区数千美国部队就不可能扭转局势。

　　与腊斯克相似，泰勒调查团中的国务院成员、国务院越南问题特别工作小组组长斯特林·科特雷尔也提出了异议。他在调查团报告的一份附录中指出，南越政府 能否成功--即使有美国相助--大有疑问，因而美国不应无可挽回地承担起打败越南共产党人的义务。他还认为，外国军队无法靠自己赢得源出于越南社会基层的 战争，拯救南越必须主要由南越政府负责。（54）不过，他和腊斯克都赞成采取泰勒调查团提出的其他军事干涉措施。

　　值得提到的是，行政当局内还出现了谋求政治解决的主张。这种主张首先来自副国务卿切斯特·鲍尔斯。鲍尔斯是个对美国战后干涉主义政策不满的民主党自由 派政治家，肯尼迪在竞选期间为获得该派支持而努力争取他的好感。但是，随着肯尼迪当选，他们之间的分野便越来越显著。鲍尔斯曾从人道义立场出发反对猪湾入 侵计划，这只是使他在政府内处于事实上被孤立和被藐视的境地。（55）10月初，他又在越南问题上表现得卓而不群。他当时向腊斯克提出一项备忘录，主张建 立一个包括南越、老挝、柬埔寨在内的东南亚中立带，由美、英、法、苏、中、印等国予以保障。他希望用这个办法实现南越停火，并使南北两方持久地、和平地分 立。他认为，除非及早实现政治解决，美国就将面临要么大量出兵以致冲突恶性升级、要么仓皇退出南越的选择。然而，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份备忘录在国务院内引 起的反应是“相当否定的”。（56）11月初，在决策者们讨论泰勒调查团建议期间，他又上书肯尼迪本人，主张后者与即将访美的尼赫鲁商谈建立东南亚中立 带。

　　政治解决的另一名倡导者是当时主持老挝问题谈判的哈里曼。哈里曼曾是著名的冷战斗士，但到60年代初，他对世界政治的看法已有所变化，已倾向于缓和美 苏、美中对抗和改变美国频繁地进行海外干涉的做法。（58）另一方面，他又是个关于政治权势的现实主义者，深知必须按照一国的能力来确立对外政策，而对远 东事务较为敏锐的理解又使他不相信美国能压垮那里的共产党人。（59）因此，他对越南问题的看法与绝大多数美国高级官员显著不同。10月间，他曾私下表示 赞同鲍尔斯的东南亚中立带主张。11月中旬，他又向肯尼迪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建议。首先，美苏就政治解决越南问题达成大致相同的意见；然后，由日内瓦会议两 主席召集苏、英、美、中、法、印以及北越和南越代表参加的会议，修订1954年日内瓦协议，使越南的分裂合法化和持久化；最后，召开新日内瓦会议批准这些 安排，而美国将在南越停火和局势稳定后减少军事援助和驻越军事顾问。哈里曼强调，他的目的是避免美国进行充满危险的大规模军事干涉，同时阻止共产党人控制 南越。

六

在行政当局内存在上述三种对立意见的情况下，肯尼迪作何选择？

首先，他断然排除了政治解决。他一再强调，继老挝之后再在越南尝试政治解决，只会严重动摇东南亚各反共政权的意志，并使得美国在柏林和老挝问题上无法从有 力地位出发同共产党人打交道。（61）在他看来，鲍尔斯的建议进一步证明了这位自由派人士的软弱和天真。11月底，思想和作风上的格格不入终于导致鲍尔斯 被贬为名符其实的圈外人物--“亚非拉事务巡回大使”，1962年底又改任驻印度大使。哈里曼的威望和权势虽然大于鲍尔斯，但其建议同样未得到理睬。

