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毕业于北大、1919年由河南省官费资助赴美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冯友兰后来回忆说，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两大派，一派是“我们这 些”北京大学毕业的和其他经过“五四运动”的人，对中国的东西知道得较多，对中国政治和世界局势较关心，缺点是英文较差，社交较差，穿戴较随便；还有一大 派，不仅专业学得好，英语也流利，社交活跃，衣冠整齐，但对中国的东西知道得较少，对政治不大感觉兴趣，这一派以清华毕业的人为典型。

　　清华在国内传授的各项留美预备课程质量十分过硬，还有它重视体育的传统，使得毕业生出去后受益匪浅，不存在语言障碍，感觉不到太大课业压力，而且能轻易融入当地社会。

　　在美国的清华学生除了常举办本校校友的各种聚会外，还是“中国旅美学生会”的中坚力量。这个学生会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大区，每年暑假召开年会。陈岱孙留美六年间一共参加过四次，年会一般为期一周，以校际联谊为主，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像个夏令营。

　　陈岱孙在威斯康星大学平稳读了两年，节假日到处游山玩水，什么也没耽误。他于1922年夏天毕业，拿到学士学位。毕业时还有意外收获———跟老同学曾昭承一起各得了一枚金钥匙。

　 　授予他们金钥匙的团体是自称为“荣誉经济学兄弟会”的组织，又称“Artus骑士团”，由威斯康星大学和哈佛大学经济学会于1915年合并而成，会员仅 限于两校经济系专业成绩和全科成绩同属优异的本科毕业生。陈岱孙和曾昭承被吸收入会，获颁象征会员资格的金钥匙，之后借此机缘申请进入哈佛继续读研究生。 金钥匙不大，用一根细金链子拴着，佩戴于西服背心的前胸部位，很像是坠在怀表链上的小饰品。它浓缩着陈岱孙对两所美国母校的美好回忆，后来在“文革”抄家 中永远地消失了。

　　真正的发愤，从哈佛开始

　　1922年经过学术委员会层层筛选，在众多申请者中，有大约30人被哈佛大 学经济系录取为研究生。陈岱孙和曾昭承本科成绩门门优秀，又有“Artus骑士团”多名会员倾力推荐，自然无甚悬念。志得意满的陈岱孙入学后的第一个感觉 就是大部分同学都比自己大，他们都是在本科毕业后从事过若干年教学研究或经济实务工作，为职业生涯的进阶而重回校园深造的，他们经济独立，工作几年都小有 积蓄，自掏腰包上学，自然把全部时间都用于苦读。

　　研究生当中另外一些从本科毕业后直接升学的，如陈岱孙、曾昭承、李者，俱为各大学本科尖子。陈岱孙有生以来一贯轻松当优等生的日子，在入学哈佛不到两个月后彻底结束，他真正开始发愤。

　 　“这情况我在入学后不久就发现了。经济系研究生班有一个自修室，自修室旁边有个能容纳三十来人的西敏纳尔室。我们这批第一年研究生，于上课之余，几乎每 天都来自修室读书。读书之余，常相互问难。当论点的分歧激化时，为了避免干扰别人，执辞不一的人就退入西敏纳尔室，关上门，然后大声争辩。这种场合我也有 时参加，但不久就有点内怯，感到自己的学识大不如人。我发现，在争辩时，许多人提出的意见、论点都不只限于课堂所涉及或指定参考书的范围，而经常有更详 尽、精辟的意见。我经常感到我自己的眼光太窄了、识见太浅了。这种落后的情形必须改变。”

　　这个班卧虎藏龙，有后来在1933年提出垄断 竞争理论的爱德华·张伯伦，有对于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而在197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贝蒂尔·奥林。这些人在哈佛大学读研究 生的时期就已崭露头角，与他们为伍，陈岱孙感到的压力可想而知。“四年发愤苦读的生涯就是在这压力下迫出来的。从这时起，在这四年中，我根本没星期日，只 有星期七。”

　　在“西敏纳尔室”里熏了一阵子，陈岱孙才明白读书是怎样一回事。过去只看教材以及教师指定的有限几本参考书，现在则不同———他顺着参考书提供的线索，只要是有关的书籍和文献，凡是能找到的，一概拿来通读。

　 　“在研究生院两年后，由于导师教授的特别推荐，我获得一个更好的读书条件，被批准在校图书总馆的书库里使用一个摆有一小书桌的专用研究小隔间的权利。我 可随时凭证入库，从此我就再不去上述的经济系研究生自修室，而每日待在这小隔间里读书。隔间的旁边就是书库中的一排排的书架，书这样多，方面这样广，我再 一次感到典籍的浩翰而自己是如何浅尝无知。我除浏览和我的专业有关的书籍外，还有时兼及于其他有关社会科学、哲学、历史等等的名著。”陈岱孙如此满怀温情 的回忆，尽管只是寥寥数语，也足令后世学人心向往之。“这四年是我平生一次最长期的密集的读书时间，也是我的专业知识最迅速长进的时间，更是我感到读书最 有兴趣的时间。我离开哈佛大学，别的没多留恋，就是为这个密集读书生活的结束，有点惘然。”

　　博士论文答辩，被考问了几乎一整天 

　 　陈岱孙在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学习了两年。1924年，他先后通过法、德两个语种的第一、第二外国语考试（在美国大学英语不算外语）以及博士研究生（候 选博士）资格专业考试，同时获得硕士学位。这时，他选定财政学为专业，开始为博士论文进行专题研究。他的导师查尔斯·杰西·布洛克1917~1929年在 哈佛主持经济研究委员会，1917~1919年任全国赋税协会的会长，财政学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师徒二人反复商量，确定了陈岱孙博士论文的选题——— “马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当时，各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共开支的令人瞩目的增加，正引起政府官员、纳税人和经济学家的越来越大的关 注，人口规模的变化一般被认为是影响公共开支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1926年3月某日，陈岱孙被考问几乎一整天，汗透重衣，一次通过论文答辩，不久获博士学位。

　　陈岱孙发誓此生再不参加任何考试，果然在几十年后的“文革”中，工农兵学员出题考教授，他勇敢地交了白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