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劳动者和投机者 —— 1945-1949 中国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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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1945-1949 中国内战” 的一些事情，一直搞不懂，好像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似的，国民党败的莫名其秒。
后来看了《逃避自由》和《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好像有一点眉目了。
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调查，资料缺乏。社会因素有一定的稳定性，如果参考德国的情况，很可能是这么一种原因。
也就是说，大陆传统教科书中的论述可能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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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逃避自由》，德国的情况（经济危机、社会危机）
中下阶级的老一代人变得更加愤愤不平，但采取一种消极的方式;
年轻一代则趋向于行动。其经济地位由于一种独立的经济生存所需要的基础（如他们的父母所曾有的）业已失去而恶化了。
在大战中打过仗的那些人感到他们有权要求一个比他们事实上得到的更好的待遇，特别是许多青年军官，多年来习惯于命令和当然地行使权力，因而不愿屈尊去当一位办事员或推销员。
正在增长的社会挫折产生了一个投影，它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
其成员没有注意旧中产阶级的经济命运和社会命运，相反却有意地从国家的地位来考虑他们的命运。国家的失败和凡尔赛条约成了转嫁实际的挫折即社会挫折的象征了。
中产阶级进入一种恐惧状态，既满心渴望服从，又追求对弱者的支配。
纳粹主义没有任何真正的政治原则或经济原则，有必要懂得纳粹主义的真正原则是它的彻底的机会主义。
重要的是，无数小资产阶级，在正常的发展途径上少有机会获得金钱和权力，如今作为纳粹官员的一分子，财富名望两皆有之，这是他们迫使上层阶级让他们共享的。
那些不属于纳粹机构成员的人则得到了犹太人和政敌所丢弃的工作。
至于其他人，虽然他们没有得到更多的面包，但也尝到了些小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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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内战前，组建联合政府，不是英美派反对，而是陈立夫、陈果夫他们反对。
他们相对来说，比较廉洁，所以需要一些位置。（大家都要养家糊口嘛，呵呵）
这么一些史料，需要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解释。
正统教科书的解释其实是正确的。
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斗争，英美派人数少，在政治方面影响力弱。
英美派倒是赞成联合政府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汪伪地区的接收会造成消费性通胀？
本来战后，他们应该组织生产的，呵呵
注：后来的 “反内战、反饥饿”，确实是现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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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都不好，困在一个坛子里格斗
斗争的过程：
胡素珊的看法是没错的，胜利来自“整党”
注：虽然高华批评了这个事，但是从 “军事政治” 的角度来说，是不一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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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解放区彼此间隔，导致各地重视程度不一，一度进入凝局，对此，在1947年9月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上，认为地方党组织渗入了“地主、富农和坏蛋”，各地区开始整党，晋冀鲁豫边区1700人集中开会85天，调查每个与会者的“阶级成分、思想和行为”，部分人受到惩罚。会议后，宣布在对现有党员全部调查结束前，停止注册新党员。 在一些地区，整党甚至请农民来参与。
在土改中，基层团队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干部既要熟悉农村，又要秉持公心，在不可能被充分监督的前提下，他们的表现决定了土改的成果。
在抗战中，北方农村基本被日本占领，但日军兵力只够维持交通线和大城市，中共在农村的巨大空间中得到充分锻炼，而国民党抗战主要资源来自南方农村，为了税收，只得更加依靠乡村精英阶层，无法通过土改来磨练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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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民党也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但采取了渐进道路。即：先“减租”以调整租佃关系、“提高佃农生活”，再由政府以“赎买”的形式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
首先，中国社会当时阶级分层不明显，许多地主仅够温饱，夺其地均分，农民所得亦有限。
第二，传统乡绅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打击这一阶层，乡村可能失序，不仅政府税收困难，养老、教育、慈善等问题亦无人组织，成为政府负担。
第三，执行能力不足，1928—1929年张静江在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导致18万国民党基层党员被地方士绅武装枪杀，6千多国民党乡村党部被捣毁，只好作罢。
