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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满洲骰子和东亚国际体系的命运—— 刘仲敬(转)

已有 204 次阅读2015-7-10 05:51 | 国际, 命运

“上层日本代理人改为俄国代理人,战争机器依然如故。”


       華盛顿会议确定了1921-1926年的远东国际体系,对日本既是约束又是保障。华盛顿体系恢复了国际协调原则,限制了日本在战时和战后初期的过火干涉;但也保障了日本在战争中获得的大部分既得利益,迫使列强承认日本划定的本土安全线。《九国公约》暂时稳定了中国的局势。华盛顿会议真正排斥的对象是苏联。在列强当中,只有苏联单方面撕毁了所有旧条约而且呼吁各国全面废约。协约国既不肯承认苏联,又不肯放任日本通过干涉苏联独霸远东。于是,帝俄在东北的既得利益继续掌握在白俄势力手中。苏联、远东共和国和北满构成了国际交涉的空白区域。这时,日本愿意扮演“条约维护者”的角色。主要的“条约破坏者”乃是苏联和苏联资助的广州国民政府。从苏联的处境就可以看出,现有的国际体系对她没有利益可言。

        苏联经营远东,是她在欧洲输出革命失败后的补偿行动。在俄罗斯的外交传统中,西进和东进一直是交替展开的。欧洲关系紧张时,她就会在亚洲采取收缩政策。反之亦然。在苏联看来,远东是帝国主义包围圈的薄弱环节。列宁希望中国内乱保持沸腾,因为中国是远东国际体系的薄弱环节。苏联的突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苏联进占外蒙古,建立亲苏政权。1921年6月,苏联和外蒙古当局签订《俄蒙修好条约》。第二步:苏联和北京政府外交官展开了解决悬案的公开谈判,同时向地方实力派人物吴佩孚、孙中山等人秘密交涉。他们希望这些地方要人为苏联利益向北京外交部施加压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刘敬忠:《苏联占领外蒙古及对华外交活动》,《史学月刊》,2004年2月】1924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十五条》。中国放弃了苏联首先撤出外蒙古,然后才能承认苏联的条件。由此,协约国的远东防疫线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第三步:苏联破坏列强于1919年5月达成的对华武器禁运协定,【张北根:《1919至1921年间英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年5月】单方面向广州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1927年,国民政府的北伐取得决定性胜利。英国极力支持的武器禁运政策彻底破产。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如火如荼,条约体系似乎濒临瓦解。南京事件和济南事件接踵而来,英美日相继出兵护侨。第二次义和团战争似乎迫在眉睫,日本势必站在条约维护者的最前列。


        然而,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中日两国就交换了位置。国民政府迁都南京,等于柔性废置《庚子条约》设定的京津安全走廊。她进一步推进革命外交,驱逐内地外侨,没收教会学校,废除协定关税;但英美两国反而采取了妥协和配合的态度。英国提出“对华新政策”,宣布“不干涉中国内部纠纷,同情强有力的国民运动”。【孙莹、丁惠希著:《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第219页】美国表示愿意就修约问题跟中国单独谈判,反对任何制裁和军事威胁。【孙莹、丁惠希著:《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1928年3月,中美签署了《南京事件善后协议》。1928年7月,中美签订《关税协定》,规定中国从次年起恢复关税自主权。随后,两国开始展开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谈判。英、法、意效法美国,相继签署了类似的协定。【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中第三章“动荡年代”之第四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普西认为:“国务院放弃了华盛顿会议已经建立的合作政策,突然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商定单独的关税条约,并开始向中国人要求结束治外法权的压力屈服。”【普西著:《查尔斯•埃文斯•许士传》,第517页。】从日本的角度看,列强已经放弃了一致维护条约体系的原则。但她只要坚持币原外交的既定方针,就只能随波逐流。1929年5月到1930年5月,中日两国完成了修约谈判。这是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巅峰,但日本国内的政治平衡因此破坏。反动接踵而来,日本一变为主要的“条约破坏者”。 


