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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与国际法（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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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拿破仑到毛奇的物资补给
滑铁卢的炮声刚刚消失，各国的军事家们就开始研究和分析拿破仑的各次战局，以求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未来的借鉴。由于在整个革命时期法国军队的机动性带有传奇的色彩，而且被普遍认为是其致胜的决定因素，所以后勤问题受到人们特别缜密的考察。事实上，早在几年之前，当各国指挥官们着意仿效拿破仑的作战方法时，这个考察过程即已开始了。例如奥地利军队早在1799-1800年就曾大幅度削减了大车、驮马和行李辎重的编制定额，1805年打了败仗后再次削减。结果，到1809年战局中，奥地利人在行军效能上第一次能与拿破仑匹敌了 [ 注：4月28日至5月16日之间，查理大公从查姆行军至亚斯培恩，行程200余英里，中途没有休息，到达时兵强马壮，使拿破仑第一次遭受严重挫折。 ] 。同样，联军在1813年从萨克森向莱茵河的行军中，也显示出他们已经吸取了那个伟大的科西嘉人的某些经验。
在这股学习和仿效拿破仑后勤保障的潮流中，很快就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学派。其中一个学派的最佳代表也许要算安德列·德·罗吉纳。他是一个法国军官，参加过拿破仑的战争，并且早在1816年就发表了他对那些战争的观感。在题为“欧洲进攻战中的大规模行动”的一章中，罗吉纳给予拿破仑的后勤工作以猛烈的批评，并得出结论说，他的最终失败首先是由于对交通线重视不够。按照罗吉纳的观点，深入敌国的战略穿插须使用小部队才能顺利实施，而现代军队规模庞大，其所需的给养、弹药和补充兵员数量更大。罗吉纳进而着重指出，军队就地取给必然带来种种困难，包括士兵逃亡，纪律涣散，以及同居民打交道的麻烦等。他把奥斯特里茨战局称为拿破仑“疯狂的顶峰”，并责备拿破仑使30万人饿死在饿国，又使20万人饿死在萨克森。罗吉纳认为，要克服所有这些弊病，希望在于实行一种“有条不紊”，按部就班的战争体制：军队携运最大限量为8天的给养，前进时离基地不超过30到40里格，然后停止前进，补充给养，等待预备队的到来。(罗吉纳认为，要成功地实施任何军事行动，预备队必须随后赶上)。此时，再次积累储备品，并建立新的基地。直到一切就序，军队才能重新前进。
另一位，也是更伟大的一位作者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看法与此大不相同。令人十分惊异的是，当他谈到问题的核心之点时，对拿破仑战略行军的快速性并不象他的大部分同时代人那样看重。他指出，就地征粮之造成迟误，与后方供应制度同样严重，当部队自己不能直接征粮时尤其如此。他并且以1806年缪拉对普鲁士人的著名追击战为例，说明腓特烈二世虽然带着他的全部庞大辎重和行李，也能达到和缪拉同样的速度。但是，克劳塞维茨认为，当行军距离延长时，法国人的补给制度或缺乏正规补给制度就显得较为优越了。完全是靠了这样的制度，从塔古斯河到涅曼河的那些长途行军才得以实现。所以，不管克劳维塞茨有多大的保留，他已预料到将会出现就地取给的高潮。他得出了同他自己的具体考察相矛盾的结论：依靠就地征粮的战争，比依靠仓库供应的战争有着巨大的优越性，相形之下，“后一种战争看起来简直不象是战争了”。
这种意见可算是拿破仑之后的一代人中颇受重视的理论观点。但这种观点一旦付诸实践，人们很快就发现，单靠掠夺并不能满意地解决军队的给养问题。例如，1812年的俄罗斯行政条例责成军需总监采用“征发、购买以及签订合同诸方法来开发被占领国家的资源供军队之用，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动用自己的库存”。但是，实际上俄国指挥官们却不太愿意用这种方法保障自己的部队，结果在1828-1829年战局(对土耳其)和1831年战局(在波兰)中吃了“很多苦头”。所以，1846年引进了“流动仓库”，以及野战面包房和屠宰场。然而，这些措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也未收到什么成效，致使数不清的人尸马骸遍布在通往保加利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上。
