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甲午时期 清军的武器和进攻精神结合的强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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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文主要是为了阐述 大清的武器和进攻精神结合的强大威力。中国和欧洲的差别在于 “欧洲反思，我们不反思，反而认为是光荣 ” 。
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差别
事实上，欧洲军队1914年时将拥有、而1905年时还得不到武器、只有简易飞机，那在世界大战头几个月里开始接替骑兵承担侦察任务。
日军在日俄战争中，使用的就是甲午战争中清军的武器。
当然，俄军的装备要比日军好，已经使用法国授权的速射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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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柏格森 —— 你要看毛时代，罗素的书，这是必须知道的一个人
以更广泛的形式，这一信条在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极为流行的巴黎大学系列演讲中得到了回响，它们以“生命冲动”这一更优美的字眼将尼采的“创造性意志”概念传播给广大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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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一位颇有影响的参谋官E．A．奥尔瑟姆少将写了一篇评论，其中概括了欧洲人的反应：
"有些人从在南非的经验 推断，冲锋、或者至少是端着刺刀的冲锋已经过时，成了垃圾战法……(然而)满洲(中国东北)之战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刺刀根本不是一种过时的武器，仅靠 火力并非总能足以将斗志坚决、纪律严明的敌人逐出阵地……冲锋甚至比此前取得火力控制更重要。这是战斗的高潮时刻，胜败在此一举。E．A．Altham，The Principles of War Historically Illustrated(London，1914)，295．"
人们广泛认为，日俄战争的真正教益在于，现代战争中真正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士气，而且不仅是军队的士气，还有作为军队士气之源的整个国家的士气。这是个西欧工业国家军方领导人正开始感到严重怀疑的问题。德国上校威廉·巴尔克在其大部头的战术学教科书中告诫：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倾向于加强自我保护本能，减弱自我牺牲精神……如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趋于损害人的神经系统，过去时代的那种狂热、那种宗教热情和民 族热情不见了，最终人类自身的体力也会部分地萎缩……(所以)我们应当将我们的士兵投入战斗，使他们保持足够的精神勇气，以阻止个人过早的精神和心理衰 颓。William Balck，Tactics，4th ed．(Fort Leavenworth，Kans．，1911)，194．"
在德军内部，出现了一种呼声，反对施里芬时代的谨慎战术和侧翼包抄战略。领头的是雄辩而又有权势的冯·贝尔恩哈迪，他将那些说成是“宣告战争艺术破 产”。他坚持认为，施里芬注重物质因素，依赖数量优势，结果未能考虑到一个事实，即“能够比其他部队更加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部队将证明无可匹敌；或者， 领导的勇敢、大胆和天才在战争中至关重要”。Bernhardi，On War Today，2：158，179．
