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

这句话出自亨利·皮朗的经典著作——《穆罕默德和查理曼》，

        作为自己学术思想的集中表达，仅仅通过“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这样一句形象的表述，我们便会明白这本书及其作者的思想高度和水准。因为它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而简单的事实——自7世纪以来，来自阿拉伯—伊斯兰教狂飙般的扩张对西方社会历史命运造成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征服使得昔日作为罗马人的mare nostrum（拉丁语：我们的海）地中海转变为穆斯林的内湖，由此西方进入了中世纪，新的西方文明得以诞生。

        毋庸置疑，皮朗所提出的这一命题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赞成者有之，攻伐者亦不乏其人。我们不难想象在以往以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为主导的“二元结构”的解释模式之下，这一论调意味着什么。 它本人的这一思想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非常之深的影响，包括久负盛名的法国年鉴学派。

        20-30年代期间，皮朗先后以论文、演讲和著作等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主张。依据其各种著述，笔者将其（皮朗命题[2]）主张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匈奴和 日耳曼各个民族对罗马世界的冲击，虽颠覆了西罗马帝国的政治统治体系，但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上并不具有以往人们所赋予的那么巨大的意义；而7世纪 以后，来自阿拉伯—伊斯兰教狂飙般的扩张则对西方社会历史命运造成了根本性的改变，它彻底地砸碎了各种古典的传统。正是在这种局势的作用下，西方社会首次 出现了由地中海向北方地区的转移，并蜗居在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之中，其后果就是墨洛温王朝的垮台和加洛林国家的兴起。由此，西方社会才进入了中世 纪时代，新的西方文明方得以诞生。“倘若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就根本是无法想象的”这种形象的表述便是其学术主张的集中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