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工业合作社 —— 从东部沿海到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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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海和东部城市地区，它已经拥有可靠的岁入资源，它已建立起一套管理机构（尽管它在地方这一级不是强 有力的）并由此而获得一定的稳定性。它向所有的中国和外国货物征收税款。与之对比，国民党人在华西各省份则发现了一个奇异的、几乎可以说是另一个国家的天 地。现代化很少触及那儿，即使是大城市。整个华西占有全部国土的3/4却只占有国家总电量的4%和工厂数的6%。农业是占有压倒性优势的经济，民众对与那 些来自“下游”的城市化的官员们很少有认同感。地方社会由秘密社会和农村的豪绅们统治着，他们唯恐失去他们长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统治，反对来自国民政 府的干预和竞争。因此国民政府在华西的资源动员充满着困难，它的岁入很快削减了63%。
国民党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未能改变他 们的统治和作战方式以适应华西新环境的紧张状态。战前，政府能够无视农村问题，因为城市中心的经济资源已足以维持它的统治。它的军队同样也能够偏重于从西 方学来的正统的战术和技术，因为它能够方便地从华东地区的工厂及外国得到武器和物资。
尽管华西地区的情形全然不同于沿海地区，但国民 政府却很少努力去调整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针以适应那里的未开化状态。事实上，它倒想一夜之间在四川和云南地区创造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因此，它投 入了巨额资金从沿海地区迁移工厂，从西方进口昂贵的设备和原料，以及修筑新的公路和铁路。由于它缺少税收基础以支撑这些开支，通货膨胀的旋风便开始形成 了。对于政府来说，另一可行的方案应是鼓励一种较简单较廉价的工业生产形式，吸引富有传统特色的本土手工业到华西地区。成立于1938年7月的中国工业合 作协会，实际上表达了一种非官方的企图，意图开发工业产品的另一类资源。但是，工业合作的充分潜力从来没有被政府首脑们所认识，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与他们高 度官僚化的体制截然不同的以民众为基础的运动是由共产党人所操纵的。
由于农村（而不是城市）是战时粮食、资金和人力的主要来源，国民 党人需要发展这样一种制度，它既使他们从农村地区获取最大限度的资源，又仍然能够保持劳动群众的好感和合作。然而，他们不是调整其政策以达到这些目标，而 是继续推行与农村腐败、无能的上层集团不稳定地结合在一起的、机构臃肿开支庞大的官僚政治。国民党人本也可以采取游击战争的战术来对付日本，但是游击战需 要军队和老百姓之间的紧密合作，这样的合作只能通过改善军队的纪律和改进政府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才能达到，这样人民才会有为军队的胜利作出贡献的积极性。
共产党人在他们的根据地表明，国家落后的贫穷的内地实际上是能够承受一场重大的政治和军事运动的。共产党人依靠游击战术、唤起民众和发展小型的工业生产，随着战争的推移而强大起来。与之相反，国民党人囿于战前的统治和作战观念，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均受削弱。
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内地环境的最严重结果和战争给国民党人带来的最重大的毁灭性影响是通货膨胀。由于退出了东部沿海地区，国民党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它 的岁入的主要来源，最有影响的如关税、盐税和工业税。由于它对内地的政治控制——横向各省、纵向农村豪绅和城市有产阶级——仍然是软弱的，它从来没有充分 地发展岁入的替代来源，结果不得不依赖无节制的赤字财政。通货膨胀便发生了。起初价格上升还比较和缓，在战争的第一年内只增长了40%，但是从1941年 下半年到1944年，价格每年都以一倍以上的速度上涨。在这以后上涨率再一次激增，仅在从1945年1月至8月的七个月中，价格就上涨了251%。这个结 果是灾难性的，它使整个国家衰弱下去——军队、政府、经济和整个社会。为什么腐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为什么大多数人民受着难以忍受的贫困的煎熬，为什 么军队缺乏士气和战斗力，通货膨胀是一个重大原因。
这场战争损害了国民党人还因为正是战争使共产党人成长壮大。在战前的十年中，国民 党人在各地追剿共产党人，使他们蒙受重大损失，无法获得一个稳固的大块根据地。但是，1937年以后，国民党的压力减轻了，在日本名义上的占领区内的游击 作战使共产党人扩展了他们的革命网络，其规模为战前所无法想象。战争期间，共产党人还发展了他们的组织技能，获得了军事经验，这使他们在内战时期大受裨 益。
战争就是这样打击了国民党政权。然而，这个政权并没有在1944年或1945年崩溃，而在对日战争结束后继续生存了四年。它维持 权力地位的资源是什么？具有前面章节已经讲述过的普遍虚弱，它怎么能维持如此之长的时间？一些答案可能在于大多数中国人的低政治意识，以及政府当局奉行的 政治高压以窒息国统区内有勇气从事反政府活动的少数人的声音。这两个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看起来矛盾的是，那些使政权衰弱的体制特性反过来可以为它的继 续存在产生作用。例如，缺乏社会基础和组织民众参与政治进程的制度化的手段，使得政府无需直接地负有对它的失职和犯罪作出说明的义务。如果是议会民主制， 那么它的执政任期将一定会是短命的。但是，由于它是一个由军队所支持的政权，公众舆论对它的政治寿命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这个时期军事力量是政治权力的主 要来源，如果这个政权要倒台，它很可能就是军队反对的结果。1944年，当一些省的军事首领们形成一个反对重庆的联盟时，这是很可能发生的。然而，蒋是一 个操纵他的竞争对手的大师，正像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所做过的若干次那样，他成功地防止了他的对手在战争期间形成一个反对他的坚固同盟。例如，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为了换取省方的让步，他好几次通过给予财政上的补偿来平息龙云和云南人的情绪，在豫湘桂战役中，蒋也通过向他们提供武器 来换取他们放弃计划中的暴动。
