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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根本看不清时代的洪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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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纪念马克斯·韦伯（1864-1920）诞辰150周年
一、 知天命
“我们每获得一个胜利，距离和平也就远了一步。”1915年10月1日，马克斯·韦伯在被德军占领的布鲁塞尔写下了这句话（《韦伯传》，第413页）。此时，一战进入第二年，前方频频传来捷报：在东线，俄国人损失170多万人，被德军逐出了立陶宛、波兰、西加里西亚和匈牙利，被迫退到里加湾到德涅斯特河一线。即便尼古拉二世御驾亲征，也改变不了俄军的命运；在西线，德军在人数劣势的情况下，抵挡住了协约国在香巴尼和阿杜瓦的两轮攻势，并开始着手反攻；土耳其击败了英法联军，坚守住了达达尼尔海峡；保加利亚战胜了塞尔维亚，站到同盟国一边；唯一的坏消息是，意大利退出三国同盟，掉转枪口向奥匈帝国宣战。不过不少人感觉，战争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就在此时，韦伯辞去了预备役部队医院督察官职务，再次遁入书斋，开始了宗教社会学的研究。
这一年，韦伯51岁，刚刚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一如既往，此时的他每天早上要一丝不苟地梳理好头发和胡子。虽然最近长年的神经官能症有所好转，但还是给他的外貌留下了些许痕迹。每次面对镜子，他总是锁紧眉头。两眉之间形成了两条深深的皱纹，好像大地上被犁新翻出的沟壑。失眠、过量阅读和写作，使得他的双眼下垂着两层眼袋。韦伯特别厌恶拍摄侧面像，因为那会使他的鼻子格外突出。络腮胡虽然与他的年龄相符，其实却是为了掩盖年轻时的放浪生涯。在他右侧的脸颊上，有一道三寸长的疤痕。那是读大学时击剑留下的“纪念”。此刻，韦伯并不知道，命运只给他留下了五年时间。
韦伯自己也不知道，应当用什么身份来形容自己。其实，那些令人眩晕的头衔——“现代社会学奠基人”、“政治经济学家”、“宗教社会学大师”——都是他死后很久之后才获得的。1915年的他，什么身份都没有，是个无业的中年人。
韦伯几乎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同龄人。他6岁时经历了普法战争的胜利，次年（1871）帝国在凡尔赛镜厅成立。韦伯的前半生几乎和崛起中的帝国一样辉煌：25岁获得博士学位，三年后通过教师资格考试（Habilitation）。1894年，刚刚而立之年的韦伯受聘弗莱堡大学出任教职。和他同龄的绝大多数人，此时还在为生计而苦苦挣扎。三年后，当他接替克尼斯的教席出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时，在旁人眼中，俨然是半人半神的角色。但是这份工作，韦伯实际只干了一年。由于患上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虽然大学给了他三年的带薪假期，并一再挽留，但韦伯还是最终在1900年辞去了教职。优越的家境，使得他不需要为生计担忧。虽然膝下无子，但夫人玛丽安娜知书达理，不遗余力支持他的决定。他夫人回忆到：“……他再次表达了让他最感痛苦不堪的是什么东西。始终是同一件事情，即‘尸位素餐’所造成的心理压力：领着薪水，然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可能有所作为。同时他还感到，我们所有人都认为，只有有职业的人（Berufsmensch）才算是完整的人。”
按照今日对学者的要求，韦伯大概是不合格的。到五十岁时，他只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后来成为经典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也没有出版过任何专著。或许对韦伯而言，六年的教授生活并非命中的天职，仅仅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其实，和同时代的德国学者，几乎没有人声名超出韦伯。这并非因为他们的懒惰或平庸，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重估一切价值”之后的时代，一个思潮林立、主义盛行、湍流奔腾，难以沉淀的时代。韦伯曾说：“我们这一代人注定看不到我们现在进行的斗争能否取得成果，看不到我们的后代能否认我们是他们的先辈。”哲学家泡尔森（Friedrich Paulsen）这样描绘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思想状况（《德意志史》，第196页）：
知识界的无政府主义是主体对于在学校、教会、社会和国家里长期以来不得不俯首帖耳聆听的教会和训斥的反作用。长期的约束管教所引起的效果是：我们通过长期的训练和许多次的考试，通过公众舆论和私人训斥，通过总有那些翻来复去、永无休止的长篇大论的爱国节日，通过威胁和利诱等手段才练会的正确思想：对一切事物的——对历史的和政治的、对宗教的和道德的、对文学的和语言的——正确思想，最后使得我们感到这样的枯燥乏味、无聊愚蠢和难以忍受，使我们把一切都撕下扔掉，扔掉那些正确的见解和古老的真理，扔掉那些传统的伟人和用旧了的圣物，最后把逻辑和道德也一扔了事，于是我们把整个身心都沉醉在奇谈怪论的欢宴之中，庆贺那把一切价值都重估的盛大节日。
韦伯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价值碎片化的时代。后来在晚年的演讲中，他将之称为“价值的多神论”——“各个领域、各种价值的主宰神相互争斗。”再也没有一个人、机构或神明，可以来统一支离破碎的价值领域，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多神才是日常生活的现实”。对个人而言，他/她不得不自己做出选择，“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学术与政治》，第179页）。在这样一个价值如流沙的时代，但凡有所深思的人，都会感到自己如浮萍一般。随波逐流不容易的，做出选择更为艰难。1915年的深秋，韦伯就面临这样一个重要的选择。
二、 爱国者
韦伯虽然饱读诗书，却丝毫没有知识分子的那种踌躇。他思考起来瞻前顾后，行动起来却异常地果决。一年前的初夏（1914年6月底），当萨拉热窝刺杀案的消息传来，韦伯全家还沉浸在闲散和古典梦幻之中。舒适的生活让韦伯感到若有所失。有亲戚说：“要是有一股巨浪掀起，将他卷入生活的洪流之中，那该有多好啊！”（《传》，第398页）
