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纺织机器：聂云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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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蔡和森成为理论翘楚，不是没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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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业化的后向联系，从纺织业生产到纺织机器生产，并由此发展到机器制造、钢铁和铁路。
前向联系到 “无产化农民的生产” 和 “为他们生产” 。（城乡粮棉交换）
印度的农业 —— 吸收以前从事制造业和手工业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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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上海，湖南衡山人聂云台无人不知，他在黄浦江边经营着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棉纺厂，一度成为上海总商会会长，风云一时。在上海工商界驰骋20多 年后历经涅槃，他沉寂下来。暮年的他不再管什么事情，他受五戒，礼佛，成为德高望重的居士。从“商业巨子”“纺织界泰斗”等头衔退下来后，聂云台大病几 场，在床上度过十多年时光。
他失声了，只能用纸笔写字交流，可络绎不绝的拜访者仍来到他床前畅谈、取经。他开始寻求其他途径实现心中抱负，毅然拿起笔杆著书立作，试图将辉煌与平淡和解。
一生跌宕起伏，他总结自己的人生，终成《保富法》，教人们如何“保有真正财富”，并告诫世人“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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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云台的一位侄孙一直保留着他一张照片，那是1915年，他任中华游美实业团副团长去美国参加世博会时拍摄的。这张照片中，站在第一排正中间 的是美国国务卿布莱恩，一旁是团长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人张弼士，另一旁靠布莱恩的第二个位置就是聂云台。当时35岁的他已是民国初期私营棉纺厂恒丰纺织 新局的总经理。
这次访美，聂云台负责的是考察纺织工业、织麻工业、玻璃制造、种棉法等，这也为他接下来的大刀阔斧改革和奠定商界地位打下基础。
他是个意气风发的新派企业家，13岁中秀才，但后来自绝科举，要“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跟外国人学英语、电气、化学工程等新学科，赴美国留 学深造。学成回国后，24岁时征得父亲聂缉椝同意，在上海组建复泰公司，并掌握一家官商合办的华新纺织局，初来乍到，他雄心勃勃，用借来的巨款买下该厂三 分之二的股份。当租约期满后，他再次向私人贷款，买下该厂所有股份，使其成为聂家独资企业。在29岁那年，该企业改为恒丰纺织新局，他任总经理。
新起之秀的他最显赫的身份是有一个国人皆知的外公——曾国藩，他是上海道台聂缉椝和曾国藩满女曾纪芬的三儿子。
接手恒丰后，聂云台辞退厂里的包工头，大胆起用新人。采用电动机，使得纺纱效率大大提高。又聘请外国技术员传授相关技术，让特约瑞和洋行为厂里装配零件，请光裕洋行派技师来厂里教授润滑油添加方法，聘用德商瑞记纱厂的英国工程师为工程顾问，使企业与国际接轨。
大刀阔斧改革后，他又率先提出在工厂办培训班。一开始，他自任培训员，开设技能培训，后又聘请外籍专家讲授新技术、新方法。这样的培训班在恒 丰办了8期。此外，为了培养更多专业人士，他还与南通一家工业学校联手，甚至将技术骨干送出国深造。被他送出国的技术人才就有数十个，后来大多成为新中国 纺织界的精英。如担任西安纺织局局长的傅道绅，担任中国纺织科学院院长的任尚武（任弼时侄子）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对中国市场控制放松，聂云台抓住机会，在技术、管理上再次大胆革新，使得恒丰纱厂生产规模不断扩大。1919 年，占地150亩的大中华纱厂初具雏形。聂云台发起公共招股，资本总额由原来的90万两增至1921年的200万两，拥有纱锭45000枚。该厂的规模和 设备在当时均属一流，有“模范纱厂”之称。随之，聂云台也步入经济活动的高峰。
