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清时代的中国越来越喜欢用人力替代机械，而同期的欧洲正好相反？为什么阿兹特克人会热衷于除了俘虏没有任何好处的战争？为什么藏传佛教的寺庙能集聚如此巨大的社会财富？

中国人经常会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出现在中国？

中世纪后的欧洲，几乎是沿着不断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向直线前进，而中国则在宋朝发展到顶峰后开始转向——宋代出现的大量水力驱动的机械，明清几乎彻底消失，水力被人力取代，一切都朝着使用更多人力的方向前进。

衡量一个古代社会文明的水平高下，我们通常喜欢用它能养活多少人、人口密度的高低作为衡量指标，一个生产效率更高的社会，当然会比生产效率更低的社会养活更多人口。

人口越多，自然会有更高的社会分化和职业分工，当然就能生产更精致的工艺品、发展出复杂精妙的文化，能够兴建更宏大的建筑——照通常说法，这样的社会就是高度繁荣的文明。

为什么明清时代中国人口不断突破历史纪录，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反而不断降低？

文明总会不断繁荣吗

一个社会分工是否精细、文化艺术是否发达、工艺品是否精良，这些指标其实都直接取决于一个基础性指标：一个社会有多大比例的成员能脱离生存必须品的生产，专注于其他技艺的发展，简言之，一个社会的剩余率越高，文明就越繁荣。

这里的“剩余率”并非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剩余，而是一个社会生产的食物及其他生存必需品，超出维持全体成员基本生存繁衍所需的部分，一个社会的剩余率越高，用于支撑其文明活动的资源便越多。

毫无疑问，一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全社会的剩余率也越高；而劳动生产率来自技术进步，自然，技术进步就会带来全社会剩余率的提高。这里会有什么问题吗？

马尔萨斯把人口要素放进来考虑后，得出来完全不同的观点：技术进步确实可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口增长很快又会将劳动生产率拉下来，结果只是增加了人口，这一过程只须几代或十几代人即可完成。

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传统农业社会，除非技术进步连续涌现，或永远存在可供拓垦的新土地，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并不会持续提高剩余率，所以文明并不会一直朝着繁荣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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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从城市化率来分析。脱离食物生产的人通常都生活在城市，除了早期城邦，城市居民大多不是农民，所以，城市化率是个直观反映文明繁荣程度的指标。

进入现代化之前，多数传统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都不足 10%，这会给人一个错觉——这个比例是农业社会的常态，但实际上，在没有达到出现危及生存的人口压力前，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完全可以达到 15-25%。

经济史家赵冈统计，（按两千人以上标准）战国时期城市化率达 15.9%，南宋更高达 22%，汉唐介于两者之间；以物质丰富度和文化多样性衡量，两宋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期，此后，随着人口压力渐增，城市化率一路下滑，到近代前夕已降至不足7%，据施坚雅测算，清代繁荣程度最高的江南，城市化率也只有7.8%。

赵冈对宋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在各家中偏高，但并非最高，斯波义信估算的上限为 30%，而最低估算数（柳平生与葛金芳）是 13-14%，但同时，赵冈对清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同样偏高，按施坚雅的较保守数据，1843 年的城市化率仅为 5.1%，所以，无论取高估数还是低估数，清盛期城市化率都只有南宋鼎盛期的约 1/3。

▍中国各个时期大致的城市化率

城市衰微也体现在顶级都市的规模上，明清最大城市不过 80 万，而唐长安、北宋开封、苏州，南宋临安，人口都过百万，宋代还有武昌、泉州、建康等大批数十万人口的都市。

人口压力和城市退化的关系，从华北城市的衰弱中也可见一斑，由于华北平原开发历史更久，人口更早饱和，那些著名的古代中原大城在中古之后再也没有复兴过。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德川幕府结束战国时代后，日本进入长期和平阶段，人口持续增长，城市繁荣，城市化率从 1600 年的 6%上升到 1721 年的 12.6%，但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城市开始萎缩，1874 年明治初期，城市化率已跌到 10%。