俄国人是为地理环境所迫，不得不在贫困的和人烟稀少的地区进行战争；奥地利人则不同，1859年，他们是在意大利北部的富庶地区作战，当地的资源足可供养军队，因此，自然而然采用了就地征粮的方法。但是，部队的建制运输工具未能按时到达，而利用地方车辆组织运输纵队的做法又旷费时日，加之严禁部队自己筹粮，以至于造成饿饭。此外，在军需总监和各军之间协作不够，时有磨擦。因此，整个补给组织后来被描述为一场“完全的失败”。
普鲁士的辎重机构在1814-1815年初建时是相当简陋的，包括：给养队(从理论上说能为军队载运4日给养)、野战面包房、军马补充站和卫生大车。根据1813年的一道敕令，这些机构被组成若干“辎重连”，每军配备1个。辎重连由7个(后减为5个)给养队，1个野战面包队和1个流动军马补充站组成。为对补给勤务进行管理，1816年成立了一个辎重军官组织(其人员来自骑兵)。同年，各军奉命指定辎重指挥官，但辎重指挥官却隶属于辎重监督，因而独立于他们所应保障的兵团之外。
除指定一批军官在战时掌管辎重外，并设有一个负责补给勤务的部门。只有一部分用于建立辎重部队的器材储存在兵站随时可用，打算到需要时再另外征集马匹和车辆补其不足。同样地，也没有建立一些资深军士基干队，以便对必要的人员进行训练。总之，整个组织机构必须在动员时从无到有地组建。
在1848和1849年的战争期间，这些安排第一次受到考验，果然证明是非常不足的。主要问题在于人员的质量和数量。辎重指挥官冯·弗留顿特尔少校年已69岁，他的主要同僚都是参加过1812和1813年战局的老兵，最年轻的也已55岁。找不到军官来领导野战医院和面包房，后来只好交给军士们掌管，其中有些人还是残废，甚至从来没有骑过马。装备，特别是服装，非常短缺，以至于有些人在兵站等了14天，最后才领到他们的军服。马匹饲养问题事先未作安排。当军官们开始将他们不认识的士兵编入新建的部队时，发生了极大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辎重部队未能按时到达展开地域，使得那位带兵的威廉王子(后来的国王和第一个日耳曼皇帝)写到，补给和运输是整个普鲁士军队组织中最薄弱的环节。
1853年，陆军大臣冯·波宁发起了一场彻底的改革。1月，规定了在平时就应培训辎重军官和军士。三个月后，由腓特烈·威廉本人签发了一分更详细的命令，规定每军选派一名参谋军官组建辎重人员“基干队”，这些人员每年应有14天参加补给演习。1856年，这些辎重人员“基干队”扩充为正规的辎重营，而且，这一次辎重营是直接隶属于相应的军司令部。辎重营设营部、5个给养队(总运载量为3000公担 [ 译者注：公担，重量单位，等于100公斤。 ] 面粉，约为8日消耗量)、1个野战面包房、1个军马补充站、1个中心医院和4个野战医院。但是，当1859年军队实行动员，准备同法国作战时，发现这些措施有许多仅仅存在于纸上。解除动员后，又采取了按编制配齐所有各军辎重部队的措施。最后，1860年6月，又进行了另一次改组，辎重部队转为陆军的独立兵种，设立了辎重总监。辎重总监不隶属于总参谋部，而隶属于陆军部，负责辎重部队指挥官的训练和任命。整个普鲁士陆军现在分为9个军，每军配一个辎重营，该营在平时由292名军官、军士和士兵组成。辎重人员均登记为战斗兵员，穿着正规军服。
这些安排从理论上说是完备的，但在1864年的丹麦战局中并未真正经受检验。因为当时普鲁士投入战场的兵力仅43,500人(略少于两个完整的军)、12,000匹马和100门炮，只占其总兵力的一小部分。在集结阶段，全军一般都用屋主供养的办法解决给养问题。但在基尔附近建立了一些面粉和饲料仓库，那里是一个预备的大车集中地，共有1000辆大车。当时正值冬季，气候造成了一些麻烦。具体说来，即道路冰冻，行军困难。尽管由于有些人员缺乏训练，引起了一些问题，但因距离小，乡村富裕，整个补给工作是平稳正常的。总之，这次小规模战争的经验，并未在补给勤务方面引起任何重要的改变。
1866年普奥战争的经验与此完全不同。虽然从理论上说辎重机构有能力保障部队的需要，但是，单就工作量而言，任务也是极为艰巨的：28万人集中于一个战场，依靠后方补给，这样大规模的行动，除拿破仑的那次倒霉的俄罗斯冒险外，远远超过以往的一切军事行动。这一次同1864年一样，部队的给养保障在集结阶段是以屋主供养为主，而以自由采购为辅。但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当部队向奥地利进军时，应从后方实施补给。特别是第一集团军为此作了全面安排，好象其预定战场萨克森是个沙漠似的。结果这些计划完全落空。大约在6月29日以前(当时，部队侵入奥地利领土的距离还不太远)，辎重单位一般还能跟上部队；以后就一直掉在后面，无法赶上部队。直到打赢了科尼格拉兹会战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当辎重单位陷在严重的交通拥挤之中，在道路上争夺优先通过权的时候，部队的给养是用屋主供养和就地征粮的办法解决，有时甚至完全断炊。毛奇本人在7月8日写给军队指挥官们的信中指出，失败是由以下几种“弊病”造成的：
1.补给车队被步兵、骑兵和炮兵的行军纵队挤出了道路，有时甚至一连几天不能移动，因而脱离了由其负责保障的部队。