为了让中国拥有自己制造的纺织机器，1921年，他和张謇、荣宗敬、穆藕初等人创办了中国铁工厂，这也是我国创办的第一家纺织机械制造工厂。此后的几年间，他又与友人共同创办了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华丰纺织公司、中美贸易公司及上海纱布交易所等一批新兴实业公司。
聂云台一跃成为工商界的风云人物，41岁时，他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获北洋政府颁发三等宝光嘉禾勋章。同年，他又被选为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
“新官”上任的聂云台，迅速开展一系列的革新措施。他集中一批企业家力量，组成了财政、陈列、交通、公证等8个专门委员会，充实和健全了商会 的职能。从1921年起，总商会连续三年举办了三次规模宏大的国货展览会，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聂云台还兴办了工商业图书馆和商业补习学校，出版《上海 总商会月刊》，培养商战人才和发布商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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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称其“全国办学三贤”之一
1953年的一天，聂崇实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当时她还不知道爷爷聂云台曾是这个学校的校董，后得知这消息，特别自豪。聂云台向复旦大学捐赠《四部丛刊》一套，约2100册，形成复旦大学图书馆雏形。在聂崇实对爷爷不多的记忆中，教育、慈善占了爷爷生活的很大一部分。
人们较为熟悉的上海市荆州路42号上海市市东中学就是聂云台捐地，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批准创办的学校。在当时，中国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大批 实业集聚上海公共租界东区，这里人口稠密，却没有良好学校，儿童失学者众。看到此情形，聂云台捐出15亩地，并以纪念其父聂缉椝先生之名义，于1916年 建成“聂中丞华童公学”。该校学费是近代上海地区最低的，家境贫寒的学生还能减免学费。
1917年，黄炎培、蔡元培、史量才等教育界领袖在雁荡路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也得到聂云台、张謇等实业家的帮助。聂云台除了捐献巨资办学，还任临时总干事，参与到具体的活动中去。他后来在上海开设职业学校，大力推行职业教育。
这位风光无限的实业家在1919年还做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他曾资助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罗章龙在回忆录谈到：“蔡和森以个人名义向上 海资本家聂云台请求帮助，聂允其请，捐三千元作蔡氏全家赴法用费，使得成行。”李维汉曾对李俊臣说，他当年赴法，也得到上海聂老板300元大洋的支援。作 为东南大学校董期间，他向社会募捐16万元，帮助东南大学建立了图书馆；还促进东南大学和暨南大学在上海设立商科大学。他在“实业救国”的同时实践着自己 的“教育救国”，蔡元培还将他与陈嘉庚、吴锦堂称为全国“办学三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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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失意后著《保富法》教人“保富”
正当事业大展时，可风云变幻的时代局势让聂云台措手不及。1924年，外资入侵，华资棉业受到重创，聂氏家族企业恒丰纱厂负债60万，为偿还 债务，被迫将大中华纱厂股权以150万两售出。而大通、华丰等厂都不同程度亏损，事业上的打击接二连三，在聂家的威望也急转直下。两年后，他被迫退休，只 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和顾问。