德国军队里批评施里芬的人始终是很少数，即使他们嗓音显著。然而在法军内部，自从1911年霞飞将军担任参谋总长后，反对呼声确实变得非常有力。霞飞 的从军生涯大部分在法国殖民军里度过，而殖民军自视为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精英集团，自认为更多的是通过个人主动性和性格力而非武力实现其征服。殖民军官们 鄙视法国本土军队，认为后者懒散颓唐、低效无能，同时(在德雷福斯事件后)被严重地政治化了；而且，这在他们看来的确是整个法国的典型特征。Douglas Porch，The March to the Marne(Cambridge，1981)，161－168．他们相信，要在同宿敌冲突(这从1911年往后被广泛认为必不可免)的前夕重振法国军队和法兰西民族的伟大，起码要来一场精神革新运动。为此，在霞飞看来，必须“将一种清晰无误的战争信条灌输给军队，做到人皆知之，人皆信之”，那就是进攻信条。
南非战争结束以后，霞飞写道，
"一整系列谬论……开始损坏显现在我们战争学说中的哪怕如此微弱的进攻精神。它们有害于军队的精神状态，有害于军队对其首领和条令的信心……只对单单一 场战争中的事态做了仅仅局部的研究，却已使得我国军队的知识精英相信火器的改进和射击的威力如此加强了防守力量，以致对它的进攻已失去全部价值……〔满洲 (中国东北)战争结东后〕我们年轻的知识精英们终于抛弃了这一扰乱军界的歪理邪说，回到了关于战争一般状况的较为健康的观念。Joseph Joffre，The Memoirs of Marshal Joffre(London，1932)，1：26－29．"
“较为健康的观念”就是对“进攻精神”的强调。霞飞在其回忆录中承认，它确实有“一种多少是非理性的性质”；这种性质尤其见于作战部部长德·格朗梅松 在其1911年2月两次著名讲演中做的说明。他并未质疑1904年《步兵条令》的正确性，虽然该条令强调散兵阵列至关重要。的确，这些条令不仅被保留下 来，而且迟至1914年4月还被再度颁布。然而，“形成一种征战心态”，德·格朗梅松写道，“比就战术问题吹毛求疵重要”，而他为自己树立的目标就是去形 成这种心态。“在战斗中，一个人必须总是能够去无情地做那些本是很不可能的事情，例如冒着炮火冲锋……以我们现在的心态，没有什么比这更难想象……我们必 须训练自己和训练他人去这么做，满怀激情地去培养一切带有进攻精神的东西。我们必须矫枉过正，或许即便如此也还不够。”
两年以后，德·格朗梅松起草了1913年10月《主要阵列操作条令》，其中有句名言：“法国陆军回归传统，不承认除进攻以外的任何法则。”Carrias，Pensè militiare，296；Henri Contamine，La revanche 1871～1914(Paris，1957)，167．
这一信条适合当时的社会氛围。它对军界精英很有吸引力，他们同阿尔当·杜·皮克一样，认为这种精神只有在一支献身于本职的职业军队的框架内才能够培育出 来。他们的看法由作家厄内斯特·普西夏里得到了表达，其小说《武器的召唤》(L'appel aux armes)鼓吹需要建立一支“自豪和凶猛的军队”，大战爆发前夕在公众中非常走红。Raoul Girardet，La société militaire dans la France contemporaine(Paris，1953)，305．然而，这一信条对左翼激进分子同样大有吸引力，他们一直声称军事士气实质上是个民众爱国情感问题，不需要经过几年服兵役才能造就。
以更广泛的形式，这一信条在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极为流行的巴黎大学系列演讲中得到了回响，它们以“生命冲动”这一更优美的字眼将尼采的“创造性意志”概念传播给广大听众。
如同福煦，德·格朗梅松一直受后来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冷嘲热讽，然而，就算他有些高卢人的豪勇，人们却发觉同时期的英国和德国著作家表达了同样的情 绪。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最敏感、最聪明、也最有影响的英国职业军人之一——以非常相像的逻辑来论辩，说“布洛克先生1904年以前就绝无生灵能够 逾越的火力地带写的一切废话，预告的只是灾难。战争胜利从根本上说，不是后膛枪对针发枪的胜利，也不是在铁丝网和火力带掩护的战壕里一字排开的部队对暴露 于开阔地带的部队的胜利，而是意志坚强者对意志薄弱者的胜利……一个国家最好的防御，在于拥有一支以进攻观念来组建、训练和激励的军队”。Ian Hamilton，Compulsory Service，2nd edition(London，1911)，121．颁布于1909年的英国陆军《战场行为条令》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决战的成功并非由物质或环境原因预 先决定，而是取决于个人意志力支配下的人的素质的发挥。”引自T．H．E．Travers，“The Offensive and the Problem of Innovation in British Military Thought，1870～1915，”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13，no．3(July 1978)。