        入江昭这样分析日本在三十年代的戏剧性换位:“在华盛顿条约的框架内,列强在稳定相互关系,鼓励以经济而非军事手段相互打交道以及通过一步步把中国整合入全球经济秩序来吸引中国民族主义等方面大体是成功的。正是这种成功促使日本的一些势力——陆海军军官、右翼组织、排外主义知识分子——不顾一切地冒险。它们在国际体系和全球经济秩序中看到的仅仅是灾难:国际体系在逐渐向中国做出种种让步,而全球经济秩序则把日本这个国家的繁荣与不断波动的贸易平衡和兑换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谴责日本的领导人制造了这样的形势:这个国家的命运越来越依赖于列强和中国的善意。除非采取某种行动,否则日本不久就会完全受这些外部力量的支配。日本反国际主义势力看到了唯一的解决办法:通过用武力赶走信奉国际主义的国家领导人来扭转国家政策上的这一趋势以及在中国行动时不受华会条约的约束。他们判断30年代初是完成这些任务的时机,也许这是这样做的最后的机会。”【Akira Iriye, The Origins of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New York: Longman Inc.,1987, P.5.转引自王立新著:《美国的国际秩序观与远东国际体系的演变》。】中东路事件暴露国民政府的实力不足以支持其野心。九一八事变暴露了若槻-币原内阁的迟钝和软弱。此后,外务省的国际协调派不再有能力履行承诺。“满洲国”变成关东军、满铁和国内不得志激进派的试验场。在日本国内无法执行、或无法彻底执行的方案,在这里能够实现。


        三十年代的日本激进势力是极左和极右的奇特组合。他们将国会视为财团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将希望寄托在农家子弟组成的下级军官身上。他们希望帝国扩张能够启动国际阶级斗争,打倒土地和资本的拥有者英国和俄国,为穷人征服海外的土地。他们的精神领袖北一辉甚至在战后还同时受到两种极端势力的怀念。他的纲领《日本改造法案》内容如下:


“甲,对内

一、经济方面

1、每户财产以一百万元为限,逾限则收归国有。

2、每户土地以时价十万元为限,逾限由国家发行公债收买之。

3、私人企业以一千万元为限,逾限归国家经营。

二、政治方面

1、拥戴天皇,协同国民实行改造国家。

2、贵族院改为审计院;众议院改为国家改造议会,实行普选;罢免全国原有官吏;废除华族制度。

三、军事方面

仍实行征兵制,造成拿破仑式之军队,兵士和军官一律受平等待遇,并优待士兵之家族。


乙,对外

一、对亚洲

如中国、印度、澳洲、满蒙、西伯利亚、南洋诸国,应助其完全独立,脱离欧美列强羁绊,成立亚细亚民族之联盟,籍以统一全亚洲,以中国为对俄之前卫。


二、对欧美

首先打倒英国,夺取香港、澳洲,并助印度脱离英国而独立。日本海军则应与美国平等。”

北一辉的理念明显有二三十年代盛行的社会主义成分,在日本国内是无法实施的。苏联模式、统制经济和五年计划使日本高阶层谈虎色变,认为跟皇国的国体绝不能相容,却在日本的满洲开发计划中留下了痕迹。随着初期建设的成功和战争压力的增大,统制经济的成分越来越重。

1931年12月8日,关东军参谋部第三课提出《满蒙开发方策案》。

1932年7月,关东军特务部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共同拟定了《满洲经济统制基本方策》。

1933年3月1日,满洲国政府公布《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

1934年3月30日,日本内阁通过《日满经济统治方策要纲》。

1934年6月28日,满洲国政府发布《关于一般产业的声明》,规定“国防重要产业、公共公益事业、一般基础产业”由国家经营或交由“特殊会社”经营,其中包括:特殊银行、邮政、铁路、电报、电话、采金、矿业、钢铁、电力。【满洲国史编撰刊行会:《满洲国史•总论》,东京:谦光社,1970】

1937年5月1日,满洲国政府颁布《重要产业统制法》(66号敕令)和《关于施行重要产业统制法之要件》(67号敕令),将统制范围扩大到:武器制造业、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煤矿、冶金、肥料、水泥、棉纺、制糖、造纸、制碱。【满铁调查部:《满洲经济统制关系主要法令》,第105-106页】

战争爆发后,统制范围迅速扩大到农业、商业和基本生活物资。1937年10月7日,《棉花统制法》(272号敕令)颁布。1937年12月9日,《贸易统制法》(445号敕令)颁布。1938年2月26日,《国家总动员法》(19号敕令)颁布。1938年4月1日,《钢铁统制法》(55号敕令)颁布。1938年11月7日,《米谷管制法》(253号敕令)、《满洲粮谷株式会社法》(254号敕令)颁布。1938年12月26日,《皮革统制法》(339号敕令)颁布。1939年3月25日,《原棉和棉织品统制法》(56号敕令)颁布。1940年6月20日,《物价物资管制法》(敕令)颁布。1940年8月29日,《农产品交易法》(213号敕令)颁布。1940年9月30日,《粮谷管理法》(235号敕令)颁布。1941年7月28日,《价格临时措置法》(181号敕令)颁布。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溥仪颁布《时局诏书》:“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