50岁的韦伯已经超过了服役的年龄，再加上患有疾病，本可以免除一切兵役。但大战当前，他为自己无法上前线而难过，他甚至无法接受自己无所事事、袖手旁观。韦伯是一个爱国者。战争爆发后，他立即去卫戍部队司令部报到，并被任命为预备役部队医院管理委员会的纪律督察官。但韦伯很快意识到，虽然国人热情高涨，但似乎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韦伯接手时，战地医院的供货合同是二十年前拟就的，现今已经根本不再适用。而十几天内有好几家大型部队医院必须建立起来。他每天工作13个小时。涉及伤兵护理的器具和物品有上千种，他不得不分别去找供货商，甚至要购买大到整套厨房设备、小到锅碗瓢盆的东西。在整日忙乱中，他的直截了当有时让人感觉有些失礼。卡尔斯鲁尔军需处来函询问，为何一个部队医院需要一部电话。韦伯将来函寄回，附上了这样的批注：“原件寄回。正常人都知道为什么那里需要一部电话，对不正常人我则无法解释。”此后不久，内廷总监打电话来询问伤员情况，并讨论大公爵夫人前往探望的可能性。韦伯简单地说了句，我没有时间，就挂断了电话。
开战后不久（1914年8月28日），韦伯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这场战争都是伟大而神奇的”。在这场“伟大而神奇的”战争中，韦伯不得不亲自处理各种各样鸡毛蒜皮的事情：医学权威们插手彼此负责的事情，或者独自做出了某种安排；监察员对护士“举止失礼”；主任医师的情妇冒犯了别人；护士对粗野的家伙出言不逊；鸡蛋和葡萄酒被盗；某个女厨用炖汤锅洗了头！这些鸡毛蒜皮，是韦伯直接观察和亲身参与科层制的难得机会。他写下了大段优化医院管理的笔记。若干年后，这些都将以理论的形式出现在巨著《经济与社会》中。
他在医院中看到，那些非专业的护士，大多是典型的年轻德国姑娘。她们虽然大都“怀有非常真挚的激情，多愁善感，不自觉地追求有轰动效应的东西”（《传》，第419页）。但韦伯认为她们的激情无法持久，也缺乏讲求实际的作风，因此很快就被日复一日的繁琐工作所压垮。韦伯是爱国者，但并没有被几场战役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从战争一开始，就将这次战争视为一场防御性的战争，应当尽早结束。在他看来，任何想要长期占领他国领土的想法，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开战不到一年，韦伯家就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914年8月，韦伯最小妹妹莉莉的丈夫赫尔曼·舍费尔（艺术家）死在东线坦能堡（Tannenberg）战役中，留下年轻的遗孀和四个未成年的孩子。莉莉在战后自杀，孩子被韦伯夫妇收养。次年，好友犹太哲学家埃米尔·拉斯克和弟弟卡尔·韦伯（建筑师）战死疆场。
韦伯似乎感到了某种召唤。在沉默了十八年之后，韦伯重新登上了“讲坛”。这个讲坛是在讲授临床医学的半圆形阶梯教室举行的——韦伯给伤残军人开设了两场讲座，主题是关于货币的本质以及俄国与德国的土地政策。韦伯依然说：“只要德国能够永存，即使我一去不复还也在所不辞。”（《传》，第406页）
然而1914年底，韦伯做出了那个重要的决定。他提交了辞呈，并很快获准离职。在履行了义务之后，他又成了无业的中年人。
三、 耶利米
韦伯想在世界大战中做一名隐士。宗教社会学研究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05年）一文的继续。虽然表面上的议题是关于万里之外中国，但内底的问题却是欧洲现代性的自我理解。韦伯始终认为，没有其他文明的比较与对照，所谓理解自我均是虚妄的。这个时代最缺少就是自知。从1915年9月起，《诸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系列论文开始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上连载。马克沁机枪、克虏伯超级大炮、毒气和“水柜”（坦克）陆续在西线粉墨登场，在文明的哀嚎和恸哭中，韦伯要追问，究竟为什么会这样。
韦伯很快就不得不放弃了“隐修”生活。报纸上传来的消息与国内的论争，让韦伯无法继续保持沉默。1915年5月7日，德国海军潜艇U-20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在爱尔兰东北部海域击沉了卢西塔尼亚号邮轮（RMS Lusitania）。该船在18分钟内沉没，1198人死亡，其中有128名美国公民。韦伯对此事的评论（1916年2月7日）是：“上帝要谁灭亡，必先使其疯狂（eum deus perdere vult, quem dementat）。”（《传》，第431页）3月，韦伯与弗里克斯·索莫瑞（Felix Somary）一起起草了一个反对扩大潜艇战的声明，并公之于众。但是，韦伯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和平主义者，他曾说战争是多种斗争形式之一，但也许并不是最为卑鄙的一种。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德意志第二帝国那样，在战争中对战争的目标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分歧。海军元帅提尔皮茨（von Tirpitz）提出要升级潜艇战，而且要进行无限制潜艇战。韦伯对此忧心忡忡。他担心这样下去，和美国的战争将不可避免。在他看来，军人不应该只知道开战，而应当知道如何结束他开始的战争。被泛德意志运动（Alldeutsche Bewegung）驱动的民众、军人和政客已经头脑发热，提出了不切实际政治与军事目标，甚至埋下了毁灭自身的种子。韦伯年轻时加入过泛德意志联盟，但很快就退出了。韦伯并非典型的书斋学者。他曾经长时间在帝国的东部进行考察，写下了长达900页的《德国易北河地区农业工人状况调查》（1893）。他也曾在外祖父的纺织厂中，调查了纺织女工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在他看来，那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提出的口号，根本没有顾忌国家的现实和国民的生存状况。口号的背后其实就是赤裸裸的“雪耻”两字——一些人是在用肾上腺思考，另一些人则在用荷尔蒙代替批判。