关于所有这一切的生命代价，1914年以前军人们心里一清二楚。巴尔克写道：“如果部队已经习惯于将伤亡轻微……当作指挥优良的表征，那么它就总是令人生疑。作为通则，伟大的胜利势必伴有重大伤亡。”Balk，Tactics，109．莫 德有过之而无不及：“胜利的可能性完全取决于那些必须被奉献出来、为其余人创造机会的人们的自我牺牲精神……换言之，一支军队的真正力量从根本上说在于每 个官兵、或者它的任何构成单位承受打击(它必要时甚至严重到濒临被消灭)的能力……如果部队被训练成只是按其显示出来的吝惜生命的技能来评判指挥官，那还 能有什么希望具备足够的承受力？”Maude，Evolution of Infantry Tactics，x．
因此，欧洲各国及其军队是怀着将有巨大伤亡的预计在1914年投入战争的。它们的年轻人被灌输的思想不仅是为国而战，而且是为国捐躯。战争头一两年里， 在各交战国社会，“牺牲”、特别是“最大牺牲”观念充斥着文学作品、讲演、布道和新闻媒体。后一代人看来那么可怕的阵亡名单并不被当时人视为军事上无能的 表现，而是被当作衡量一国战争决心和它是否配得上强国地位的一个尺度。
三
在 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时，欧美历史学家一直倾向集中于西线战场，我们在此将仿效他们的这种做法。在东线，俄国和奥地利军队的损失很快就高达几十万人， 但这些损失主要是疾病、被俘和开小差造成的，而不是由于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布洛克预料，在未来的战争中双方军队都将使对方在穿越一个国际“死亡地带”时 瘫痪，然而讽刺性的是，他的这项预计最少契合世界上他最熟悉的地区。在东欧，战争从未陷进阵地战的泥沼，直到战争结束仍然是运动战。
冯· 施里芬将军的希望和意图，在于西欧的情形也将如此。正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施里芬计划是将1870年往后盛行于德国军中的战术信条延伸为战略，这信条就是 避免发动正面攻击，通过包围战达到目的，即使如此作战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兵员。所以，德军穿过比利时和法国大致未遭抵抗，而且在遇到抵抗时，它们用炮火压制 并设法进行设法侧翼包抄。以此，德军的确非常廉价地占领了大片领土，但是从长远看施里芬的批评者仍是对的。他的战略未能决战决胜。
结果，在1914年8月开始时投入战役的150万法国部队中，经过六星期战斗伤亡人数便达38.5万人，或者说每四个人就有一人伤亡。其中，死亡者达11万人。Ibid．，276．
这些伤亡大多不是在按照精心策划攻击事先设防的阵地时遭受的，而是发生于两军行进时的遭遇战，在其中法国步兵被困于开阔地带，遭到炮火的毁灭性打击。 1914年西线第二场大仗，即11月里德军和英军皆遭惨重伤亡的伊普雷战役也是一场遭遇战，当时双方都试图在所谓奔向大海的赛跑中包抄对方。直到这场战役 之后，德军才开始在其赢得的阵地修筑工事，将他们仓促挖成的地表战壕转变为一种精细的工事体系，用铁丝网予以加强，并且首次防御性地大量使用机关枪。
这些防御之坚固，由法国人和英国人在整个1915年总是战果甚微的一场场进攻得到了检验。这并不是说，他们的进攻从未成功。相反，他们往往赢了。但是， 由此在德军防线前沿建立起来的桥头堡无法够久地予以坚守，或者无法够快地得到增援，从而挡不住德国人为夺回所失阵地发动的迅速反扑。通常，协约国部队会被 伤亡惨重地逐回原来的阵地。惟一的良策似乎是在一段足够宽阔的战线上发动攻击，以建立能够经得起反攻的阵地；为此，进攻的掩护炮火需要如此猛烈，以致将摧 毁防御者的任何抵抗能力。1914年的教训已被牢记在心：没有大规模的炮火支援，就不要将步兵投入攻击。
