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执政刚满五年的希特勒政权，竟然让德国率先摆脱了经济恐慌。为了学习先进经验，伪满协和会骨干半田敏治开始游走于德国各地，寻找解决伪满国内劳动力匮乏的问题。

       半田敏治惊奇地发现，德国拥有完善的义务劳动组织制度。他决定，照搬这一做法。

       该建议一经出台，立即得到了伪满协和会的支持，1938年，依照半田敏治的思路，伪满协和会纲领被重新修订。

       1938年6月，“国民勤劳奉仕”运动开始广泛展开，以缓解伪满国内劳动力的短缺问题。

       为了避免伪满民众将“国民勤劳奉仕”运动与劳动力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伪满协和会在活动中特意强调，这是对“国民”进行动员组织和训练的一种具体的实践活动，“国人万勿误会这是强制赋役，均为自动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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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东北基本上是日本治国理念的试验田。

       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国内，政友会与民政党两大政党交替执政。刚刚萌芽的民主政治，遭遇了关东大地震与昭和金融恐慌的双重打击，日本国内经济凋敝、民生萧条，政治局面动荡。

       “满洲国”建立不久，关东军就发现，征服一个民族并不比征服土地来得容易。战场上，关东军有着自己独特的军事战略、作战思想和执行力；统治时，他们需要有同样能力的一群人，来折服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这就是我们要讲述的另一支“关东军”：协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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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7月23日 新京专电：协和会中央事务局经理科长山田之吞蚀公款案、风雨满城、跌誌本报、兹者宪兵队、将山田严讥结果。”

“25日，因该不正事件之暴露…自二十一日，假新京会议室现正协议善后策云。”——《盛京时报》

说到这场贪污公款案的缘由，不能不提及一个25岁的女人，藤田静子，她在一家日本料理做艺妓。东窗事发之前，37岁的山田，偶然结识了这位藤田静子，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为此花销公款一万四千多元，这在当年是一笔巨款。当时由“国库”拨给协和会的补助金年额不过70万元。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引燃了协和会的第一次改组。

贪污丑闻不过是引发协和会改组的导火索。

当时，对于协和会的发展方向，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小矶国昭疑虑重重，甚至存在某种恐惧。那么作为关东军的实力人物，小矶国昭究竟担心什么？难道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策略方面，协和会与关东军南辕北辙吗？

曹 冬雁（长春历史文化学者）：它们之间是有矛盾的。在理念方面，日本军内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人物，其基本立场是日本迟早要与欧美有一场决战，并认为这是东亚 乃至世界的最后一场战争。在具体设想方面，向德国学习，组建“一国一党”的独裁专制政治。那么为了保证日本赢取这场所谓最后战争的胜利，他们设想关东军应 该以纯粹军事工具出现，协和党或者协和会才是满洲国唯一的政治团体。这点石原莞尔是毫不避讳的，而且影响非常大，从他自己的理论逻辑来看，协和会应该取代 关东军。

这个时期的协和会，不仅与关东军存在矛盾，和伪满政府各级官吏之间也有纷争，官吏们指责协和会权限越界，协和会则指责官僚的独善主义。同时，协和会内部成分日益复杂，扩大地盘、争权夺利的态势，使军方深感忧虑。

1934 年2月，小矶国昭离任之前，曾以“通牒”的形式，责成伪满政府处理协和会的问题，可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尚未发话，夹在中间的总务厅次长阪谷希一也 不好妄动。就在协和会认为可以走出关东军的阴影大干一场之时，却发生了协和会骨干贪污公款案件，为军方与政府某些人物撤销协和会的呼声，提供了很好的口 实。

对于协和会而言，改组迫在眉睫。

1934年9月，协和会进行了第一次改组，除了对原有部门加以调整外，还新设了“中央事务局委员会”，和直属于它的视察员及调查室。同时，中央事务局次长改由伪满洲国日本官吏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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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效民主议会之颦，亦不陷专制政治之弊，是为顺应在满洲帝国实现民意之畅达的必要性，而开设的联合协议会”。——[日]小山貞知.満洲協和会の発達[M].東京:中央公論社,1941:51.

时间：1942年8月3日

事件：伪满洲国全国联合协议会第一天

伪满洲国皇帝 溥仪：“竭尽忠诚，妥为协议，促进我国各种事业日新月异，贡献亲邦皇军圣战早日完成。”

关东军司令官 梅津美治郎：“希望诸位本诸 日满不可分携的精神，会议讨论开诚相见，会议后回到地方更好地传达这种意旨。”

伪国务院总理 张景惠：“要什么给什么，给什么要什么。”

伪国务院总务长官 武部六藏：“圣战高于一切。”

时间：1942年8月4日

事件：伪满洲国全国联合协议会第二天

伪吉林省榆树县协议员 安国治：今年雨水不调，秋收已无把握。……每年粮食共缺少 3.2 万吨。……如果今年粮食供出量有增无减，对于农民的生活和来年的农业生产问题的严重影响，将不堪设想了。

伪滨江省双城县协议员 于某：“去年供出粮食12万吨，但这是王县长用大马棒打出来的。如果今年再增加供出数量，恐怕再多几根马棒也是打不出粮食来的。”

伪兴农部次长 稻垣征夫：“政府每年收购粮食的数量仅为全“满”粮食产量的 1/3，农村还有 2/3 的粮食剩余，根本谈不上贫困饥寒的事情。”

曾任伪满洲国全国联合协议会书记长的王子衡，事后回忆道：“稻垣的话纯是欺人之谈。”

王子衡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非常清楚，粮食究竟是怎么供出的。

       1941年，王子衡任伪滨江省省长。当时，为了满足日伪当局逐年加码的征粮需要，下属各县的伪县长们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边优抚慰劳，一边让各县组织“出荷督励班”，下乡逼索粮食，农民稍有不从就会遭到殴打。

       会上双城县协议员口中的王县长，当年就是王子衡的手下。此人外号“王大马棒”，下乡催粮时，总是手拎木棒，动辄打人，这位县长大人打人还有一套理论，叫“棍棒底下出粮食”。

 

       协议员们听了稻垣征夫的说辞后，认为是强词夺理，不符合事实，纷纷举手准备发言，但大会议长三宅光治却说，本议案内容复杂，一时难以讨论出结果，要把它交给分科委员会讨论。大家只好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