韦伯在矛盾中思考着。他看到老一辈的学者，如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在大学教室里贩卖着自己的廉价政治主张。这些“讲坛社会主义者”从不说明自己主张的依据，也从不考虑行动可能造成的结果。“‘以科学的名义’兜售关于世界观问题的权威性的课堂裁定，这可真是史无前例的状况。”（《社会科学方法论》第113页）因此韦伯提出了“价值判断阙如”（Werturteilsfreiheit）原则——学者不应当在学术研究以及大学的授课中，放入个人的政治主张和价值判断。但是，作为公民，韦伯却判若两人。他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给报刊撰写评论文章，针砭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并评估其风险。
韦伯开始面对公众写作。他向《法兰克福报》供稿，并写下了《关于潜艇战升级的备忘录》。他看到，与美国关系破裂已经迫在眉睫。而国内各种关于实际问题的讨论，“总是被当作‘荣辱问题’（point d’honeur）来对待，总是拉扯上‘屈辱’及其类似的问题，这样一来便无路可退了。这一切都让人毛骨悚然……”（《传》，第432页）这种屈辱感几乎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胎记。在韦伯出生之前，欧洲大陆上讲德语的人还没有统一的民族国家。大大小小的邦国犬牙交错地交织在一起，却无法团级起来抗衡大陆上的其他国家。当时的德意志还是二流民族。每逢大战，德意志就是一片任人通行、践踏的菜地。从1864到1870年，铁血宰相俾斯麦，通过三场战争（1864年普丹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年普法战争），干脆利索地统一了德意志。当普鲁士军队凯旋，从柏林勃兰登堡门下通过时，全体德国人仿佛一夜之间从欧陆的贱民变为了统治民族（Herrenvolk）。然而，这并没有扫去德国人的屈辱和自卑。法国有优雅的宫廷文化、英国有最优秀的技工和科学家，意大利有历史悠久的古都和绚烂的歌剧艺术。德国是个“大杂烩”：帝制、联邦、代议制、议会、政党、专制、军事政府、警察国家、官僚、殖民……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普鲁士的军队。德国人急需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来洗刷屈辱，来扬眉吐气。他们在四处寻找敌人，其实是在和“自己”作战。
在国内，俾斯麦虽然已经死去好几年，但他的幽灵却一直没有散去。在他治下，德意志第二帝国成了名副其实的“跛足巨人”。一方面，德国的经济与工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腾飞：1890年，德国的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德国成功转型为工业国家；到一战前，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全面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从1871年到1901年，大学生数量翻翻；铁路总里程几乎增长了四倍。但另一方面，在文化与政治上，德国却裹足不前。所谓“自上而下的革命”（Revolution von oben）只不过是容克阶层延续其家长式统治的另一种说法。工会被俾斯麦称为“帝国的敌人”。《社会党人法》（Sozialistengesetz, 1878年）关上了劳工阶层与帝国统治者之间对话协商的最后大门。“现实政治”（Realpolitik）则变成了一面万用的挡箭牌。国际社会的任何批评，都可以用“德意志是特殊的”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来加以辩护。按照大多数德国人的理解，在国际上没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言，对德国的指摘多半是国外势力处心积虑的阴谋。在他们眼中，没有欧洲，亦没有世界，只有德国。德皇威廉二世继位后，正当壮年的他急于要在世界舞台上证明自己作为君主和统帅的价值。不过，韦伯对他却从来没有过好感：“德国皇帝有的只是虚荣和满足于权力的假象。……霍亨索伦王朝只知道操练军士型的权力：发布命令、听从指挥、立正和吹牛皮。”（《传》，第308页）爱国并不需要忠君。
在城市里，各社会阶层之间缺乏必要的理解与沟通，几乎不可能就任何问题达成任何共识。在帝国议会里，保守党、天主教中央党和自由派从没有准备彼此倾听，更不要说进行妥协。他们只是在国会大厦里轮番登台表演。韦伯说：“我们好像被一群疯子统治着。”（《传》，第432页）作为爱国者，韦伯从不吝啬批评自己的祖国，或任何意义上的“国家”。他在大战的隆隆炮声中写道（《社会科学方法论》，第148-9页）：
……它[韦伯所主张的立场]也否认国家有任何独特的价值，而是把国家看作是实现全然不同的其他价值的一个纯粹技术性的辅助手段，国家只能从这些其他价值来获得自己的尊严，因而也只有当它不试图放弃自己的这一行为使命的时候才能保有这一尊严。
在他看来，只有个人才真正具有行动的意志、意图和价值。要讨论任何社会团体和机构的“行动”，例如公司、军队、民族，乃至国家，都只不过在谈论社会行动的过程。这被后世的学者总结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对行动者要进行有解释性的理解（erklärendes Verstehen）问题。韦伯的理解社会学首先要对国家进行祛魅（Entzauberung）。
1916年秋的韦伯几乎“骨瘦如柴”。他一边在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一边在修改《经济与社会》的部分章节，同时还要撰写大量的政论文章。他觉得自己是《圣经》中的先知耶利米，肩负这一种可怕的命运——“在街市上当众说出预言，而且总是反对自己同胞的统治者，反对国王和国王家族”。夫人玛丽安娜这样描述这个“德意志的耶利米”（《传》，第458-9页）：
耶利米在孤独中苦苦思索着自己预感到的东西，在宣布了他的预言之后，这个让人感到恐惧和颤栗的人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他不为大众理解，被他们憎恨。他陷入内心孤独的悲怆之中。他没有成群结队、如痴如醉的拥趸追随，只有单个或几个门徒与他分享他孤独的迷狂以及同样孤独的痛苦……
韦伯的预言在几年前就已经发出：德国好像坐在“一列奔向无底深渊的快车上，不确知下一个转辙处轨道是否已经转好了。”他似乎已经洞见了悲剧的结局。
四、 维也纳
每当韦伯对祖国感到失望的时候，学术就好像一片可以暂时躲避的世外桃源。1917年春，他的一篇文章导致《法兰克福报》遭军事当局审查。此时，美军已经在欧洲登陆。韦伯反到全心投入宗教社会学中，研究起了中国、印度宗教和古犹太教。雅斯贝斯这样评价韦伯：“只要这个马克斯·韦伯一天不把精力用在他自己的自我客观化上，而是把它浪费在政治事务上，这一天就令人遗憾。”（《传》，第441页）但是很长时间以来，韦伯都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更需要那种“那种正在从事实际活动的感觉”。