聂云台的“黄金时代”随着事业失败不断远去。他觉得人生如戏，又加之妻子早逝，无处诉说，大病一场之后，开始由基督教转为信佛。他参谒印光法 师，受持五戒，曾想剃度出家，被崇德老人（曾纪芬）制止，遂成为潜心修佛居士。“爷爷从基督徒变成佛教居士，跟事业失败遭受的打击有很大关联。”1935 年出生的聂崇实自有记忆起，爷爷就已是虔诚的居士了。那时候，往来爷爷住处的佛教居士或者佛家人士络绎不绝，他们谈论佛教，而具体谈论什么，她表示自己年 龄太小，没有资格去旁听。
这时候的聂云台身体每况愈下，他患了肺病，支气管扩张，几近失声。到了1943年，因骨结核病截去右腿，自此很少外出，几乎都在床上生活。聂崇实记得，哪怕爷爷只能卧床，他仍然没停止社交，他失声只能用笔在纸上写字交流，来看望他的人也不少。
聂云台并没有因病停下来，他不停地著书写文。“能坐立的时候，在他的床上架个小桌子，他就在小桌子上写，不能坐着的时候就在纸板上放纸写。” 聂崇实觉得爷爷毕生关心教育和公益。这期间，他将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融合历史的经验教训，写就了旨在提醒世人如何才能真正地保有财富，避免重蹈贪财者覆 辙的《保富法》。《保富法》在《申报》上连载之后，遭到企业家抢读，柳亚子等名流也积极响应，一时激发了读者爱心，数日之间，收到助学献金47万元，成为 一时佳话。
《保富法》分为上、中、下三篇，不足两万字。他在书中郑重告诫世人，俗话说的“世无三代富”有其道理。
他书中提及财富观，即“不肯取巧发财，子孙反能有饭吃，有兴旺气象；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 验，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发达”。有人称“保富法”也为“保福法”，聂云台提到：一念仁慈的心，即能使天地间产生一种祥和之 气；如果付诸行动，则这种祥和之气，就会常常环集在我的四周，而且能使家庭子孙都受到福荫。
《保富法》虽然发表已过去六十多年，但在2011年，社交网络平台正和岛试运行启动仪式上，组织者推出新版《保富法》一书，俞敏洪等知名企业家纷纷索要。
特殊的“家庭集益会”
“爷爷，我回来了。”
“从学校怎么回来的？”“我是走路回来的。”“真好！”
聂崇实极少跟爷爷聂云台说话，这次简单的对话，她甚至将它作为家珍。那时，她在上海市上海中学读高中，在郊区住校，放假回家经常是从学校走十 里路到城边，再走八里路到家。“那时，我们让小同学坐校车，自己走路。”她把这些情况跟爷爷说了之后，爷爷很欣喜，“可能他觉得我践行了他教导的勤俭，耐 劳的家教吧。”
聂崇实懂事起，勤俭之风就是家里提倡的。爷爷一个人吃饭，他吃素，除了喝点牛奶外，连鸡蛋都不碰。夏天天太热，大家都穿绸布衣服，唯独聂云台布衣素食。“我从来没见过他穿过绸缎衣和皮鞋，我少年时，很多人说我家富裕，可我真的没感觉到。”
聂云台从“商业舞台”退下来后，还将自己的超前思想用在了家庭教育上。1926年，他发起“家庭集益会”，还制定相关的制度，让大家庭通过会 议参与到家庭事务中。这个会议规定每周一次，星期日下午二时半在辽阳路崇德堂宅举行，会议设干事一人，记录言辞，执行议定事件。“家庭集益会”还制订了每 十天出一期的《聂氏家言旬刊》，这本刊物曾在亲友中发行，一期高达1800多份。聂崇实家尚存两本，是1926、1927年出版的，但因为纸张太脆，她始 终不敢打开看。
在留存的第109期《聂氏家言旬刊》里曾记载：在第七次家庭集益会上，“老太太”曾纪芬对于当时劳工例假制度逐渐发达的反应就是，“练习服 劳，自己受用不浅”，“我辈若不习劳，使自己能生产，他日必有饥饿之时，悔无及已。”而在另一次家庭集益会上，因为家里大学毕业者渐渐多起来，择业成为急 需解决的问题，聂云台在此次会议上专门讲了“择业之指导”。除此之外，家庭集益会每周一个议题，由聂家大家族的兄弟妯娌来各抒己见，据说，这种会议的规模 在当时达到二三十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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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聂云台侄孙聂崇立在美国定居，将父母聂光尧、杨佩珊接过去后，以为父母语言不通，没想到他们能用流利的英语和外国人交谈，更让他吃惊的是，家中放巴赫的唱片《圣母颂》，父亲流着泪走开。这些耳濡目染的教育，很大程度上也跟聂家的家教相关。
