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社会科学让 文史哲 走开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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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基本的认识都错了，这怎么弄。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无知。很多人对社会科学的认识还是 “以史为鉴” ，盲人骑瞎马。很多人仅仅是一个“诗人” 。
1952年之后，特别是在“反右”和“文革”后，社会科学在中国基本消失，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恢复。因为这段惨痛历史，大部分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都没有受过社会科学的基本训练，对社会科学，特别是什么是好的社会科学，缺乏基本的了解。
事实上，我们现在的许多话语都凸显我们对社会科学缺乏基本的了解。比如，社会科学通常都被和“文史哲”和“法学”一起，叫做“文科”，而大部分家长和学生 认为文科都是相对比较笨的学生才学的东西。殊不知，社会科学与“文史哲”和法学有根本意义上的区别。又比如，绝大部分人甚至还都认为“哲学”指导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而不知道在很多时候，哲学不仅不能指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且还阻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再比如，政治学仍旧被放在“法学”大类之 下，而大部分领导人还认为经济学才是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最后，在许多领导人看来，社会科学不外乎或最多就是“以史为鉴”。这些误解是中国的国家治理还有很 多地方不尽如人意的一个重要原因。
简单地说，社会科学使用接近自然科学的方法，在基于系统性证据的基础上，研究所有社会事实（因此，不仅仅是历史）背后的因果关系。因此，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科学更接近自然科学，而不是历史学，更不是哲学、法理学或者是意识形态。
更具体地说，社会科学遵循下面的一个基本特性。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在确立一个真实的社会事实后，都会问一个“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问题。而对这个“为什么”的问题，社会科学的回答方式是：什么样的因素（包括时空情境）、加上什么样的机制、经历了大致的什么样的过程导致了一个特定的（发生了的或没有发生的）社会事实。只要不满足于这基本的要求的东西，都不是社会科学，至少不是好的社会科学。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社会科学的首要，甚至是唯一职责，是为制度设计和变迁准备知识基础。因此，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有相对好的治理，都必须有发达的社会科学。 西方在近现代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率先发展了社会科学，并且在很多制度设计上运用了社会科学所生产的知识：“坚船利炮”背后是一个相对好的制度体 系。而苏联崩溃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苏联一直没有真正的社会科学。因此，当戈尔巴乔夫需要改革的时候，没有可以“接盘”的制度体系，整个社会体系一触即 溃。中国初期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得益于邓小平吸收了“东亚奇迹”背后的基本制度体系，特别是市场经济，中国的社会科学也并没有能对改革开放的开启贡献太多 的知识。
30多 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中国的社会科学离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初期我 们大概只需要模仿其他东亚国家的成功经验的话，中国过去的发展已经给中国增添了许多新的问题，而这些新的问题没有可以直接供我们借鉴的解决方案。也就是 说，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只能靠中国社会科学家提供知识基础。因此，中国迫切需要更多和更好的社会科学，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需要理解和支持好 的社会科学的根本原因。
那么什么是好的社会科学呢？前面提到，社会科学提供这样的答案：什么样的因素（包括时空情境）、加上什么样的机制、经历了大致的什么样的过程导致了一个特定的社会事实。如此一来，尽管他们可能有一定的价值，以下几类东西都不是好的社会科学：
n 空洞的呼吁不是好的社会科学；
n 没有理论依据的预测不是社会科学；
n 没有理论依据的批评不是社会科学；
n 仅仅是陈述历史不是好的社会科学，甚至“以史为鉴”也不是好的社会科学；
n 罗列事实／因素不是好的社会科学；
n 没有好的理论和实证依据的政策建议不是好的社会科学；
n 纯粹的意识形态不是好的社会科学。
领导人肯定会问：那我们怎么知道社会科学家说的一定就对呢？
首先，没有人能够说自己的理解就一定是对的。因此，领导人不能认为，只要社会科学不能为紧迫的实际问题提供立刻的正确解决方案就意味着社会科学是没用的。 社会科学家推崇的是“小规模的社会实验”，这其实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背后的“试点”逻辑。如此一来，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就不仅不会导致“学者尽给我们 添乱”，而且是会让我们的各级领导人士在开展社会试验的时候，有更加强大的知识基础，从而减少“拍脑袋就来”。其次，科学本身是一个不断自我修正的体系， 因此，只要我们不进行大的社会工程，而是通过试验来不断修正我们对社会事实的解释和理解，我们就将大大减少浪费，最大程度地降低灾难性结果出现的可能。
事实上，如果我们的领导人理解一些社会科学中已经基本的得到公认的知识的话，我们的某些提法和曾经犯下的错误就至少被避免。