韦伯是一个有“卡里斯玛”（Charisma，即超凡魅力）的人。他在大学的课程最多时吸引了600多个学生来听课。他在公共场合的演讲，有年轻听众击节叫好，有老者垂泪赞叹。但是，他非常谨慎、克制地使用这种能力。因为他深知虚荣可能造成的煽动与无法预计的破坏力，他甚至将之称为“一切献身的死敌”。在韦伯看来，煽动家和政治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1917年秋，维也纳大学向韦伯抛出了橄榄枝，希望他能够前往担任教职。韦伯犹豫了。让他犹豫的并不是是否应当去维也纳，而是是否要重拾教职。命运仿佛在戏弄他。他一方面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也对学术界的状况失望透顶。随后在慕尼黑大学的著名讲演“以学术为业”中，他道出了些许忧虑（《学术与政治》，第165页）：
在学术圈内，当一个人把他应该献身是志业，当作是一项表演事业，并以经理人身份自居；当他出现在舞台上，竭力以“个人体验”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当他自问：我如何证明我不只是“专家”而已，我又如何在形式与内容上发前人未发之言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把他当作是一个有“人格”的人。今天，这种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它始终给人一种卑劣的印象，并降低当事人的人格。反之，惟有那发自内心对学问的献身，才能把学者提升到他所献身的志业的高贵与尊严。
韦伯最终还是决定去维也纳试一试。另一个重要的理由可能是，德国的配给制已经难以填饱韦伯这个老饕的肚子了。韦伯年轻时，曾在帝国西部斯特拉斯堡（今属法国）服兵役。他的体操项目糟糕透顶。一个来自柏林的军这样形容他：“这简直就像上万升的普朔尔（Pschorr）啤酒在单杠上晃悠”。韦伯一直被家里的兄弟姐妹称作“胖子”，按照他夫人的回忆，韦伯在婚后的体重接近100公斤。有一次，他甚至和朋友打赌说，如果体重不到100公斤，每少一磅就受罚一杯啤酒。在饮下好几杯啤酒之后，韦伯当晚阔步跟在马车后面走回了家。如今只有在维也纳，韦伯才能在大学对面的咖啡馆里吃到两个鸡蛋，这在德国已经难以想象了。他每天都要服用的安眠药也出现了短缺，雪茄烟成了要通过“关系”才能搞到的珍奇之物，维也纳大学开始拖欠他的薪水……战争已然从前线降临到了大后方。1918年初，德军虽然还在他国领土上作战，但却进入了明显的守势。韦伯在给母亲海伦娜的信中写道：“每天早上我们都要重新想到战事‘仍在’进行，而这往往难以忍受，心里堵着，什么也说不出来。”（《传》，第471页）
五、 政治人
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没有料到，战争会以这种方式结束。1918年初，柏林的各种党派和势力已经开始同室操戈。韦伯将此时帝国的首都称为“政治疯人院”。[1]基尔港水兵哗变，柏林、慕尼黑相继发生革命/暴动，罢工此起彼伏。大街上，年轻人强行撕掉从前线归来军官的肩章……耶利米一语成谶。“空谈家、无理取闹的人得宠，仇恨当道。”（《传》，第479页）
短暂的暴动，让韦伯看到了政治的残暴。他看到，那些暴动领导人多半信奉“心志伦理”（Gesinnungsethik）——一旦确定某种主义或意念，即要不择手段地达成目的，但丝毫不顾及可能造成的罪恶结果。与之相对的是“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在韦伯看来，真正的志业政治家应当恪守责任伦理——他所做出政治决定，将会引起可预见与不可预见的后果，其责任必须由他承担。不幸的是，一战终结时的帝国，这样的政治家已经寥寥无几。
战争结束后，韦伯本有可能步入政坛。1918年12月初，他获得德国民主党法兰克福选区国会议员候选人。但是一周之后人们发现，另一次会议强奸了民意，将韦伯放在了候选人名单后面。和那些玩弄权术的人相比，韦伯还是太单纯、太幼稚了。最终韦伯在《法兰克福报》上报表声明，放弃了候选人资格。
1919年春，韦伯以专家身份参加了德国赴凡尔赛和会的代表团。他本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为德国争取较好的赔偿条件。但后来他发现，在代表团中几乎没有用武之地。韦伯主张，德皇威廉二世、德军总参谋长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应当主动向协约国自首，以拯救民族的名誉和未来。他写了一封信给鲁登道夫，但遭到鲁登道夫的断然拒绝。随后韦伯托人安排了与鲁登道夫的会面，两人争辩数小时之久。在谈及国家荣誉和民族利益时，鲁登道夫答复说：“别拿这个民族来烦我！”（《传》，第504页）
鲁登道夫曾经亲自将基尔港水兵哗变称为德国战败的“背后一刀”。然而，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把刀的话，它也是全体德国人在过去四十年共同铸就的。韦伯曾对政治家提出了三个要求：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此时的鲁登道夫显然都不具备。韦伯在一次演讲中说：“一个人想要奉献于世，可是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愚蠢和鄙俗至极，不值得自己的奉献，只有面对这种情况而确信自己不会动摇的人，才能以政治为‘天职’。”按照这个标准，在德国政客遍地，却鲜有政治家。
战后不久，一切都还没有尘埃落定。在学生中间开始流传斯宾格勒（Ostwald Spengler）《西方的没落》一书。韦伯始终将斯宾格勒当作一个有才华的“外行”，后者对历史材料的使用多半是削足适履。于是，好事的学生安排他俩同堂论辩。斯宾格勒的基本观点被逐一解构。再此后的另一次碰面中，斯宾格勒向韦伯承认，他自己仅仅是个“诗人”。但是，韦伯却一再回避回答在场学生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如果说，两人有什么根本差异的话，那可能在于：斯宾格勒仅仅对20世纪欧洲文明的统治地位表达出了担忧，而韦伯则对人类持有一种大悲观的看法。韦伯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演讲（1894年，三十岁时）中，曾经引用《神曲》中地狱之门门楣上的铭文说道：“就和平和人类幸福的梦想而言，在通向人类历史那未知将来的门楣上写着：‘入此门者，当放弃一切希望（lasciate ogni speranza）！’”（《传》，第172页）就此而言，一战仅是一段序曲。
一、 知天命
