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国政治自南北战争前后，便形成了民主党与共和党双雄对峙的政治格局，迄今未能动摇。然而问起作为两大党之一的民主党，究竟是在哪一年成立的，恐怕没几个人 能回答得上来。事实上，民主党早期党史的含混，正是美国建国之初政党政治独特生态的反映。本文将通过追溯民主党从奠基至定名的发展史，管窥这种政治生态的 形成及演变。

政党政治的诞生

研究者们一般将美国政治史按照“政党体系（partysystem）”的演变划分为若干阶段，其中从建国后不久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前后，被视为“第一政党体系（FirstParty System）”时期（参见表一）。

建国时的政治精英，包括华盛顿在内，都深受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的影响，对组织化的政党满怀鄙夷，认为“政党”不过是“朋党”的代名词，政党政治即是党同伐异，只会腐蚀和毁灭新生的共和国。因此，在华盛顿首任总统期间，美国政坛上并不存在任何正式的党派。

但政见分歧是政治的必然，掩耳盗铃并不能抹杀对党派归属的需求。很快，以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副总统亚当斯为首的“亲行政派（pro-administrationmen）”，和以国务卿杰弗逊为首的“反行政派（anti-administrationmen）”， 就在各种问题上斗得不可开交。前者希望扩张联邦政府尤其是联邦行政部门的权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国家银行、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扶持工商业发展，并 在外交上与英国和解，疏远正被大革命热潮席卷的法国。后者则在外交上亲法仇英，内政上主张州权高于联邦权，向往有限政府与农业立国，崇尚公民美德，并且以 自耕农为美德的化身，城市、工商业、金融业为腐败之渊薮。前者以工商业蓬勃发展的东北部地区为根据地，而后者的势力则牢牢把持着南方各州。

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初，汉密尔顿一方逐渐改以“联邦派（Federalists）”或“联邦党（federal party）”为名号，而杰弗逊一方则多自称为“共和派（Republicans）”、“共和党（republicanparty）”或“共和利益体（republican interest）”。不过，为了避免与当今两大党之一的共和党（建立于1854-1856年间）相混淆，后人多将第一政党体系时期的共和派称为“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Republicans）”、“杰弗逊共和党（JeffersonianRepublicans）”或“杰弗逊民主党（JeffersonianDemocrats）”。之所以冠以“民主”二字，一方面是为了体现其与未来的民主党的渊源，另一方面也确实有据可循。

原来，“民主派（Democrats）”最初其实是汉密尔顿一方给杰弗逊一方扣的帽子。毕竟联邦党人同样受到古典共和主义熏陶，自然不能容忍对手独占“共和”名号；加上后者时常贬斥前者为“君主党（Monarchists）”、暗示其鼓吹扩张联邦权与行政权是为了恢复王权，因此，作为反击，前者便攻击后者热衷于法国大革命、试图效仿其“暴民统治（mobrule）”——在十八世纪末，“民主（democracy）”一词仍旧被大多数人用作贬义，当成“暴民统治”的同义词；于是联邦党人除了管杰弗逊派叫“反联邦派（Anti-federalists）”、“雅各宾分子（Jacobins）”、“破坏组织者（disorganizers）”、“反英党（anti-Britishparty）”之外，也用“民主派”作为对后者的蔑称。

联 邦党人的这番攻击并未起到什么效果。事实上，民主理念早已植根于独立宣言和宪法之中，“民主”这个词本身的脱敏不过是迟早的事。很快，杰弗逊一方开始零星 地自称“民主共和党”或“民主党”。其中尤以临时首都费城周边的共和党人对此头衔接纳得最为坦然，早早便将本地党部正式改名为“民主共和党”（参见图一）；不过在其它地方，杰弗逊派在正式场合基本仍以“共和党”为号。