1915年初，在被问到是否认为英国人民能够容忍突破德军防线所需的惨重伤亡时，道格拉斯·黑格将军以草率的乐观答道不一定需要有这样的损失；“(他)认为，一旦我们得到大量炮弹补给……我们就能立即在几处轻而易举地突破德军防线”。Robert Blake，ed．，The Private Papers of Sir Douglas Haig，1914～1919(London，1952)，84.然而几个月后，经过1915年5月英军在费斯蒂贝尔的攻击失败，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方前线的防御阵地修筑得那么仔细，那么坚固，同机关枪的互援又那么全面，以致要摧毁它们就必须用重炮进行长时间系统和细致的轰炸……然后才能派步兵上前攻击。”Ibid．，93．是 年秋天，在为减轻其俄国盟友承受的压力而发动的攻势中，霞飞试图将这一信条付诸实践。为支持步兵，大约发射了500万发炮弹，其中100万发由重炮发射。 虽然那次攻势仍然被挡住，但英军取得了够多的局部成功，足以鼓励盟军相信“如果有点突袭性，而且具备足够的火炮、弹药和其他器械，加上训练有素的部队，就 有可能突破敌人的防线”J．E．Edmonds and G．C．Wyrme，Military Operations France and Belgium 1915(London，1927)，2：399．。
1916年春天，德国人自己为怎么可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树立了一个模式。他们在凡尔登发动了一场有限攻势，其前奏是一番如此猛烈、以致真正粉碎了一切抵 抗的轰炸。然而，德军战地指挥官们没有像德国最高统帅部意图的那样转攻为守，让法国人在反攻中拼垮他们自己，而是继续进攻，结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凡尔登 战役变成了一场噩梦，对法国人和德国来说都是如此。然而，德军冒着如此猛烈的炮火进攻的方式(那用英国官方史的话说，“人不是在和人拼搏，而是在和铁与火 较量”。)被英国人当作楷模，用于规划他们自己的第一场巨大攻势——1916年夏天的索姆河战役。Ibid．，357．在军需大臣劳合·乔治干劲十足的指挥下，英国工业的全部可得劳动力都被用于按照战役所需规模生产大炮和弹药。到6月底，沿着18英里长的战线已集结了1437门大炮。在长达一周的轰炸中发射了150万枚以上炮弹。James E．Edmonds，Military Operations France and Belgium 1916(London，1932)，1：486．进攻部队的司令官亨利·罗林森爵士将军向下属指挥官们保证：“轰炸结束时，其覆盖范围内将寸草不留，步兵只需走过去便可占领阵地。”Ibid．，289．于是，7月1日步兵走过去了，不是作为攻击兵力，而是庞大的搬运队——每人都背负70磅装备，预料即使碰上最坏情况，也不过是不得不清除很少数被炸得晕头转向的幸存者。
结果是战争史上头等悲惨的一段日子。英军的炮火没有触及德军挖掘的地下掩体，它们深藏于索姆河畔的白垩高地。德国步兵虽然经历了令人胆战心寒的轰炸，但 仍能够及时冒出来，架起机枪将一波波朝前推进的英国步兵撂倒在地。德军炮火在英军阵列内造成了极为巨大的毁伤，以致统帅部几天后才搞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一场 何等规模的灾难。在 12万参加进攻的兵员中，伤亡者接近半数，2万人丧命。Ibid．，483．
进攻一直持续到11月为止，至此英法参战部队已损失近50万人。然而到那时，战斗目的已经改变。它不再是夺取阵地，而是迫使对方应战，并且将其部队消 耗殆尽，而这正是德国人自己在凡尔登发动进攻时的初衷。黑格在答复伦敦方面的紧急询问时写道：“再有六个星期，敌人就将陷于人员短缺的困境……通过不断进 攻对德军持续施加压力，最终将导致其彻底崩溃。”Blake，Private Papers，157．简言之，战 术上的僵持被利用来服务于消耗战略，而这战略不仅使军队的、也使整个国家的人力和士气经受考验。对于那些在支配了20世纪头十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氛围 中成长起来的人，这没有什么可惊奇的。承受巨大牺牲的意愿仍然是作为一个强国的适者生存标准，而且也正是这种意愿，使得欧洲最先进、工业和教育最发达的各 国继续精疲力竭地打了两年。
到战争结束时，交战双方都已改变了战术。英国人完善了与普卢默和默纳什的部队相关的、细致的围困战技能，并且 尝试了装甲兵器和近距空中支援。德国人利用了新型的堑壕战武器——轻机枪、手榴弹和毒气，从而使其步兵具备了一种灵活性，得以突破由行动笨拙的弱敌把守的 防线。
注：基本上，还是日俄战争攻陷旅顺的办法。把对方的军队作为目标。
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差别
事实上，欧洲军队1914年时将拥有、而1905年时还得不到武器、只有简易飞机，那在世界大战头几个月里开始接替骑兵承担侦察任务。
日军在日俄战争中，使用的就是甲午战争中清军的武器。
