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中国留学生和日本学生难有交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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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士官学校是否与日本学生采取同样的学制?
蒋百里申请的第一志愿是步兵，第二志愿是要塞炮兵，后以第一志愿录取
以蒋百里为 例，通过查阅日方档案可以发现蒋是在1902年7月以自费生的名义正式申请就读日本陆军学校。次年3月，日本陆军省在征求外务省的意见后予以批准，同批申 请入学的中国留学生共有20人。同期入学的还有许崇智，不过他是官费派遣。另外，蔡锷是在1903年11月递交入学申请，晚于蒋百里。
然而，在翻阅日本国立图书馆所藏历届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名录时，会惊讶地发现其中居然找不到蒋百里的名字。不仅蒋百里的大名寻觅不得，其他中国留学生及韩国留学生的姓名均不得见。莫非真如陶菊隐所言，“从第四期起，步兵科中日学生分开授课，以防中国学生再夺锦标”?
此答案或可在士官学校编印的官方校史《陆军士官学校一览》觅得。1901年7月的大事记中提到，第13期学生与中国陆军留学生的毕业仪式共同举行。此间透露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信息：所谓毕业仪式共同举行，反倒说明两者学制并非完全一致，留学生的确是分开授课的。但此时蒋百里尚未就读于士官学校，所以日人此举还不可能是“以防中国学生再夺锦标”。考虑军校的特殊性质，或许是从军事机密的角度来作出如此安排的。所以，在正式的士官学校毕业名录中无法查到其他国家留学生的姓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内不少文献还称蒋百里与 荒木桢夫、小矶国昭等人乃士官学校同期。但是，荒木桢夫早在1897年就已毕业，小矶国昭则是1900年第12期毕业，两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跟蒋同届。若 蒋是1905年毕业，那么同届倒可能是东条英机(第17届)、阿南惟几(第18届)、山下奉文(第18届)。不过，鉴于留学生与日本学生学制有别，估计也 难有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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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乱了，我也搞不明白。
简单说一下我的看法：
跟改开一样，时代使然。
这个看蔡锷是最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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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袁世凯资助有才能的新派青年赴日本留学，其中包括蔡锷。他离境时，戊戌变法已经失败，但袁世凯的捐赠仍然有效。
蔡锷是袁世凯资助的，袁世凯不资助他，就没有后来 小凤仙的故事了。
还有端方，端方也是维新派的。
蔡锷学成回国（1904），正好赶上各省大兴新政的时期。人才奇缺的结果，使大批怀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迅速掌握了最关键的位置。
四 川总督端方也想招徕他，提出更加优厚的条件，但他觉得巴蜀民风柔懦，贪图安逸，不足以有为，反而不如贫穷的广西，民风质朴刚健，可以建设东方普鲁士。 1908年，他兼任广西兵备处总办和新军第一标标统。次年，他创办了龙州的讲武堂。1910年，他出任广西第一混成协协统。这时，他的官阶相当于辛亥前夜 的黎元洪，但地位比黎元洪重要得多，因为广西新军几乎是他一手操办的。在此期间，广西革命党人一直在努力驱逐他。直接原因是他勇于任事，重用湖南同乡，引 起了主客矛盾。如果李宗仁的说法正确，蔡锷当 时推行某种类似新威权主义的思路，想借助清廷的力量推行新政，结果变成了原先同道的敌人。不过李宗仁并不是多么可靠的证人，而且他当时在学校里的地位甚 低，只能得到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这种说法将泛革命派和泛立宪派的党性估计得太高了，很可能是后人根据北伐以后的党派想象的。两湖、江浙、广东的革命党一 向彼此看不顺眼，没有理由认为广西例外。这些人的驱蔡活动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也很难说，因为他们从1908年一直折腾到1910年，似乎并没有改变蔡锷的建军部署。1911年，蔡锷平级调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并不是广西地方人士的活动所致，而是李经羲在前一年调任云贵总督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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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蒋方震的影响微乎其微，如果和蔡锷比较的话
几乎就淹没在历史里了。
蔡锷的《曾胡治兵语录》，抗日战争时期还用着呢，这肯定是真东西嘛
再加上 陆士 ，也不是啥高级学校。
蒋方震既然上陆士了，就应该多讲 战术或者技术。
但是他又不讲这个，也就是说他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从陆士学的。
陆大的东西，有德国顾问团呢。
何必听他瞎扯呢。
注：蔡锷这种，“拳打脚踢” ，这才是正经 “陆士” 毕业的。
蔡锷就是小 “袁世凯” 。
蔡锷可能不是革命的领袖，而是革命必须争取的领袖。也就是说：真正的革命者拥戴他为领袖，主要是为了防止他反对革命。他愿意把自己的威望借给革命党，就是帮了后者的大忙，但他不允许任何派系绑架自己，而要追求某种超党派的全民领袖地位。袁世凯后来未能在全国获得的地位，就是蔡锷已经在云南获得的地位。
