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爱好者，一直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生活的社会是这样而非（西欧）那样？传统上中国相比于西欧的高生育率，希望能够由生育率问题出发，对中国历史进程的特征，提出一种简单且一致的解释。错谬之处，敬请指正。

首先说明，这里要提出的是一种政治不正确的“环境（地理地缘）决定论”。

日本学者梅棹忠夫（1957，文明的生态史观）论述过生态环境对世界各文明的影响。中外学者（章典，2004／刘嘉麒，Gerald Haug，2007／张平忠，Kathleen Johnson，2008）也论证过季风气候对战乱与王朝更替的影响。本文只作为补充，说明气候变化影响中国文明进展的微观方式，以期在微观的个人选择和宏观的文明特征之间建立联系。孤陋寡闻之处难免，如果重复了前人论述，敬请指出。

中国文明在生育率，人地比，人口总数上，都明显高于西方。来看一下两种文明下有关生育问题的文化差异：

中国 一夫多妻制，相对早婚早育，女性充分婚姻。

西欧 一夫一妻制，相对晚婚晚育，部分女性终生未婚。

如果我们站在族群的角度看，这种差异，可以使前者快速扩大人口数量，而后者人口增速相对较低。这种差异意义何在呢？联想到生态学中的 r／k 对策与选择，会发现中西生育文化与历史进程，与之存在一种相似性。先来看一下这种相似性：

关于生态学中物种适应资源环境的不同策略，万能的百度是这样说的：

生态对策，又称“生活史对策，指各种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形成针对不同环境的各种特有的对策。 又分为：

r对策

出生率高，寿命短，个体小，一般缺乏保护后代的机制，竞争力弱，但一般具有很强的扩散能力。

k对策

采用发育慢、高竞争力、生殖开始迟，体型大、数量稳定和寿命长的策略。

而相应的自然选择过程是：

r选择

在严酷的不稳定环境中生活的生物，通过自然选择，向着增大繁殖力、母体不哺育后代的方向发展，称为r选择。

k选择

在相对稳定环境中生活的生物，通过自然选择，向着降低繁殖力和母体哺育后代的方向发展，称为k选择。

那么该如何理解这种相似性呢？下面尝试借用生态学的角度，来简化理解人类与环境互相适应这一过程。

从生理层面来说，人类是典型的k型策略者，这一点从大型灵长类祖先时代开始，应该就没有例外。而人类之区别于动物，在于人类个体间的信息交换，突破了生理能力的局限，利用语言文字等手段，创造了复杂性远超动物群体的各种社会形态。简言之，就是人类有“文化”。由此，当人类散布世界各地，面对不同且变化的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时，有能力在文化层面上做出策略调整，以弥补生理层面策略的局限。

仿照生态策略的区分，从生育角度，界定两种文化：

K型（优先强化个体竞争力）：一夫一妻制，晚婚，部分女性不婚，长子继承制，适应稳定资源环境。

R型（优先扩大人口数量）：一夫多妻制，早婚，女性充分婚育，均分继承制，适应波动资源环境。

这里把继承制作为生育策略的一部分，是考虑到均分继承制分散利用资源，有利于最快速扩大后代总数，而长子继承制集中资源，有利于强化少数后代的竞争力。人类活动的基本动因，和其他生物一样，是对竞争优势的追求。但是人类是有社会组织的，彼此竞争不是简单地倚多为胜，技术／组织等因素也可在竞争中造成优势。任何族群，都不会纯粹扩张人口，或纯粹强化个体竞争力，总是要持有一个策略组合。资源在人口扩张和强化个体竞争力之间分配的优先目标，就区分了R型和K型两种文化倾向。

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依赖于基本的生存资料而发展。我们聚焦到铁器农业时代，把资源简化为粮食（草原上的牲畜是同时期等价物，也简化归并）。中国所处的东亚季风区气候相对不稳，在经常性不规则的小幅变化外，还存在着间隔数百年的气温与降雨量的快速变化，在气温与降雨量下降周期中，其变化的幅度与速度足以造成粮食的持续大范围减产。而气候变化，粮食减产与战乱的关系，也已有论述。（竺可桢，1972，“中国过去五千年温度变化初步研究”／葛全胜等，2002，综述“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特征的新认识”／刘嘉麒，Gerald Haug，广东湛江湖光岩，玛珥湖构造沉积物相关研究／张平忠，Kathleen Johnson，2008，甘肃武都万象洞，石笋相关研究／章典，2004，气候变化与中国的战争、社会动乱和朝代变迁）

而中国文明的R型文化特征，可以解释为对这种灾难性粮食减产频发的适应。那么R型文化是如何适应这种波动性资源环境呢？

粮食持续大范围减产的后果，是造成大量的冗余人口，引发无政府混乱与流民战争，这是中国古代动乱时期的特征。在这种“玉石俱焚”式的混乱状态下，在同一时代的技术水平上拥有较强的个人竞争力（资源／技术等），对于个体乃至族群的生存帮助不大。小到家庭，大到族群，如果有较强的R型文化，那么它的人口基数会比较大，加以适当的动员，生存的机会将明显增加。（现代人对前现代动乱无法直观体会，可以参考这种无政府状态的现代版，网上那份“南斯拉夫平民内战城市生存报告”）

