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听到傻货在狂喷工业化，就想抽工业化蠢驴的大嘴巴。

       有时候啊，人过得不好，都是自找的。地命海心，呵呵

        其实是想考公务员的，懂你，嘿嘿

       想当官的心，请听一听，请听一听。

        看懂了的，请抽自己耳光一百下，呵呵

       冷战不亲苏亲美，也不好整。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事实上苏联的威胁比美国还大。只能亲苏，呵呵

       真想研究，研究一下帝俄时期的经济，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出来，现在和帝俄时期很象，帝俄时期也是投资黑洞，战争和长期投资比较多，还是实行了金本位以后，俄罗斯的经济才稳定下来，崩溃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近代中国的粮食生产(单位面积产量)确实是处在下降的过程中，尤其是19世纪50年代以后更是急剧地低落。19世纪末叶以后一度有所回升，局部地区在个别年份粮食亩产量甚至超过清中叶的水平，但总的来说还有一定的差距，许多地区甚至持续衰退，因而在时空分布上呈现出发展与迟滞交替并存的局面。

       185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战争的原因粮食减产很正常。甲午战争前，同治中兴是黄金时代。

        以后由于投入减少，粮食一直是减产的。

        建国后，粮食倒是增产，投入多嘛。不过农产品剩余出口换工业品了，压低人民的生活水平。

        所以，陈云说，中国在民国一直都是进口粮食的，新中国出口粮食，可能不长远。他也是靠经验估的。

        中国经济模式没有什么稀奇的，就是出口农产品换工业品，出口纺织品、轻工产品换工业品，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

        没有社会上的人说的那么神奇。


扩展阅读：

 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气候波动  ——兼评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问题的争论

http://www.iqh.net.cn/info.asp?column_id=8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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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问题还不是一个 “统购统销”问题


       在“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前，我国仍有粮食市场，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国家要储备粮食除了向农民征粮外，还得从粮食市场收购。这时期，粮食市场并非全由官家控制的，也有私人粮商。

        建国后，城市人口快速发展，国家粮食储备一直购少销多，入不敷出。1953年春，局部地方出现霜灾，到1953年秋，农民惜售备荒不愿将粮食出售，无论是卖给国家还是私人粮商，致使国家粮食购少销多的局面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禁止粮食自由买卖，国家完全控制粮食市场，也难以从农民手中购得足够的粮食，因为农民根本不愿卖粮。正如陈云在论证实行统购统销的必要 性时所说的：“有的同志提出，去掉商人，我们可以多买一点粮食。我看去掉商人并不等于农民的粮食一定可以多卖给国家”。

        在此形势之下，显然已不是国家与私人粮商之间的争夺了，而是国家与农民之间战斗了。当时，政权采取政治权力强制推动粮食征购。

       1953年，毛泽东让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办法。中财委负责人陈云顾不得养病，急忙赶回北京。中财委开始提出8种方案，最后选定统购统销的方案。陈云 1981年回忆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 路。”（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18页。）

       1953年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当时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规定， “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销政策正式出台。中共中央和政务院还分别在 1953年11月15日、1954年9月9日做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关于棉花计划收购 的命令》，对油料、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对棉花实行统购。这样，粮、棉、油等比较重要的农产品退出了自由市场，都开始由国家垄断经营。

        “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1953年霜灾造成的国家粮食购销紧张只是直接原因，并不是政策的根本动因。因为在1953年在此之前，领导层就已酝酿实行粮食的统购。

       我国“一五”计划开始实施后，城市人口以及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逐步发展，对粮食的需求日益增大，粮食问题供应紧张。

       1952年，陈云与李富春、薄一波给中共中央的《关于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实行粮食征购的意见。报告中说 明:“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将逐年增加，政府还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只要使人民充 分了解征购意义，又能做到价格公平合理，并只购农民余粮中的一部分，则征购是可能的。目前先做准备工作，在一九五二年夏收时，采取合作社动员收购和地方政 府下令征购的方式，重点试办，以观成效。如试验成功，即于一九五二年秋后扩大征购面，逐渐在全国实行。”

        上述种种事实表明，对于粮食问题的决策者来说，实行粮食征购在当时是既定或至少是比较倾向于采用的解决粮食购销问题的方针，只不过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 1953年霜灾导致的粮食紧张，加强征收粮食确保温饱就成推行政策的绝好契机。


注：老办法嘛，低工资，低工业原料，超额利润。

1953年不提高价钱刺激农民卖粮，是担心国家预算提高和物价通胀

        正是统购统销政策要实现工业资本积累，所以1953年出现粮食危机时，并没有提高收购价格来刺激农民卖粮及种粮，而采取强制征收。在陈云关于实行粮食征购 办法必要性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对于稳定粮食市场、稳定物价的关注。1952年，陈云说“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 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这样一来，预算中的工业投资就失去了保证。能否进口粮食呢？”陈云又说：如果把外汇都用于进口粮食，“就没有钱买机器设备，我们 就不要建设了，工业也不要搞了”。 （朱佳木 ：《陈云与中国工业化起步过程中若干基本问题的解决》，人民网）