2.本应负责维护行军纪律的野战宪兵，常被调去担任其他工作；而野战宪兵指挥官们则利用这一事实作为他们不干本职工作的借口。
3.原定以编外车辆扩充补给车队，而这种车辆有很多不宜军用。
4.由于缺乏指挥，在隘路和其他狭窄地点常常拥挤不堪。车队和单车自行其是，时常停在路上，因而造成堵塞。
科尼格拉兹会战后，军队仍然主要依靠就地征粮维持生活。这使毛奇不得不暂停执行惯常的规则，而允许军、师，甚至营，不通过军需勤务部门，自行筹措补给品，以便节省时间。但是，波希米亚的物产并不丰盛，所到的村庄常常是敌军放弃的，所有的运输工具均被奥地利人在撤退时带走。真正丰富的只有一种物品，即肉类，而面包非常短缺，有时一连几个星期得不到供应。这有时影响到部队的行动。例如第2近卫步兵师曾于7月19日被迫停止前进。至少有一位专家认为，如果战局的时间拖长，补给品的短缺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尽管后来时间并未拖长，但由于数周行军的劳累，加上营养不良，仍然造成了霍乱症的猛烈爆发。幸好在科尼格拉兹会战后只过了20天，这场“七周战争”就结束了，这时，后勤机构的缺点甚至还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
虽然1866年的普军拥有组织良好的补给机构，但从野战部队给养补给所用的实际方法来看，此时的普军并不比60年前拿破仑的大军团先进多少。步兵弹药补给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弹药是随同针击枪一次发下，毛奇的士兵们还是能够在军的范围内将弹药全都带走，每支步枪合163发子弹，分别由团的车辆、营的大车载运以及由士兵背负，没有安排从后方源源不断地前送弹药。同时，由于消耗量极小，也不需要前送。在整个战局中，弹药的总消耗量不超过140万发，平均每个战斗兵7发 [ 注：在科尼格拉兹战斗进程中，平均每支步枪只发射了1发子弹。 ] 。因此，1866年以后，各种车辆载运的弹药数量有所减少，而步兵背负的弹药数量则不断增加，直到占了弹药总补给量的一半。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当时的后勤仍处在比较原始的状态。
由后方基地保障军队给养的尝试，尽管很不成功，仍然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即：沿一条道路行军的部队的最大人数受到了新的、严格的限制。在拿破仑时代，其所以有这种限制，是因为必须让每一部队都能得到面积足够的地区自筹粮秣；而在毛奇的体制下，这种限制是由他的马拉补给车队每天所能运行的距离决定的。假定这一距离为25英里，那么，部队行军纵队的长径就不得超过12.5英里。这样，后方的补给车队才能在一天内到达前卫部队，并返回原地进行补充。从理论上讲，这个数字是可以加大的，办法是使用大量马车，将其分成若干梯队，每个梯队载运一日补给量。但这样做必然要求各补给车队正规地往返穿梭，彼此相对运行。在18世纪60年代中欧的道路上，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实践证明，沿一条道路行军时，不能超过一个军，即31,000人。这就使毛奇说出了那句有名的格言：战略的决窍在于“分散行军，联合作战”。实际上，这一规则并非经常都能遵守。特别是在科尼格拉兹会战后，第一集团军的3个军挤在一条道路上，使补给车队无法通过，这是造成该集团军给养短缺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由于明确了上述原则，后来3个普鲁士集团军是分别沿5条道路向战场开进的，这些道路之间还有良好的横贯交通线；而整个奥地利军队的行军道路却只有两条。
铁路给战争带来的变化
19世纪后半叶，是伟大的铁路时代。毛奇将这种新奇的运输手段革命性地用于军事目的。在他的整个战争体制中，这一点受到人们最大的重视和赞扬。所以，在分析铁路在普法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以前，有必要谈一谈铁路作为战争和征服的一种手段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如所周知，在首先提出军队可从铁路的使用中得到好处的人们中间，有一个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是一个天才的经济学家。他在19世纪30年代就预见到，如有周密设计的铁路网，将使军队能从一个地点迅速地转移到数百英里之外的另一个地点。这样，就能依靠速度增加数量，使军队能够集中兵力，先对付此一敌人，然后再对付另一敌人。但令人惊奇的是，首先对铁路的军事潜力加以充分利用的却是俄国人。1846年，他们依靠铁路，在两天之内把一个14,500人的军，连同其马匹和车辆，从赫拉狄希输送到克拉科夫，行程200英里。4年之后，奥地利人仿而效之，将75,000人从匈牙利和维也纳输送到波希米亚，迫使普鲁士人在阿尔木兹投降。这大概是铁路在国际实力政治中第一次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7年以后，又轮到法国人在铁路的战略运用方面给震惊的世界上了一堂课。从4月16日至7月15日，他们用铁路输送了604,381人和129,227匹马，为此利用了当时法国的全部铁路线。在这些人马中，有227,649人和36,357匹马直接送到了意大利战场。