德川家于 1615 年攻克大阪，发布一国一城令，弭平全境，到 1721 年重新落入马尔萨斯陷阱，满清于 1681 年平定三藩，到 1796 年爆发白莲教之乱，被许多史家视为人口压力开始起作用的标志，这两个长度极为接近的周期，或许并非巧合，和历史上典型中原王朝的人口恢复周期大抵一致。

▍1600-1850 年全日本的农业产量与人口数量的变化

▍1600-1850 年全日本的城市化率与人口密度的变化

马尔萨斯提出的理论，虽然违背人们的直观印象——技术进步必然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却能解释这种“异常”。

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家相信，工业革命前，人类和其它动物一样，长期处于马尔萨斯陷阱（毋宁说是常态）之中，证明这一点的最佳证据是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非技术工作的工资始终徘徊在生存线附近。

人类在进入定居农业社会之前，也取得过许多重大技术进步：标枪、弓箭、石器、掘棒、渔网、陷阱，火的利用，团队合作与狩猎计谋，这些进步让人类散布全球，但并未带来经常性的剩余和积累，进而发展出文明。

人口与路径选择

如果我们不同意马尔萨斯的观点，把人口增长视为社会繁荣的指标，那么除非有灾难性事件发生，文明总是趋向于进步，而大规模消灭人口的战乱、瘟疫和饥荒总是降低文明水平。

但是，如果从中国文明史中寻找历史线索，或许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无论是文化上的艺术和思想观念、器物层面的工艺和技术，还是组织模式和制度要素，最重要的源头，大都出现在宋代，南北朝和更早的先秦，同样是文明的“富矿”时代。

这几个历史时段对应的都是人口压力相对较松弛的阶段，这是一种巧合吗？

宋代的产业生态很像工业革命前夕的英格兰，其核心特征是广泛采用非人力能源和劳动节省型机械，水力作坊遍地开花，包括大型水力纺车。但是，宋代人口很快突破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亿人大关。

王祯《农书》中的水转大纺车

到了明代中叶，中国人口从战乱中恢复后又迈过了两亿大关，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人口成就——明代农耕定居地区与宋代人口最多时相当。到了清代太平天国爆发前，人口更进一步增长到四亿，已逼近土地承载的极限。

巨大的人口压力，使得中国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不再朝着节省人力的方向发展，而是向可以让更多人“糊口”的方向发展，毕竟劳动力比高效率的机械要便宜得多。

王祯《农书》中的农业和工业机械，到了清代几乎消失殆尽，铁鎝锄头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换成了人力。宋代曾有大量工厂式的纺织作坊，到了清代，纺织业彻底变成家庭副业式的生产。

欧洲的情形正好相反。西欧的农业开发较中国更晚，中世纪西欧人口密度大大低于黄河流域、江淮这些农业发达地区，德意志地区的人口密度不及南宋上述地区的一半。

14 世纪中后期的黑死病，消灭了欧洲 1/3 到 1/2 的人口，此后黑死病反复流行，长期抑制了西欧的人口增长；但正是从那时起，欧洲的城市化率开始快速持续上升，（按五千人标准）从 1300 年的 9.5%升至 1400 年的 12.5%，这明显早于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更远早于工业革命。

经济学家 VothNico Voigtlander 和 Hans-Joachim Voth 认为，正是黑死病加上连绵不绝的战争，让欧洲长时期内大幅远离马尔萨斯极限，才促成了几个世纪的城市扩张和经济繁荣，并为此后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黑死病提高城市化率，并非因为它消灭了更多农村人口，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所指出，古代城市极高的人口密度和恶劣卫生条件，令其在瘟疫中的死亡率远高于农村，这在欧洲尤为突出，因为不存在粪肥市场，欧洲城市的卫生条件远比中国城市差。

但由于瘟疫大幅提高了工资率，在恩格尔定律作用下，对城市所生产的非农业产品需求大增，带来更多城市就业机会，不断吸引大批农民进入城市，这反过来又提高了瘟疫带来的死亡率。

欧洲人口长期处于远低于土地承载极限，使之能持续性地保持完全不同于明清时代中国的发展路径——全社会不断追求提高生产效率，以节省相对较贵的人力。工业革命是这一势头顺理成章的产物。