　　派遣战斗部队亦非肯尼迪所愿，尽管这一点起初不很明确，他一方面指定“鹰派”人物泰勒和罗斯托主持调查团，并将美国出兵规定为考虑的选择之一，另一方 面却对该团启程前华盛顿盛传政府打算出兵感到不安，说这一选择被强调得过份了。（62）泰勒返美前夕，肯尼迪指示他对派遣美国战斗部队的建议保密，以免造 成有害的流言。（63）调查团正式提交报告后，肯尼迪的态度愈益明朗。11月6日， 泰勒告诉麦克纳马拉和兰尼兹尔等人：总统对其建议提出了许多疑问，他“本能地”反对派遣战斗部队。

　　肯尼迪显然受到腊斯克和卡特雷尔的影响。他们指出吴庭艳政府素质低下，因而美国出兵不仅难以扭转局势，反而将过多地牺牲美国的威望。与此相关，肯尼迪 担心这将导致美国规模越来越大地、持久地陷在越南。11月初，他向白宫顾问小阿瑟·施莱辛格如此表述了对泰勒和罗斯托等人建议的看法：

　　“他们想要一支美国部队。他们说这是为恢复信心和维持士气所必需的。但是，事情将恰如柏林的情况：部队开进去，鼓乐大作，万众欢呼，然而四天之内每个人都会把这忘得一干二净。然后我们将被告知必须派遣更多的部队。这好比酗酒。一杯下肚，酒力渐消，你就得再来一杯。”

　　他接着说：越南的战争，只有在它是越南人的战争时才有可能打赢，如果把它转变为一场白种人的战争，那么美国就将象法国在50年代初那样遭到失败。 （65）鉴于刺激北越大规模参战的风险，加上柏林紧张局势的牵制、争取盟国支持的困难以及美国兵员的不足，他更是不愿向南越派遣战斗部队。（66）此外， 对于导致老挝和谈破裂的担心和来自国会的反对，也促使他在这个问题上比较谨慎。

　　可能按照肯尼迪的要求，麦克纳马拉悄然改变立场。（68）11月11日，他同腊斯克一起向肯尼迪提出联名备忘录，主张立即实施泰勒调查团建议，但不派 遣美国战斗部队。备忘录说，派遣战斗部队不仅从国际国内因素来看具有非常严重的意义，而且包含一个两难问题：如果西贡政府奋发努力，就不需美国出兵，如果 不是这样，那么美国出兵就纯属徒劳。不过，备忘录又要求承诺全力阻止南越落于共产党人之手。因而在必要时将投入美国战斗部队。

　　尽管泰勒、罗斯托和麦乔治·邦迪试图改变肯尼迪的态度，但未能如愿。（70）11月15日，肯尼迪按照麦克纳马拉-腊斯克备忘录正式作出决定， 仅未接受关于美国作出上述承诺的要求，（71）这个决定事实上确立了美国今后近三年的对越政策--“有限伙伴”政策：用美国战斗部队以外的各种军事干涉手 段（特别是美国战斗支援部队和数量急剧增加的军事顾问）直接帮助西贡政权作战，争取打败乃至消灭解放武装力量，这是美国对越干涉的重大升级，也是导致美国 在越南越陷越深乃至无法自拔的一个关键步骤。1961年结束时，美国在越军事人员已由肯尼迪就职时的875人增至3100多人，而到1963年11月肯尼 迪遇刺身亡时达到了16000多人，（72）另一方面，尽管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战斗部队始终未进入南越，但如《五角大楼文件》的纽约时报编者所说，支援部 队与战斗部队几乎只是官僚机构所作的一种文牍区分，在南越战场上很难说有什么根本不同。肯尼迪自己也曾欲盖弥彰地承认，在遭到攻击时，美国支持部队照例予 以回击，尽管它们不是“一般所理解的”那种战斗部队。