1942年10月6日,《产业统制法》(191号敕令)取代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将一般产业纳入统制范围。1942年11月6日,经济部制定了《棉制品配给鼓励粮谷出荷临时措施》。“每出荷一吨农产品,以公定价格配给棉布十五平方码、棉线一寸、毛巾一条、鞋一双。”【浅井乔二、小林英夫:《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统治----以十五年战争时期为中心》,长春: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1994年,第387页】1942年12月8日,《满洲国基本国策大纲》宣布“以完成国防经济体制为目标”,“贯彻计划经济原则”。【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北京:中华书局,1991,第67-73页】

“特殊会社”包括:

满洲中央银行,1932年6月15日成立,资本三千万元。【1932年6月11日,《货币法》规定:一满洲元等于纯银23.91瓦。1935年9月,满洲元与日元挂钩。】

满洲石油株式会社,1933年2月24日成立,资本五百万元。

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1933年8月31日成立,资本五千万元。

满洲棉花株式会社,1934年4月19日成立,资本二百万元。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1934年5月7日成立,资本一千六百万元。

满洲采金株式会社,1934年5月17日成立,资本一千二百万元。

满洲矿业开发株式会社,1935年8月24日成立,资本五百万元。

满洲拓殖株式会社,1936年1月4日成立,资本一千五百万元。

鸭绿江水力发电株式会社,1937年9月初成立,资本五千万元。


“准特殊会社”包括:

满洲航空株式会社,1932年9月26日成立,资本四百一十五万元。

满洲化学株式会社,1933年5月30日成立,资本一千万元。

昭和制钢株式会社,1933年5月31日成立,资本一万万元。

满洲电业株式会社,1934年11月1日成立,资本九千万元。

本溪煤铁株式会社,1935年9月8日成立,资本一千万元。

日满商务株式会社,1936年10月1日成立,资本一千万元。

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1937年12月27日成立。【满洲日日新闻社:《满洲年鉴》,1944,第74-75页】


截止1941年底,“满洲国”有三十六个特殊会社和三十四个准特殊会社。这些会社以国家资本控制经济命脉,获得的投资逐年增加。1937年为3. 58亿元,1938年为4. 77亿元,1939年为12. 80亿元。 1939年的投资比1937年增加两倍以上,此后三年共投资21. 17亿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投资进一步增加。1940年到1944年总投资达57. 75亿元。【佟静 赵一虹《略述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工矿业的掠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社科版) 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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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制经济不可能仅限于资本。在任何情况下,资本和劳动力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资本实行自由市场体制,劳动力市场就必须同样适应市场。如果政府对大部分投资实施规划,劳动力的供应就必须相应地配合规划。“满洲国”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总投资的百分之九十,私人资本只占百分之十。公有制所占比例虽然略低于同时期的苏联,却已经超过了同时期的德国、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和五十年代初的中国。没有相应的劳工政策,这样集中的建设是无法实施的。1936年10月,满铁经济调查会改组为满铁产业部,将起草劳动统制政策的业务移交给了伪满政府。1937年7月1日,民政部改组为民生部,管理劳动统制事务。1937年8月10日,国务院总务厅制定了《满洲国劳动统制大纲》和《满洲劳工协会成立大纲》,提出:“通过培养劳力资源及合理配置劳力,以达到顺利推进产业开发,确立在多事之时的劳务管理的基础”。【松村高夫等:《满铁劳动史研究》,2002年4月,日本经济评论社,第39页】1937年10月4日,民生部和治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劳力亟需应急筹策之件》训令,开始用行政手段在东北募集劳工。训令的第五条中首次提出可以“强制募集”劳工,为满洲国后期的强制劳动政策开创了先例。


1937年12月14日,满洲国政府正式颁布《满洲劳工协会法》(456号敕令)。根据该法令,满洲劳工协会负责“配给、登录、保护、训练劳工。”协会本部设在新京,在新京特别市和和各省设支部,在东北主要城市设派出所,各支部长和派出所长由伪满各省次长、副县长或副市长担任。【武居乡一《满洲劳工协会沿革史》,1944年4月,油印,第10页。(吉林省档案馆藏350-37-234】1938年7月,关东军特务部劳动统制委员会解散,将劳动统制政策的决定权移交给设在国务院企画委员会的劳务委员会。1938年《劳动统制法》规定:25岁到55岁的男子都有服役的义务,在伪勤劳奉公部统一调度下,前往矿山、工厂、森林和军事工地服役。1942年,《国民勤劳奉公官制》、《国民勤劳奉公法》、《国民勤劳奉公队编成令》、《学生勤劳奉公法》公布。义务劳动制度最终覆盖全民,整个“满洲国”变成了一座国家工厂。