在普鲁士，情况与此相反，铁路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观念，起初受到了完全的反对。腓特烈二世的继承者们重复着他的说教：良好的交通线只能使国家易于被敌人纵横驰骋。根据商业的利益修筑新铁路线的打算，常常遭到军方的坚决反对，因为军方担心其各处要塞的安全。为处理这一问题而成立的委员会于1835年得出结论说，铁路决不能代替公路。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41年，由于缺乏兴趣，争论才停息下去。
普军真正开始重视铁路是在1848-1849年革命中，因为当时部队沿公路运动很不安全。这一情况，加上革命军反复利用铁路进行撤退，终于导致一个大转变。但起初进展缓慢，而且，乘火车开往阿尔木兹的普军在到达时秩序十分混乱，因而无力对付组织上优越得多的奥军。在1859年普鲁士再次动员时，尽管某些最严重的缺点已在这段时间内得到克服，但铁路军运同法国比起来仍然相形见绌。原因之一在于，此时德国有几十个不同的公司管理铁路线，相互之间缺乏协作，而且管理不善。虽然从1847年开始，德意志铁路联盟曾努力实行某种程度的统一组织和集中指挥，但仍未能建成一个战时可以自由运用铁路于军事目的的体制，这个任务直到1872年才告完成。
1870年战局中暴露出来的补给机构的缺点，一般都认为不是由于缺乏组织或预见才产生的。普鲁士军队的辎重勤务原本非常简陋，但到普法战争时已发展为一整套规模庞大的机构。每个军由一个辎重营保障，该营有40名军官、48名医生、1540名士兵、3074匹马和670辆大车。其各个部分的行军序列并非固定不变的，但一般紧随作战部队之后的是营的备用马匹、驮载马匹、医药大车和流动小卖部，这些部分即便在作战的日子里也应不脱离本营，并被称为“战斗辎重”。随后是所谓“小辎重”，包括师参谋人员大车、步兵弹药大车、野战锻工房、其余的小卖部大车、各部队给养车队，加上一个后备给养车队和每师一个野战医院。最后是“重辎重”，包括弹药车队、军官行李、野战面包房、不属各师的野战医院、其余的给养车队、浮桥车队、第二梯队弹药车队和军马补充站。当部队的车辆有一半已将物资发空时，即须进行补充。为此，它们应留在后面，等候辎重车队赶上来，或开往后方进行补充，但须在夜间赶路，以免妨碍其他开往前方的部队行军。为在紧急情况下支援各军，每一个集团军还可得到一个有数千辆征用大车的预备车库。在纸面上，这些安排确能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实际上，从战局一开始就未能起到作用，而这主要要怪毛奇自己。
我们已经知道，毛奇将兵力快速展开于莱茵河上，是靠了将部队与其运输车辆分开才实现的，结果，到战局开始进行时，运输车队还未到达集中地域，因而不能履行其职责。由于马车队的运行速度较之步行的部队快不了多少，特别是车辆还应往返于前线和铁路终点站之间，或至少停留在原地以待补充，后勤车队同作战部队之间的间隔是不易弥合的。因此，在开往国境线的期间，德军不得不依靠户主供养和就地采购来解决补给问题，这就引起同地方居民的摩擦，并造成他们的苦难。越过德法边界以后，辎重车队仍未能赶上作战部队。例如第3集团军的辎重车队直到8月中旬才抵达前线，这时已经打过了几次会战，并赢得了胜利，德军已经渡过默兹河了。
注：甲午战争太快了，日军估计连兵站系统都不需要。
它的步兵，弹药消耗量极低。还有大量的缴获
滑铁卢的炮声刚刚消失，各国的军事家们就开始研究和分析拿破仑的各次战局，以求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未来的借鉴。由于在整个革命时期法国军队的机动性带有传奇的色彩，而且被普遍认为是其致胜的决定因素，所以后勤问题受到人们特别缜密的考察。事实上，早在几年之前，当各国指挥官们着意仿效拿破仑的作战方法时，这个考察过程即已开始了。例如奥地利军队早在1799-1800年就曾大幅度削减了大车、驮马和行李辎重的编制定额，1805年打了败仗后再次削减。结果，到1809年战局中，奥地利人在行军效能上第一次能与拿破仑匹敌了 [ 注：4月28日至5月16日之间，查理大公从查姆行军至亚斯培恩，行程200余英里，中途没有休息，到达时兵强马壮，使拿破仑第一次遭受严重挫折。 ] 。同样，联军在1813年从萨克森向莱茵河的行军中，也显示出他们已经吸取了那个伟大的科西嘉人的某些经验。