　　在行政当局围绕泰勒调查团进行的讨论中，派遣战斗部队问题显得极为突出，以致最后被采取的那些干涉措施及其可能的后果未得到认真研究，但是，这并不象 某些人认为的那样，证明美国深陷于越南泥潭是决策者“粗心大意”、考虑不周的结果。（74）据罗斯托回忆，肯尼迪在作出决定时说，即将实施的干涉措施很可 能不会奏效，美国或许将因此不得不轰炸北越。泰勒则回忆道，虽然肯尼迪未接受承诺全力保护南越政府的建议，但这一点当时未被赋予任何特别的意义。（75） 显然，他没有排除今后派遣战斗部队的可能性。其实，关键因素是美国的政策目标。只要目标不改变，干涉升级就是难以避免的。

七

12月10日许，首批美国支援部队两个武装直升机连抵达南越。紧接着，其他支援部队陆续进入南越参战。1962年6月底，在南越的美国军人已达5576 人，到12 月底增至11326人，（76）同年2月8日， 最初由泰勒调查团建议的准战区司令部--“驻越军援司令部”正式行使职能，泰勒多年的老部下保罗·哈金斯上将任司令。与直接参战相应，在南越的美国战斗伤 亡人数由1961年的14人激增至1962年的109人，1963年更增至489人。

　　一般把1965年春以前（即持续轰炸北越和派遣地面战斗部队以前）美国在南越的作战努力称为特种战争。特种战争的战略计划是以泰勒调查团建议和驻越军 援顾问团“全国分区分阶段反叛乱计划”为基础的。根据这两个文件，战争的基本要素是：（1）在中部高原地区发动攻势，阻断胡志明小道，消灭“渗透者”； （2）铲除解放武装力量的主要根据地，即中部高原、西贡周围和越柬边境地区的解放区；（3）摧毁其余地区的民解军政力量；（4）通过军事和民政措施，确保 业经平定地区的持久安全。

　　在特种战争中，美国最重要的技术手段是机载进攻，即用武装直升机载运西贡地面部队实施快速打击，并且提供空中火力支持。按照五角大楼确定的作战规则， 美国直升机可进行战斗或战斗支持飞行，驾驶舱内须有一名南越军人，以便需要时可将此种飞行诡称为训练。（79）此外，还有代号为“丛林杰姆” （JUNGLE JIM）的轻型战斗轰炸机部队。这些战斗轰炸机由美越双方的飞行员共同驾驶，随行战斗使命。（80）到1962年结束时，在南越的美国军用飞机已达222 架，共中直升机149架。仅这一年，美国飞机就作了2048架次攻击飞行。

　　美国特种部队是另一个重要的战争工具。从1961年底到1962年年中。26个特种部队分遣队被派往南越。它们部署在中部高原地区，履行旨在组织民团 以蚕食解放区的“民政”计划。据中央情报局称，到1962年底，依靠该计划已“收复”了几百平方哩领土和30万人口。然而，1963年间该计划的过快膨胀 导致美吴方面得而复失。于是，军援司令部将大部分特种部队及其组织的民团用于阻截北越的“渗透”，到1964年7月为止在越老边境地区建立了25个据点， 但由于阻截线过长而兵力不足，这一使命根本无法完成。

　　越南南方是美国首次进行大规模化学战的地方，1961年夏天，五角大楼首次在那里作了化学战试验。（83）11月中旬，在泰勒调查团有关建议的基础 上，国务院和国防部正式提议进行化学战，得到了肯尼迪批准。根据华盛顿的原则规定和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部于年底制订的初步计划。化学战的目的是用落叶剂等药 物“剥光”有利于北越“渗透”的边境丛林，杀灭解放武装力量（特别在山区）的部分粮食来源，以及清除有利其隐蔽和发动伏击的植被。（84）1962年1月 中旬， 美国飞机作首次喷撒落叶剂的实战飞行，目标是西贡以西约16哩长的一个路段。这年11月，假手西贡政府军，美国开始用化学药剂杀灭粮食作物。1963年3 月， 下令施放落叶剂的权力由华盛顿下放到驻越军援司令部和大使，化学战的规模随之急剧在扩大。据军援司令部统计，1962年间被化学药物摧毁的植被为5681 英亩，1963年激增为24947英亩，1964年更增至93860英亩（其中包括粮食作物10374英亩）。