到后来，《家声选刊》（《聂氏家言旬刊》前生）出版，戈公振作序，他断言家庭刊物在于“联络家庭之情感，而切磋其道义”，称道聂云台主持的“家庭集益会”出刊物形式为“在吾国为创见，即在欧美新闻事业发达之国，亦未之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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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业化的后向联系，从纺织业生产到纺织机器生产，并由此发展到机器制造、钢铁和铁路。
前向联系到 “无产化农民的生产” 和 “为他们生产” 。（城乡粮棉交换）
印度的农业 —— 吸收以前从事制造业和手工业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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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上海，湖南衡山人聂云台无人不知，他在黄浦江边经营着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棉纺厂，一度成为上海总商会会长，风云一时。在上海工商界驰骋20多 年后历经涅槃，他沉寂下来。暮年的他不再管什么事情，他受五戒，礼佛，成为德高望重的居士。从“商业巨子”“纺织界泰斗”等头衔退下来后，聂云台大病几 场，在床上度过十多年时光。
他失声了，只能用纸笔写字交流，可络绎不绝的拜访者仍来到他床前畅谈、取经。他开始寻求其他途径实现心中抱负，毅然拿起笔杆著书立作，试图将辉煌与平淡和解。
一生跌宕起伏，他总结自己的人生，终成《保富法》，教人们如何“保有真正财富”，并告诫世人“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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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云台的一位侄孙一直保留着他一张照片，那是1915年，他任中华游美实业团副团长去美国参加世博会时拍摄的。这张照片中，站在第一排正中间 的是美国国务卿布莱恩，一旁是团长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人张弼士，另一旁靠布莱恩的第二个位置就是聂云台。当时35岁的他已是民国初期私营棉纺厂恒丰纺织 新局的总经理。
这次访美，聂云台负责的是考察纺织工业、织麻工业、玻璃制造、种棉法等，这也为他接下来的大刀阔斧改革和奠定商界地位打下基础。
他是个意气风发的新派企业家，13岁中秀才，但后来自绝科举，要“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跟外国人学英语、电气、化学工程等新学科，赴美国留 学深造。学成回国后，24岁时征得父亲聂缉椝同意，在上海组建复泰公司，并掌握一家官商合办的华新纺织局，初来乍到，他雄心勃勃，用借来的巨款买下该厂三 分之二的股份。当租约期满后，他再次向私人贷款，买下该厂所有股份，使其成为聂家独资企业。在29岁那年，该企业改为恒丰纺织新局，他任总经理。
新起之秀的他最显赫的身份是有一个国人皆知的外公——曾国藩，他是上海道台聂缉椝和曾国藩满女曾纪芬的三儿子。
接手恒丰后，聂云台辞退厂里的包工头，大胆起用新人。采用电动机，使得纺纱效率大大提高。又聘请外国技术员传授相关技术，让特约瑞和洋行为厂里装配零件，请光裕洋行派技师来厂里教授润滑油添加方法，聘用德商瑞记纱厂的英国工程师为工程顾问，使企业与国际接轨。
大刀阔斧改革后，他又率先提出在工厂办培训班。一开始，他自任培训员，开设技能培训，后又聘请外籍专家讲授新技术、新方法。这样的培训班在恒 丰办了8期。此外，为了培养更多专业人士，他还与南通一家工业学校联手，甚至将技术骨干送出国深造。被他送出国的技术人才就有数十个，后来大多成为新中国 纺织界的精英。如担任西安纺织局局长的傅道绅，担任中国纺织科学院院长的任尚武（任弼时侄子）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对中国市场控制放松，聂云台抓住机会，在技术、管理上再次大胆革新，使得恒丰纱厂生产规模不断扩大。1919 年，占地150亩的大中华纱厂初具雏形。聂云台发起公共招股，资本总额由原来的90万两增至1921年的200万两，拥有纱锭45000枚。该厂的规模和 设备在当时均属一流，有“模范纱厂”之称。随之，聂云台也步入经济活动的高峰。