在这股学习和仿效拿破仑后勤保障的潮流中，很快就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学派。其中一个学派的最佳代表也许要算安德列·德·罗吉纳。他是一个法国军官，参加过拿破仑的战争，并且早在1816年就发表了他对那些战争的观感。在题为“欧洲进攻战中的大规模行动”的一章中，罗吉纳给予拿破仑的后勤工作以猛烈的批评，并得出结论说，他的最终失败首先是由于对交通线重视不够。按照罗吉纳的观点，深入敌国的战略穿插须使用小部队才能顺利实施，而现代军队规模庞大，其所需的给养、弹药和补充兵员数量更大。罗吉纳进而着重指出，军队就地取给必然带来种种困难，包括士兵逃亡，纪律涣散，以及同居民打交道的麻烦等。他把奥斯特里茨战局称为拿破仑“疯狂的顶峰”，并责备拿破仑使30万人饿死在饿国，又使20万人饿死在萨克森。罗吉纳认为，要克服所有这些弊病，希望在于实行一种“有条不紊”，按部就班的战争体制：军队携运最大限量为8天的给养，前进时离基地不超过30到40里格，然后停止前进，补充给养，等待预备队的到来。(罗吉纳认为，要成功地实施任何军事行动，预备队必须随后赶上)。此时，再次积累储备品，并建立新的基地。直到一切就序，军队才能重新前进。
另一位，也是更伟大的一位作者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看法与此大不相同。令人十分惊异的是，当他谈到问题的核心之点时，对拿破仑战略行军的快速性并不象他的大部分同时代人那样看重。他指出，就地征粮之造成迟误，与后方供应制度同样严重，当部队自己不能直接征粮时尤其如此。他并且以1806年缪拉对普鲁士人的著名追击战为例，说明腓特烈二世虽然带着他的全部庞大辎重和行李，也能达到和缪拉同样的速度。但是，克劳塞维茨认为，当行军距离延长时，法国人的补给制度或缺乏正规补给制度就显得较为优越了。完全是靠了这样的制度，从塔古斯河到涅曼河的那些长途行军才得以实现。所以，不管克劳维塞茨有多大的保留，他已预料到将会出现就地取给的高潮。他得出了同他自己的具体考察相矛盾的结论：依靠就地征粮的战争，比依靠仓库供应的战争有着巨大的优越性，相形之下，“后一种战争看起来简直不象是战争了”。
这种意见可算是拿破仑之后的一代人中颇受重视的理论观点。但这种观点一旦付诸实践，人们很快就发现，单靠掠夺并不能满意地解决军队的给养问题。例如，1812年的俄罗斯行政条例责成军需总监采用“征发、购买以及签订合同诸方法来开发被占领国家的资源供军队之用，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动用自己的库存”。但是，实际上俄国指挥官们却不太愿意用这种方法保障自己的部队，结果在1828-1829年战局(对土耳其)和1831年战局(在波兰)中吃了“很多苦头”。所以，1846年引进了“流动仓库”，以及野战面包房和屠宰场。然而，这些措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也未收到什么成效，致使数不清的人尸马骸遍布在通往保加利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上。
俄国人是为地理环境所迫，不得不在贫困的和人烟稀少的地区进行战争；奥地利人则不同，1859年，他们是在意大利北部的富庶地区作战，当地的资源足可供养军队，因此，自然而然采用了就地征粮的方法。但是，部队的建制运输工具未能按时到达，而利用地方车辆组织运输纵队的做法又旷费时日，加之严禁部队自己筹粮，以至于造成饿饭。此外，在军需总监和各军之间协作不够，时有磨擦。因此，整个补给组织后来被描述为一场“完全的失败”。
普鲁士的辎重机构在1814-1815年初建时是相当简陋的，包括：给养队(从理论上说能为军队载运4日给养)、野战面包房、军马补充站和卫生大车。根据1813年的一道敕令，这些机构被组成若干“辎重连”，每军配备1个。辎重连由7个(后减为5个)给养队，1个野战面包队和1个流动军马补充站组成。为对补给勤务进行管理，1816年成立了一个辎重军官组织(其人员来自骑兵)。同年，各军奉命指定辎重指挥官，但辎重指挥官却隶属于辎重监督，因而独立于他们所应保障的兵团之外。
除指定一批军官在战时掌管辎重外，并设有一个负责补给勤务的部门。只有一部分用于建立辎重部队的器材储存在兵站随时可用，打算到需要时再另外征集马匹和车辆补其不足。同样地，也没有建立一些资深军士基干队，以便对必要的人员进行训练。总之，整个组织机构必须在动员时从无到有地组建。
在1848和1849年的战争期间，这些安排第一次受到考验，果然证明是非常不足的。主要问题在于人员的质量和数量。辎重指挥官冯·弗留顿特尔少校年已69岁，他的主要同僚都是参加过1812和1813年战局的老兵，最年轻的也已55岁。找不到军官来领导野战医院和面包房，后来只好交给军士们掌管，其中有些人还是残废，甚至从来没有骑过马。装备，特别是服装，非常短缺，以至于有些人在兵站等了14天，最后才领到他们的军服。马匹饲养问题事先未作安排。当军官们开始将他们不认识的士兵编入新建的部队时，发生了极大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辎重部队未能按时到达展开地域，使得那位带兵的威廉王子(后来的国王和第一个日耳曼皇帝)写到，补给和运输是整个普鲁士军队组织中最薄弱的环节。