当然，俄军的装备要比日军好，已经使用法国授权的速射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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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柏格森 —— 你要看毛时代，罗素的书，这是必须知道的一个人
以更广泛的形式，这一信条在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极为流行的巴黎大学系列演讲中得到了回响，它们以“生命冲动”这一更优美的字眼将尼采的“创造性意志”概念传播给广大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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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一位颇有影响的参谋官E．A．奥尔瑟姆少将写了一篇评论，其中概括了欧洲人的反应：
"有些人从在南非的经验 推断，冲锋、或者至少是端着刺刀的冲锋已经过时，成了垃圾战法……(然而)满洲(中国东北)之战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刺刀根本不是一种过时的武器，仅靠 火力并非总能足以将斗志坚决、纪律严明的敌人逐出阵地……冲锋甚至比此前取得火力控制更重要。这是战斗的高潮时刻，胜败在此一举。E．A．Altham，The Principles of War Historically Illustrated(London，1914)，295．"
人们广泛认为，日俄战争的真正教益在于，现代战争中真正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士气，而且不仅是军队的士气，还有作为军队士气之源的整个国家的士气。这是个西欧工业国家军方领导人正开始感到严重怀疑的问题。德国上校威廉·巴尔克在其大部头的战术学教科书中告诫：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倾向于加强自我保护本能，减弱自我牺牲精神……如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趋于损害人的神经系统，过去时代的那种狂热、那种宗教热情和民 族热情不见了，最终人类自身的体力也会部分地萎缩……(所以)我们应当将我们的士兵投入战斗，使他们保持足够的精神勇气，以阻止个人过早的精神和心理衰 颓。William Balck，Tactics，4th ed．(Fort Leavenworth，Kans．，1911)，194．"
在德军内部，出现了一种呼声，反对施里芬时代的谨慎战术和侧翼包抄战略。领头的是雄辩而又有权势的冯·贝尔恩哈迪，他将那些说成是“宣告战争艺术破 产”。他坚持认为，施里芬注重物质因素，依赖数量优势，结果未能考虑到一个事实，即“能够比其他部队更加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部队将证明无可匹敌；或者， 领导的勇敢、大胆和天才在战争中至关重要”。Bernhardi，On War Today，2：158，179．
德国军队里批评施里芬的人始终是很少数，即使他们嗓音显著。然而在法军内部，自从1911年霞飞将军担任参谋总长后，反对呼声确实变得非常有力。霞飞 的从军生涯大部分在法国殖民军里度过，而殖民军自视为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精英集团，自认为更多的是通过个人主动性和性格力而非武力实现其征服。殖民军官们 鄙视法国本土军队，认为后者懒散颓唐、低效无能，同时(在德雷福斯事件后)被严重地政治化了；而且，这在他们看来的确是整个法国的典型特征。Douglas Porch，The March to the Marne(Cambridge，1981)，161－168．他们相信，要在同宿敌冲突(这从1911年往后被广泛认为必不可免)的前夕重振法国军队和法兰西民族的伟大，起码要来一场精神革新运动。为此，在霞飞看来，必须“将一种清晰无误的战争信条灌输给军队，做到人皆知之，人皆信之”，那就是进攻信条。
南非战争结束以后，霞飞写道，
"一整系列谬论……开始损坏显现在我们战争学说中的哪怕如此微弱的进攻精神。它们有害于军队的精神状态，有害于军队对其首领和条令的信心……只对单单一 场战争中的事态做了仅仅局部的研究，却已使得我国军队的知识精英相信火器的改进和射击的威力如此加强了防守力量，以致对它的进攻已失去全部价值……〔满洲 (中国东北)战争结东后〕我们年轻的知识精英们终于抛弃了这一扰乱军界的歪理邪说，回到了关于战争一般状况的较为健康的观念。Joseph Joffre，The Memoirs of Marshal Joffre(London，1932)，1：26－29．"