反过来，灾难性粮食危机频发，会对中国地区生活的族群反复进行R选择式筛选，迅速扩张人口的R型文化就会成为中国文明下的普遍选择。但是R型文化迅速扩张人口的倾向，以及与这种倾向相一致的土地利用方式（尽可能开荒以扩大耕地面积，尽可能精耕细作以提高耕地单产等），又会导致粮食生产的脆弱性，强化下一波粮食危机。

最后，但也最糟的是，前现代的农业进步，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扩大危机。农业进步与R型文化结合，导致可利用耕地增加，单位耕地上产量上升，将把人口水平提得更高。而在粮食持续大范围减产期间，这将导致更加彻底的无政府混乱与更大规模的流民战争。

从上面的讨论推论，R型文化与粮食危机互相强化，基本上锁死了中国文明进入铁器农业时代以来直至绿色革命，其间两千多年的道路。其表现就是波浪式的人口增长与渐次加深的粮食危机。那么这条道路又是如何塑造了中国文明的特征呢？

一。R型文化与粮食危机互相强化，对所有权形成压制。

1）在王朝前中期，人口日渐恢复然后趋稳。由于R型文化的人口扩张倾向，使耕地上承载的人口密度迅速增高，加之气候不稳所导致局部性间歇性粮食危机，族群内部与族群之间，都处于冲突边缘的高张力状态。维持自身秩序与应对战争威胁，使得压制所有权与个人自由，持续高效地动员人力物力成为理性选择。加之上一王朝末年动乱所留下的暴力性制度遗产，社会遂陷入专制状态不能自拔。

2）在王朝末期，粮食持续大范围减产，大量的冗余人口出现，引发无政府混乱与流民战争。从而更猛烈地扫荡所有权，破坏文明积累。

二。R型文化与粮食危机互相强化，促成了社会制度在两方面的极端化。

1）在一浪高过一浪粮食危机冲击下，动员组织能力与所有权的“tradeoff”持续尖锐，社会形态日趋于强控制弱分工，非专制因素的生存余地渐趋于无。

2）这一趋势体现在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上：从封建时代进入大一统时代，从贵族时代进入官僚时代，细节可以举出很多，所谓“编户齐民”，所谓“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等等。

3）上一世纪的革命，可以作为社会强控制弱分工趋势的极端。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工业进步带来的通信运输改进，也使得动员人力物力的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危机水平与动员能力的双高，使得历史上就被一贯压制的所有权与个人自由在这次革命中几乎被完全消灭，这就是今日所谓“strong state”的由来。

4）迟至上世纪80年代，绿色革命才使中国传统上的粮食危机得以解决，强控制有了放松的余地。从这个时候开始，社会分工增强，加之“后发优势”，中国的人均产出才开始超越古代历史顶点，也就是南宋的水平。

这是一个粗陋的框架，没有能力解释诸般历史细节，仅供参考，但愿能于人有所启发。结束正题之后，在一些相关问题上发挥几句，只供一笑。

1）“西方兴起”的各家解释

道格拉斯诺斯“西方的兴起”一书，从所有权的确立来探讨，是最本质性的思路。如果本文中的假设成立，也只是诺斯解释的一个注脚：“所有权何以在中国不能确立”。

作为另一极端，尼尔弗格森的“文明”则是最缺乏原创思考的大杂烩。其拼凑的六条法则可以裁剪到修正后的第一条，“适度的竞争”即可，既足够也更深刻。

2）马尔萨斯陷阱和黑死病

某些西方学者在分析工业革命的兴起时，念念不忘黑死病使西欧从马尔萨斯陷阱中退出，仿佛黑死病成了上帝的礼物。我觉得这更多身在其中的偏见，这件事没有什么事实上的重要性。

马尔萨斯模型描述人类社会是不完备的。人类社会与生物种群不同，有组织与技术能力的竞争，这是马尔萨斯模型不能覆盖的。把大分流之前的前现代社会都简单地归类于马尔萨斯型社会，模糊了东西方社会结构的重大区分。

由于人类之间竞争的存在，无论东西方的发达农业文明，都有提高组织与技术能力的必要，不会用尽资源于扩张人口。分别在于，中国条件下，社会处于一种永久性的“紧急动员”状况下，动员能力被反复强化，所有权被持续抑制，整个社会日趋“散沙”化，始终不能远离马尔萨斯陷阱。而西方条件下，社会长期安定，动员能力和所有权没有尖锐的“tradeoff”问题，可以互为刺激，交替渐进。这造成了分工与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的组织方式，从而向现代经济和工业革命渐进。

