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7月16日，首相邀请我参加新政府。他提议我或者在军需部供职，或者赴新设立的空军部上任，有一个附带条件是，如果我选择后者，他下午在政府必须要对人事重作安排。我立即表示宁愿去军需部；我花了许多周折才决定下来，现记述如下：

翌晨宣布了对我的任命。引起当时习惯于用敌视眼光看待我的那些人的呼喊：保守党联盟全国联合会委员会立即提出抗议，一个有影响的工会会员代表团觐见党的领 导人表示强烈不满。然而劳合·乔治先生已经以其习惯的耐心作了充分准备。诺思克利夫勋爵受命前往美国进行解释和安抚。爱德华·卡森爵士和斯马茨将军都是热 心的拥有者。政府组建时曾成功地阻挠我进入政府的大臣们也不是原样不变；有的事先得到了抚慰，其余人皆表示默认。一直是我知友的博纳·劳先生给他的代表团 一个很生硬的答复。我以明显多数重新当选为邓迪区议员，毫不拖延立即走马上任。没有时间制订计划，我便立刻开始制造武器。

军需供应的内部状况，英国行政部门的整个结构，实际上已经和20个月以前我离开的时候大不相同，与我任海军大臣时的情形相去更远。在大战初期——实际上几乎到1915年 年底——英国的资源远远超过任何机构可能的需求。舰队和陆军需要的任何东西，只须及时并按足够规模订购即可。主要困难是要扩展眼界看到迄今为止无法想象的 战事规模。夸大狂成为一种美德。的确，生产军需供应品的数量过去几乎需要或计划加上一位零或两位零，才是立功之举。现在一切都变了。三年的战争差不多投入 了国家的整个力量。各种军需生产已经以极大规模进行，全岛就是一座兵工厂。劳合·乔治先生规划的大型国营工厂刚刚开始运作。与工会关于减轻劳动强度的最早 纠纷已被克服；几十万妇女正在制造弹壳和引信比战争前大多数技工更为价廉质优。英国工业界最干练人物作为国家公务员云集在军需部所在的旅店。昔日军需供应 的涓涓细流，现在已经流入持续上涨的大河。

尽管如此，激战前线的需求迅速而轻易地吞噬了所能生产的一切。我们正面临既迫切又显然无法满足的需要；现在我们能力极限终于开始暴露。

我在1917年秋天所面对的军需生产主要限制因素有四个，即船舶(吨位)、钢铁、熟练劳动力和美元。其中最后一项因美国加入协约国其尖锐性有所降低。我国已经卖出了10亿英镑的美国证券，而在做出此项重大举措之前，我们已为我们和协约国购买粮食和装备负上沉重债务。1917年初，我国在大西洋彼岸的信贷实际上已经告罄，美元急需的形势现在有点减轻，在其他情况下本要完全关闭的大门现在部分地打开了。美元和加元的购买力的限制还是制约了各项计划的安排。

船舶的短缺非常尖锐。由于德国潜艇战造成的损失，各战场陆军的需求，粮食和英国贸易需要运输的物资，各协约国的需要，美国对海上运输不断增高的希望，所有 军需原材料需要进口，因而我国商船运输紧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而在此期间船舶吨位数成了限制我国生产的因素。钢铁紧迫性仅次于船舶吨位，而且是军事努 力的直接的衡量标准。大英帝国的钢产量已经差不多翻了一番。和平时期本来无利可图的矿山投入了积极的生产。但是我国重要依赖西班牙北海岸提供的铁矿，所有 输送铁矿的船只要走常常沉船的危险航路。此外，我们还用极有限的从美国和加拿大借来的美元购买成品钢材和各种半成品的弹壳铸件。

注：东北的铁路和淮海的小推车，也是很重要的。

军需部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它的编制。自从其创建者劳合·乔治先生晋升更重要的职位之后一年过去了。继任其职位的两位天才大臣蒙塔古先生和艾迪生博士应付了所 有出现的需要，肩负起一个责任又一个责任，增设了一个又一个的“署”和“科”，但是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其在凭经验和无秩序的创立时期就采取的中心组织形式。 一切重大的和诸多次要的决定仍集中在大臣本人。我发现由1.2万名官员组成不下于50个主要部门，每个部门有权与大臣直接联系，并要求他就十分复杂相互联系的问题做出迅速的一连串决定。我立即着手工作，划分和分配这一危险的权力集中。