“较为健康的观念”就是对“进攻精神”的强调。霞飞在其回忆录中承认，它确实有“一种多少是非理性的性质”；这种性质尤其见于作战部部长德·格朗梅松 在其1911年2月两次著名讲演中做的说明。他并未质疑1904年《步兵条令》的正确性，虽然该条令强调散兵阵列至关重要。的确，这些条令不仅被保留下 来，而且迟至1914年4月还被再度颁布。然而，“形成一种征战心态”，德·格朗梅松写道，“比就战术问题吹毛求疵重要”，而他为自己树立的目标就是去形 成这种心态。“在战斗中，一个人必须总是能够去无情地做那些本是很不可能的事情，例如冒着炮火冲锋……以我们现在的心态，没有什么比这更难想象……我们必 须训练自己和训练他人去这么做，满怀激情地去培养一切带有进攻精神的东西。我们必须矫枉过正，或许即便如此也还不够。”
两年以后，德·格朗梅松起草了1913年10月《主要阵列操作条令》，其中有句名言：“法国陆军回归传统，不承认除进攻以外的任何法则。”Carrias，Pensè militiare，296；Henri Contamine，La revanche 1871～1914(Paris，1957)，167．
这一信条适合当时的社会氛围。它对军界精英很有吸引力，他们同阿尔当·杜·皮克一样，认为这种精神只有在一支献身于本职的职业军队的框架内才能够培育出 来。他们的看法由作家厄内斯特·普西夏里得到了表达，其小说《武器的召唤》(L'appel aux armes)鼓吹需要建立一支“自豪和凶猛的军队”，大战爆发前夕在公众中非常走红。Raoul Girardet，La société militaire dans la France contemporaine(Paris，1953)，305．然而，这一信条对左翼激进分子同样大有吸引力，他们一直声称军事士气实质上是个民众爱国情感问题，不需要经过几年服兵役才能造就。
以更广泛的形式，这一信条在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极为流行的巴黎大学系列演讲中得到了回响，它们以“生命冲动”这一更优美的字眼将尼采的“创造性意志”概念传播给广大听众。
如同福煦，德·格朗梅松一直受后来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冷嘲热讽，然而，就算他有些高卢人的豪勇，人们却发觉同时期的英国和德国著作家表达了同样的情 绪。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最敏感、最聪明、也最有影响的英国职业军人之一——以非常相像的逻辑来论辩，说“布洛克先生1904年以前就绝无生灵能够 逾越的火力地带写的一切废话，预告的只是灾难。战争胜利从根本上说，不是后膛枪对针发枪的胜利，也不是在铁丝网和火力带掩护的战壕里一字排开的部队对暴露 于开阔地带的部队的胜利，而是意志坚强者对意志薄弱者的胜利……一个国家最好的防御，在于拥有一支以进攻观念来组建、训练和激励的军队”。Ian Hamilton，Compulsory Service，2nd edition(London，1911)，121．颁布于1909年的英国陆军《战场行为条令》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决战的成功并非由物质或环境原因预 先决定，而是取决于个人意志力支配下的人的素质的发挥。”引自T．H．E．Travers，“The Offensive and the Problem of Innovation in British Military Thought，1870～1915，”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13，no．3(July 1978)。
关于所有这一切的生命代价，1914年以前军人们心里一清二楚。巴尔克写道：“如果部队已经习惯于将伤亡轻微……当作指挥优良的表征，那么它就总是令人生疑。作为通则，伟大的胜利势必伴有重大伤亡。”Balk，Tactics，109．莫 德有过之而无不及：“胜利的可能性完全取决于那些必须被奉献出来、为其余人创造机会的人们的自我牺牲精神……换言之，一支军队的真正力量从根本上说在于每 个官兵、或者它的任何构成单位承受打击(它必要时甚至严重到濒临被消灭)的能力……如果部队被训练成只是按其显示出来的吝惜生命的技能来评判指挥官，那还 能有什么希望具备足够的承受力？”Maude，Evolution of Infantry Tactics，x．
