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中国思想界对`计划经济' 或`统制经济' 的信赖, 已经近乎一种图腾崇拜。”

        “到1930年代, 经济学社的主要成员大多转而批判自由资本主义, 极力提倡国家干预论, 主张在中国实施统制经济政策。”

       如果翻阅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文献, 我们很快会遇到一对出现频率极高且内涵纷杂的概念———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在这两个概念背后, 隐藏着浓厚的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思潮。孙大权认为, 此种思潮兴起于1932年10月前后。② 进入全面抗战时期, 这种思潮得到全面强化,不仅知识界, 乃至整个舆论界和国民党当局, 均呈现出人人谈计划, 人人谈统制的思想态势。

       1939年4月, 抗战时期任职于交通部的原燕京大学教授黄卓描述道:“年来计划经济的声浪, 一天高似一天。同时,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种种的设施, 多少也具有一些计划性。抗战建国的经验,似乎已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定下了一个原则, 即今后我国的经济建设, 无论是专重国防, 或兼及民生, 其发展之途径, 或多或少, 总是一种具有计划性的经济建设。” ③

       可是, 何谓“计划经济”, 又何谓“统制经济”? 从30年代初以迄抗战时期, 两个概念的内涵始终纷乱, 界限含混, 在大部分论者笔下基本等同。虽然黄岭峻曾试图厘清两个概念的此疆彼界, 但其分析并不客观。④ 1933年10月, 马寅初就把苏联计划经济称作“统制经济”, 并认为德国、意大利的经济政策与之同属一类:“统制经济, 亦称计划经济(plannedeconomy), 源于苏俄之五年计划, 成绩卓著”, 其目的是通过调节(coordination)生产与分配, 实现经济平衡(equilibrium)。欲达此目的, “非必如苏俄之共产主义而后能”, 意、德诸国相继施行。⑤ 作为与自由经济对立的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属于国家经济干预论范畴。时人所言“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具有明确的国家经济干预内容, 同时包含对自由经济的否定性认识, 既包括对1928年苏联开始实施的计划经济的推崇, 也包括对自20世纪初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的关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权时于1934年8月就认为, “统制经济”就是“干涉经济”, 与“自由经济”对立。其盛行起于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及至霹雳一声, 一九二九年美国交易所风潮发出世界经济恐慌到临的警号, 此后数年间, 各国民生,无不日益疾苦, 于是补救之方, 遂舍`统制' `干涉' 莫属。”苏联实行统制经济最严厉, “多少受了欧战期间各交战国纷纷采行战时的统制经济政策而成功的一种暗示与刺激”。另外, 意大利和德国对农工商金融业的统制、美国罗斯福新政、英国和法国实行的外汇外贸管制、日本在本国和中国东北实行的经济统制, 都属统制经济。⑥