        经济统计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因为统购统销的实施，“一五”时期尽管国民经济以平均每年11.3％的高速度增长，但物价指数的年均上涨幅度却只有1.1％。

注；GDP 有啥神奇的，一五就是高增长。

        从上述种种事实可以看出，统购统销的实施，已不是单纯的温饱问题，粮食供应问题了，而是事关领导层优先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实施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了。所以，统购统销政策过程中，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往往压倒“温饱”问题；因而，农民为此作出“牺牲”就在所难免了。

        统购统销实施以后，国家收购的应当是农民的余粮，但征收时，也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收购走了。超过余粮部分称为“过头粮”。由于征了“过头粮”，不得 不再“返销”给农村。每年返销给农村的粮食中征购粮食的比重达38．9%到49．3％。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尽管浪费，政府先 把粮食抓到手比较稳妥放心，“过头粮”还是年年征。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过头粮”要少。

注：这些活动并非无意义的，政府转嫁了风险啊，把风险转嫁给农民了。风险，它是有价格的。你们买保险公司的保险不亏。

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半饥半饱。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 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 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７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北京，1985年，第441－442页）”

       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基层为了完成征收任务，有时动用过激的征收方式。

       据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 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 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1955年4 月22日）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出现农民闹退社。譬如，1956年冬天，河南的临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权、商丘等12个县，共有278个合作社发生了闹社、退社现 象。“在闹社退社中，有的社员到乡、县、专区甚至到省告状请愿；有的社员私自拉走社内的牲畜;有的社员私分了社内粮食、种子、油料、农具和牲畜的饲料等公 共则产；有的社员殴打社、乡干部和工作组的干部。”

        还有，一些地方农民“闹粮”。山东惠民地区的利津、广饶两县，1957年5月12日至18日，连续发生群众抢粮13起，其中已抢者8起，劝阻回去者5起， 涉及两个县的3个区、8个乡和37个村，参加抢粮的群众约有4800余人，共抢去粮食92000余斤。利津、广饶部分乡镇发生抢粮事件，也主要是群众缺 粮。

        1962年，中央召开大会（后称“七千人大会”），要总结大跃进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推动粮食征购。会议的初始阶段，中央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也便 于中央征调粮食。

       但当会议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号召大家“开出气会”后，会议不但没有在粮食问题上大做文章，反而决定把工业发展速度再调低一些，把进口粮 食的时间再延长一点，减少了粮食征购任务。同时，相关部门检讨，认为征粮过度又放粮食卫星，导致农村出现饥荒。

        在会上，粮食部检讨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可是征购就拿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强，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还检讨 说：1960年本已出现全国大面积的饥荒，饿死人的情况已很严重，可是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可见粮食部见事太迟。全国出现大饥荒原因可能很多，但粮食 征购过头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人民日报》、新华社检讨了对“大跃进”中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所起的推波助澜的坏作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就是出 自于当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一些天文数字的高产“卫星”，也多来自于《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如河南的早稻亩产48925斤，广东的中稻亩产60400 斤，北方水稻亩产124329斤……放高产“卫星”导致了盲目乐观的估产，导致高征购（即购过头粮），导致农民手中无粮而饿死人。（唐正芒：《粮食问题 ——“七千人大会”上的重要议题》，人民网《党史博览》，2008年01月07日）

        “统购统销”一实行，社会立即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又因为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和城市都是“世袭”的，农民很难变成城里人。吃“农业粮”者实际成为“一等公民”，要想成为吃“商品粮”者，确乎“难于上青天”。

市民暖瓶成心病：发梦不是梦见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

       票证的种类达到顶点。从鸡鸭鱼肉到烟、酒、糖、瓜子、花生、粉丝……从自行车、缝纫机、座钟、大立 柜到线袜、尼龙袜、卫生纸、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许多东西只有在年节才有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作废”；即便是票证规定的东西， 也只有北京、人津、上海才能保证供应，其他许多地方连票证规定的东西都不能保证供应。生活是纷繁复杂的，这种简单的“一刀切”造成生活的荒诞。

       百花文艺出版了一部《票证旧事》，辑录了一些人写的亲身经历。如市民宁宗一当时小孩才出生几十天，家中唯一的一把暖瓶被打，生活极不方便。而一把暖瓶要一 年所发全部“工业券”，根本无法购买，只好硬头皮向邻居暂借(邻居也只有一把)，以渡过难关。此后，暖瓶成了他的一种心病，生怕打破，“夜里睡觉都变成了 大喜、大悲和大惊的梦”，不是梦见买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海波：《统购统销》，《档案天地》2008年 第11期 ）

注：成心理疾病了。

票证成为社会控制手段，催生腐败

        票证，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措施，而日“成为社会、政治控制”的手段，个人的消费选择自由极其有限。人们往往为多买半斤肉、一把粉丝、几包火柴、一块肥皂…… 而想方设法拉关系、“走后门”。当基本生活必需品都要“走后门”才能得到满足时，“走后门”越来越普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