根据新的制度，部属50个署合并为10个大组，各由一人主管，此人直接向大臣负责。这10个大组的负责人组成一个类似于内阁的委员会。委员会成员赋有双重职能：一，管理他们的大组；二，普遍关注部的整个事务。他们必须形成“委员会意识”，而不要把他们自己局限于各自的特殊范围。每个大组用一个字母来代表。“D”代表设计组，“G”代表枪炮组，“F”表示财务组，“P”表示自动推进武器组，“X” 表示炸药组等等。以不同方式组合这些字母，可以正确组成适合于处理任何特殊主题的委员会，而总体运作则由合作或“控制”委员会牢牢掌握。组成委员 会的“精通业务者”由文职人员中的坚强骨干协助工作，我为此从海军部调来老朋友威廉·格雷厄姆·格林爵士和马斯特顿—史密斯先生。于是，我们立即开始进行 首创精神、干劲、能力和发挥实际经验的竞争；加上高标准的要求、高标准处理日常事务和办事方法，这些是文职官员的特长。

缓解立见成效。我不再受到堆积如山的文件的压力。我手下10名 委员中的每一位，都能够就其所辖范围的事务做出最终的重大决定。委员会每日会议使各委员相互之间保持密切联系并熟悉部的总计划；同时，委员会制度能使特殊 问题迅速得到了结。一旦整个组织运转起来，就再不需要有所改变。我毋须徒步披荆斩棘，只要轻松自如地骑在一头大象身上；象鼻子可以同样不费吹灰之力拾起一 根小针或者连根拔起一棵大树；从象背上登高望远，一览无遗。

我将自己工作局限于布置和调整任务，决定特殊供应的重点和优先，全面理解战事计划和开创具体项目。有了5个月新制度的经验之后，我能说，“我实际上总是不加修改地批准委员会报告。我记得几乎很少改动一个字。我从头至尾全神贯注地审阅每份报告，审核对问题的决定，我知道，即使我本人亲自对问题进行两整天的研究，写出的报告也比他们所提交的要远为逊色。

在军需部，我同我经历前所未有的最庞大最有力量的工作班子一起工作。部内云集了全国最懂业务的精英，为了共同的事业全力以赴和无私忠诚地工作。其主要人员 皆是由于战争需要而蓬勃发展的行业中的业主人士，即使不是绝大多数也是为数甚巨。他们为了军需完全放弃了只要继续作为私人承包商必将可望滚滚而来的巨大财 富。他们效力国家完全为了荣誉。他们心甘情愿地看到他们自己行业中地位不高的同行积累着巨大的财富，扩充事业的规模。在为王国政府效力方面，他们之间也存 在尖锐的对立；委员会委员的地位及其一般前景为他们所珍视。根据职位条例，整个权力集于大臣一身；但实际上委员会拥有真正的集体责任。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在他1919年度的最后一篇公文中写道，“至于物资，直至1916年仲夏，大炮供应状况才接近于满足进行重大战事的需要。在整个索姆河之战的过程中，大炮弹药的消耗必须予以最大的关注。在1917年的历次战斗中，弹药充足；只是大炮供应状况是不断焦虑的原因。只有在1918年才有可能进行枪炮战，除了运输问题之外，毋须作任何限制考虑。”

我用这些篇幅自豪地详述了军需部委员会在供应领域取得的不寻常成就，这不是占他人的功劳为己功。它首先归功于劳合·乔治先生，军需部大多数能力非凡的人士 都是他招集的，他创办国营工厂的远见卓识为后来的生产奠定了基础。功劳也属于从事具体工作的人们，他们在初创伊始打下军工生产的基础；全国军民永远感谢他 们忠诚、机智、不倦的创造和努力。

***********************************************************************

      战争进行到后期，欠了一屁股债，通货膨胀，已经搞不成了。

      以空间换时间，内线歼敌，拖它两下，它就没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