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认为乾隆朝之后中国因为税制等压力问题，体制已经出现危机，即使没有后来的鸦片战争和外国入侵，中国的帝制也会崩溃。本文着重从中国的官僚体制入 手，分析了税制问题，非正式税收之外的敲诈勒索，大大增加了平民的负担，逼迫他们叛乱。和珅等贪腐集团表现出层层往下压的“进贡”规则，损害财政和行政。 中国的知识精英都希望走上功名道路，逃避被官府压榨的命运，但其实从明朝以后，他们更多以官僚的幕友的身份出现，极少以政治精英的身份直接参与国家大事， 反而被怀疑"结党"打压。清朝乾隆时期，随着开荒和海外农作物的引进，人口大量增加，但正式官员的门槛并没有放开，为了统治越来越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地方 政府倚重当地胥吏治理，胥吏没有政治地位，但却极其贪婪，并且不受中央的考核和控制。他们对平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勒索，掌握税收的具体事务，使得整个财政系 统混乱。孔飞力认为因为官员地位和身份的排他性，知识精英游离在体制之外，胥吏这种编外人员从事着统治中国的具体工作，税收中的滥用权力——国家与社会关 系的核心问题——无法受到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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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纪90年代并不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突发性的转折点。然而，种种趋势的汇集却导致了大清帝国—或许也导致了中国帝制时代晚期的整个秩序—走向灾 变。这些趋势汇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的一种长期性变化，它使得一部分文人精英人士开始认识到，危险之所在，是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在中国国内 和国外，这些问题后来被视为是同起源于鸦片战争时期、并在20世纪持续存在的西方侵略有关的（通常的说法是，这是“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然而，我们有 理由相信关于创造现代国家以抵抗西方的辩论，实际上只是产生于中国内部更为宏大的讨论的组成部分。关于这场讨论的背景，可以通过发生于18世纪90年代的 危机来加以说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危机促使文人精英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去思考一些根本性问题。

       1795年10月，年已八十四岁的乾 隆皇帝宣布，他将于在位六十年后禅退，并指定皇十五子颙琰承继大统，年号嘉庆。在清代历任君主中，只有乾隆的祖父康熙在位的时间可以与他媲美，但却没有哪 一位君主的统治比他更为辉煌。乾隆骄傲地传给嘉庆的，是一代“盛世”。其间，中国的人口数翻了一番，北京的控制则深深地深入到了中亚腹地。然而，嘉庆从父 亲那里所继承下来的其实并不是繁荣，而是一连串的麻烦。

        乾隆的退位仅为名义，并非事实。这位耄耋老翁在幕后以“太上皇”的身份继续着自己 的统治，处理最重要的文件，发出各种谕旨的数量也不见减少。在中国的环境下，这种情况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孝道在这片土地上本为德行之本，没有哪位君主在父 亲仍然在世时便可以放手治国。于是，乾隆作为太上皇的统治（这与他在位的时间是有区别的），一直持续到他于1799年驾崩时方告结束。在此期间，所有重要 事务，新皇帝都必须经由首席大学士和珅向父亲禀报。此前二十年间，和珅便一直得到老皇帝的宠信，权倾朝野。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奖赏扈从，惩戒政敌，并编织起 了一张渗透到整个大清帝国财政系统的恩惠网络。随着太上皇龙体日衰，和珅在实际上掌握了摄政权力并控制了朝政。新皇帝不仅必须听命于父亲，也不能不受制于 父亲的这位总管。

       大清帝国中央领导层的这种软弱状况，出现在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时候。1795年，处于西部崎岖边陲的动荡不安的边疆社区 爆发了民众起义，此后近十年间，大清帝国的军事力量被搞得寝食不宁。自1789年起，黄河与长江流域的洪水便开始在中原和东部各省份泛滥。与此同时，在地 处亚热带的港口城市广州，一场影响力同样巨大的灾难以不起眼的规模开了个头；在那里，同英国人的贸易正超越大清帝国的种种行政制约而蓬勃发展；英国商人们 学会了从印度运来鸦片，以支付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前途无量的贸易。1799年2月，当太上皇驾鹤西去时，他留在深厚的是一个已陷入 危机的大帝国。

        发生于18世纪90年代的危机，恰恰是在贸易蓬勃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加的乾隆“盛世”的成功之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在近两个世 纪的时间里（但尤其是在18世纪80恩年代之后），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出超，从而使国内经济获得了充沛的银两供应，物价也出现了缓和而 平稳的上升。地方政府的开支越来越大，而支付地方政府费用的那套体系却捉襟见肘。18世纪20年代，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果敢地采取行动，试图将官员们的收 入建立在更为可靠的税收基础之上。但是，官员们对于非正式的附加性苟捐杂税的依赖过于根深蒂固，而增加政府开支的压力又过于沉重，结果，这一尝试失败了。

       开 支的增加，部分的是由官员们日益挥霍铺张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尤其是在上层，这一点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挥霍铺张的基调，是由乾隆和他的近侍们所定下 的。通过和珅的关系网，每一级官员都从下一级榨取自己所需要的金钱，再向上一级“进贡”，这种做法同官员生活中已为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网络 是十分匹配的。京官们向地方大官索取，总督巡抚而向知府伸手，知府又向县官勒索。到头来，支付账单的还是平民百姓。