1853年，陆军大臣冯·波宁发起了一场彻底的改革。1月，规定了在平时就应培训辎重军官和军士。三个月后，由腓特烈·威廉本人签发了一分更详细的命令，规定每军选派一名参谋军官组建辎重人员“基干队”，这些人员每年应有14天参加补给演习。1856年，这些辎重人员“基干队”扩充为正规的辎重营，而且，这一次辎重营是直接隶属于相应的军司令部。辎重营设营部、5个给养队(总运载量为3000公担 [ 译者注：公担，重量单位，等于100公斤。 ] 面粉，约为8日消耗量)、1个野战面包房、1个军马补充站、1个中心医院和4个野战医院。但是，当1859年军队实行动员，准备同法国作战时，发现这些措施有许多仅仅存在于纸上。解除动员后，又采取了按编制配齐所有各军辎重部队的措施。最后，1860年6月，又进行了另一次改组，辎重部队转为陆军的独立兵种，设立了辎重总监。辎重总监不隶属于总参谋部，而隶属于陆军部，负责辎重部队指挥官的训练和任命。整个普鲁士陆军现在分为9个军，每军配一个辎重营，该营在平时由292名军官、军士和士兵组成。辎重人员均登记为战斗兵员，穿着正规军服。
这些安排从理论上说是完备的，但在1864年的丹麦战局中并未真正经受检验。因为当时普鲁士投入战场的兵力仅43,500人(略少于两个完整的军)、12,000匹马和100门炮，只占其总兵力的一小部分。在集结阶段，全军一般都用屋主供养的办法解决给养问题。但在基尔附近建立了一些面粉和饲料仓库，那里是一个预备的大车集中地，共有1000辆大车。当时正值冬季，气候造成了一些麻烦。具体说来，即道路冰冻，行军困难。尽管由于有些人员缺乏训练，引起了一些问题，但因距离小，乡村富裕，整个补给工作是平稳正常的。总之，这次小规模战争的经验，并未在补给勤务方面引起任何重要的改变。
1866年普奥战争的经验与此完全不同。虽然从理论上说辎重机构有能力保障部队的需要，但是，单就工作量而言，任务也是极为艰巨的：28万人集中于一个战场，依靠后方补给，这样大规模的行动，除拿破仑的那次倒霉的俄罗斯冒险外，远远超过以往的一切军事行动。这一次同1864年一样，部队的给养保障在集结阶段是以屋主供养为主，而以自由采购为辅。但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当部队向奥地利进军时，应从后方实施补给。特别是第一集团军为此作了全面安排，好象其预定战场萨克森是个沙漠似的。结果这些计划完全落空。大约在6月29日以前(当时，部队侵入奥地利领土的距离还不太远)，辎重单位一般还能跟上部队；以后就一直掉在后面，无法赶上部队。直到打赢了科尼格拉兹会战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当辎重单位陷在严重的交通拥挤之中，在道路上争夺优先通过权的时候，部队的给养是用屋主供养和就地征粮的办法解决，有时甚至完全断炊。毛奇本人在7月8日写给军队指挥官们的信中指出，失败是由以下几种“弊病”造成的：
1.补给车队被步兵、骑兵和炮兵的行军纵队挤出了道路，有时甚至一连几天不能移动，因而脱离了由其负责保障的部队。
2.本应负责维护行军纪律的野战宪兵，常被调去担任其他工作；而野战宪兵指挥官们则利用这一事实作为他们不干本职工作的借口。
3.原定以编外车辆扩充补给车队，而这种车辆有很多不宜军用。
4.由于缺乏指挥，在隘路和其他狭窄地点常常拥挤不堪。车队和单车自行其是，时常停在路上，因而造成堵塞。
科尼格拉兹会战后，军队仍然主要依靠就地征粮维持生活。这使毛奇不得不暂停执行惯常的规则，而允许军、师，甚至营，不通过军需勤务部门，自行筹措补给品，以便节省时间。但是，波希米亚的物产并不丰盛，所到的村庄常常是敌军放弃的，所有的运输工具均被奥地利人在撤退时带走。真正丰富的只有一种物品，即肉类，而面包非常短缺，有时一连几个星期得不到供应。这有时影响到部队的行动。例如第2近卫步兵师曾于7月19日被迫停止前进。至少有一位专家认为，如果战局的时间拖长，补给品的短缺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尽管后来时间并未拖长，但由于数周行军的劳累，加上营养不良，仍然造成了霍乱症的猛烈爆发。幸好在科尼格拉兹会战后只过了20天，这场“七周战争”就结束了，这时，后勤机构的缺点甚至还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