压在人口弹簧上的巨石

可是，文明毕竟诞生了，那究竟是什么带来了剩余？必定存在某种力量，阻止人口增长到耗尽全部剩余的程度。

有两种力量起了这样的作用：国家权力和私人财产权；原理如下图所示：

随着人口的增加，剩余率减少；随着人口的减少，剩余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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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增长，投入于单位土地的劳动增加，但新增产出却不断降低，在没有赋税（或租金）的条件下，会一直降到仅够新增人口勉强维生，此时人口便达到自然极限（Pa），但有了赋税，食物产出被拿走一部分，所以人口增长会在边际产出率降至最低生存需求加赋税的水平时提前停下来，此时人口为 Pb，而由于 B 点的边际产出率高于 A 点，因而剩余率也更高（即 Sb>Sa）。

上述原理可归结为这样几条：当人口接近极限水平时，1）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减少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提高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口比例，因而使文明更加繁荣，同时也让受益于赋税和租金的群体要么更庞大，要么更富裕；2）通过改变分配结构，赋税和财产权会压低人口，3）若统治者有能力压低人口，他可能更容易获取赋税。

形象的说，文明就像一块巨型浮石，压在人口弹簧之上，它在压低人口总量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大弹力来支撑其体量。

在极限水平附近，降低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让国家更容易征收税赋，供养一个更大规模的政府，这可以为我们理解国家权力的基础提供两个启示：

首先，和传统的国家起源理论相反，国家的征税潜力和财政基础并非基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剩余，而只需要足够的暴力手段和组织能力，通过食物产出再分配压低人口水平，提高剩余率，便可获得可持续的税赋基础。

其次，尽管古代政府规模远不如现代政府那么大，但也并非都像晚期帝国的政府那么小。在人口压力还没那么大的古典时代，政府规模明显比后来的更大，相对于其人口水平，秦汉的行政系统不仅数量更多，专业化程度更高，组织更严密，对社会的控制也更深入和细致。

秦简上也可以看出秦代对社会控制的严密程度

施坚雅的研究发现，从西汉到清代，尽管人口增长了六倍，有效疆域扩大了一倍多（西汉整个南方基本上处于未开发状态），但基层行政单元并未增加，汉初 1580 个县，清初 1510 个；而且越是战乱、分裂的人口低谷期，县反而越多，南北朝晚期只有四千万人口，却供养着 2300 个县，还有三个中央政府；同理，每个王朝初建之际，县的数量通常也处于峰值水平 1500 多，随着王朝稳固，人口恢复，便逐渐下降到 1200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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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人口增长到逼近极限时，必引发大规模战乱，但统治者不可能有意建立一套有效压低人口的制度，以避免这种周期性的人口增长和消灭，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会自然演进出一套这样的制度。

阿兹特克晚期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 200 多，其中宜耕地区更高达 500 多——这已比今天人口稠密的西欧密度还要高了。阿兹特克人没有建立统一强大的中央帝国，而是城邦林立，于是为饥荒所困催生了一种独特的战争形态，战争既不源于冲突或纠纷，亦非为了劫掠勒索或征服扩张，其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的获取俘虏，杀死并吃掉。

阿兹特克诸城邦之间的战争，最初的动因是纳贡和贸易关系，但后来，常规战争已满足不了对俘虏越来越大的需求，为此，城邦之间时常安排一场“花式战争”（xochiyaoyotl），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开战。此类战争唯一的功能就是消灭部分人口并获取肉食。

玛雅和阿兹特克都有类似的活人献祭

印加帝国的人口密度虽没有阿兹特克那么高，宜耕区每平方公里超过 120 人，但安第斯高原的土地十分贫瘠，同样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经济学家 Louis Baudin 将其称为马尔萨斯定律的绝佳案例——印加人的解决方案不是杀了吃，而是计划生育和强制迁徙。

印加帝国在每个行省设有国营作坊，名为“太阳神处女院”，会定期挑选一批少女，她们名义上是印加王的候选嫔妃，但实际上，除少数被作为献祭人牲和分配给有功者外，绝大多数被终身幽禁在作坊内，纺织和酿酒，不得结婚生育。