现实是，提高执行力，政府的成本就会提升，可靠农业那点产出，根本养不起。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曾计划将保长、甲长亦纳入公务员系统，使其雇员规模超千万，这显然不切实际。
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面临日本巨大威胁，无暇深入土改，随着抗战爆发，工作重心不得不全面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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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县长林诗旦带领下，1942年国民党在福建龙岩进行的土改取得成果，但只是“赎买”土地一项际借贷高达10.2亿元，此外对全县进行了大规模培训，按此投入，当时全国14省82个县级政府118.7万名行政共需经费7.6亿元， 显然不具普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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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土改前和土改后，其实政府汲取资源的能力没有显著提升，所以在不同时期，土改程度不同。
在抗战时期，土改基本未推广，而在解放战争中，双方来回争夺的地方，中共也没有推行土改，对可能丢掉的解放区和新得到的解放区，亦采取了暂缓土改的政策。
中共非常了解土改的负作用，毛泽东明确说过，短期看，土改会影响生产。但为什么还要坚持土改呢？因为土改的最大红利是打掉了农村原有的精英阶层，使农村走向中农化。
1948 年初，中共中央估计中农已占到老区乡村人口的50—80% ，其中新中农有达一半以上。据1952 年山东9 个典型乡44 个典型村调查，贫农占总户数的比例约为15—20 % ，中农比例达到70—75 % ，富农比例约为1—2 % ，多者占到4—5 %。
精英层被破坏，国民党失去了对北方农村的掌控能力，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不得不继续依靠南方乡村的资源，已承受8年痛苦的人民自然不满，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支持。
相反，通过土改，中农成了农村的主导，他们有一定资产，又害怕失去，人人自保，社会呈原子态，干部动员的效果得以最大化。而副作用是，也出现了权力财富化的倾向，比如1954 年，郭集乡32 名党员中已有10 人上升为富裕中农，其中6 人剥削雇佣劳动；1 人上升为新富农，剥削雇佣劳动40 %。莱阳地委约有5 %的党员雇工，多者达到9 %。德州地委400 名区乡干部雇工的比例，1950 年为3.8 % ，1952 年已达17 %。
但，与国民党在大陆最后时期惊人的贪腐相比，这一切并不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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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没能左右历史
在胡素珊看来，“因为土改，所以农民走上前线”的逻辑并不通顺，而是“因为土改，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控制能力，导致统治动摇”。
那么，城市的情况又如何？以往研究多倾向于中产阶级抛弃了国民党，但胡素珊反问道：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的腐败已达到峰值，“劫收大员”令民怨沸腾，为什么国民党大陆政权此时没有垮台，而是拖到了1949年？
确实，1948—1949年的通胀惊人，但城市的各单位都会给员工发米发柴等，市场交易已成辅助，只对没单位的边缘人员生活有影响。况且，此时知识分子的收入只有三轮车夫的几十分之一，后者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他们并无特别的政治立场。
通过数据分析，胡素珊认为，当时知识群体更希望走第三条路线，而走不通时，支持国共的比例基本各占一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运动不断的原因之一，因为城市知识人的支持远不如乡村那么多，所以他们要到农村接受改造。
胡素珊认为，城市持平，而乡村一边倒，则共产党的胜利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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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打败了国民党，这是长期以来流传甚广的现代神话之一。
这个神话的基本逻辑是：“土改”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使他们“翻了身”，满足了他们千百年来的渴望，共产党因此拥有了稳定的兵源，考虑到当时农村人口所占比重极大，则国民党事实上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持，因此丧失执政基础。
不能说这个解释就是错误的，但失于简单。
首先，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模仿？其次，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只好靠暴力来推行？第三，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 么解放后又通过集体化收回？第四，在传统社会中，农民的意见对历史影响究竟有多大？民国取代清朝，也未必得到农民的认可（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大多数人极端 反对，一个政权总能维持下来），可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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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和投机者
好多年前，朋友给我说这个事，我没有注意到。
这是因为我们家都是大老粗，不是知识分子，对这种事感受不深。
