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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钢铁到钨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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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需求的减少，汉阳钢铁厂关闭。
后来蒋介石又出口钨矿，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国权力的中心为什么会转到广州？
因为战后和平，钨价下跌，美国钨矿企业纷纷倒闭，只有中国因为工资便宜，钨矿品种好产量高埋藏浅，国内采购每吨约为六七十银元，仍然有相当的开发价值，成 为世界主要的钨砂出口国。但是，中国工业非常落后，只能出口钨砂，不能加工利用，赚取利润很少，出口一吨只卖到二三百银元，且税收高昂，海关税竟然高达每 吨100银元。加上其他费用，商人利润微薄，这促成走私的发展，走私的目的地是香港，中转地通常是广州。
其实很简单，人工便宜，埋藏浅，开采成本低，所以中国的钨矿很有竞争力，呵呵
根据《民国时期钨砂走私现象探析》一文介绍：
私钨的来源是粤、赣、湘、桂等省的钨砂产区。广东是战前及抗战初期私钨的渊薮。遍布广东全省的中小 民营矿区，广泛而分散，钨业治理机构很难及时把握和直接监督其产收情况。如1934年，钨矿专营机关首先在增城县派潭墟樟洞坑发现钨矿，但在官方做出开采 决定之前（对于经济价值不是十分明显的钨矿，官方很难做出迅速反应），闻讯赶来的乡民已纷纷上山私采，“私采约二十余日，共采得约三百余担，价值约二万余 元”。广东各矿区又多位于濒海或近海地带，偷运极为便利。就矿区内部而言，广东矿区矿苗多差劣，品位低下，矿工无论怎样努力劳作，所获总是不多，为维持个 人及家庭生活计，矿工多暗中向出价高的私商出售钨砂。赣南是当时私钨的又一主要源头。抗战期间，日本在广东沦陷区高价收购钨砂的举动波及赣南，当地钨砂工 人纷寻售私之途，不按规定将钨砂售与钨业治理机构之事时有所闻。赣南也有走私的有利条件，因为“赣南毗邻粤省之和平、连平、兴宁、梅县、平远等县，尚有赣 南（钨砂）越过上述任何一县即可出老隆而下东江，沿途无阻，输运便利。”此外，湖南、广西等省的钨产区也是产生私钨的源头。抗战结束后，私钨的发源地主要 是湘粤交界地区，湘南的私钨首先集中到湖南白石渡、广东罗家渡、坪石、岐门等地，然后分水陆两路偷运南下，直达佛山、广州黄沙如意坊或广州四周海面。
北洋军阀和南方军阀拉锯点就在湖南，汉阳炼铁厂 还是在北洋军阀的掌握之下。有京汉铁路嘛。
钨沙产地是 两广、湖南、江西。正好是南方革命政府的地头。
钨砂在中国的发现虽晚, 但由于其产区集中分 布于广东及毗邻广东的江西、 湖南等省, 本身又有体小价昂、 国外 需求弥殷等走私的先天优越性, 这位矿业家族的新成员很快就在 民国时期众多的走私物品中后来居上, 成为其中的 佼佼者 。
注：以前我讲过安哥拉的军阀，你懂得
中国的钨砂藏量之富冠甲天下。然而, 迟至清朝光绪末年, 中国才第一次在赣南地区发现钨矿。民国初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为中国钨业迅速起步的机缘, 因为这场大战既扩大和凸显了钨砂在军事上和工业上的重要性, 英、美、德、日等国大量抢购中国钨砂的举动又对中国钨矿的开采形成了直接的刺激。随着南岭区域的各大钨矿先后被发现, 这个地跨粤、赣、湘三省边界的举世闻名的钨矿富集区逐渐浮现了出来。中国钨业既因应外来的需求而起步, 又因为本国军事与钢铁工业的不发达而对所产钨砂无法利用, 外销遂成为中国钨砂的主要甚至是惟一出路。
时代的车轮在转动，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钨砂的重要性还体现不出来。
钨是制造合金钢的重要原料, 军事价值极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钨钢被广泛用于制造装甲板、穿甲弹、枪炮管和飞机上坚硬的抗高温部件。此外,生产切削工具、电话机、灯丝和钟表零件等也需要钨。中国钨产量占世界产量的 40—60% , 尤其是江西和湖南出产的钨砂品位高,含钨量达 70% 以上, 高于欧洲市场规定的 55—65% 的标准。由于战略的关系, 英美等国从不向德国出售钨砂, 尽管英国殖民地缅甸的钨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20% , 美国约占 10%。因此, 对中国钨砂的渴求, 是德国政府加强同中国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正如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von Seeckt) 将军直言不讳的那样:“原料问题是我们政策的焦点。” 于是, 中德贸易的前景在于中国向德国出口钨砂的能力。换句话说, 钨砂贸易实际上是中德贸易关系的晴雨表, 更是中德关系发展的原动力。
