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象罗永浩这样的小镇青年怎么会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 ，在这一节中，我尝试作出解释。

       由洋人现身于广州而导致的 经济混乱以及后来由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危机，在不同层次的文化精英人物当中—不管他们是否在官—都引发了积极的政治参与。

       群和时代，你懂的

**************************************************************************************

       我也试着解释这样一个事情

 

       "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是谁写的诗，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说呢？

**************************************************************************************

文化精英的政治能量

       若将中国帝制晚期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没有比庞大的文化精英阶层和狭小的 官僚精英之间所存在的鸿沟更为重要的问题了。所谓“文化精英”，我指的是艾尔曼（Bnejamin  Elman）所说的“通晓经典的文人”（classically  literate）。他们所受的教育，是阅读、理解、甚至背诵将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的经典文本；不管最终是否得以登科、及第，他们终生以所学为本赋诗撰 文。所谓“官僚精英”，我指的是文化精英中那部分人数很少、经过京考殿试而获授官职的文人。

        文人们为通晓经典、准备繁苛的科举考试而度过 了经年累月的苦读生活，这就将他们同芸芸众生区分了开来。他们的总人数，当然包括所有通过了各级考试的文人，但也应该包括数日要多得多的那些虽一再尝试， 但始终名落孙山的文人。由于考生人数和功名定额之间的巨大落差，很难说登科或落榜的结果一定反映出了考生们在能力上的差异。艾尔曼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论 点之一是，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看，多少人通过了考试并不是一个最有意义的问题。财富分布的扩散和教育的扩展造就了人数越来越多的通晓经典者，但通过科举考 试的人数却一直保持稳定。于是，在大批进入官场的机率近乎于零的人们当中，充满了因仕途受挫而产生的沮丧。以下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对于大多数通过了县级 院试的生员和省级乡试的人来说，要想进入仕途实际上是办不到的；而对那些地位甚至还在生员之下的文人们来说，虽然饱读经书，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依然注定 将永无出头之日。所以，从县里到省里，就绝大多数通晓经典的文人们的处境而言，不管他们多么才华初中或雄心勃勃，他们进入官场并获得政治精英地位的机会实 在是微乎其微，因而只能永远置身于国家体制之外。

        毫无疑问，大多数文人之所以追求功名，其价值主要在于功名是官方对于特殊社会地位的认 证。即便在生员这个级别，仍然有着许多特权，包括较低的税负，免受体罚，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不致受到当地官差的敲诈勒索，等等。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资助儿子 们获得共鸣也是保证该家庭的社会地位得到维护和改善的最可行的办法。在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种族制度或爵位世袭制度的社会里，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便成了在社 会的任何层面获得精英地位的唯一通道—再没有什么途径能够比这种投资得到更好的回报了。

        尽管如此，同样很清楚的是，一些文人利用自己的功 名地位，转而在官场之外投入了从广义上来看属于政治参与的活动。在地方社区，文人们一般都会从事代理税收和诉讼的活动，而这两者都是不合法的—在某些情况 下，在官方看来这些活动甚至还起到了破坏地方秩序的作用。但是，文人们还有很多合法的选择。用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话来说，不在官场的地方文人造就了一批“准政治性”的精英人物。在地方上，他们在官方体制之外从事着为官方所批准支持的活动。对于那 些被关闭在全国性政治大门之外的文人们来说，各种形式的地方活动很自然地便成了他们大显身手的舞台。管理社区事务、编纂地方志、促进和维护地方文化及历 史，等等，对于中国帝制晚期的文化精英们来说成了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并唾手可得的机会。

        然而，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文化精英阶层的三百多万名 成员除了参与地方性活动以外，都曾有过读诵诗书的经历，受到了文人学士应当“以天下为己任”的教育。科举考试又通过以国家大事为题（虽然一般来说不会涉及 当朝事务），除文之外还包括“策论”（“策论”一般不会涉及当前政策，但也许更有意义的是，它会涉及到历朝历代统治的历史经验），而使得文人们心目中“以 天下为己任”的信念一再被强化。在中国帝制晚期的根本性议程背后，人数相当多的一批文人对于国家大事至少有着某种程度的认识，却又绝没有亲身参与国家大事 的希望。时代的危机是否能够在政治参与上为他们打开新的路径？