联邦党的覆灭与第一政党体系的瓦解

在同杰弗逊共和党的斗争中，联邦党一开始占据上风，1796年总统与国会选举双双获胜。但联邦党上台后，急于将对手赶尽杀绝，趁着美法交恶、展开“准战争（Quasi-War）”的时机，炮制了《1798年煽动叛乱法》，借此惩治反对派“中伤”政府官员的言论（参见拙文《霍姆斯的转身与言论自由的兴起》）；被逼到绝路的共和党人不得不开发出诸多全新的政党工具，比如国会党团会议、地方党组织、党报党刊、竞选活动等等，以对抗掌权的联邦党。

1800年大选，杰弗逊击败亚当斯，实现了和平的政党轮替；四年后，联邦党事实上的领袖汉密尔顿在决斗中身亡，联邦党群龙无首，从此无力回天。杰弗逊共和党连续二十多年把持国家立法与行政大权（参见表一）；联邦党在各州的地盘也不断遭到蚕食，影响力逐渐收缩到新英格兰一隅。

当英美之间的“一八一二年战争（War of 1812）”进入第三个年头后，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党人因为担心英国封锁港口、对新英格兰商业造成致命打击，于1814年底召开了哈特福德会议（HartfordConvention），决定以“要么停战、要么分裂”来要挟联邦政府，同时私下派出使者与英国媾和。然而会议刚落幕没多久，杰克逊（AndrewJackson）就在新奥尔良战役中奇袭英军，令美国意外地获得了整场战争的胜利。举国上下欢庆之余，联邦党人则被视为叛徒，人人喊打，愈发一蹶不振。

注：历史好有意思啊，你懂的

到1820年大选时，联邦党已经沦落到了死活找不着人出面代表本党参选总统的地步，只好勉强推出副总统候选人，却在总统候选人一栏留白。于是乎，尽管马萨诸塞州的“选举人”（参见拙文《选举人团制度简介》）仍然全都是联邦党员，他们在把手头的副总统票投给本党候选人的同时，也不得不无奈地把总统票投给死对头共和党的时任总统门罗，令其几乎以全票连任。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共和党缺少了联邦党这个对手，党内派系斗争便成为头等大事，党组织趋于瘫痪瓦解。本来在第一政党体系前期，两党一直通过国内中各自的党团会议来推举总统候选人，人称“国王党团（KingCaucus）”。但随着联邦党的衰亡，共和党内各派也渐渐不再碰头开会。到了1824年大选时，共和党的“国王党团”只有不到四分之一国会议员出席，其提名的候选人克劳福德（WilliamCrawford）遭到其它派系的一直抵制。小亚当斯、杰克逊、克莱（HenryClay）以及中途退选的卡尔霍恩（John Calhoun）纷纷代表各派出马，竞逐总统大位。杰弗逊手创的共和党就此四分五裂。

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与第二政党体系的成型

由于1824年 大选中，几位候选人的选举人票都没能过半，因此需由国会众议院从中推选总统。身为众议长的克莱决定支持小亚当斯，致其最终当选，而小亚当斯就任总统后当即 延揽克莱入阁，任命其为国务卿。这令在普选与选举人团中均得票最高的杰克逊大为光火，认定两人暗箱操作、私相授受，誓言带领民众卷土重来，清扫政坛的腐 败。

其 实克莱支持小亚当斯，主要还是因为政见上的契合。两人在经济问题上均受汉密尔顿影响，主张工商业立国，认为政府有责任加强市场监管、以及推动铁路、公路、 运河、市政设施等等的建设；同时，克莱也对杰克逊指挥军队不分青红皂白大肆屠杀英军战俘与印第安部落的行为深恶痛绝，认为这样的野蛮人绝对没有资格成为一 国元首。与此相反，杰克逊则代表了当时民间反对国家银行与联邦基建、主张经济上的去监管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以及鼓吹白人殖民者肩负开化北美大陆之“昭昭天命（ManifestDestiny）”、应当大举西进拓荒并对沿途遭遇的印第安部落采取强硬姿态驱逐或清洗等思潮。于是经过一番整合之后，政坛上又围绕着立场差异，形成了“亚当斯派（Adamsmen）”与“杰克逊派（Jackson men或Jacksonians）”对峙的格局。