       不过, 从30年代初至抗战前期, 随着国际和国内局势出现新变化———国际上, 苏联国力进一步壮大, 德国法西斯主义全面兴起;在国内, 资源委员会开始创办国营重工业体系———时人所言的两个概念内涵出现了某些新变化。如果说30年代初所谓“统制经济”主要指政府控制私营经济的话, 那么, 随着资源委员会国营重工业的建立, 开始包含更多政府控制国营经济内容;随着以国家控制私营经济为特征的德国四年计划的实施, 也随着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苏联计划经济影响力的扩展, 德国越来越成为“统制经济”样板, 苏联则更多被视作“计划经济”样板。所以, 一些论者开始从理论上对两个概念作严格界定:“统制经济”以德国经济模式为样板, 以私营企业为基础, 由政府对私营企业进行严格控制;“计划经济”以苏联经济模式为参照, 以全部经济领域的国营或集体经营为基础, 由政府对国营或集体经济进行计划性管理。据孙大权研究, 从1934 -1935年开始, “张素民、诸青来、吴德培、陈长蘅等学者已将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区别开来。即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涉为统制经济,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干涉为计划经济。” ①但是, 中国知识界对“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之间的区别进行严密的理论分析, 大约是在抗战时期。宋则行以苏联、德国两种经济模式为标准对两个概念的划分, 较具代表性。宋则行1939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经济系, 到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做出口贸易管理工作, 1941年又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 1943年留所任助理研究员。② 1939年9月, 刚到财政部工作的宋则行强调, “计划经济”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政府通过整体经济领域的国营制度控制全部生产;商品价格由政府决定,价格机制不受供求关系的支配, 不能左右生产;通过对外贸易国营和统制, 实行对外经济关系的“封闭制度”。这种“计划经济”只有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下才能实现。③ 1942年8月, 已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的宋则行又辨析说, “计划经济”是一种与“自由经济”相对应的经济制度:自由经济是资本主义的, 以私营经济为基础, 以追求个人利润为目的, 以自由竞争为导向;计划经济则是社会主义的, 以公营经济为基础, 以寻求社会福利为目的, 以中央政府的集中计划为主导。德国“统制经济”“在本质上不过是对自由经济制度的一种修正和一种强制的干涉政策”, 依然以自由经济和“私有、私营及利润目的”为基础, 与“计划经济”有严格区别。④ 宋则行对计划经济的“苏联式”界定, 在大家对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理解异常纷乱的世风下, 无疑具有提示意义。此外, 吴半农、翁文灏、朱伯康等亦把苏联式计划经济和德国式统制经济区分为两个不同范畴。吴半农在抗战时期先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经济部, 是一位国营经济专家。⑤ 他提醒大家说, “如果苏联的五年计划是以公有公营为基础, 则德国的四年计划可以说是以严密统制私人经济为基础。这二者的区别是很值得注意的。” ⑥1942年1月和7月, 时任经济部长的翁文灏把世界经济体制分为三大类:苏联式“完全国营的计划经济”、德国式“由政府完全管制的全面经济”或“统制经济”、英美等国“以自由竞争为主体而由政府偶施局部指导管制”的经济或“民主经济”。⑦ 朱伯康先后任浙江大学、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1944年8月, 已执教中央大学的朱伯康也注意到, 德国和意大利两国实行的统制经济, 所有权仍归私人, 只是经营方针、生产内容等由政府统制;苏联计划经济则以完全国营为基础。①

        计划经济指苏联经济模式, 统制经济则以德国经济模式为参照, 区别似乎很清晰。不过, 这种严格界定只是部分论者的一家之言。在更多人眼中, 两个概念似乎区别不大。这导致大家对两个概念的理解出现多重歧异。在各种歧异中, 首先是“战时经济统制”与“统制经济”的混淆。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曾推行一系列战时经济统制措施。正如高叔康于1948年1月所言, “统制政策, 就是以人为的力量, 控制经济的自然现象,使经济为战争而完成经济的任务”, 包括金融统制、外汇统制、贸易统制、物价统制四个方面。② 抗战初期大家所言“统制经济”有两重含义——— “战时经济统制”和以德国四年计划为参照的“统制经济”。实际上, 德国“统制经济”主要指在平时经济中政府对私营经济的“统制”, 与“战时经济统制”并非一事。但在抗战初期许多论者眼中,两者并无太大区别。1938年12月, 军事委员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大钧即把“经济动员”与“统制经济”直接相联系, “经济动员与统制经济在战时本属不可分离, 盖后者本为实施前者必不可少之手段。” ③1939年1月,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方显廷更直截了当地把“战时经济统制”说成“统制经济”, 认为抗战以来中国经济政策就是“统制经济”的形成和全面实施。④ “统制经济”与“战时经济统制”确有着国家控制经济活动的共同点, 国民政府实行的“战时经济统制”政策便造成大家强烈的“统制经济”心理。由对“战时经济统制”的重视, 到对“统制经济”的宣扬,再到对“计划经济”的提倡, 是抗战初期知识界的大致思维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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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经济也不是谁想搞就能搞的，还是抗美援朝后，才具备这个条件的。

        农业这个事，不是苏联专家搞的，苏联专家还反对我们的做法。（不要把啥事都赖到苏联头上，农业是我们自己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