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从缝纫机看中国社会的变迁
热度 1 |
偶然看到一个记录篇，就是我们的老式缝纫机竟然 “昭和7年” 就有了。 （即1932年）
缝纫机传入后, 中国人对它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奇技淫巧”到“有裨工业”的转变, 尤其在社会的上层更为明显。“奇技淫巧”出自许多晚清高层官吏之口, 即便到了1932年, 前清遗老郑孝胥在劝阻溥仪购买缝纫机时仍然说“洋人的机器都是些奇技淫巧”① 。但是, 未过两年, 国民党元老林森在为上海的阮耀记缝衣机器公司成立十周年的题字中却使用了迥然不同的四个字:“有裨工业”。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代表了近代中国人对待西方科技的两种观念, 也反应出西方器物文明在近代中国传播过程中所遭受到的巨大阻力, 即观念上的抵制。观念往往与长期积淀而成的思想与信仰有关。
当然, 也不能一概而论的, 对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来说, 观念是具有多元性的, 不同阶层的人对同一事物会有各自不同的考量, 因为他们代表着各自的利益集团, 他们的观念也直接地反应出他们各自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
有代表性的是郑孝胥。郑曾是李鸿章的幕僚, 也当过清政府驻日使馆书记官、驻神户、大阪总领事, 辛亥革命以后, 以遗老自居, 后奉溥仪之命入京, 负责溥仪的总务处及对外事宜。1928年赴日本, 筹划溥仪复辟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唆使溥仪投靠日本, 并起草满洲国国歌与建国宣言。郑反对溥仪购买缝纫机的理由是“祖宗从未用过。皇上和皇后的服装, 若用机器来制作, 有悖于先朝留下的祖例”。貌似遵从祖宗例法, 不敢越雷池一步, 其实仔细想来, 另一层含义就是维持现状, 不愿改朝换代, 恰如溥仪回应时说的一番话:“这缝纫机我买定了, 我偏要买! 我不明白, 一个缝纫机, 不过是用来做衣裳的, 值得你们这样害怕吗?”②
相对保守型的人物主要是那些洋务官员。他们虽然接受西学, 积极倡导近代洋务工业, 但他们对于服饰的西化也显得十分保守, 这一类最具代表性人物是李鸿章。1875年(光绪元年), 李鸿章曾在保定直隶总督官邸会见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 两人有过关于传统服饰变革的一场争锋相对的唇枪舌战:
李:对于近来贵国所举, 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 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其原因很简单, 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 正如阁下所见, 宽阔爽快, 极适无事安逸之人, 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 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 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 对我国稗益不少。
李: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先遗志的追怀之一, 其子孙应该珍重, 万世保存才是。
森: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 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 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 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是最贤明的。我国的服装织造方便, 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 要付出莫大的冗费。
森:虽然如此, 依我等观之, 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象贵国头发长垂, 鞋大且粗, 不太适合我国人民, 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关于欧服, 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 虽费一点, 但勤劳是富裕之基, 怠慢是贫枯之原。正如阁下所知, 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 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 而想勤劳致富, 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 将来看期得到无限报偿。
李:话虽如此, 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 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 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森:毫无可耻之处, 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的, 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 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 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 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 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森:凡是将来之事, 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 正如贵国四百年前(指清军入关前)也没有人喜欢现在这种服制。