1933 年以前, 德国是中国钨砂的最大买主, 但主要通过民间贸易从中国购得。希特勒上台后, 由于对钨砂 的极度需求, 已经不满足于民间贸易的形式, 德国希望能够通过同中国政府的合作来从中国得到可靠的供应, 并尽可能多地储存这种战略物资。同时,中国正苦于没有充足的外汇来购买军火与工业设备。这样, 一种贸易互惠的方式便成为中德贸易的重要手段, 这就是以原料换取武器和机器的易货贸易。于是, 在德国国防军和经济部支持下, 德国在 1934 年 1 月 24 日成立了“工业产品贸易公司”(HA PRO ) , 简称合步楼。从表面上看它似乎是克兰(H ans Klein) 的私人公司, 实际上由德国国防军和经济部从中控制。同年 8 月 23 日, 克兰同孔祥熙签订了《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简称《中德易货合同》) , 规定合步楼公司向中国政府提供 1 亿马克的信用贷款, 中国政府将用这笔贷款购买德国工业产品, 而用中国的农矿产品予以偿还。这一合同经过中德双方的长时间谈判, 最终升格为两国政府间的协定, 于 1936 年 4 月 8 日由中国政府代表顾振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Schacht) 在柏林正式签署。
对于德国来说, 中国除了是德国巨大的工业品和军火销售市场外, 还是德国所急需的重要战略原料的产地。德国是资源严重缺乏的国家, 除了褐煤能够自给自足外, 85% 的石油、80% 的铁矿、70% 的铜、90%的锡、95% 的镍、98—99% 的钨和 锑都需从国外进口。此外, 许多农产品(包括粮食) 也得依赖外购。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 德国的扩军备战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但在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下, 一方面德国日益增长的军工产品生产过剩, 找不到充足的销售市场,另一方面生产先进武器的战略原料不易购得。而中国此时则成为德国的潜在伙伴。首先, 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 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国防建设, 急需购买外国的武器和工业设备; 其次, 由于缺乏外汇, 中国只能用出产的农矿产品换取; 第三, 中国蕴藏的丰富的钨、锑、锡等战略原料正是德国扩军备战所迫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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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小价昂、 国外 需求弥殷等走私的先天优越性 , 说实话，以前我是猜的。只有一篇非洲安哥拉的论文，这是一般规律，我想来想去不知道它是怎么弄的。抗日战争的资料好找，知道是怎么干的，中央苏区时期资料相对少。
现在看啊，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没什么差别，都是发扬“老红军”传统。
<张发奎回忆录> 陈济棠对粤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在东江地区走私钨沙运往香港一案持眼开眼闭态度，省政府失去的一大笔税收流入了余汉谋个人以及其下属的腰包。
其实钨矿让红军占住更挣钱，风险溢价嘛，呵呵