“我们每获得一个胜利，距离和平也就远了一步。”1915年10月1日，马克斯·韦伯在被德军占领的布鲁塞尔写下了这句话（《韦伯传》，第413页）。此时，一战进入第二年，前方频频传来捷报：在东线，俄国人损失170多万人，被德军逐出了立陶宛、波兰、西加里西亚和匈牙利，被迫退到里加湾到德涅斯特河一线。即便尼古拉二世御驾亲征，也改变不了俄军的命运；在西线，德军在人数劣势的情况下，抵挡住了协约国在香巴尼和阿杜瓦的两轮攻势，并开始着手反攻；土耳其击败了英法联军，坚守住了达达尼尔海峡；保加利亚战胜了塞尔维亚，站到同盟国一边；唯一的坏消息是，意大利退出三国同盟，掉转枪口向奥匈帝国宣战。不过不少人感觉，战争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就在此时，韦伯辞去了预备役部队医院督察官职务，再次遁入书斋，开始了宗教社会学的研究。
这一年，韦伯51岁，刚刚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一如既往，此时的他每天早上要一丝不苟地梳理好头发和胡子。虽然最近长年的神经官能症有所好转，但还是给他的外貌留下了些许痕迹。每次面对镜子，他总是锁紧眉头。两眉之间形成了两条深深的皱纹，好像大地上被犁新翻出的沟壑。失眠、过量阅读和写作，使得他的双眼下垂着两层眼袋。韦伯特别厌恶拍摄侧面像，因为那会使他的鼻子格外突出。络腮胡虽然与他的年龄相符，其实却是为了掩盖年轻时的放浪生涯。在他右侧的脸颊上，有一道三寸长的疤痕。那是读大学时击剑留下的“纪念”。此刻，韦伯并不知道，命运只给他留下了五年时间。
韦伯自己也不知道，应当用什么身份来形容自己。其实，那些令人眩晕的头衔——“现代社会学奠基人”、“政治经济学家”、“宗教社会学大师”——都是他死后很久之后才获得的。1915年的他，什么身份都没有，是个无业的中年人。
韦伯几乎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同龄人。他6岁时经历了普法战争的胜利，次年（1871）帝国在凡尔赛镜厅成立。韦伯的前半生几乎和崛起中的帝国一样辉煌：25岁获得博士学位，三年后通过教师资格考试（Habilitation）。1894年，刚刚而立之年的韦伯受聘弗莱堡大学出任教职。和他同龄的绝大多数人，此时还在为生计而苦苦挣扎。三年后，当他接替克尼斯的教席出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时，在旁人眼中，俨然是半人半神的角色。但是这份工作，韦伯实际只干了一年。由于患上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虽然大学给了他三年的带薪假期，并一再挽留，但韦伯还是最终在1900年辞去了教职。优越的家境，使得他不需要为生计担忧。虽然膝下无子，但夫人玛丽安娜知书达理，不遗余力支持他的决定。他夫人回忆到：“……他再次表达了让他最感痛苦不堪的是什么东西。始终是同一件事情，即‘尸位素餐’所造成的心理压力：领着薪水，然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可能有所作为。同时他还感到，我们所有人都认为，只有有职业的人（Berufsmensch）才算是完整的人。”
按照今日对学者的要求，韦伯大概是不合格的。到五十岁时，他只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后来成为经典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也没有出版过任何专著。或许对韦伯而言，六年的教授生活并非命中的天职，仅仅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其实，和同时代的德国学者，几乎没有人声名超出韦伯。这并非因为他们的懒惰或平庸，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重估一切价值”之后的时代，一个思潮林立、主义盛行、湍流奔腾，难以沉淀的时代。韦伯曾说：“我们这一代人注定看不到我们现在进行的斗争能否取得成果，看不到我们的后代能否认我们是他们的先辈。”哲学家泡尔森（Friedrich Paulsen）这样描绘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思想状况（《德意志史》，第196页）：
知识界的无政府主义是主体对于在学校、教会、社会和国家里长期以来不得不俯首帖耳聆听的教会和训斥的反作用。长期的约束管教所引起的效果是：我们通过长期的训练和许多次的考试，通过公众舆论和私人训斥，通过总有那些翻来复去、永无休止的长篇大论的爱国节日，通过威胁和利诱等手段才练会的正确思想：对一切事物的——对历史的和政治的、对宗教的和道德的、对文学的和语言的——正确思想，最后使得我们感到这样的枯燥乏味、无聊愚蠢和难以忍受，使我们把一切都撕下扔掉，扔掉那些正确的见解和古老的真理，扔掉那些传统的伟人和用旧了的圣物，最后把逻辑和道德也一扔了事，于是我们把整个身心都沉醉在奇谈怪论的欢宴之中，庆贺那把一切价值都重估的盛大节日。
韦伯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价值碎片化的时代。后来在晚年的演讲中，他将之称为“价值的多神论”——“各个领域、各种价值的主宰神相互争斗。”再也没有一个人、机构或神明，可以来统一支离破碎的价值领域，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多神才是日常生活的现实”。对个人而言，他/她不得不自己做出选择，“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学术与政治》，第179页）。在这样一个价值如流沙的时代，但凡有所深思的人，都会感到自己如浮萍一般。随波逐流不容易的，做出选择更为艰难。1915年的深秋，韦伯就面临这样一个重要的选择。
二、 爱国者
韦伯虽然饱读诗书，却丝毫没有知识分子的那种踌躇。他思考起来瞻前顾后，行动起来却异常地果决。一年前的初夏（1914年6月底），当萨拉热窝刺杀案的消息传来，韦伯全家还沉浸在闲散和古典梦幻之中。舒适的生活让韦伯感到若有所失。有亲戚说：“要是有一股巨浪掀起，将他卷入生活的洪流之中，那该有多好啊！”（《传》，第398页）
50岁的韦伯已经超过了服役的年龄，再加上患有疾病，本可以免除一切兵役。但大战当前，他为自己无法上前线而难过，他甚至无法接受自己无所事事、袖手旁观。韦伯是一个爱国者。战争爆发后，他立即去卫戍部队司令部报到，并被任命为预备役部队医院管理委员会的纪律督察官。但韦伯很快意识到，虽然国人热情高涨，但似乎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韦伯接手时，战地医院的供货合同是二十年前拟就的，现今已经根本不再适用。而十几天内有好几家大型部队医院必须建立起来。他每天工作13个小时。涉及伤兵护理的器具和物品有上千种，他不得不分别去找供货商，甚至要购买大到整套厨房设备、小到锅碗瓢盆的东西。在整日忙乱中，他的直截了当有时让人感觉有些失礼。卡尔斯鲁尔军需处来函询问，为何一个部队医院需要一部电话。韦伯将来函寄回，附上了这样的批注：“原件寄回。正常人都知道为什么那里需要一部电话，对不正常人我则无法解释。”此后不久，内廷总监打电话来询问伤员情况，并讨论大公爵夫人前往探望的可能性。韦伯简单地说了句，我没有时间，就挂断了电话。