李: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 决不是用欧俗。①
李鸿章坚决反对服饰改革的态度, 跃然纸上。这不能不使人感到疑惑, 原本是一种看上去并不复杂事情为何如此难以改变? 况且按常理, 服饰的变革由不便利到便利, 是顺应时潮的, 而且使用缝纫机既可以减轻人们负担、提高制作质量又可增加制作速度, 如能使用推广, 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服饰的改革步履维艰, 服饰工具的变革自然也在服饰改革的种种阻力中缓慢前行。根本原因是统治阶层不肯改变服饰所代表的等级秩序。
这种情形到了民国以后才开始有很大的变化,缝纫机作为西式服装的主要制作工具, 在民国初年进口数量有了骤然的攀升, 而且开始出现了缝纫机的制造业以及与之相关的多种近代产业。这与民国缔造者们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一般都接受过西学, 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 扶植工商业的发展。
1934年, 国产缝纫机品牌阮耀记机器公司十周年的纪念信笺上, 印有时任国民党主席林森的“有裨工业”、孙科的“自出机杼”, 国民党高级将领李宗仁的“巧夺天工”等题词。这些题词不仅反映出当时上海缝纫机工业的兴旺发达, 也反映出晚清与民国时期的掌权者对西方器物态度的巨大差异。
注：他们都是南洋华侨过来的
****************************************************************************************
在上海, 缝纫机的使用人群分作两类, 即男性裁缝与中上层的城市女性。
前者将缝纫机作为一种生产工具, 主要用于制作西式服装以及批量生产服饰, 后者则多将缝纫机作为一种新式女红或西式教育中女性必修课程。林语堂在《婚姻与职业》的演说报告中讲得颇为清楚:“现在的经济制度, 你们都明白, 是两性极不平等的。… …在女人可进去的职业中, 男子还会同你们竞争, 而在酬劳机会、天才上都占便宜。我不必提醒诸位, 世上最好的厨夫及裁缝都是男子, 并不是女子, 所以在你们的传统地盘, 也是男子占了胜利。……所以唯一没有男子竞争的职业, 就是婚姻。在婚姻内, 女子处处占了便宜。这是现行的经济制度。出嫁是女子最好、最相宜、最称心的职业”。③ 男子掌握技艺更多是为谋生, 相比较而言, 女子掌握技艺、接受教育似乎更多地是为抬高身价, 以缔结更好的婚姻, 尽管林语堂的演说不无偏颇, 但也能反映出近代上海男女两性在技艺、教育获取上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目的差异。
这一点在“缝纫机”的广告中也可得到映证, 以《申报》广告为例, “所有同家务有关的日常用品诸如肥皂、洗衣粉、拖把、味精、缝纫机、炉灶等等广告, 其广告形象都是女性。这里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暗示, 那就是所有的家务事理所当然地由女性来承担, 家务同女性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女性的
社会职责就是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这既是社会的共识, 也是社会的现实。”④
缝纫机被看作是19世纪西方对世界文明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在近代上海, 首先使用缝纫机的裁缝社会地位并不高, 他们中的部分人最先购买、使用缝纫机, 使缝纫机率先投入服装生产, 从而逐步产生一系列相关的产业, 如西装、衬衫、内衣、鞋帽、时装业等等, 并推动与这些行业相关的其他产业以及机器制造业的发展, 如纺织、缫丝、缝纫机器制造等近代工业。
从中上层城市女性的角度来看, 她们是缝纫机在家庭中的主要推广普及者。在缝纫机刚进入上海的头二三十年间, 很少有女性购买使用。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中上层女性开始使用缝纫机, 如1900年前后曾纪芬就在上海购买了缝纫机。1913年《时报》上刊登了一首赞扬胜家缝纫机的“海上竹枝词”:
“金针暗许度鵷丝, 人影花光总入时。
拼得工夫争上学, 春风鸣遍胜家机。”①
诗中反映出中上层女性为了追赶“时髦的服饰”而愿意解囊购买缝纫机并乐意学习技艺的场景。对于她们而言, 缝纫机是一种“摩登女红” , 通过它来实现装扮自己、引领潮流的目的。从20世纪开始, 这一风气扩散到一些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 她们一般也多出自城市中产家庭, 有机会接受新式教育, 而在当时许多新式学堂都为女生开设有机器缝纫的课程。这使得这批知识女性在成年成家以后, 愿意使用缝纫机。由于她们的带动, 上海社会还涌现出不少机器缝纫、刺绣的女子培训班、职业补习所等等, 不少妇女前往学习, 以获得一技之长。
缝纫机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学者说, 近代化是“一种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冲击下, 社会已经变化或正在变化的过程”, ②尽管这种变化时缓时速, 但却是细雨无声, 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
注：西方教育有家政课程，吃大锅饭，取消了。（过于密集，效率不高。“人要实心，火要虚心”；塞死了，经济怎么发展）