与此同时，这个时代更大的变动正在悄悄到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社会争取普选权（或者严格地说，成年白人男性普选权）的运动节节胜利，各州先后取消了对投票资格的财产限制，令选民人口成规模地增加——1828年总统选举的投票人数几乎达到1824年的三倍。除此之外，人民主权理论的深入人心也导致了总统大选中“选举人”产生方式的变化。刚建国时，大多数州是由州议会来推举本州的选举人，因此政党并无动员选民参与总统大选的必要。到1824年时，全国尚有四分之一数量的州是通过这种办法来决定选举人；然而到了1828年时，除了特拉华与南卡两个州外，其它各州均已改由民选方式产生选举人（参见表二）。

投票权范围的扩大与选举人产生方式的变化，对旧有的政党形态构成了巨大的冲击。政党要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只是政坛精英间松散的攻守同盟，而必须组织化、纪律化、基层化、大众化，以动员选民、密集催票为宗旨，打造成高效运转的“政党机器（partymachine）”。 而此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令全国性政党机器的产生得以可能。建国初期，受交通、信息等条件的局限，联邦政府根本无力对广袤的国土施以实质性的管辖，其在人们 日常生活中的份量远小于各级地方政府，民众对总统及国会选举的热情也远低于州内公职选举；但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联邦政府对日常的影响已经清晰可辨，联 邦选举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节节高涨，成为地方利益集团的兵家必争之地。

在当时的政治人物中，杰克逊派的范布伦（Martin VanBuren）最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信号。在他的统筹下，杰克逊派深耕各州基层，发展出了诸如“阿尔巴尼摄政团（AlbanyRegency）”等长期操纵地方政局的政党机器。1826年中期选举与1828年大选，杰克逊派均大获全胜，并在此后的第二政党体系（SecondParty System）中长期占据优势地位（参见表三）。小亚当斯丢掉总统宝座后，克莱扛起了“反杰克逊派（Anti-Jacksonians）”的大旗，并一度将其改组为“国家共和党（NationalRepublicans）”，从而把杰弗逊共和党的衣钵拱手让给了杰克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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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还催生了一种新的总统提名模式：全国代表大会。“国王党团”的老皇历1824年时就不管用了，到了1828年大选，亚当斯派与杰克逊派便已分别在各州举行代表大会，为本方首脑参选造势。但美国第一个举行全国性的提名大会的政党，却是在共和党两派之外异军突起的“反共济会党（Anti-MasonicParty）”。

作 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第三党派，反共济会党本身就是大众民主时代的产物。普通民众在第一政党体系期间缺乏参与全国政治的渠道，使其对首都政界缺乏信 任，对政治精英的反感与抵触情绪不断积累。同时，建国一代的政治精英们多受启蒙时代理性主义思潮影响，以理神论者、自然神论者自居，对宗教迷信持敬而远之 的态度，甚至在1797年《的黎波里条约》中明确声称美国绝非以基督教立国；这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普通民众受“第二次大觉醒（SecondGreat Awakening）”运动影响而复兴的宗教狂热形成了鲜明对比。选举权范围扩大后，民间早已暗流涌动的民粹主义思潮，便借着宗教阴谋论的渠道迅速喷发，汇聚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共济会运动，矛头直指身为共济会会员的杰克逊、克莱等政坛大佬。

注： 扩大选举权就是这问题，民粹横行。

反共济会党成立不到两年，就已经成为了纽约州最大的反对党，并在佛蒙特州的州长选举中获胜。1831年9月，反共济会党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提名总统候选人。克莱领导的“国家共和党”与杰克逊麾下的正牌“共和党”不甘落后，分别于同年12月与翌年5月，在同一地点召开了各自的全代会。从此以后，在四年一届的全代会上提名本党总统候选人，便成了美国各大政党的传统。

注：反共济会从哪儿来的，反共济会就是因为杰克逊、克莱是共济会会员。（说白了，就是民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