虽然1866年的普军拥有组织良好的补给机构，但从野战部队给养补给所用的实际方法来看，此时的普军并不比60年前拿破仑的大军团先进多少。步兵弹药补给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弹药是随同针击枪一次发下，毛奇的士兵们还是能够在军的范围内将弹药全都带走，每支步枪合163发子弹，分别由团的车辆、营的大车载运以及由士兵背负，没有安排从后方源源不断地前送弹药。同时，由于消耗量极小，也不需要前送。在整个战局中，弹药的总消耗量不超过140万发，平均每个战斗兵7发 [ 注：在科尼格拉兹战斗进程中，平均每支步枪只发射了1发子弹。 ] 。因此，1866年以后，各种车辆载运的弹药数量有所减少，而步兵背负的弹药数量则不断增加，直到占了弹药总补给量的一半。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当时的后勤仍处在比较原始的状态。
由后方基地保障军队给养的尝试，尽管很不成功，仍然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即：沿一条道路行军的部队的最大人数受到了新的、严格的限制。在拿破仑时代，其所以有这种限制，是因为必须让每一部队都能得到面积足够的地区自筹粮秣；而在毛奇的体制下，这种限制是由他的马拉补给车队每天所能运行的距离决定的。假定这一距离为25英里，那么，部队行军纵队的长径就不得超过12.5英里。这样，后方的补给车队才能在一天内到达前卫部队，并返回原地进行补充。从理论上讲，这个数字是可以加大的，办法是使用大量马车，将其分成若干梯队，每个梯队载运一日补给量。但这样做必然要求各补给车队正规地往返穿梭，彼此相对运行。在18世纪60年代中欧的道路上，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实践证明，沿一条道路行军时，不能超过一个军，即31,000人。这就使毛奇说出了那句有名的格言：战略的决窍在于“分散行军，联合作战”。实际上，这一规则并非经常都能遵守。特别是在科尼格拉兹会战后，第一集团军的3个军挤在一条道路上，使补给车队无法通过，这是造成该集团军给养短缺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由于明确了上述原则，后来3个普鲁士集团军是分别沿5条道路向战场开进的，这些道路之间还有良好的横贯交通线；而整个奥地利军队的行军道路却只有两条。
铁路给战争带来的变化
19世纪后半叶，是伟大的铁路时代。毛奇将这种新奇的运输手段革命性地用于军事目的。在他的整个战争体制中，这一点受到人们最大的重视和赞扬。所以，在分析铁路在普法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以前，有必要谈一谈铁路作为战争和征服的一种手段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如所周知，在首先提出军队可从铁路的使用中得到好处的人们中间，有一个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是一个天才的经济学家。他在19世纪30年代就预见到，如有周密设计的铁路网，将使军队能从一个地点迅速地转移到数百英里之外的另一个地点。这样，就能依靠速度增加数量，使军队能够集中兵力，先对付此一敌人，然后再对付另一敌人。但令人惊奇的是，首先对铁路的军事潜力加以充分利用的却是俄国人。1846年，他们依靠铁路，在两天之内把一个14,500人的军，连同其马匹和车辆，从赫拉狄希输送到克拉科夫，行程200英里。4年之后，奥地利人仿而效之，将75,000人从匈牙利和维也纳输送到波希米亚，迫使普鲁士人在阿尔木兹投降。这大概是铁路在国际实力政治中第一次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7年以后，又轮到法国人在铁路的战略运用方面给震惊的世界上了一堂课。从4月16日至7月15日，他们用铁路输送了604,381人和129,227匹马，为此利用了当时法国的全部铁路线。在这些人马中，有227,649人和36,357匹马直接送到了意大利战场。
在普鲁士，情况与此相反，铁路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观念，起初受到了完全的反对。腓特烈二世的继承者们重复着他的说教：良好的交通线只能使国家易于被敌人纵横驰骋。根据商业的利益修筑新铁路线的打算，常常遭到军方的坚决反对，因为军方担心其各处要塞的安全。为处理这一问题而成立的委员会于1835年得出结论说，铁路决不能代替公路。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41年，由于缺乏兴趣，争论才停息下去。
普军真正开始重视铁路是在1848-1849年革命中，因为当时部队沿公路运动很不安全。这一情况，加上革命军反复利用铁路进行撤退，终于导致一个大转变。但起初进展缓慢，而且，乘火车开往阿尔木兹的普军在到达时秩序十分混乱，因而无力对付组织上优越得多的奥军。在1859年普鲁士再次动员时，尽管某些最严重的缺点已在这段时间内得到克服，但铁路军运同法国比起来仍然相形见绌。原因之一在于，此时德国有几十个不同的公司管理铁路线，相互之间缺乏协作，而且管理不善。虽然从1847年开始，德意志铁路联盟曾努力实行某种程度的统一组织和集中指挥，但仍未能建成一个战时可以自由运用铁路于军事目的的体制，这个任务直到1872年才告完成。