一处“太阳神处女院”

大规模强制迁移是另一种应对人口压力的办法，把人口从过密地区迁到数百公里外的人烟稀少之地，不但可缓解人口压力，还可打散重组原来的族群纽带，加强政治控制能力。

印加与阿兹特克这种极端人口控制手段，或许和它们的土地制度有关，这些社会始终没有形成私人土地财产权，土地皆由社区集体所有，这样，抵抗人口压力以免剩余被其耗尽的力量，就只剩下国家权力了。

低生产力上的文明

前面提到，如果统治者有能力压低人口，它便可能更容易获取赋税，理论上，由此提高的剩余率若能稳定维持，那么就可能培育滋养出更为繁荣发达的文明。但实际上，国家权力和地租这块压在马尔萨斯弹簧上的巨石，通常只能稳定一定的剩余率，而无法通过下压人口来获得更高剩余的。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即一个社会因为特殊的组织和制度安排，能不断大幅降低人口——哪怕只是在一定时段内，从而大幅提高剩余率，最后我们能看到其文明繁荣程度有显著提高？

藏传佛教之于一个社会的影响，或许正是符合这个特征的罕见情形。

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后迅速强大，很快成为一个与唐帝国、阿拉伯帝国三雄并峙的强大帝国。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吐蕃在唐代时，人口不少于三百万，更控制了数百万其他民族的人口，虽然强大而极具侵略性，但文明的积累和繁荣程度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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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进入青藏地区后，经数百年发展，逐渐改变了其文明形态。由于藏传佛教的特殊地位，大量成年男性脱离生产成为僧侣，导致人口逐渐下滑，明代嘉靖时期，吐蕃人口降到了约 200 万，到了清代乾隆时期，又降到了接近 120 万，此后人口便稳定在这个数字上。

一个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农牧业社会，能让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男性不事生产，其剩余率当然非常惊人——在传统社会，藏族社会也许是知识阶层占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中世纪的西方，知识分子也主要是由僧侣构成。通过压低人口提高剩余率，是西藏能诞生灿烂文化的基础。

西藏文化无处不打着佛教烙印的文明。对哲学、思想、文学这些无形的知识系统，外人或难一窥堂奥，但有形的建筑、雕塑、绘画和其他造型艺术之盛，任何人都会为之震撼——社会剩余财富最终都以艺术方式凝聚、沉淀在宗教体系中。

尤其是在人口密度如此之低，生存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竟然出现如此灿烂辉煌的文化，这样的例子，世界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个。

清代，藏传佛教又传入蒙古草原。如果认为满清有意推行佛教是为了削弱蒙古，应当认为很快就收到了奇成效：蒙古人口从清初的210万降到了清末的170万人，按理藩院说法:“喇嘛日多，人丁日减，召庙日盛，种类日衰。”

但从压低人口总数，增大剩余率，会促进文明繁荣、深化的角度看，你会注意到另外一番景象：

佛教传入前，蒙古常年战乱，甚至财富亦难积累。由于没有一个知识阶层，成吉思汗时代发明的文字几乎失传，好不容易积累的一点点文明家底几乎耗散完结。如果持续下去，他们留给后世的文明存在的遗迹，大概还是那种偶尔散落在草原，粗糙拙朴犹如孩童捏泥巴式的石人像。

▍突厥石人像是草原民族常见的文明遗迹

草原上的萨满被僧侣替代后，不事生产的僧侣集团成了首批知识阶层，长期的和平让这些人可专注于手上的技艺，语言、文字、绘画、雕塑、天文、医学获得空前发展。

财富的逐渐积累使草原上出现了一下宏大的寺庙，它们吸引了众多信众和商贩，逐渐形成了集宗教、文化、商业和贸易于一体的聚落，定居的城镇第一次在草原上出现，它又大幅提升了草原社会的分工精细程度。

虽然在辽阔的藏传佛教区，发展到人口数万乃至十万的大城，仅有拉萨、库仑（乌兰巴托）、归绥（呼和浩特）等少数，多数城镇人口都在数千乃至数百的水平，但城镇人口比例已经明显高于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