为了让中国拥有自己制造的纺织机器，1921年，他和张謇、荣宗敬、穆藕初等人创办了中国铁工厂，这也是我国创办的第一家纺织机械制造工厂。此后的几年间，他又与友人共同创办了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华丰纺织公司、中美贸易公司及上海纱布交易所等一批新兴实业公司。
聂云台一跃成为工商界的风云人物，41岁时，他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获北洋政府颁发三等宝光嘉禾勋章。同年，他又被选为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
“新官”上任的聂云台，迅速开展一系列的革新措施。他集中一批企业家力量，组成了财政、陈列、交通、公证等8个专门委员会，充实和健全了商会 的职能。从1921年起，总商会连续三年举办了三次规模宏大的国货展览会，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聂云台还兴办了工商业图书馆和商业补习学校，出版《上海 总商会月刊》，培养商战人才和发布商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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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称其“全国办学三贤”之一
1953年的一天，聂崇实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当时她还不知道爷爷聂云台曾是这个学校的校董，后得知这消息，特别自豪。聂云台向复旦大学捐赠《四部丛刊》一套，约2100册，形成复旦大学图书馆雏形。在聂崇实对爷爷不多的记忆中，教育、慈善占了爷爷生活的很大一部分。
人们较为熟悉的上海市荆州路42号上海市市东中学就是聂云台捐地，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批准创办的学校。在当时，中国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大批 实业集聚上海公共租界东区，这里人口稠密，却没有良好学校，儿童失学者众。看到此情形，聂云台捐出15亩地，并以纪念其父聂缉椝先生之名义，于1916年 建成“聂中丞华童公学”。该校学费是近代上海地区最低的，家境贫寒的学生还能减免学费。
1917年，黄炎培、蔡元培、史量才等教育界领袖在雁荡路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也得到聂云台、张謇等实业家的帮助。聂云台除了捐献巨资办学，还任临时总干事，参与到具体的活动中去。他后来在上海开设职业学校，大力推行职业教育。
这位风光无限的实业家在1919年还做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他曾资助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罗章龙在回忆录谈到：“蔡和森以个人名义向上 海资本家聂云台请求帮助，聂允其请，捐三千元作蔡氏全家赴法用费，使得成行。”李维汉曾对李俊臣说，他当年赴法，也得到上海聂老板300元大洋的支援。作 为东南大学校董期间，他向社会募捐16万元，帮助东南大学建立了图书馆；还促进东南大学和暨南大学在上海设立商科大学。他在“实业救国”的同时实践着自己 的“教育救国”，蔡元培还将他与陈嘉庚、吴锦堂称为全国“办学三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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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失意后著《保富法》教人“保富”
正当事业大展时，可风云变幻的时代局势让聂云台措手不及。1924年，外资入侵，华资棉业受到重创，聂氏家族企业恒丰纱厂负债60万，为偿还 债务，被迫将大中华纱厂股权以150万两售出。而大通、华丰等厂都不同程度亏损，事业上的打击接二连三，在聂家的威望也急转直下。两年后，他被迫退休，只 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和顾问。