比如，如果我们的领导人理解一点“安全困境”理论，这一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的话，我们在提出“二十年机遇期”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加深思熟虑。简单说 来，即便我们不说“二十年机遇期”，现在的霸权国和它的盟友也会对我们非常警惕。而一旦我们提出“二十年机遇期”这样的说法，现在的霸权国和它的盟友一定 会问：那你们二十年后准备干什么？因此， “二十年机遇期” 这一提法尽管对国内动员有一定的用处，但是它一定会给中国和现在的国际体系打交道的时候带来许多不必要的困扰。
又比如，如果我们的领导人对现代国家治理理论有一定的理解的话，就会明白，尽管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某个主流的意识形态，但是光有意识形态是一定治理不好国家的。治理一个国家需要意识形态、技术、以及制度的结合，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相对好的制度体系。
再比如，面对日益严峻的反腐形势，如果我们的领导人对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对腐败的研究有一定的理解的话，就会明白反腐的核心不在于1）阻止新的腐败形式的出现，因为想腐败的人士总会发现新的办法去利用现有体系的漏洞（比如，出口退税）；2）开展运动式的反腐风暴；3）用思想教育让官员不腐败；4）只知道强化上级对下级的检查和监督；5）寄太大希望于各级官员相互监督。
社会科学对腐败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反腐的核心在于1）让不该有公共权力存在的地方就不存在公共权力；2）在不得不有公共权力存在的地方让公共权力透明运行，全面接受社会的监督（比如预算一定要公开、所有开支都必须接受民众，或至少是人大代表的质询）；3）关键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应该进行利益申报和财产公开；4）让普通民众能够在媒体，以及媒体本身能够监督官员的行为，而且这些监督有强大的法律保护。只要这些必要条件不能被满足的话，至上而下的反腐永远不可能将腐败控制在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中国正在面临越来越多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有更好的中国社会科学。因此，中国的领导人必须要了解和支持好的社会科学。中国的 领导人必须理解，好的社会科学是中国国家治理的福音，而不是敌人。中国的领导人必须下决心加强对好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支持，减少对不可能是好的社会科学 的项目的支持，并且和目前许多近乎垃圾的研究项目和它们所谓的研究成果彻底决裂。
那些或是一味谩骂，或是歌功颂德，紧跟主流意识形态，道德呼吁的东西不可能贡献任何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知识。任何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知识只能来自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没有好的社会科学支撑的“中国梦”只会是一个梦，而不可能成为现实。
注：不是模仿东亚经验，而是请的 日本和德国的专家，借鉴他们的经验。包括央行独立，都是西德专家提出的建议。
1952年之后，特别是在“反右”和“文革”后，社会科学在中国基本消失，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恢复。因为这段惨痛历史，大部分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都没有受过社会科学的基本训练，对社会科学，特别是什么是好的社会科学，缺乏基本的了解。
事实上，我们现在的许多话语都凸显我们对社会科学缺乏基本的了解。比如，社会科学通常都被和“文史哲”和“法学”一起，叫做“文科”，而大部分家长和学生 认为文科都是相对比较笨的学生才学的东西。殊不知，社会科学与“文史哲”和法学有根本意义上的区别。又比如，绝大部分人甚至还都认为“哲学”指导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而不知道在很多时候，哲学不仅不能指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且还阻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再比如，政治学仍旧被放在“法学”大类之 下，而大部分领导人还认为经济学才是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最后，在许多领导人看来，社会科学不外乎或最多就是“以史为鉴”。这些误解是中国的国家治理还有很 多地方不尽如人意的一个重要原因。
简单地说，社会科学使用接近自然科学的方法，在基于系统性证据的基础上，研究所有社会事实（因此，不仅仅是历史）背后的因果关系。因此，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科学更接近自然科学，而不是历史学，更不是哲学、法理学或者是意识形态。
更具体地说，社会科学遵循下面的一个基本特性。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在确立一个真实的社会事实后，都会问一个“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问题。而对这个“为什么”的问题，社会科学的回答方式是：什么样的因素（包括时空情境）、加上什么样的机制、经历了大致的什么样的过程导致了一个特定的（发生了的或没有发生的）社会事实。只要不满足于这基本的要求的东西，都不是社会科学，至少不是好的社会科学。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社会科学的首要，甚至是唯一职责，是为制度设计和变迁准备知识基础。因此，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有相对好的治理，都必须有发达的社会科学。 西方在近现代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率先发展了社会科学，并且在很多制度设计上运用了社会科学所生产的知识：“坚船利炮”背后是一个相对好的制度体 系。而苏联崩溃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苏联一直没有真正的社会科学。因此，当戈尔巴乔夫需要改革的时候，没有可以“接盘”的制度体系，整个社会体系一触即 溃。中国初期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得益于邓小平吸收了“东亚奇迹”背后的基本制度体系，特别是市场经济，中国的社会科学也并没有能对改革开放的开启贡献太多 的知识。