注：说白了，就是因为落后，所以拖了很长时间。
这个政权能存在下来，还因为它对现状总的来说是迁就而不是挑战。如果国民党人企图实现他们宣布过的土地改革的纲领，或是如果他们试图在战争中间从地方 统治集团手中取得对实物税和征兵制度的控制权，或是再命令各省军事首脑遣散他们的军队，他们将肯定面临着大规模的暴动。然而，因为这个政权对旧社会的统治 人物持容忍态度，这些人物也便对政府持容忍态度。这不是一个能产生进步的改革或强有力的政府的方案，但是就短期来说，它至少有助于维持国民党人的权力地 位。
摘自：《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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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其实谁也没有那么高大上，呵呵
大生产运动的发展过程
由于抗战开始后，党内外普遍存在着重军事轻经济的思想，加上种种内外原因，导致当时推动生产运动的成效和影响并不大。但边区的生产运动还是取得了一 定成效。首先是农牧业生产有较大发展。1939、1940年，全边区开荒170余万亩，粮食产量和牛、驴、羊数量都有较大增长。1940年，部队已可自己 解决一个半月的口粮，并解决了部分装备补充。机关学校也投入生产运动。从中央和边区领导人到勤务员和青年学生，全体动员上山种地。与农牧业发展的同时，边 区的工业建设也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在1938年12月到1940年这个阶段，一方面是边区自身开展了生产运动，另一方面边区也还有一定的外援，即国民党政府尚给八路军发放一定数额的军饷和国内外募集的捐款。
艰难时期
1941年到1942年，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残酷“扫荡”与国民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非生产人员的大量增加，使根据地的 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毛泽东回顾这时的情形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 盖”。国民党“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党和毛泽东主席号召边区军民更加努力地开展生产运动，以使边区的财政经济由半自给转到完全自给。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由此进一步发展起来。
困难形势也迫使机关、学校不得不下决心自己动手，从发展农工商中求得财政供应的自给，生产劳动的任务极其艰巨。为了自己动手，共渡难关，中共中央和 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和重要步骤，比如整顿领导生产业务的组织，成立中央直属财务处，后勤经济处，边区财经处等，加强对生产自给的组织领导。同时， 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种类，从前一阶段的以农业为住，转到以工商业为主。虽然缺乏经验，经过艰难的探索历程，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1941年，后勤机关 学校种菜地1，801亩，收获各种蔬菜87.9万斤，做到自给蔬菜4个月。中央直属机关种菜地2,329亩，收获各种蔬菜71.5万斤，自给5个月。边区 中央局140人，种菜收获2.8万斤，自给打到9个月.1942年，中直、军直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商业收入占自给总收入的68%。边区政府秘书处与民政、 财政、建设、教育4厅合办两个农场，共派0个管理人员与2户移民伙种，共收入约25万元。中央各机关学校，配备种菜人员40名，在388亩川地1941亩 山地上种菜，收获各种蔬菜74.5万斤，平均自给蔬菜5个月。全边区各机关学校的蔬菜自给在600万元以上。此外，饲养家畜解决肉食也取得相当的成绩。 “1941年上半年后勤各机关喂猪得肉56，814斤，照当时市价值170，440元，平均每人每月多吃了1斤肉，全年约植35万元。”“中央直属各机关 学校，1942年至10月止，平均每月养猪265头，10个月共赚23，330余斤大秤的猪肉。合边钞70万元。”“全边区机关学校饲养牲畜一项生产，照 此计算，总价值当在400万元以上”。[《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12月版]总之，这一阶段边区机关学校的工 商业经营是有成绩的，1941年生产自给1，500万元，1942年约达5，000万元。不仅供应了日常经费的大半，解决了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而且奠定 了进一步发展自给经济的基础。