武装部队的后勤保障
自从普法战争以后，历史学家们一直把补给组织视为普鲁士人的最大成就之一。这个看法是毛奇本人促成的，因为他曾说过，在整个战争史上，没有哪一支军队的给养保障能象德军这样好。德国部队在对法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发生严重的补给困难，这是确实的，但是，要说这是由于补给组织有什么辉煌业绩，那就不符合事实了。由于对这一点认识不清，不仅使关于这次战争本身的历史记载受到曲解，而且也使大多数人要把这次战争作为军事艺术发展的一个阶段的意图遭到了歪曲。1870年战局中暴露出来的补给机构的缺点，一般都认为不是由于缺乏组织或预见才产生的。普鲁士军队的辎重勤务原本非常简陋，但到普法战争时已发展为一整套规模庞大的机构。每个军由一个辎重营保障，该营有40名军官、48名医生、1540名士兵、3074匹马和670辆大车。其各个部分的行军序列并非固定不变的，但一般紧随作战部队之后的是营的备用马匹、驮载马匹、医药大车和流动小卖部，这些部分即便在作战的日子里也应不脱离本营，并被称为“战斗辎重”。随后是所谓“小辎重”，包括师参谋人员大车、步兵弹药大车、野战锻工房、其余的小卖部大车、各部队给养车队，加上一个后备给养车队和每师一个野战医院。最后是“重辎重”，包括弹药车队、军官行李、野战面包房、不属各师的野战医院、其余的给养车队、浮桥车队、第二梯队弹药车队和军马补充站。当部队的车辆有一半已将物资发空时，即须进行补充。为此，它们应留在后面，等候辎重车队赶上来，或开往后方进行补充，但须在夜间赶路，以免妨碍其他开往前方的部队行军。为在紧急情况下支援各军，每一个集团军还可得到一个有数千辆征用大车的预备车库。在纸面上，这些安排确能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实际上，从战局一开始就未能起到作用，而这主要要怪毛奇自己。
我们已经知道，毛奇将兵力快速展开于莱茵河上，是靠了将部队与其运输车辆分开才实现的，结果，到战局开始进行时，运输车队还未到达集中地域，因而不能履行其职责。由于马车队的运行速度较之步行的部队快不了多少，特别是车辆还应往返于前线和铁路终点站之间，或至少停留在原地以待补充，后勤车队同作战部队之间的间隔是不易弥合的。因此，在开往国境线的期间，德军不得不依靠户主供养和就地采购来解决补给问题，这就引起同地方居民的摩擦，并造成他们的苦难。越过德法边界以后，辎重车队仍未能赶上作战部队。例如第3集团军的辎重车队直到8月中旬才抵达前线，这时已经打过了几次会战，并赢得了胜利，德军已经渡过默兹河了。
| 在对法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军的给养主要依靠就地取给，并不怎样依赖于后方补给，而弹药消耗量更小，几乎完全不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筹划其补充。如同 1866年一样，步兵弹药消耗量极低，连部队携运的储备品也只消耗了一部分。在5个月的战局过程中，平均每个普鲁士步兵仅发射了56发子弹，这甚至少于他 身上背的数量，而仅相当于军建制运输车辆所载储备品的三分之一左右。尽管仍然发生过临时短缺现象(主要是在第1集团军马拉图尔会战期间)，但完全不是因为 缺少弹药，而是因为部队的车辆在会战期间无力进行前送。 | |||||||||||||||||||||||||||||||||||||||||||||
| 炮兵弹药消耗数字如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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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并非所有的火炮均参加所有的战役，所以总的消耗比上述数字低得多，在整个战争中平均每炮仅199发。每个军的携运量通常为157发。所以，需要补充的 数量很低，部队有能力撇开整个兵站系统，直接从铁路补足车辆的运载量，尽管有时需要为此而走很长的路程。再者，消耗量是如此之小，以至部队并不担心让其车 辆一走就是几个星期。例如色当会战后，第3集团军的大车被派往南锡进行补充，直到各军抵达巴黎后才重新返回部队。所以，在这一方面，毛奇的军队对后方补给 也并没有很大的依赖性。如同在早先的各次战局中一样，需要的弹药很大一部分是由军队在出发时自行携带的。这就是说，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是自给自足 的。 |
注：甲午战争太快了，日军估计连兵站系统都不需要。
它的步兵，弹药消耗量极低。还有大量的缴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