不像他们感受那么深，所以他们会把这个隐藏的信息单独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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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看了《逃避自由》和《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好像有一点眉目了。
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调查，资料缺乏。社会因素有一定的稳定性，如果参考德国的情况，很可能是这么一种原因。
也就是说，大陆传统教科书中的论述可能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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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逃避自由》，德国的情况（经济危机、社会危机）
中下阶级的老一代人变得更加愤愤不平，但采取一种消极的方式;
年轻一代则趋向于行动。其经济地位由于一种独立的经济生存所需要的基础（如他们的父母所曾有的）业已失去而恶化了。
在大战中打过仗的那些人感到他们有权要求一个比他们事实上得到的更好的待遇，特别是许多青年军官，多年来习惯于命令和当然地行使权力，因而不愿屈尊去当一位办事员或推销员。
正在增长的社会挫折产生了一个投影，它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
其成员没有注意旧中产阶级的经济命运和社会命运，相反却有意地从国家的地位来考虑他们的命运。国家的失败和凡尔赛条约成了转嫁实际的挫折即社会挫折的象征了。
中产阶级进入一种恐惧状态，既满心渴望服从，又追求对弱者的支配。
纳粹主义没有任何真正的政治原则或经济原则，有必要懂得纳粹主义的真正原则是它的彻底的机会主义。
重要的是，无数小资产阶级，在正常的发展途径上少有机会获得金钱和权力，如今作为纳粹官员的一分子，财富名望两皆有之，这是他们迫使上层阶级让他们共享的。
那些不属于纳粹机构成员的人则得到了犹太人和政敌所丢弃的工作。
至于其他人，虽然他们没有得到更多的面包，但也尝到了些小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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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内战前，组建联合政府，不是英美派反对，而是陈立夫、陈果夫他们反对。
他们相对来说，比较廉洁，所以需要一些位置。（大家都要养家糊口嘛，呵呵）
这么一些史料，需要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解释。
正统教科书的解释其实是正确的。
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斗争，英美派人数少，在政治方面影响力弱。
英美派倒是赞成联合政府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汪伪地区的接收会造成消费性通胀？
本来战后，他们应该组织生产的，呵呵
注：后来的 “反内战、反饥饿”，确实是现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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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都不好，困在一个坛子里格斗
斗争的过程：
胡素珊的看法是没错的，胜利来自“整党”
注：虽然高华批评了这个事，但是从 “军事政治” 的角度来说，是不一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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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解放区彼此间隔，导致各地重视程度不一，一度进入凝局，对此，在1947年9月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上，认为地方党组织渗入了“地主、富农和坏蛋”，各地区开始整党，晋冀鲁豫边区1700人集中开会85天，调查每个与会者的“阶级成分、思想和行为”，部分人受到惩罚。会议后，宣布在对现有党员全部调查结束前，停止注册新党员。 在一些地区，整党甚至请农民来参与。
在土改中，基层团队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干部既要熟悉农村，又要秉持公心，在不可能被充分监督的前提下，他们的表现决定了土改的成果。
在抗战中，北方农村基本被日本占领，但日军兵力只够维持交通线和大城市，中共在农村的巨大空间中得到充分锻炼，而国民党抗战主要资源来自南方农村，为了税收，只得更加依靠乡村精英阶层，无法通过土改来磨练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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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民党也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但采取了渐进道路。即：先“减租”以调整租佃关系、“提高佃农生活”，再由政府以“赎买”的形式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
首先，中国社会当时阶级分层不明显，许多地主仅够温饱，夺其地均分，农民所得亦有限。
第二，传统乡绅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打击这一阶层，乡村可能失序，不仅政府税收困难，养老、教育、慈善等问题亦无人组织，成为政府负担。
第三，执行能力不足，1928—1929年张静江在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导致18万国民党基层党员被地方士绅武装枪杀，6千多国民党乡村党部被捣毁，只好作罢。
现实是，提高执行力，政府的成本就会提升，可靠农业那点产出，根本养不起。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曾计划将保长、甲长亦纳入公务员系统，使其雇员规模超千万，这显然不切实际。