****************************************************************************************
随着晚清各通商口岸的开埠, 洋布开始大量涌入, 1884年, 上海洋布店已有62家, 比1858年增加了3倍, 1890年已增至一百三四十家。19世纪晚期, 上海的棉布行业已具有相当规模。④ 由于洋布精致美观且廉价, 很快在上海等口岸城市被接受, 洋务派之所以在上海、湖北等地筹设机器织布局, 也正是看到了“洋布”潜在的发展前景。于建成19世纪90年代的上海机器织布局, “每日夜已能出布六百匹, 销路颇畅”⑤ , “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 衣大布者十之二三, 衣洋布者十之七八”①, “穿用洋布已经成为习惯, 在城镇居民中洋布甚至成为人们居家生活的主流衣着质料。”②对洋布的接纳, 是对制作服饰工具接纳的一种先导。可以说, 在晚清上海等通商城市, 服饰制作的衣料经历了由传统丝绸、土布到新式机织衣料的转变接纳过程。
这一接纳使得服装的原料供应发生变革, 这种变革必然要求服饰制作生产工具乃至服饰式样款式的相应变革。当然, 对于洋布而言, 将洋布制作成服饰的工具除缝纫机外, 还有一种更便利小巧和价廉的手工工具:缝针, 它在上海的传播比缝纫机更早、也更为快捷和广泛, 前文已经提及, 此处不再赘言。
对机制服饰原料与西式服饰款式的接纳, 必然对生产工具有新的要求, 缝纫机也自然乐于被消费者所接受。缝纫机使得大批量生产制服成为可能, 军人、医生、学生、新式职员等穿上相同的制服, 产生了认同感, 促进了城市新兴职业的产生。此外, 大批量生产服装也有利于制造流行款式和时尚, 并带动相关商业和棉纺织工业的发展, 也成就了上海作为全国服饰之都的地位。
注：机制布啊，中国的棉花也不行，还得引进国外品种。像日本都不用中国棉花，都是用美国棉花或者印度棉花。
近代中国就是狗屎，啥都没有，就是劳动力和消费市场。
消费市场它也没钱。（早年清政府有点钱）
开除球籍，狗屎嘛 （正是因为愚昧，才以为日本人过来掠夺原料，要中国棉花）
****************************************************************************************
1931年，英镑贬值，金本位结束。国民政府 “废两改元” ，货币改革
这一时期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只是被抗日战争压着，不引人注意罢了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断层。到一个临界点了。
跟五四类似，一战结束，土织布瓦解，粗纱盛行。国外赔款少了好几个国家。
日本逼着袁世凯签 “二十一条”（那时候就是中国市场，粗纱市场变化了），北洋硬撑着，就是没签。
1934年，正当日本加快侵略步伐全面进逼华北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抗日浪潮和政府及军界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于11月21日至22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防空大演习。参加演习的军兵种和政府各部门及民防组织人员之多、组织协调之复杂也是新中国成立前绝无仅有的。
缝纫机传入后, 中国人对它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奇技淫巧”到“有裨工业”的转变, 尤其在社会的上层更为明显。“奇技淫巧”出自许多晚清高层官吏之口, 即便到了1932年, 前清遗老郑孝胥在劝阻溥仪购买缝纫机时仍然说“洋人的机器都是些奇技淫巧”① 。但是, 未过两年, 国民党元老林森在为上海的阮耀记缝衣机器公司成立十周年的题字中却使用了迥然不同的四个字:“有裨工业”。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代表了近代中国人对待西方科技的两种观念, 也反应出西方器物文明在近代中国传播过程中所遭受到的巨大阻力, 即观念上的抵制。观念往往与长期积淀而成的思想与信仰有关。
当然, 也不能一概而论的, 对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来说, 观念是具有多元性的, 不同阶层的人对同一事物会有各自不同的考量, 因为他们代表着各自的利益集团, 他们的观念也直接地反应出他们各自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
有代表性的是郑孝胥。郑曾是李鸿章的幕僚, 也当过清政府驻日使馆书记官、驻神户、大阪总领事, 辛亥革命以后, 以遗老自居, 后奉溥仪之命入京, 负责溥仪的总务处及对外事宜。1928年赴日本, 筹划溥仪复辟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唆使溥仪投靠日本, 并起草满洲国国歌与建国宣言。郑反对溥仪购买缝纫机的理由是“祖宗从未用过。皇上和皇后的服装, 若用机器来制作, 有悖于先朝留下的祖例”。貌似遵从祖宗例法, 不敢越雷池一步, 其实仔细想来, 另一层含义就是维持现状, 不愿改朝换代, 恰如溥仪回应时说的一番话:“这缝纫机我买定了, 我偏要买! 我不明白, 一个缝纫机, 不过是用来做衣裳的, 值得你们这样害怕吗?”②
相对保守型的人物主要是那些洋务官员。他们虽然接受西学, 积极倡导近代洋务工业, 但他们对于服饰的西化也显得十分保守, 这一类最具代表性人物是李鸿章。1875年(光绪元年), 李鸿章曾在保定直隶总督官邸会见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 两人有过关于传统服饰变革的一场争锋相对的唇枪舌战:
李:对于近来贵国所举, 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 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其原因很简单, 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 正如阁下所见, 宽阔爽快, 极适无事安逸之人, 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 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 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 对我国稗益不少。