因此，欧洲各国及其军队是怀着将有巨大伤亡的预计在1914年投入战争的。它们的年轻人被灌输的思想不仅是为国而战，而且是为国捐躯。战争头一两年里， 在各交战国社会，“牺牲”、特别是“最大牺牲”观念充斥着文学作品、讲演、布道和新闻媒体。后一代人看来那么可怕的阵亡名单并不被当时人视为军事上无能的 表现，而是被当作衡量一国战争决心和它是否配得上强国地位的一个尺度。
三
在 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时，欧美历史学家一直倾向集中于西线战场，我们在此将仿效他们的这种做法。在东线，俄国和奥地利军队的损失很快就高达几十万人， 但这些损失主要是疾病、被俘和开小差造成的，而不是由于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布洛克预料，在未来的战争中双方军队都将使对方在穿越一个国际“死亡地带”时 瘫痪，然而讽刺性的是，他的这项预计最少契合世界上他最熟悉的地区。在东欧，战争从未陷进阵地战的泥沼，直到战争结束仍然是运动战。
冯· 施里芬将军的希望和意图，在于西欧的情形也将如此。正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施里芬计划是将1870年往后盛行于德国军中的战术信条延伸为战略，这信条就是 避免发动正面攻击，通过包围战达到目的，即使如此作战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兵员。所以，德军穿过比利时和法国大致未遭抵抗，而且在遇到抵抗时，它们用炮火压制 并设法进行设法侧翼包抄。以此，德军的确非常廉价地占领了大片领土，但是从长远看施里芬的批评者仍是对的。他的战略未能决战决胜。
不过，
在法国却是进攻战鼓吹者(相当于在德国的施里芬反对者)掌握军队。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最高统帅部实行了著名的“十七号计划”。该计划的根本思想很有道
理，那就是法国人应当占取战略主动权，而不是消极等待德军攻击。它的确毕竟提供了一种灵活性，使霞飞得以如此迅速地从起初的惨败中恢复过来，重新部署其兵
力，赢得所谓马恩河战役。法军1914年时的毛病更多地在于作战效率不高，而非崇尚进攻。官僚机构的紊乱阻止了出自日俄战争的教益得到应用。没有为重炮的
供应做任何预备，这意味着德国火炮总是比法国火炮射得远。缺乏关于炮兵与步兵之间密切配合的军事信条，也没有认真进行任何野战技能训练，不管在条令中可能
做了什么规定。因此，战争爆发时，法军各级指挥官都是本能地做出反应，而不是按照任何系统的训练计划。有如一位指挥官所言：“在经受战火的真正考验以前，
我们正与敌人面对面这一想法将太多的军官抛入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状态，那是任何经历过此等时刻的人都很能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还能保持头脑冷静，
那就非常罕见了。这远为更多地是个性情问题，而非军事信条问题。”Contamine，Revanche，249．
结果，在1914年8月开始时投入战役的150万法国部队中，经过六星期战斗伤亡人数便达38.5万人，或者说每四个人就有一人伤亡。其中，死亡者达11万人。Ibid．，276．
这些伤亡大多不是在按照精心策划攻击事先设防的阵地时遭受的，而是发生于两军行进时的遭遇战，在其中法国步兵被困于开阔地带，遭到炮火的毁灭性打击。 1914年西线第二场大仗，即11月里德军和英军皆遭惨重伤亡的伊普雷战役也是一场遭遇战，当时双方都试图在所谓奔向大海的赛跑中包抄对方。直到这场战役 之后，德军才开始在其赢得的阵地修筑工事，将他们仓促挖成的地表战壕转变为一种精细的工事体系，用铁丝网予以加强，并且首次防御性地大量使用机关枪。
这些防御之坚固，由法国人和英国人在整个1915年总是战果甚微的一场场进攻得到了检验。这并不是说，他们的进攻从未成功。相反，他们往往赢了。但是， 由此在德军防线前沿建立起来的桥头堡无法够久地予以坚守，或者无法够快地得到增援，从而挡不住德国人为夺回所失阵地发动的迅速反扑。通常，协约国部队会被 伤亡惨重地逐回原来的阵地。惟一的良策似乎是在一段足够宽阔的战线上发动攻击，以建立能够经得起反攻的阵地；为此，进攻的掩护炮火需要如此猛烈，以致将摧 毁防御者的任何抵抗能力。1914年的教训已被牢记在心：没有大规模的炮火支援，就不要将步兵投入攻击。