日本侵略中国,根本目标在于整合全亚洲的资源对抗西方和苏联。“满洲国”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对抗苏联的目的性尤为明显。日本军官大桥曾经对后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说过:“只有我们能阻止俄国将亚洲苏维埃化的计划。如果满洲国和日本失败了,那么中国将轻易成为牺牲品。”【芭芭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新星出版社,2007,第156页】斯大林体制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尤其是涉及军事和交通的产业。即使牺牲农业、造成饥荒也在所不惜。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这种政策的原因不难理解。日本在“满洲国”的建设出于同样的考虑,具有同样的特点:重工业获得的资金远远超过轻工业和农业。“满洲国”迅速转化为亚洲屈指可数的工业中心。战争结束时,“满洲国”的工业产值已占全中国七成以上。这个纪录意味着“满洲国”的生产能力至少两倍于大后方。在远东的三角外交中,日本和苏联才是主要的竞争对手。如果不考虑其他盟国的援助,中国只是一个次要角色。超高速的重工业建设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势必造成国民当前的生活困难和中长期的发展陷阱。然而,日苏两国的目标都是满足近在咫尺的战争需要。如果在眼前的战争中失败,具有长期优越性的模式对她们并不是什么安慰。


1936年11月1日,满洲国政府确定了《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次年4月1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全部资金50.8054亿元,其中39.9854亿元投入工矿业。交通部门投资6.44亿元。农牧业投资不过1.35亿元。1941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生铁产量从八十五万吨增加到一百二十万吨,钢产量从五十八万吨增长到一百一十万吨。【腾利贵:《伪满经济统治》,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第63页】第二个五年计划投资一百亿元,其中六十亿由日本提供。【关口寿一:《满洲十年经济史》,第30-31页】日本投降时,计划仅仅执行了三年半。生铁产量增加到一百八十万吨。松花江和鸭绿江发电站已经开始发电。满洲飞机制造股份公司年产1200架。农产品增加了二百万吨。【腾利贵:《伪满经济统治》,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第69页】沈阳飞机制造厂1943年产量达1200架。【高崎达之著,沙福平等译:《满洲国的终结》,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第68页】尽管盟国的轰炸已经将日本本土化为一片废墟,却没有打断“满洲国”工业建设的上升线。战争结束时,东北工业所受的破坏甚轻。遗留的资源极为丰厚,足以给当事各方留下深刻的印象。苏军对东北的搜刮和中国内战各方对东北的争夺都体现了日本经营的分量,对此后的历史进程发挥了很大的间接影响。然而,这种模式的种种长期负面因素也不得不由数十年后的东北和中国承受。


按:

1931年以后,满洲优势每年都在扩大。倘若1945年所有盟国靠山同时退出战争,满洲国兵精粮足、必胜无疑。军工差距不是以多胜少,而是以有胜无,足以将战争变成单方面屠杀,较清兵入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后来发展正是如此。只是上层日本代理人改为俄国代理人,战争机器依然如故。


一个军事强国年产飞机数千,外贸中断而能五年钢铁倍增、道路增加三分之二、粮食增加三分之一,六分之五丁男尚未动员,面对卡车螺母必须进口、四川士兵蛋白质摄入量不及东北囚犯三分之一的敌人,六个月就能从山海关打到上海。苏联一百多架飞机就足以将国民党赶出华东了。


如此满洲,远比1955年以后韩国、南越、马来亚、印尼更能抵抗苏联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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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吐槽:


看看49年后的中日历史,才能明白啥叫耻辱!比如1958年人民日报高喊亩产万斤,天朝的弄虚作假和胡作非为达到历史顶峰。可此时,安倍晋三他姥爷、当时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在学者行家们的策划下推出一系列非常靠谱的经济促进计划,启动了60年代日本的空前大繁荣。


注:这个事啊,岸到底知道不知道,不能判定。


        从毛选,毛的谈话中,还是很肯定 岸信介的判断的。


       日本搞的“五年计划” ,搞第二期 没搞完,就战败了。这个设想其实没被验证。


       大陆真正从理论上认清这个问题,还是直到 core 3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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