1941年、1942年，军队、机关、学校的自给生产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公营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 等地的大生产运动。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发展自给经济，是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创造。解放区抗日民主政府办了许多自给工业；军队发展了以自给为目 标的农业和部分工商业；机关、学校也发展了自给经济；农民广泛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敌后军民在频繁的反“扫荡”作战中，实现劳武结合，一面战斗，一面生 产。各级党政干部也都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和群众同甘共苦。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得到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人民负担大大 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
其中，359旅开发南泥湾的成绩尤为突出，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当时，自1939年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保卫边区任务的第120师第359旅驻防于绥德，边区的粮食本来就很已经紧张，作战部队的到来使吃饭的问题更加突出出来。
1940年5月，朱德总司令奉命从晋东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也看到“财政经济建设虽有某些成绩，实在入不敷出，以致几月来未发一文零用，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在军委机关，朱德看到许多干部都因长期营养不良而面色苍白。
朱德提出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屯田军垦的政策，“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
为此，朱德亲自率中共中央直属财经处处长邓浩，第359旅718团政委左齐以及技术干部多人，到南泥湾进行实地勘察。1941年3月至1942年，359旅在王震旅长、王恩茂政委率领下，分四批开进南泥湾。
1941年3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率先开进了南泥湾。不久，其他各团及三五九旅旅部也进驻了垦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各直属单位随后也来到南泥湾参加垦荒。一时间，在南泥湾掀起了一个开荒生产的热潮。
经过三五九旅广大指战员辛勤地劳动，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1941年，他们开荒11200亩，收获细粮1200石，粮食自给率达到78.5%。1942年，三五九旅耕种面积达到26800亩，收获细粮3050石。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对1938年以来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情况与经验，作了全面系统的总 结，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生产运动。毛泽东的这 篇报告及1943年10月1日为中共中央所作的党内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和1943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 英雄大会上的讲话《组织起来》等文，共同构成了当时领导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中国共产党编年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 1266页）
进展时期
1943年初，党中央提出了“丰衣足食”的口号。2月9日，毛主席在一份电报中说：“边区在渡过财政难关的基础上，今年决定大力发展农工盐畜生产， 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这是党中央对边区生产运动的一个新的部署。1943年5月1日，朱总司令在 《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号召建设好“革命家务”，在工业生产方面，“争取一二年内首先做到党政军学主要必需品的全部自给，并照顾将来稳健的向前发展。” 对朱总司令“建设革命家务”的提法，毛主席十分赞成。他风趣地发挥说：“国民党以前不是常说我们”窜回老巢吗？过去我们并没有巢。在陕北这个地方，靠着桥 山山脉的确可以建立一个又深又好的‘巢’。敌人不能去，里面有工农商学，有牛羊鸡犬，有好娃娃，有生产班。这里好好计划一下，要如朱总司令所讲的好好的搞 一个革命家务。”经过一年的努力，党中央提出的“丰衣足食”的号召基本得到实现。
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领导人都以身作则，参加到生产运动中去。1943年初，毛主席在杨家岭窑洞下面开垦了一块地，种 上了菜，朱德总司令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三亩。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领导同志都争先参 加，任弼时同志夺得纺线第一名，周恩来同志被评为纺线能手。高层领导人的模范行动，成了生产运动的鼓舞力量，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热情。
1943年，由于大生产运动，以及自然灾害的好转，边区获得极大丰收，粮食产量不仅可以达到自给自足，还有余额可供出口。边区各种手工业制品也有了增长，基本达到了经济的自给自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