1915年初，在被问到是否认为英国人民能够容忍突破德军防线所需的惨重伤亡时，道格拉斯·黑格将军以草率的乐观答道不一定需要有这样的损失；“(他)认为，一旦我们得到大量炮弹补给……我们就能立即在几处轻而易举地突破德军防线”。Robert Blake，ed．，The Private Papers of Sir Douglas Haig，1914～1919(London，1952)，84.然而几个月后，经过1915年5月英军在费斯蒂贝尔的攻击失败，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方前线的防御阵地修筑得那么仔细，那么坚固，同机关枪的互援又那么全面，以致要摧毁它们就必须用重炮进行长时间系统和细致的轰炸……然后才能派步兵上前攻击。”Ibid．，93．是 年秋天，在为减轻其俄国盟友承受的压力而发动的攻势中，霞飞试图将这一信条付诸实践。为支持步兵，大约发射了500万发炮弹，其中100万发由重炮发射。 虽然那次攻势仍然被挡住，但英军取得了够多的局部成功，足以鼓励盟军相信“如果有点突袭性，而且具备足够的火炮、弹药和其他器械，加上训练有素的部队，就 有可能突破敌人的防线”J．E．Edmonds and G．C．Wyrme，Military Operations France and Belgium 1915(London，1927)，2：399．。
1916年春天，德国人自己为怎么可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树立了一个模式。他们在凡尔登发动了一场有限攻势，其前奏是一番如此猛烈、以致真正粉碎了一切抵 抗的轰炸。然而，德军战地指挥官们没有像德国最高统帅部意图的那样转攻为守，让法国人在反攻中拼垮他们自己，而是继续进攻，结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凡尔登 战役变成了一场噩梦，对法国人和德国来说都是如此。然而，德军冒着如此猛烈的炮火进攻的方式(那用英国官方史的话说，“人不是在和人拼搏，而是在和铁与火 较量”。)被英国人当作楷模，用于规划他们自己的第一场巨大攻势——1916年夏天的索姆河战役。Ibid．，357．在军需大臣劳合·乔治干劲十足的指挥下，英国工业的全部可得劳动力都被用于按照战役所需规模生产大炮和弹药。到6月底，沿着18英里长的战线已集结了1437门大炮。在长达一周的轰炸中发射了150万枚以上炮弹。James E．Edmonds，Military Operations France and Belgium 1916(London，1932)，1：486．进攻部队的司令官亨利·罗林森爵士将军向下属指挥官们保证：“轰炸结束时，其覆盖范围内将寸草不留，步兵只需走过去便可占领阵地。”Ibid．，289．于是，7月1日步兵走过去了，不是作为攻击兵力，而是庞大的搬运队——每人都背负70磅装备，预料即使碰上最坏情况，也不过是不得不清除很少数被炸得晕头转向的幸存者。
结果是战争史上头等悲惨的一段日子。英军的炮火没有触及德军挖掘的地下掩体，它们深藏于索姆河畔的白垩高地。德国步兵虽然经历了令人胆战心寒的轰炸，但 仍能够及时冒出来，架起机枪将一波波朝前推进的英国步兵撂倒在地。德军炮火在英军阵列内造成了极为巨大的毁伤，以致统帅部几天后才搞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一场 何等规模的灾难。在 12万参加进攻的兵员中，伤亡者接近半数，2万人丧命。Ibid．，483．
进攻一直持续到11月为止，至此英法参战部队已损失近50万人。然而到那时，战斗目的已经改变。它不再是夺取阵地，而是迫使对方应战，并且将其部队消 耗殆尽，而这正是德国人自己在凡尔登发动进攻时的初衷。黑格在答复伦敦方面的紧急询问时写道：“再有六个星期，敌人就将陷于人员短缺的困境……通过不断进 攻对德军持续施加压力，最终将导致其彻底崩溃。”Blake，Private Papers，157．简言之，战 术上的僵持被利用来服务于消耗战略，而这战略不仅使军队的、也使整个国家的人力和士气经受考验。对于那些在支配了20世纪头十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氛围 中成长起来的人，这没有什么可惊奇的。承受巨大牺牲的意愿仍然是作为一个强国的适者生存标准，而且也正是这种意愿，使得欧洲最先进、工业和教育最发达的各 国继续精疲力竭地打了两年。
到战争结束时，交战双方都已改变了战术。英国人完善了与普卢默和默纳什的部队相关的、细致的围困战技能，并且 尝试了装甲兵器和近距空中支援。德国人利用了新型的堑壕战武器——轻机枪、手榴弹和毒气，从而使其步兵具备了一种灵活性，得以突破由行动笨拙的弱敌把守的 防线。
注：基本上，还是日俄战争攻陷旅顺的办法。把对方的军队作为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