　　在特种战争中，美国还开始采取另两种以后它在南越战场越益依靠的作战方法--投掷凝固汽油弹和“闭锁轰炸”（interdlction boming）。凝固汽油弹这种在70年代两次遭到联大决议遣责的残暴武器（86）是美国军援司令部的宠物。当被记者问到向南越村庄投掷凝固汽油弹造成了 何种政治后果时，哈金斯得意地答道：它“使越共畏惧上帝”。“闭锁轰炸”是指从空中对驻有或仅被怀疑驻有解放武装力量的村庄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它必 然造成大量平民死伤，从而象其他一些作战方法那样使更多的农民支持民解。

　　“绥靖”（pacification）是特种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据其负责人、前国家安委会官员罗伯特·科墨的定义，绥靖内容有三：（1）依靠军事、 治安和民政行动，保障农村安全；（2）打破“越共”对农民的控制。（3）争取农民积极支持反“越共”斗争。（88）换言之，这就是要用军事和政治手段破坏 人民战争的基础，使解放武装成为无水之鱼。这方面最重的，是“战略村”计划。

　　1961年9月，英国政府应美国政府建议，向南越派出“反叛乱”顾问组。（89） 组长罗伯特·G·K·汤普逊50年代曾任英属马来亚国防部长，在打败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他根据在马来亚的狭隘经验向吴庭艳强调： 战胜民解的唯一途径，是系统地把农民同民解隔绝开来，而这又需要把农民集中到一个个严密设防的据点--“战略村”中去。他认为，一旦做到这一点，民解武装 不仅会失去食物和兵员供给，也将失去战斗主动权，因为它将不得不试图冒险进入战略村以获取这些供给，从而使政府军能够以逸待劳地加以围歼。（90）吴庭艳 早就有依靠人口强制集中来控制农村的想法，并曾据此实施过“农庄”（agroville）计划，因而汤普逊的主张很快得到了他的采纳。在美国方面，虽然一 向囿于正规战争概念的军方对战略村态度冷漠，但肯尼迪本人却深感兴趣。

　  1962年3月中旬，在得到美国出资的承诺后，吴庭艳下令在湄公河三角洲实行战略村计划，并指定吴庭艳为总管。差不多一个月内就建立了1300多 个。8月，吴庭艳决定在南越全境广泛建立战略村。两个月后，西贡政府宣称已建立或即将完成的有近6000个，年内全境农村人口的2／3将集中在战略村内。 到1963年底，战略村号称8000多个。（92）建立战略村使农民遭到严重损害，他们被迫抛弃家园。被迫负担劳役，丧失了起码的自由。西贡政府的一名高 级官员后来承认，战略村类似集中营。（93）不仅如此，建立战略桩的疯狂速度不言而喻地加剧了强制迁徒的痛苦。农民迁徙后未得到新的土地，很大一部分家庭 因耕地遥远无法务农而不得不靠美援过活，其数量经各级官员贪污中饱后仅够其苟延残喘。那些政府军无法深入的地区遭到大炮和飞机的胡乱轰炸，以便把那里的农 民驱入战略村。由此造成了大量伤亡和数以万计的难民。（94）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农民和西贡政权的矛盾，从而最终促成了战略村计划的破产。

八

肯尼迪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特种战争正急速走向失败，由佛教徒抗议运动激发的西贡政治危机则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然而，肯尼迪仍完全不想收敛在越南的干涉。他在1963年9月两次接受电视采访时强调：

　“我不同意那些说我们应当撤出的人。那将是个巨大的错误……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斗争，尽管它远在天涯海角。”
　“我担心的是，美国人会变得不耐烦，会说我们应当撤出，这只会便利共产党人。”

　　三年前，他在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发表演说，其中宣称他要为美国提供新一代领导--不受传统束缚，不被往昔的恐惧、仇恨和敌对蒙蔽，能够挣脱陈旧的口号、幻想和猜疑。（96）他的越南政策是对这些豪言壮语的莫大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