        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描述19世纪的英国人民时，称他们“富有睿智并具有政治头脑”，他的意思是，尽管只有少数人能够投身于公共事务，但英国人仍然保持了 对于公共事务的兴趣。我们是否能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中国的文化精英阶层呢？在中国文人的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中，当然存在着使得他们用白哲特的话来说“具有 政治头脑”的倾向。在这方面，将他们联为一体的因素超过了使得他们分开的因素。不论地位高低，文人们都有过诵读诗书的经历，而渗透在诗书文本的字里行间 的，则是公民法则和善政良治的基本精神。因此，对那些不在官场的文人来说，他们仍然会觉得自己同为官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学问与见识的高下，而在于环境与 机会的不同，而我们对此也就不会感到大惊小怪了。

注：呵呵，一群爱看新闻联播的 

        那么，是否有某一个群体能够以一种带有全国性的视野和覆盖面，来应对全国范围出现的各种 挑战？构成这个群体的人们的共同信念是，自己的利益同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而这种认识又促使他们在更大的程度上参与政治。虽然说，一直要到19世纪30年 代抵抗西方的背景下，这一群体的全国性影响力才会为人们所察觉到，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某种潜在的形式其实早就存在于不远之处了。尤其是文人中的一部 分，亦即通过了乡试并获得了举人身份的人，其实早就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全国性精英阶层。他们的人数大约在一万人左右，其中八千人会每三年一次前往北京，参 加在那里举行的会试。在赴京赶考的过程中，来自各省的举人们在北京同来自其他省份的同僚们建立起了社会及文学上的联系，接触到了监考官员，并浸入到京城这 所谣言流传的大染坊中去，他们因而对于全国性事件是敏感的。在这一意义上，尽管举人功名来自于省里的乡试，但严格来说，举人们却不再是属于“省里的”了， 而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精英阶层。他们了解全国性的问题，并且还同其他对于全国性问题有着同样关切的人们彼此来往。在魏源的眼里，这一属于“文人中流”的群 体，不仅对于全国性事件颇为敏感，并认为自己有资格参与这些事件（参见本书第一章的相关讨论）。

        获得功名的人数众多，而拥有功名者所能获 授的政府职位却数量很少，这种差异是清朝从先前的明朝那里继承而来的。然而，18世纪和19世纪的条件给这种差别带来了政治上的意义。18世纪90年代的 多方面危机及其后果，对全国各地处于官场之中的精英人物研讨国事起到了鼓励作用。19世纪初期出现的外来危机又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机会，对权势者的忠诚和廉 正提出质疑。也许，意义最为重大的是，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们处于自己的需求，为举人们通过担任幕友的方式积极卷入政府活动提供了新的机会。

       清 代的一般情况是，通过省级乡试者本来是不能够获得为官资格的，然而，通过担任高级官员的幕友这一重要的替代性途径，他们却获得了参与处理全国性事务的实践 机会。举人们可以以一种社会地位上的平等身份，进入省级官员身边的圈子，在重要事务中起到出谋划策的作用。我们注意到，魏源和包世臣 （1775-1855）这两位19世纪初叶最富声望的制度改革提倡者，便是在以举人身份担任省级大员幕僚时建立起自己的名望的，并在盐政和漕运这样的具有 全国性意义的机制性问题上出谋划策。在19世纪动荡不安的过程中，高官们的幕下需要吸收更多本无定所的行政干才，以应对军事和外交上的重重危机。像魏源和 包世臣这样的举人们，因而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到19世纪末，某一总督幕下往往会聚集着数十位杰出人才—他们虽然胸怀大志，但却无法通过传统科举的途径进 入到官僚精英阶层中去。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事实存在着的经营阶层的“全国性”特征，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18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危机， 也是一种全国范围的历史性危机的暴露。和珅集团的榨取能力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削弱了官僚行政机构的效率，也削弱了大清帝国最为偏远的地方社区的稳定。这个时 代所发生的民众起义，是由地方官员得不到满足的金钱欲望所触发的，而这种欲望本身，又受到了以帝国首都为中心的和珅关系网络的种种所求的强力影响。但即便 没有和珅，地方政府的财政混乱也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正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会看到的，这种滚乱所达到的程度早已引起了最高层的重视。到19世纪20年代， 注入盐政和漕运这样的全国性和地区性机构的运转失序引起了文人们的注意，并激发起了他们寻求在全国范围内解放问题的兴趣。第二，由洋人现身于广州而导致的 经济混乱以及后来由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危机，在不同层次的文化精英人物当中—不管他们是否在官—都引发了积极的政治参与。早在和珅死后那几年里便对国内危机 的全国性方面极为关切的一些文人，随着国内危机在整个19世纪的不断恶化，又深深地卷入到了同全国性危机有关的对外事务中去。