聂云台的“黄金时代”随着事业失败不断远去。他觉得人生如戏，又加之妻子早逝，无处诉说，大病一场之后，开始由基督教转为信佛。他参谒印光法 师，受持五戒，曾想剃度出家，被崇德老人（曾纪芬）制止，遂成为潜心修佛居士。“爷爷从基督徒变成佛教居士，跟事业失败遭受的打击有很大关联。”1935 年出生的聂崇实自有记忆起，爷爷就已是虔诚的居士了。那时候，往来爷爷住处的佛教居士或者佛家人士络绎不绝，他们谈论佛教，而具体谈论什么，她表示自己年 龄太小，没有资格去旁听。
这时候的聂云台身体每况愈下，他患了肺病，支气管扩张，几近失声。到了1943年，因骨结核病截去右腿，自此很少外出，几乎都在床上生活。聂崇实记得，哪怕爷爷只能卧床，他仍然没停止社交，他失声只能用笔在纸上写字交流，来看望他的人也不少。
聂云台并没有因病停下来，他不停地著书写文。“能坐立的时候，在他的床上架个小桌子，他就在小桌子上写，不能坐着的时候就在纸板上放纸写。” 聂崇实觉得爷爷毕生关心教育和公益。这期间，他将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融合历史的经验教训，写就了旨在提醒世人如何才能真正地保有财富，避免重蹈贪财者覆 辙的《保富法》。《保富法》在《申报》上连载之后，遭到企业家抢读，柳亚子等名流也积极响应，一时激发了读者爱心，数日之间，收到助学献金47万元，成为 一时佳话。
《保富法》分为上、中、下三篇，不足两万字。他在书中郑重告诫世人，俗话说的“世无三代富”有其道理。
他书中提及财富观，即“不肯取巧发财，子孙反能有饭吃，有兴旺气象；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 验，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发达”。有人称“保富法”也为“保福法”，聂云台提到：一念仁慈的心，即能使天地间产生一种祥和之 气；如果付诸行动，则这种祥和之气，就会常常环集在我的四周，而且能使家庭子孙都受到福荫。
《保富法》虽然发表已过去六十多年，但在2011年，社交网络平台正和岛试运行启动仪式上，组织者推出新版《保富法》一书，俞敏洪等知名企业家纷纷索要。
特殊的“家庭集益会”
“爷爷，我回来了。”
“从学校怎么回来的？”“我是走路回来的。”“真好！”
聂崇实极少跟爷爷聂云台说话，这次简单的对话，她甚至将它作为家珍。那时，她在上海市上海中学读高中，在郊区住校，放假回家经常是从学校走十 里路到城边，再走八里路到家。“那时，我们让小同学坐校车，自己走路。”她把这些情况跟爷爷说了之后，爷爷很欣喜，“可能他觉得我践行了他教导的勤俭，耐 劳的家教吧。”
聂崇实懂事起，勤俭之风就是家里提倡的。爷爷一个人吃饭，他吃素，除了喝点牛奶外，连鸡蛋都不碰。夏天天太热，大家都穿绸布衣服，唯独聂云台布衣素食。“我从来没见过他穿过绸缎衣和皮鞋，我少年时，很多人说我家富裕，可我真的没感觉到。”
聂云台从“商业舞台”退下来后，还将自己的超前思想用在了家庭教育上。1926年，他发起“家庭集益会”，还制定相关的制度，让大家庭通过会 议参与到家庭事务中。这个会议规定每周一次，星期日下午二时半在辽阳路崇德堂宅举行，会议设干事一人，记录言辞，执行议定事件。“家庭集益会”还制订了每 十天出一期的《聂氏家言旬刊》，这本刊物曾在亲友中发行，一期高达1800多份。聂崇实家尚存两本，是1926、1927年出版的，但因为纸张太脆，她始 终不敢打开看。
在留存的第109期《聂氏家言旬刊》里曾记载：在第七次家庭集益会上，“老太太”曾纪芬对于当时劳工例假制度逐渐发达的反应就是，“练习服 劳，自己受用不浅”，“我辈若不习劳，使自己能生产，他日必有饥饿之时，悔无及已。”而在另一次家庭集益会上，因为家里大学毕业者渐渐多起来，择业成为急 需解决的问题，聂云台在此次会议上专门讲了“择业之指导”。除此之外，家庭集益会每周一个议题，由聂家大家族的兄弟妯娌来各抒己见，据说，这种会议的规模 在当时达到二三十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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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聂云台侄孙聂崇立在美国定居，将父母聂光尧、杨佩珊接过去后，以为父母语言不通，没想到他们能用流利的英语和外国人交谈，更让他吃惊的是，家中放巴赫的唱片《圣母颂》，父亲流着泪走开。这些耳濡目染的教育，很大程度上也跟聂家的家教相关。
到后来，《家声选刊》（《聂氏家言旬刊》前生）出版，戈公振作序，他断言家庭刊物在于“联络家庭之情感，而切磋其道义”，称道聂云台主持的“家庭集益会”出刊物形式为“在吾国为创见，即在欧美新闻事业发达之国，亦未之前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