开战后不久（1914年8月28日），韦伯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这场战争都是伟大而神奇的”。在这场“伟大而神奇的”战争中，韦伯不得不亲自处理各种各样鸡毛蒜皮的事情：医学权威们插手彼此负责的事情，或者独自做出了某种安排；监察员对护士“举止失礼”；主任医师的情妇冒犯了别人；护士对粗野的家伙出言不逊；鸡蛋和葡萄酒被盗；某个女厨用炖汤锅洗了头！这些鸡毛蒜皮，是韦伯直接观察和亲身参与科层制的难得机会。他写下了大段优化医院管理的笔记。若干年后，这些都将以理论的形式出现在巨著《经济与社会》中。
他在医院中看到，那些非专业的护士，大多是典型的年轻德国姑娘。她们虽然大都“怀有非常真挚的激情，多愁善感，不自觉地追求有轰动效应的东西”（《传》，第419页）。但韦伯认为她们的激情无法持久，也缺乏讲求实际的作风，因此很快就被日复一日的繁琐工作所压垮。韦伯是爱国者，但并没有被几场战役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从战争一开始，就将这次战争视为一场防御性的战争，应当尽早结束。在他看来，任何想要长期占领他国领土的想法，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开战不到一年，韦伯家就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914年8月，韦伯最小妹妹莉莉的丈夫赫尔曼·舍费尔（艺术家）死在东线坦能堡（Tannenberg）战役中，留下年轻的遗孀和四个未成年的孩子。莉莉在战后自杀，孩子被韦伯夫妇收养。次年，好友犹太哲学家埃米尔·拉斯克和弟弟卡尔·韦伯（建筑师）战死疆场。
韦伯似乎感到了某种召唤。在沉默了十八年之后，韦伯重新登上了“讲坛”。这个讲坛是在讲授临床医学的半圆形阶梯教室举行的——韦伯给伤残军人开设了两场讲座，主题是关于货币的本质以及俄国与德国的土地政策。韦伯依然说：“只要德国能够永存，即使我一去不复还也在所不辞。”（《传》，第406页）
然而1914年底，韦伯做出了那个重要的决定。他提交了辞呈，并很快获准离职。在履行了义务之后，他又成了无业的中年人。
三、 耶利米
韦伯想在世界大战中做一名隐士。宗教社会学研究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05年）一文的继续。虽然表面上的议题是关于万里之外中国，但内底的问题却是欧洲现代性的自我理解。韦伯始终认为，没有其他文明的比较与对照，所谓理解自我均是虚妄的。这个时代最缺少就是自知。从1915年9月起，《诸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系列论文开始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上连载。马克沁机枪、克虏伯超级大炮、毒气和“水柜”（坦克）陆续在西线粉墨登场，在文明的哀嚎和恸哭中，韦伯要追问，究竟为什么会这样。
韦伯很快就不得不放弃了“隐修”生活。报纸上传来的消息与国内的论争，让韦伯无法继续保持沉默。1915年5月7日，德国海军潜艇U-20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在爱尔兰东北部海域击沉了卢西塔尼亚号邮轮（RMS Lusitania）。该船在18分钟内沉没，1198人死亡，其中有128名美国公民。韦伯对此事的评论（1916年2月7日）是：“上帝要谁灭亡，必先使其疯狂（eum deus perdere vult, quem dementat）。”（《传》，第431页）3月，韦伯与弗里克斯·索莫瑞（Felix Somary）一起起草了一个反对扩大潜艇战的声明，并公之于众。但是，韦伯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和平主义者，他曾说战争是多种斗争形式之一，但也许并不是最为卑鄙的一种。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德意志第二帝国那样，在战争中对战争的目标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分歧。海军元帅提尔皮茨（von Tirpitz）提出要升级潜艇战，而且要进行无限制潜艇战。韦伯对此忧心忡忡。他担心这样下去，和美国的战争将不可避免。在他看来，军人不应该只知道开战，而应当知道如何结束他开始的战争。被泛德意志运动（Alldeutsche Bewegung）驱动的民众、军人和政客已经头脑发热，提出了不切实际政治与军事目标，甚至埋下了毁灭自身的种子。韦伯年轻时加入过泛德意志联盟，但很快就退出了。韦伯并非典型的书斋学者。他曾经长时间在帝国的东部进行考察，写下了长达900页的《德国易北河地区农业工人状况调查》（1893）。他也曾在外祖父的纺织厂中，调查了纺织女工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在他看来，那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提出的口号，根本没有顾忌国家的现实和国民的生存状况。口号的背后其实就是赤裸裸的“雪耻”两字——一些人是在用肾上腺思考，另一些人则在用荷尔蒙代替批判。
韦伯在矛盾中思考着。他看到老一辈的学者，如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在大学教室里贩卖着自己的廉价政治主张。这些“讲坛社会主义者”从不说明自己主张的依据，也从不考虑行动可能造成的结果。“‘以科学的名义’兜售关于世界观问题的权威性的课堂裁定，这可真是史无前例的状况。”（《社会科学方法论》第113页）因此韦伯提出了“价值判断阙如”（Werturteilsfreiheit）原则——学者不应当在学术研究以及大学的授课中，放入个人的政治主张和价值判断。但是，作为公民，韦伯却判若两人。他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给报刊撰写评论文章，针砭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并评估其风险。