几乎可以肯定 蒋方震没有什么影响力，他的学生唐生智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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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生智（1889年–1970年4月6日）
1937年11月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力主死守，主动出任首都卫戍司令长官，作为中方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他声称要与首都共存亡，下令封锁南京通往江北的道路，销毁渡船，使得大量平民不能撤离。他在未组织任何撤退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下达弃城命令，自己乘保留的汽艇逃跑。守军失去指挥、军心动摇，第二天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注：真他妈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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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官生的影响和 “清末新政” 有极大的关系
美国学者任达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中，“清末新政十年是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
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譬如中日两国，甲午年中是势不两立的敌国；庚子年后，两国却突然成为“朋友”甚至有过一段“蜜月期”，清末新政很大程度上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翻版，而日本士官学校接受大批的中国学员即为当时中日友好合作的一个典型例证。
注：没有啥，就是抄日军的条令。
跟十月革命前的帝俄军队一样，士官很重要。
朱可夫已经把这个事情讲的非常清楚了。（帝俄可不落后，钢产量快达到法国水平了，一战把沙俄的经济打断了）
扩展阅读：
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 当兵
http://www.aswetalk.net/bbs/home.php?mod=space&uid=663&do=blog&id=57927
革命军队，实际上比 “帝俄军队” 的素质更差了，优点在于 兵源更广泛了。
到斯大林时期，就不搞这个了。
时代的影响，一战使得 士官大量消失，各种人渣都搞到军队里面了。
中国也是一样，清政府是一个“少数人的政府” 。
清末新政和北洋那几年，实际上是中国的黄金时节。一战还挣了点钱。一战结束以后，西方商品倾销，中国经济恶化
如果没有 清末新政和北洋那几年，革命这班车都跟不上。（人家是欧洲的革命，中国的基础比人家差的多）
蒋百里申请的第一志愿是步兵，第二志愿是要塞炮兵，后以第一志愿录取
以蒋百里为 例，通过查阅日方档案可以发现蒋是在1902年7月以自费生的名义正式申请就读日本陆军学校。次年3月，日本陆军省在征求外务省的意见后予以批准，同批申 请入学的中国留学生共有20人。同期入学的还有许崇智，不过他是官费派遣。另外，蔡锷是在1903年11月递交入学申请，晚于蒋百里。
然而，在翻阅日本国立图书馆所藏历届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名录时，会惊讶地发现其中居然找不到蒋百里的名字。不仅蒋百里的大名寻觅不得，其他中国留学生及韩国留学生的姓名均不得见。莫非真如陶菊隐所言，“从第四期起，步兵科中日学生分开授课，以防中国学生再夺锦标”?
此答案或可在士官学校编印的官方校史《陆军士官学校一览》觅得。1901年7月的大事记中提到，第13期学生与中国陆军留学生的毕业仪式共同举行。此间透露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信息：所谓毕业仪式共同举行，反倒说明两者学制并非完全一致，留学生的确是分开授课的。但此时蒋百里尚未就读于士官学校，所以日人此举还不可能是“以防中国学生再夺锦标”。考虑军校的特殊性质，或许是从军事机密的角度来作出如此安排的。所以，在正式的士官学校毕业名录中无法查到其他国家留学生的姓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内不少文献还称蒋百里与 荒木桢夫、小矶国昭等人乃士官学校同期。但是，荒木桢夫早在1897年就已毕业，小矶国昭则是1900年第12期毕业，两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跟蒋同届。若 蒋是1905年毕业，那么同届倒可能是东条英机(第17届)、阿南惟几(第18届)、山下奉文(第18届)。不过，鉴于留学生与日本学生学制有别，估计也 难有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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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乱了，我也搞不明白。
简单说一下我的看法：
跟改开一样，时代使然。
这个看蔡锷是最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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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袁世凯资助有才能的新派青年赴日本留学，其中包括蔡锷。他离境时，戊戌变法已经失败，但袁世凯的捐赠仍然有效。
蔡锷是袁世凯资助的，袁世凯不资助他，就没有后来 小凤仙的故事了。
还有端方，端方也是维新派的。
蔡锷学成回国（1904），正好赶上各省大兴新政的时期。人才奇缺的结果，使大批怀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迅速掌握了最关键的位置。
