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消息引发的：

      刘旭博士，复旦毕业，MIT做的博后，发现了false memory，发了science，发了nature，上了TED talk，去年得了American Ingenuity Award，1月底刚刚得到西北的教职，神经生物学的rising star。几天前，死于芝加哥，享年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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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年前，我很热爱数学。

       很多老师讲这个都讲不太明白，还是华中科大的一个老师很对脾气，跟我讲懂了。

        这个老师的老师的老师，就是师祖了

        很喜欢一个美国数学家的故事，好像是美国的数学学会主席  （不确定）


        那家伙超笨的，就是做笔记做的好，那时候是冯·诺伊曼他们的助教

        德国那些家伙都很聪明，再加上是新移民嘛，都很拼

       那个家伙是美国人，

        我一看，我说，我去，我就想过这样的生活。

        看来是没有拜错山门。

         领跑是很吃力的。长跑，不是靠跑的多快，而是多久远。



注：终于满足了大家的愿望，黑  美国人有多笨了，呵呵

       这个人，估计大多数人也猜到了，就是 P.R.Halmos

       中国人对教育的理解，还停留在 “神童” 维纳的阶段呢

       维纳自己也知道自己的问题，还是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学校，有一群年轻教师，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治愈的。（当然那所不知名的学校，现在叫做麻省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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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民友说的也很实在：

       我曾问过几位读过这本书的人：如果你那里有纳什这样的人，你怎么办?而回答都是一样的：为了数学的发展，我应该忍受他，但我决不会去交这样的朋友，这一点正是数学这一行“槛内人”与“槛外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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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莫斯 《自传》开头：


献给安布洛斯、杜布和冯·诺伊曼

他们在不知道的情形下，使我成为我今天这样的人。


注：我解释一下这三个人，


　　哈尔莫斯对研究生一个忠告：“我们平常人没有足够精力分两半给两种热情；我们不能数学和大提琴两样都行，我们不能在数学上和细木工艺上都有创造性，我们不能在数学和政治两方面都有偏爱。只抱有一种热情，把自己的精力灌注到一种主要活动中，对一个处于发展阶段的专业人员来说尤其重要。一个数学研究生除作数学研究外没有──不应当有──时间去做任何事。”

　　他自己说他年轻时就违反了以上的看法。他说：“我曾暂时注意政治理想，这种活动及消耗浪费时间的。

　    “早在成左倾之前，我的导师乔 杜布(Joseph Leo Doob 1919.2.27─2004.6.7) 就已左倾，我大部分是受了对乔 杜布的佩服的影响，

        我一向过于羞怯，做不了搜罗信徒的传教士。大学毕业也难以找到工作。

       1938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可是那个年代正是经济萧条时刻，他说：“我送了190封求职信，只有两封回信都说没有职位，伊利诺大学可怜我，让我以讲师身份留下教书，因此1938-1939我是有了工作，我仍到处申请寻找。”

　　这样，在1938─1939年他有了工作，可是他继续申请，在二、三月间他找到一所州立大学的工作，这是费几封介绍信的推介而成。可是过不久他不想做了。

　　在年中时，他的一个比他低一年的朋友 “拜伦 安伯罗斯” 告诉他获得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奖学金，要到那里去作研究。他说：“这事令我生气，我也想要去那里，于是我辞去了我的教书职位，向父亲借了一千元，就搬到普林斯顿区，什么职位也没有，只有在研究所的图书馆有一个座位。可是第二年就成为也是来自匈牙利的大数学家冯诺依曼的助手，我的任务是去听他的课，把他讲的东西记录下来然后打字编成讲义，在1942年我编写成了《有限维向量空间》，这是根据冯诺依曼的讲课所写的。由此开始引导我写数学书籍。”


注：蔫人出豹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