       乾隆在漫长的帝王生涯 中，一直对于受到皇家恩宠者所领导的派系活动保持着警惕。然而，到了18世纪90年代的最后那几年，乾隆垂垂老矣，不再是年轻时那个机敏果敢的君主了，位 君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的和珅把持着大清帝国的政策和资源，为所欲为。在主子的纵容下，和珅发明了一系列“处罚”手段，从各省官员那里榨取钱财，由自 己和乾隆分享。事实上，老迈的太上皇和他的宠臣一起，为他们共同的福祉而推出了一整套税上加税的体制。整个18世纪90年代，乾隆对于和珅的宠信一直坚定 不移，甚至压倒了他对于朋党派系活动的敌意。我们或许可以将和珅一党称之为一种“超级派系”，因为它得到了最高统治者毫不动摇的庇护。乾隆的政策搞得官员 们明哲保身，但和珅的势力却靠着乾隆这道护身符，得以在官僚机构中大肆扩张。少数敢于对此提出挑战的官员，自己都倒了大霉。一直到乾隆帝于1799年驾崩 之后，和珅及其一党才被推翻。

        在下层，钱财是要从各个县份搜刮上来的，地方政府的腐败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798年，素来直言不讳的 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便不指名地提到，在和珅风头正健的年代里，“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他还指责州县官们，一旦有事，“即借邪教之名把持 之”，借以榨取钱财，逼得农民们走投无路，只能起来造反。

       本来，中国社会便已经感受到了人多地少的沉重压力，和珅“第二税收系统”的贪得 无厌有使得社会承受的压力变得更为沉重。中国人口从1741年的一亿四千三百万增加到了1794年的三亿以上（也就是说，年均人口增长达到了三百二十 万），这是造成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主要动因。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人口如此迅速的增长？毫无疑问，这同自17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 而来的长期的国内和平环境是分不开的。同时，谋生新途径的出现，既增加了粮食供应，也促成了人口的增长。自欧洲人于16世纪初来到东亚和东南亚之后，他们 便建立起了一张对外贸易的网络，来自日本和新世界的银子带来了中国国内市场的繁荣。由于市场在全国范围的扩展，农民们得以通过在家从事手工业生产（主要是 纺纱）以及种植可以用来换取现钱的农产品，来补贴家庭收入。从美洲引入的诸如玉米、甜薯和烟草之类的新作物，使得农民们可以扩大种植范围，尤其是开垦缺水 灌溉的高低和山坡地。在此背景下，18世纪成为中国人口内部迁徙的黄金时代，少地的农民不仅从平原移住山区，也移往各省交界处的人口稀少地区。然而，尽管 大规模移民和开荒活动不断地进行，到了乾隆统治的后期，人均土地占有率仍然下降到了危险的低点。

        人口增长过快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农业 的不断扩张破坏了植被并造成了大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成千上万吨的泥沙被冲入河中，垫高了堤坝内的河水，在有的地方甚至高过了周围的地面。自1778年遭遇 特大洪水之后，黄河便连年泛滥，而人们对此却束手无策。整个18世纪80年代和90恩年代，严重的洪灾持续不断。从1780到1799年的二十年里，有十 二年遭遇了水灾，其中，1796年至1799年间，年年都有洪灾发生。由于这些现象与和珅擅权出现在同一时期，当时的人们因而相信，腐败的河务官员将本来 应当用于修筑堤坝和疏通河道的经费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土地短缺地区农民向西部边疆区域的迁徙，构成了这一时期苦难的又一根源，即民族之间 的冲突。由外来农民和商人所带来的压力，触发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起义，例如，苗民便于195年发动了反对汉族官员和高利贷者的暴动。一年后，在湖北、四川和 陕西交界处的崎岖边区，贪婪而残暴的地方官员在新近才开始有人定居的社区点燃了反抗的火焰—1796年，在民间佛教分支白莲教一批虔诚信徒的领导下，当地 爆发了起义，并顶住了清军的镇压，持续达八年之久。在上述两桩事件中，官员们及其部下嗜钱如命，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将人多和地少给人们带来的穷困和不幸 混合了起来。而压在所有这一切上面的，还有身在北京的和珅一党所施加的无情的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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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便将发生于18世纪90年代的危机描绘为，这是对大清王朝昔日辉煌和奢靡的报应，也是对官员们的腐败行径和大肆挥霍的生活方式的惩 罚。这样的恶性和君主的老迈以及臣下的贪婪结合在一起，一定会让更多试图找出事件背后原因的人们感到一种浅尝辄止的满足，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太多的类 似的先例了。然而，也有人似乎从中看到了一种更具有深意的威胁：这里所揭示的，其实是一种制度—一种已经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任务相契合的制度的没落。也 许，只有通过发生于18世纪90年代的多方面的危机，人们才有可能认识到深藏于特定事件背后的种种问题。一些过去看来似乎具有偶然性的现象（例如，某一官 员的腐败，或某一水坝未能得到妥善的维护，或某位君主变得年迈昏庸，等等），此时在人们的眼里都具有了全局性的意义。一些过去看来只是属于地方性的现象 （例如，某个县份的吏治不良，或发生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或被视为具有了全国性的意义。

       在中国现代的根本性议程的背后，存在着三道具 有关键性意义的难题，其中的每一道，都是清代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产物。第一，怎样才能使得由于恐惧而变得火烛小心的精英统治阶层重新获得活力，以对抗危害国 家和社会的权力滥用？

        第二，怎样才能利用并控制大批受过教育、却不能被吸收到政府中来的文人精英们的政治能量？

        第三，怎样才能通过一套相对狭小的官僚行政 机构来统治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中国帝制晚期的这些两难问题当时是否已经达到了尾大不掉的程度，以至于即便没有来自外国的侵略，根本 性的变化仍然是必定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