四 川总督端方也想招徕他，提出更加优厚的条件，但他觉得巴蜀民风柔懦，贪图安逸，不足以有为，反而不如贫穷的广西，民风质朴刚健，可以建设东方普鲁士。 1908年，他兼任广西兵备处总办和新军第一标标统。次年，他创办了龙州的讲武堂。1910年，他出任广西第一混成协协统。这时，他的官阶相当于辛亥前夜 的黎元洪，但地位比黎元洪重要得多，因为广西新军几乎是他一手操办的。在此期间，广西革命党人一直在努力驱逐他。直接原因是他勇于任事，重用湖南同乡，引 起了主客矛盾。如果李宗仁的说法正确，蔡锷当 时推行某种类似新威权主义的思路，想借助清廷的力量推行新政，结果变成了原先同道的敌人。不过李宗仁并不是多么可靠的证人，而且他当时在学校里的地位甚 低，只能得到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这种说法将泛革命派和泛立宪派的党性估计得太高了，很可能是后人根据北伐以后的党派想象的。两湖、江浙、广东的革命党一 向彼此看不顺眼，没有理由认为广西例外。这些人的驱蔡活动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也很难说，因为他们从1908年一直折腾到1910年，似乎并没有改变蔡锷的建军部署。1911年，蔡锷平级调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并不是广西地方人士的活动所致，而是李经羲在前一年调任云贵总督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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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蒋方震的影响微乎其微，如果和蔡锷比较的话
几乎就淹没在历史里了。
蔡锷的《曾胡治兵语录》，抗日战争时期还用着呢，这肯定是真东西嘛
再加上 陆士 ，也不是啥高级学校。
蒋方震既然上陆士了，就应该多讲 战术或者技术。
但是他又不讲这个，也就是说他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从陆士学的。
陆大的东西，有德国顾问团呢。
何必听他瞎扯呢。
注：蔡锷这种，“拳打脚踢” ，这才是正经 “陆士” 毕业的。
蔡锷就是小 “袁世凯” 。
蔡锷可能不是革命的领袖，而是革命必须争取的领袖。也就是说：真正的革命者拥戴他为领袖，主要是为了防止他反对革命。他愿意把自己的威望借给革命党，就是帮了后者的大忙，但他不允许任何派系绑架自己，而要追求某种超党派的全民领袖地位。袁世凯后来未能在全国获得的地位，就是蔡锷已经在云南获得的地位。
几乎可以肯定 蒋方震没有什么影响力，他的学生唐生智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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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生智（1889年–1970年4月6日）
1937年11月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力主死守，主动出任首都卫戍司令长官，作为中方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他声称要与首都共存亡，下令封锁南京通往江北的道路，销毁渡船，使得大量平民不能撤离。他在未组织任何撤退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下达弃城命令，自己乘保留的汽艇逃跑。守军失去指挥、军心动摇，第二天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注：真他妈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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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官生的影响和 “清末新政” 有极大的关系
美国学者任达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中，“清末新政十年是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
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譬如中日两国，甲午年中是势不两立的敌国；庚子年后，两国却突然成为“朋友”甚至有过一段“蜜月期”，清末新政很大程度上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翻版，而日本士官学校接受大批的中国学员即为当时中日友好合作的一个典型例证。
编练新军是清末新政的重中之重，而新军中严重缺乏中上级的军事干部，留日士官生由此受到极大的重视，这些人回国后立刻成为各省督抚争相延揽的对象， 可谓是军途灿烂、官运亨通。以第一期学员陈其采为例（即陈其美之三弟，陈果夫、陈立夫之三叔），其在1902年毕业回国后先在湖南等地编练新军，后赴京担 任军谘府（相当于参谋本部）第三厅厅长（正参领，相当于上校级别），时年不过三十出头。
相比而言，前几期的留日士官生往往占据军中高位，一 些人在短短几年间就做上了标统（团长）、协统（旅长）甚至统制（师长），如一期生吴禄贞、张绍曾分别为第六镇统制、第二十镇统制；二期生良弼为禁卫军协 统；三期生蓝天蔚、蔡锷、潘矩楹分别为第二混成协协统、第十九镇协统及第二十镇协统。至于任标统的就更多了，如第六期阎锡山、罗佩金等等。
注：没有啥，就是抄日军的条令。
跟十月革命前的帝俄军队一样，士官很重要。
朱可夫已经把这个事情讲的非常清楚了。（帝俄可不落后，钢产量快达到法国水平了，一战把沙俄的经济打断了）
扩展阅读：
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 当兵
http://www.aswetalk.net/bbs/home.php?mod=space&uid=663&do=blog&id=57927
革命军队，实际上比 “帝俄军队” 的素质更差了，优点在于 兵源更广泛了。
到斯大林时期，就不搞这个了。
时代的影响，一战使得 士官大量消失，各种人渣都搞到军队里面了。
中国也是一样，清政府是一个“少数人的政府” 。
清末新政和北洋那几年，实际上是中国的黄金时节。一战还挣了点钱。一战结束以后，西方商品倾销，中国经济恶化
如果没有 清末新政和北洋那几年，革命这班车都跟不上。（人家是欧洲的革命，中国的基础比人家差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