不同环境下人类之间竞争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中西历史在不同方向上演进。

黑死病是一个偶然的扰动，没有它，也不妨碍西欧进入现代经济和工业革命。

3）大分流

大分流只是长期分流后，效果累积的表面化。大分流的分水岭，在铁器农业时代之初已经确定。

现代经济与工业革命的发生，以良好的地理地缘条件为前提。具体来说，就是农业的发达稳定，以及有助于贸易繁荣的资源条件（运输条件，生产性资源与货币资源），加上要与无政府混乱及流民战争的策源地相对隔离。

西欧，英国，乃至美国的发展，有赖于此二者。中国的失败，可以参考“西方的兴起”中法国与西班牙的相对失败。法国作为“欧洲的中国”，自身农业发达，贸易条件不错，但是居于四战之地，地缘不佳。在英国逐步确立宪法的时代，法国兴起的却是专制。西班牙自身条件差，靠美洲的横财四方争雄，力竭而衰。但是条件好坏是相对的，还是比中国强。与西欧相比，中国地区农业区粮食生产不差但致命地不稳定，水运条件差而货币金属紧缺，大草原更加不稳定且极具前现代攻击力，地缘太糟。

回到梅棹忠夫的文明区域划分，日本条件不差，富于资源而稳定，但是体量小又与季风大陆这艘大贼船为邻，贸易不彰，陷入幕府统治下的锁国状态也是应有之义。梅棹忠夫要自比日本为英国，宣称不要外来刺激也会自发进入现代社会，这是一厢情愿的自尊自大。即使英国，缺少外部贸易刺激，恐怕也会进入幕府日本一般稳定却少生气的僵硬状态。

4）大一统和超稳态

封建的自然趋势不是统一。在前现代条件下，社会的自然趋势就是分裂。

直至今日，发达的欧盟也尚未巩固统一。美国是统一的大国，但是考虑到联邦制度和参与式民主，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各州乃至无数个市镇的联合体，国如其名“united states”，远非大一统。

大一统只是对灾难性环境的被动适应。在中国，帝国建立少不了危机驱动的阴影，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葵丘会盟中关于粮食问题的“无曲防，无遏籴”，以及后来林林总总的王朝循环故事，可以作为例证。所谓早熟，在低级的生产条件下供养力所不及的统治费用，也就意味着悖逆自然，力竭而滞，无人获益。而在西欧，帝国建立激励更多是逐利，罗马帝国得益于地中海贸易，近现代西欧建立的更是从远洋贸易获利的海上帝国。

就中西对比的问题，金观涛反过来讲中国的超稳定结构，富于创想。但从超稳态内生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研究，我认为是走错了方向。一个悖逆自然的系统，没有外部力量的强制却能屡屡崩溃又反复重建，是不可思议的。

5）历史决定论与开放社会

如果限定在一个特定时空阶段，历史决定论就可以成立，无论它是古人的“五德始终”，还是黑格尔的“耶拿之战”。但是我觉得归根结底，它是幸存者的偏见，依赖于人力所不能及的不确定性因素而成立。而开放社会，更是幸存者之幸运。假如上帝在地球上抹去了西欧呢？又或者抹去了亚非拉呢？决定论终究是不确定性之海上的浮冰，开放社会这么理想的东西，是天赐的冰上花园吧。

6）环境决定论的政治不正确

一方面，环境决定论是不讨喜的。在它看来，西方人没有其自诩的英明神武，所谓“上帝的选民”，走运而已。而亚非拉那些不幸的人，则像是上帝的弃子，命运早已注定。所有人又都像是被自然法则束缚的虫蚁，失去了”万物之灵”的尊严。

换个角度，环境决定论也有讨喜之处。人类离开非洲没有太久，还不至于有哪些族群进化到英明神武而另一些族群退化到脑子有水，总算众生平等，人无二致。遗憾的是人类在不同环境下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大图景却并不在自己手里。

希望这篇小文有价值，能够献给过世的传奇前辈Vigor作为纪念，很遗憾没有机会多拜见。Vigor说贵族是“腐朽的，堕落的，嗜血的，弄权的”，对于和刘阿姨一样念念不忘“古老自由，新生专制”的文字障们，这句话是最好的清凉剂。Vigor还说，“吃饱了饭才读书”，对我来说，这句话也是最好的清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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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一直认为是秦帝国的问题。

       早熟的问题  （维持自身秩序与应对战争威胁，持续高效地动员）


       到了汉代，汉代已经不好处理它的情况了。它给后世统治者造成了一个困境。

       对于当时的生产力来说，太大了。

       而中国又是一个封闭的地区，大海、喜马拉雅山脉；它几乎把封闭的地区占完了。


       如果没有1840年鸦片战争打破这个封闭状态，它会一直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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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岸花 —— 吃饱了饭才读书

      
       不超限动员，你怎么知道原因呢。 后来你才明白 ，是过度动员的原因。

       当你知道的时候，晚了，你借了债，怎么还？

       还得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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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文化里就能发现这个现象，是秦代出了问题。

       中国人能够吸取 “知识源泉” 的，也就是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东周列国

       秦代以后，就是一个周而复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