30多 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中国的社会科学离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初期我 们大概只需要模仿其他东亚国家的成功经验的话，中国过去的发展已经给中国增添了许多新的问题，而这些新的问题没有可以直接供我们借鉴的解决方案。也就是 说，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只能靠中国社会科学家提供知识基础。因此，中国迫切需要更多和更好的社会科学，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需要理解和支持好 的社会科学的根本原因。
那么什么是好的社会科学呢？前面提到，社会科学提供这样的答案：什么样的因素（包括时空情境）、加上什么样的机制、经历了大致的什么样的过程导致了一个特定的社会事实。如此一来，尽管他们可能有一定的价值，以下几类东西都不是好的社会科学：
n 空洞的呼吁不是好的社会科学；
n 没有理论依据的预测不是社会科学；
n 没有理论依据的批评不是社会科学；
n 仅仅是陈述历史不是好的社会科学，甚至“以史为鉴”也不是好的社会科学；
n 罗列事实／因素不是好的社会科学；
n 没有好的理论和实证依据的政策建议不是好的社会科学；
n 纯粹的意识形态不是好的社会科学。
领导人肯定会问：那我们怎么知道社会科学家说的一定就对呢？
首先，没有人能够说自己的理解就一定是对的。因此，领导人不能认为，只要社会科学不能为紧迫的实际问题提供立刻的正确解决方案就意味着社会科学是没用的。 社会科学家推崇的是“小规模的社会实验”，这其实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背后的“试点”逻辑。如此一来，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就不仅不会导致“学者尽给我们 添乱”，而且是会让我们的各级领导人士在开展社会试验的时候，有更加强大的知识基础，从而减少“拍脑袋就来”。其次，科学本身是一个不断自我修正的体系， 因此，只要我们不进行大的社会工程，而是通过试验来不断修正我们对社会事实的解释和理解，我们就将大大减少浪费，最大程度地降低灾难性结果出现的可能。
事实上，如果我们的领导人理解一些社会科学中已经基本的得到公认的知识的话，我们的某些提法和曾经犯下的错误就至少被避免。
比如，如果我们的领导人理解一点“安全困境”理论，这一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的话，我们在提出“二十年机遇期”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加深思熟虑。简单说 来，即便我们不说“二十年机遇期”，现在的霸权国和它的盟友也会对我们非常警惕。而一旦我们提出“二十年机遇期”这样的说法，现在的霸权国和它的盟友一定 会问：那你们二十年后准备干什么？因此， “二十年机遇期” 这一提法尽管对国内动员有一定的用处，但是它一定会给中国和现在的国际体系打交道的时候带来许多不必要的困扰。
又比如，如果我们的领导人对现代国家治理理论有一定的理解的话，就会明白，尽管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某个主流的意识形态，但是光有意识形态是一定治理不好国家的。治理一个国家需要意识形态、技术、以及制度的结合，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相对好的制度体系。
再比如，面对日益严峻的反腐形势，如果我们的领导人对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对腐败的研究有一定的理解的话，就会明白反腐的核心不在于1）阻止新的腐败形式的出现，因为想腐败的人士总会发现新的办法去利用现有体系的漏洞（比如，出口退税）；2）开展运动式的反腐风暴；3）用思想教育让官员不腐败；4）只知道强化上级对下级的检查和监督；5）寄太大希望于各级官员相互监督。
社会科学对腐败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反腐的核心在于1）让不该有公共权力存在的地方就不存在公共权力；2）在不得不有公共权力存在的地方让公共权力透明运行，全面接受社会的监督（比如预算一定要公开、所有开支都必须接受民众，或至少是人大代表的质询）；3）关键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应该进行利益申报和财产公开；4）让普通民众能够在媒体，以及媒体本身能够监督官员的行为，而且这些监督有强大的法律保护。只要这些必要条件不能被满足的话，至上而下的反腐永远不可能将腐败控制在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中国正在面临越来越多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有更好的中国社会科学。因此，中国的领导人必须要了解和支持好的社会科学。中国的 领导人必须理解，好的社会科学是中国国家治理的福音，而不是敌人。中国的领导人必须下决心加强对好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支持，减少对不可能是好的社会科学 的项目的支持，并且和目前许多近乎垃圾的研究项目和它们所谓的研究成果彻底决裂。
那些或是一味谩骂，或是歌功颂德，紧跟主流意识形态，道德呼吁的东西不可能贡献任何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知识。任何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知识只能来自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没有好的社会科学支撑的“中国梦”只会是一个梦，而不可能成为现实。
注：不是模仿东亚经验，而是请的 日本和德国的专家，借鉴他们的经验。包括央行独立，都是西德专家提出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