李: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先遗志的追怀之一, 其子孙应该珍重, 万世保存才是。
森: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 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 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 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是最贤明的。我国的服装织造方便, 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 要付出莫大的冗费。
森:虽然如此, 依我等观之, 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象贵国头发长垂, 鞋大且粗, 不太适合我国人民, 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关于欧服, 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 虽费一点, 但勤劳是富裕之基, 怠慢是贫枯之原。正如阁下所知, 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 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 而想勤劳致富, 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 将来看期得到无限报偿。
李:话虽如此, 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 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 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森:毫无可耻之处, 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的, 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 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 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 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 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森:凡是将来之事, 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 正如贵国四百年前(指清军入关前)也没有人喜欢现在这种服制。
李: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 决不是用欧俗。①
李鸿章坚决反对服饰改革的态度, 跃然纸上。这不能不使人感到疑惑, 原本是一种看上去并不复杂事情为何如此难以改变? 况且按常理, 服饰的变革由不便利到便利, 是顺应时潮的, 而且使用缝纫机既可以减轻人们负担、提高制作质量又可增加制作速度, 如能使用推广, 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服饰的改革步履维艰, 服饰工具的变革自然也在服饰改革的种种阻力中缓慢前行。根本原因是统治阶层不肯改变服饰所代表的等级秩序。
这种情形到了民国以后才开始有很大的变化,缝纫机作为西式服装的主要制作工具, 在民国初年进口数量有了骤然的攀升, 而且开始出现了缝纫机的制造业以及与之相关的多种近代产业。这与民国缔造者们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一般都接受过西学, 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 扶植工商业的发展。
1934年, 国产缝纫机品牌阮耀记机器公司十周年的纪念信笺上, 印有时任国民党主席林森的“有裨工业”、孙科的“自出机杼”, 国民党高级将领李宗仁的“巧夺天工”等题词。这些题词不仅反映出当时上海缝纫机工业的兴旺发达, 也反映出晚清与民国时期的掌权者对西方器物态度的巨大差异。
注：他们都是南洋华侨过来的
****************************************************************************************
在上海, 缝纫机的使用人群分作两类, 即男性裁缝与中上层的城市女性。
前者将缝纫机作为一种生产工具, 主要用于制作西式服装以及批量生产服饰, 后者则多将缝纫机作为一种新式女红或西式教育中女性必修课程。林语堂在《婚姻与职业》的演说报告中讲得颇为清楚:“现在的经济制度, 你们都明白, 是两性极不平等的。… …在女人可进去的职业中, 男子还会同你们竞争, 而在酬劳机会、天才上都占便宜。我不必提醒诸位, 世上最好的厨夫及裁缝都是男子, 并不是女子, 所以在你们的传统地盘, 也是男子占了胜利。……所以唯一没有男子竞争的职业, 就是婚姻。在婚姻内, 女子处处占了便宜。这是现行的经济制度。出嫁是女子最好、最相宜、最称心的职业”。③ 男子掌握技艺更多是为谋生, 相比较而言, 女子掌握技艺、接受教育似乎更多地是为抬高身价, 以缔结更好的婚姻, 尽管林语堂的演说不无偏颇, 但也能反映出近代上海男女两性在技艺、教育获取上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目的差异。