韦伯开始面对公众写作。他向《法兰克福报》供稿，并写下了《关于潜艇战升级的备忘录》。他看到，与美国关系破裂已经迫在眉睫。而国内各种关于实际问题的讨论，“总是被当作‘荣辱问题’（point d’honeur）来对待，总是拉扯上‘屈辱’及其类似的问题，这样一来便无路可退了。这一切都让人毛骨悚然……”（《传》，第432页）这种屈辱感几乎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胎记。在韦伯出生之前，欧洲大陆上讲德语的人还没有统一的民族国家。大大小小的邦国犬牙交错地交织在一起，却无法团级起来抗衡大陆上的其他国家。当时的德意志还是二流民族。每逢大战，德意志就是一片任人通行、践踏的菜地。从1864到1870年，铁血宰相俾斯麦，通过三场战争（1864年普丹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年普法战争），干脆利索地统一了德意志。当普鲁士军队凯旋，从柏林勃兰登堡门下通过时，全体德国人仿佛一夜之间从欧陆的贱民变为了统治民族（Herrenvolk）。然而，这并没有扫去德国人的屈辱和自卑。法国有优雅的宫廷文化、英国有最优秀的技工和科学家，意大利有历史悠久的古都和绚烂的歌剧艺术。德国是个“大杂烩”：帝制、联邦、代议制、议会、政党、专制、军事政府、警察国家、官僚、殖民……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普鲁士的军队。德国人急需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来洗刷屈辱，来扬眉吐气。他们在四处寻找敌人，其实是在和“自己”作战。
在国内，俾斯麦虽然已经死去好几年，但他的幽灵却一直没有散去。在他治下，德意志第二帝国成了名副其实的“跛足巨人”。一方面，德国的经济与工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腾飞：1890年，德国的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德国成功转型为工业国家；到一战前，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全面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从1871年到1901年，大学生数量翻翻；铁路总里程几乎增长了四倍。但另一方面，在文化与政治上，德国却裹足不前。所谓“自上而下的革命”（Revolution von oben）只不过是容克阶层延续其家长式统治的另一种说法。工会被俾斯麦称为“帝国的敌人”。《社会党人法》（Sozialistengesetz, 1878年）关上了劳工阶层与帝国统治者之间对话协商的最后大门。“现实政治”（Realpolitik）则变成了一面万用的挡箭牌。国际社会的任何批评，都可以用“德意志是特殊的”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来加以辩护。按照大多数德国人的理解，在国际上没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言，对德国的指摘多半是国外势力处心积虑的阴谋。在他们眼中，没有欧洲，亦没有世界，只有德国。德皇威廉二世继位后，正当壮年的他急于要在世界舞台上证明自己作为君主和统帅的价值。不过，韦伯对他却从来没有过好感：“德国皇帝有的只是虚荣和满足于权力的假象。……霍亨索伦王朝只知道操练军士型的权力：发布命令、听从指挥、立正和吹牛皮。”（《传》，第308页）爱国并不需要忠君。
在城市里，各社会阶层之间缺乏必要的理解与沟通，几乎不可能就任何问题达成任何共识。在帝国议会里，保守党、天主教中央党和自由派从没有准备彼此倾听，更不要说进行妥协。他们只是在国会大厦里轮番登台表演。韦伯说：“我们好像被一群疯子统治着。”（《传》，第432页）作为爱国者，韦伯从不吝啬批评自己的祖国，或任何意义上的“国家”。他在大战的隆隆炮声中写道（《社会科学方法论》，第148-9页）：
……它[韦伯所主张的立场]也否认国家有任何独特的价值，而是把国家看作是实现全然不同的其他价值的一个纯粹技术性的辅助手段，国家只能从这些其他价值来获得自己的尊严，因而也只有当它不试图放弃自己的这一行为使命的时候才能保有这一尊严。
在他看来，只有个人才真正具有行动的意志、意图和价值。要讨论任何社会团体和机构的“行动”，例如公司、军队、民族，乃至国家，都只不过在谈论社会行动的过程。这被后世的学者总结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对行动者要进行有解释性的理解（erklärendes Verstehen）问题。韦伯的理解社会学首先要对国家进行祛魅（Entzauberung）。
1916年秋的韦伯几乎“骨瘦如柴”。他一边在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一边在修改《经济与社会》的部分章节，同时还要撰写大量的政论文章。他觉得自己是《圣经》中的先知耶利米，肩负这一种可怕的命运——“在街市上当众说出预言，而且总是反对自己同胞的统治者，反对国王和国王家族”。夫人玛丽安娜这样描述这个“德意志的耶利米”（《传》，第458-9页）：
耶利米在孤独中苦苦思索着自己预感到的东西，在宣布了他的预言之后，这个让人感到恐惧和颤栗的人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他不为大众理解，被他们憎恨。他陷入内心孤独的悲怆之中。他没有成群结队、如痴如醉的拥趸追随，只有单个或几个门徒与他分享他孤独的迷狂以及同样孤独的痛苦……
韦伯的预言在几年前就已经发出：德国好像坐在“一列奔向无底深渊的快车上，不确知下一个转辙处轨道是否已经转好了。”他似乎已经洞见了悲剧的结局。
四、 维也纳
每当韦伯对祖国感到失望的时候，学术就好像一片可以暂时躲避的世外桃源。1917年春，他的一篇文章导致《法兰克福报》遭军事当局审查。此时，美军已经在欧洲登陆。韦伯反到全心投入宗教社会学中，研究起了中国、印度宗教和古犹太教。雅斯贝斯这样评价韦伯：“只要这个马克斯·韦伯一天不把精力用在他自己的自我客观化上，而是把它浪费在政治事务上，这一天就令人遗憾。”（《传》，第441页）但是很长时间以来，韦伯都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更需要那种“那种正在从事实际活动的感觉”。
韦伯是一个有“卡里斯玛”（Charisma，即超凡魅力）的人。他在大学的课程最多时吸引了600多个学生来听课。他在公共场合的演讲，有年轻听众击节叫好，有老者垂泪赞叹。但是，他非常谨慎、克制地使用这种能力。因为他深知虚荣可能造成的煽动与无法预计的破坏力，他甚至将之称为“一切献身的死敌”。在韦伯看来，煽动家和政治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1917年秋，维也纳大学向韦伯抛出了橄榄枝，希望他能够前往担任教职。韦伯犹豫了。让他犹豫的并不是是否应当去维也纳，而是是否要重拾教职。命运仿佛在戏弄他。他一方面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也对学术界的状况失望透顶。随后在慕尼黑大学的著名讲演“以学术为业”中，他道出了些许忧虑（《学术与政治》，第165页）：