由狭小的官僚机构统治庞大的社会

        到 了18世纪，国家的勃勃雄心和它的能力之间已经明显地存在着严重的差距，社会的发展也已经把那个试图统治它的政治体制远远地抛在后面。对于生活于帝制晚期 的中国人来说，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涉及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家族的生存，极而言之，这还威胁到了地方社会的稳定，并因而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

        清 代的满人政权为皇位带来了权威，为官僚行政机构带来了纪律，也为帝国的通讯系统带来了效率—在所有这些方面，满人政权所获得的成就都达到了使历朝历代难以 望其项背的程度。然而，这个强大并富有理性的行政系统的内在矛盾却在于，它的效率在上层要比下层高得多。尽管这个系统在行政上有着复杂精密的设计，但它对 于县以下—亦即它本身在地方社会的财政基础—的控制却是脆弱的。

       乾隆时期的人口增长，对不能再扩大的地方官僚机构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虽然人口翻了一番以上，但县级单位的数目却几乎完全没有发生变化。其结果，则是县级社会的规模和复杂性同负有控制社会并收取税赋的行政机构几乎完全不成比 例。到18世纪中叶，中国停滞的政策框架几乎再也难以包容不断扩展并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经济。不仅县的数目没有变化，县级官僚行政人员的人数也没有因应政府 不断扩大的职能之需而得到增加。作为大清帝国层级最低的朝廷命官，县官们别无选择，只能依赖于不受中央政府考核和控制的当地胥吏。

       随着人 口的增加以及相对自由的土地市场的扩大，税收变得越来越困难，其成本也越来越高。事实上，这使得地方政府的所有开支都增加了，而县里胥吏们则必须无所不用 其极地从平民百姓那里榨取钱财，才能维持这种开支。税收的具体事务掌握在并不住在乡下的下层胥吏手中。这样的编外人员有成百上千（包括收税者和为收税服务 者），一般来说，他们是为县衙门所雇佣的。这批人工作繁重，但却很少被人看得起，他们通过直接向纳税农民收取费用及杂税来过活。这种制度为权力的滥用打开 了大门。国家之所以没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相应地扩大官僚行政机构，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传统的信念是，政府应当节俭，这也是一个王朝是否受到上天佑护的 表征。其次，现存的州县制有其固定性质，并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官僚行政机制的传统之中，这也许还同与每一特定县址相关联的礼仪崇拜有着一定的关系。最后，还 有官员们的双重身份问题—他们既是国家的行政人员，又是文化精英阶层的成员。要让常规官僚机构的扩展能够跟上地方政府工作量不断增加的速度，就必定会使得 文人身份的专尊性质受到削弱。官员地位和身份是一个具有排他性的“俱乐部”，其成员资格并不仅仅在于他们所担负的行政职务，还在于他们同缺乏教养和缺少教 育者之间的文化距离。俱乐部成员对小胥吏之流嗤之以鼻的态度尤其能够说明问题，但正是这些编外人员们对从事者统治乡村中国的种种具体和烦琐的工作。文人士 大夫们对于自身的认识和定位，同官僚行政队伍的广泛扩张是格格不入的。

注：古典时代就是如此，担任这个职位不是因为你的能力，而是因为你是北清，他们就认为你有能力。你干的多了，当然能力强一点。机会比别人多。

****************************************************************************

        如果将胥吏阶层纳入视野，我们便可以发现，中国帝制晚期确实出现了 一种人员繁杂得多的地方行政机制，但其代价却在于，收取税赋以及维持执法系统的费用（包括相关的社会成本）高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尽管北京方面一再作 出努力，试图禁止未经授权的收费或削减收费的数目，但这些费用却是为保障县衙门的日常运作所必不可少的。由“政府必须节俭”的论调和官僚机制的排他性质所 决定，这个问题也许是无法解决的。除非出现某种能够使得国家渗入乡村社会的新机制，或者出现某种能够根据社区利益来监督税收的地方自治，没有任何其他手段 有可能使得这个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核心问题获得解决。18世纪90年代的民众起义发生的部分原因便在于税收中对于权力的疯狂滥用，这已经引起了洪 亮吉对于地方政府所存在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警觉。到了19世纪30年代情况进一步恶化了。在农村地区，鸦片贸易造成了银两短缺并带来了通货失衡，还触发了 由税赋而引起的叛乱。一种慢性的罪恶，现在演变成了一场不断升级的灾难。

注： 湘军崛起，呵呵，装逼终于再也装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