这一点在“缝纫机”的广告中也可得到映证, 以《申报》广告为例, “所有同家务有关的日常用品诸如肥皂、洗衣粉、拖把、味精、缝纫机、炉灶等等广告, 其广告形象都是女性。这里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暗示, 那就是所有的家务事理所当然地由女性来承担, 家务同女性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女性的
社会职责就是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这既是社会的共识, 也是社会的现实。”④
缝纫机被看作是19世纪西方对世界文明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在近代上海, 首先使用缝纫机的裁缝社会地位并不高, 他们中的部分人最先购买、使用缝纫机, 使缝纫机率先投入服装生产, 从而逐步产生一系列相关的产业, 如西装、衬衫、内衣、鞋帽、时装业等等, 并推动与这些行业相关的其他产业以及机器制造业的发展, 如纺织、缫丝、缝纫机器制造等近代工业。
从中上层城市女性的角度来看, 她们是缝纫机在家庭中的主要推广普及者。在缝纫机刚进入上海的头二三十年间, 很少有女性购买使用。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中上层女性开始使用缝纫机, 如1900年前后曾纪芬就在上海购买了缝纫机。1913年《时报》上刊登了一首赞扬胜家缝纫机的“海上竹枝词”:
“金针暗许度鵷丝, 人影花光总入时。
拼得工夫争上学, 春风鸣遍胜家机。”①
诗中反映出中上层女性为了追赶“时髦的服饰”而愿意解囊购买缝纫机并乐意学习技艺的场景。对于她们而言, 缝纫机是一种“摩登女红” , 通过它来实现装扮自己、引领潮流的目的。从20世纪开始, 这一风气扩散到一些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 她们一般也多出自城市中产家庭, 有机会接受新式教育, 而在当时许多新式学堂都为女生开设有机器缝纫的课程。这使得这批知识女性在成年成家以后, 愿意使用缝纫机。由于她们的带动, 上海社会还涌现出不少机器缝纫、刺绣的女子培训班、职业补习所等等, 不少妇女前往学习, 以获得一技之长。
缝纫机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学者说, 近代化是“一种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冲击下, 社会已经变化或正在变化的过程”, ②尽管这种变化时缓时速, 但却是细雨无声, 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
注：西方教育有家政课程，吃大锅饭，取消了。（过于密集，效率不高。“人要实心，火要虚心”；塞死了，经济怎么发展）
****************************************************************************************
随着晚清各通商口岸的开埠, 洋布开始大量涌入, 1884年, 上海洋布店已有62家, 比1858年增加了3倍, 1890年已增至一百三四十家。19世纪晚期, 上海的棉布行业已具有相当规模。④ 由于洋布精致美观且廉价, 很快在上海等口岸城市被接受, 洋务派之所以在上海、湖北等地筹设机器织布局, 也正是看到了“洋布”潜在的发展前景。于建成19世纪90年代的上海机器织布局, “每日夜已能出布六百匹, 销路颇畅”⑤ , “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 衣大布者十之二三, 衣洋布者十之七八”①, “穿用洋布已经成为习惯, 在城镇居民中洋布甚至成为人们居家生活的主流衣着质料。”②对洋布的接纳, 是对制作服饰工具接纳的一种先导。可以说, 在晚清上海等通商城市, 服饰制作的衣料经历了由传统丝绸、土布到新式机织衣料的转变接纳过程。
这一接纳使得服装的原料供应发生变革, 这种变革必然要求服饰制作生产工具乃至服饰式样款式的相应变革。当然, 对于洋布而言, 将洋布制作成服饰的工具除缝纫机外, 还有一种更便利小巧和价廉的手工工具:缝针, 它在上海的传播比缝纫机更早、也更为快捷和广泛, 前文已经提及, 此处不再赘言。
对机制服饰原料与西式服饰款式的接纳, 必然对生产工具有新的要求, 缝纫机也自然乐于被消费者所接受。缝纫机使得大批量生产制服成为可能, 军人、医生、学生、新式职员等穿上相同的制服, 产生了认同感, 促进了城市新兴职业的产生。此外, 大批量生产服装也有利于制造流行款式和时尚, 并带动相关商业和棉纺织工业的发展, 也成就了上海作为全国服饰之都的地位。
注：机制布啊，中国的棉花也不行，还得引进国外品种。像日本都不用中国棉花，都是用美国棉花或者印度棉花。
近代中国就是狗屎，啥都没有，就是劳动力和消费市场。
消费市场它也没钱。（早年清政府有点钱）
开除球籍，狗屎嘛 （正是因为愚昧，才以为日本人过来掠夺原料，要中国棉花）
****************************************************************************************
1931年，英镑贬值，金本位结束。国民政府 “废两改元” ，货币改革
这一时期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只是被抗日战争压着，不引人注意罢了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断层。到一个临界点了。
跟五四类似，一战结束，土织布瓦解，粗纱盛行。国外赔款少了好几个国家。
日本逼着袁世凯签 “二十一条”（那时候就是中国市场，粗纱市场变化了），北洋硬撑着，就是没签。
1934年，正当日本加快侵略步伐全面进逼华北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抗日浪潮和政府及军界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于11月21日至22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防空大演习。参加演习的军兵种和政府各部门及民防组织人员之多、组织协调之复杂也是新中国成立前绝无仅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