在学术圈内，当一个人把他应该献身是志业，当作是一项表演事业，并以经理人身份自居；当他出现在舞台上，竭力以“个人体验”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当他自问：我如何证明我不只是“专家”而已，我又如何在形式与内容上发前人未发之言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把他当作是一个有“人格”的人。今天，这种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它始终给人一种卑劣的印象，并降低当事人的人格。反之，惟有那发自内心对学问的献身，才能把学者提升到他所献身的志业的高贵与尊严。
韦伯最终还是决定去维也纳试一试。另一个重要的理由可能是，德国的配给制已经难以填饱韦伯这个老饕的肚子了。韦伯年轻时，曾在帝国西部斯特拉斯堡（今属法国）服兵役。他的体操项目糟糕透顶。一个来自柏林的军这样形容他：“这简直就像上万升的普朔尔（Pschorr）啤酒在单杠上晃悠”。韦伯一直被家里的兄弟姐妹称作“胖子”，按照他夫人的回忆，韦伯在婚后的体重接近100公斤。有一次，他甚至和朋友打赌说，如果体重不到100公斤，每少一磅就受罚一杯啤酒。在饮下好几杯啤酒之后，韦伯当晚阔步跟在马车后面走回了家。如今只有在维也纳，韦伯才能在大学对面的咖啡馆里吃到两个鸡蛋，这在德国已经难以想象了。他每天都要服用的安眠药也出现了短缺，雪茄烟成了要通过“关系”才能搞到的珍奇之物，维也纳大学开始拖欠他的薪水……战争已然从前线降临到了大后方。1918年初，德军虽然还在他国领土上作战，但却进入了明显的守势。韦伯在给母亲海伦娜的信中写道：“每天早上我们都要重新想到战事‘仍在’进行，而这往往难以忍受，心里堵着，什么也说不出来。”（《传》，第471页）
五、 政治人
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没有料到，战争会以这种方式结束。1918年初，柏林的各种党派和势力已经开始同室操戈。韦伯将此时帝国的首都称为“政治疯人院”。[1]基尔港水兵哗变，柏林、慕尼黑相继发生革命/暴动，罢工此起彼伏。大街上，年轻人强行撕掉从前线归来军官的肩章……耶利米一语成谶。“空谈家、无理取闹的人得宠，仇恨当道。”（《传》，第479页）
短暂的暴动，让韦伯看到了政治的残暴。他看到，那些暴动领导人多半信奉“心志伦理”（Gesinnungsethik）——一旦确定某种主义或意念，即要不择手段地达成目的，但丝毫不顾及可能造成的罪恶结果。与之相对的是“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在韦伯看来，真正的志业政治家应当恪守责任伦理——他所做出政治决定，将会引起可预见与不可预见的后果，其责任必须由他承担。不幸的是，一战终结时的帝国，这样的政治家已经寥寥无几。
战争结束后，韦伯本有可能步入政坛。1918年12月初，他获得德国民主党法兰克福选区国会议员候选人。但是一周之后人们发现，另一次会议强奸了民意，将韦伯放在了候选人名单后面。和那些玩弄权术的人相比，韦伯还是太单纯、太幼稚了。最终韦伯在《法兰克福报》上报表声明，放弃了候选人资格。
1919年春，韦伯以专家身份参加了德国赴凡尔赛和会的代表团。他本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为德国争取较好的赔偿条件。但后来他发现，在代表团中几乎没有用武之地。韦伯主张，德皇威廉二世、德军总参谋长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应当主动向协约国自首，以拯救民族的名誉和未来。他写了一封信给鲁登道夫，但遭到鲁登道夫的断然拒绝。随后韦伯托人安排了与鲁登道夫的会面，两人争辩数小时之久。在谈及国家荣誉和民族利益时，鲁登道夫答复说：“别拿这个民族来烦我！”（《传》，第504页）
鲁登道夫曾经亲自将基尔港水兵哗变称为德国战败的“背后一刀”。然而，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把刀的话，它也是全体德国人在过去四十年共同铸就的。韦伯曾对政治家提出了三个要求：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此时的鲁登道夫显然都不具备。韦伯在一次演讲中说：“一个人想要奉献于世，可是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愚蠢和鄙俗至极，不值得自己的奉献，只有面对这种情况而确信自己不会动摇的人，才能以政治为‘天职’。”按照这个标准，在德国政客遍地，却鲜有政治家。
战后不久，一切都还没有尘埃落定。在学生中间开始流传斯宾格勒（Ostwald Spengler）《西方的没落》一书。韦伯始终将斯宾格勒当作一个有才华的“外行”，后者对历史材料的使用多半是削足适履。于是，好事的学生安排他俩同堂论辩。斯宾格勒的基本观点被逐一解构。再此后的另一次碰面中，斯宾格勒向韦伯承认，他自己仅仅是个“诗人”。但是，韦伯却一再回避回答在场学生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如果说，两人有什么根本差异的话，那可能在于：斯宾格勒仅仅对20世纪欧洲文明的统治地位表达出了担忧，而韦伯则对人类持有一种大悲观的看法。韦伯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演讲（1894年，三十岁时）中，曾经引用《神曲》中地狱之门门楣上的铭文说道：“就和平和人类幸福的梦想而言，在通向人类历史那未知将来的门楣上写着：‘入此门者，当放弃一切希望（lasciate ogni speranza）！’”（《传》，第172页）就此而言，一战仅是一段序曲。
参考书目：
迪特尔·拉甫著：《德意志史：从古老帝国到第二共和国》，波恩：Inter Nations，1987年。
马克斯·韦伯著：《韦伯作品集I：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马克斯·韦伯著，李秋零、田薇译：《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玛丽安妮·韦伯著、简明译：《马克斯·韦伯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原文刊《书城》201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