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面临日本巨大威胁，无暇深入土改，随着抗战爆发，工作重心不得不全面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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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县长林诗旦带领下，1942年国民党在福建龙岩进行的土改取得成果，但只是“赎买”土地一项际借贷高达10.2亿元，此外对全县进行了大规模培训，按此投入，当时全国14省82个县级政府118.7万名行政共需经费7.6亿元， 显然不具普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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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土改前和土改后，其实政府汲取资源的能力没有显著提升，所以在不同时期，土改程度不同。
在抗战时期，土改基本未推广，而在解放战争中，双方来回争夺的地方，中共也没有推行土改，对可能丢掉的解放区和新得到的解放区，亦采取了暂缓土改的政策。
中共非常了解土改的负作用，毛泽东明确说过，短期看，土改会影响生产。但为什么还要坚持土改呢？因为土改的最大红利是打掉了农村原有的精英阶层，使农村走向中农化。
1948 年初，中共中央估计中农已占到老区乡村人口的50—80% ，其中新中农有达一半以上。据1952 年山东9 个典型乡44 个典型村调查，贫农占总户数的比例约为15—20 % ，中农比例达到70—75 % ，富农比例约为1—2 % ，多者占到4—5 %。
精英层被破坏，国民党失去了对北方农村的掌控能力，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不得不继续依靠南方乡村的资源，已承受8年痛苦的人民自然不满，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支持。
相反，通过土改，中农成了农村的主导，他们有一定资产，又害怕失去，人人自保，社会呈原子态，干部动员的效果得以最大化。而副作用是，也出现了权力财富化的倾向，比如1954 年，郭集乡32 名党员中已有10 人上升为富裕中农，其中6 人剥削雇佣劳动；1 人上升为新富农，剥削雇佣劳动40 %。莱阳地委约有5 %的党员雇工，多者达到9 %。德州地委400 名区乡干部雇工的比例，1950 年为3.8 % ，1952 年已达17 %。
但，与国民党在大陆最后时期惊人的贪腐相比，这一切并不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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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没能左右历史
在胡素珊看来，“因为土改，所以农民走上前线”的逻辑并不通顺，而是“因为土改，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控制能力，导致统治动摇”。
那么，城市的情况又如何？以往研究多倾向于中产阶级抛弃了国民党，但胡素珊反问道：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的腐败已达到峰值，“劫收大员”令民怨沸腾，为什么国民党大陆政权此时没有垮台，而是拖到了1949年？
确实，1948—1949年的通胀惊人，但城市的各单位都会给员工发米发柴等，市场交易已成辅助，只对没单位的边缘人员生活有影响。况且，此时知识分子的收入只有三轮车夫的几十分之一，后者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他们并无特别的政治立场。
通过数据分析，胡素珊认为，当时知识群体更希望走第三条路线，而走不通时，支持国共的比例基本各占一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运动不断的原因之一，因为城市知识人的支持远不如乡村那么多，所以他们要到农村接受改造。
胡素珊认为，城市持平，而乡村一边倒，则共产党的胜利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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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打败了国民党，这是长期以来流传甚广的现代神话之一。
这个神话的基本逻辑是：“土改”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使他们“翻了身”，满足了他们千百年来的渴望，共产党因此拥有了稳定的兵源，考虑到当时农村人口所占比重极大，则国民党事实上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持，因此丧失执政基础。
不能说这个解释就是错误的，但失于简单。
首先，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模仿？其次，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只好靠暴力来推行？第三，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 么解放后又通过集体化收回？第四，在传统社会中，农民的意见对历史影响究竟有多大？民国取代清朝，也未必得到农民的认可（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大多数人极端 反对，一个政权总能维持下来），可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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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和投机者
好多年前，朋友给我说这个事，我没有注意到。
这是因为我们家都是大老粗，不是知识分子，对这种事感受不深。
不像他们感受那么深，所以他们会把这个隐藏的信息单独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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