中央苏区的钨矿争夺战<转>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钨矿的稀缺性和军事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各国政府争相收购、囤积，外部需求激增。江西赣南的石英脉型黑钨矿储量为世所独 占，其矿点分布密集、数量众多，矿床范围宽广、规模宏大，堪称“世界钨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和地方军阀围绕赣南钨矿的开采与经营，展开了一场 错综复杂的较量。苏维埃政府逆取顺守，进退有常；通商惠工，善贾而沽，充分利用境内丰富的钨矿资源优势，从容解套开锁破危局。在毛泽民的卓越领导下，中央 苏区的钨矿产业异军突起、产销两旺，成为红色政权的一大财政支柱和经济命脉。
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在加紧军事攻势的同时，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不断升级。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集团就准备输出稀有特产换取德国制 造的精良装备扩充实力，并严格限制地方各派军阀插手经营钨铁等矿砂。因赣南钨砂多由广东出口，国民党农矿部曾派员前往广东“调查”，要求拟定“统一的外运 办法”。第四次“围剿”挫败后，蒋介石进一步强化了赣南钨砂的统制专营手段，私商、民企被剥夺了开采、经营资格，矿工、砂贩丧失了讨价还价的权利。香港市 价每担钨砂130多元，广东官方收购定价仅36元，即便如此，苏区钨砂还是找不到销路。
面对敌人的封锁，当时已被“左”倾势力排挤出中共决策层的毛泽东据理力争，坚决纠正单纯军事主义错误倾向，提出“一要打仗，二要吃饭”，必须加强经济 建设。在他的主导下，1933年4月，苏区中央国民经济部和对外贸易总局相继成立，下设江西、福建2个省分局，15个县分局，并在水陆要冲设立了4个直属 分局、11个采办处，着重沟通赤白区域间的物资交易，大力促进钨砂产销衔接。国家银行从发行的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中，拨出100万元作为外贸基金，毛 泽民亲自出马，通过赣州地下党员和开明商人牵线搭桥，以每担钨砂52元的有利价位，跟广东军阀签订了钨砂交易秘密协定。
中华钨矿公司组织了100多人的运输队，把各处开采、收购的毛钨砂集中运送到白鹅洗砂厂，经淘洗、加工成钨精矿供出口。江口外贸分局打造了20多艘货 船，配备了一支30多人的武装押运小分队，往返穿梭于白鹅圩至三江口之间，大宗输出农副矿产，输入日用百货等物资。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以储备公积金的名 义，发动部下集资创办了双田公司，从赣南低价收购钨砂，高价倒卖到国外市场，大发其洋财。第一师师长李振球利用驻防赣州的便利，半公开化地介入江口外贸分 局与双田公司的钨砂交易，也捞得个盆满钵满。
然而好景不长，1933年9月，蒋介石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军事战略，在中央苏区外围陈兵百万，同时设置了8个纵深130公里的封锁区，修 筑了2900座碉堡，颁布了13种经济、交通封锁条例，发誓要让中共“未剿而先灭”、“不战而自亡”。广东军阀投鼠忌器，不得不终止了跟苏区的通商关系， 转而配合北路军向会昌筠门岭推进。苏区钨砂滞销，价格暴跌，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中华钨矿公司流动资金告急，面临破产倒闭；中央财政收支失衡、 国库衰竭，经济形势迅速恶化。
10月26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主动派代表向苏维埃政府输诚，随后发动了反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毛泽 民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跟他们达成了“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协定，中华钨矿公司积压的钨砂被贴上“国防物资”封条，在十九路军的护送下，源源 不断地从赣南经闽西向潮汕、漳厦出口，缓解了一时的危机。
遗憾的是，博古、李德们先是推行所谓的“以堡垒对堡垒”、“短期突击”之下策，把毛泽民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家底消耗殆尽。然后又实行关门主义，在蒋介 石抽调优势兵力镇压十九路军时，没有及时伸出援手。蒋介石得手后，随即把十多万入闽作战精锐部队改编为“围剿东路军”，进攻中央苏区。1934年9月30 日，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松毛岭失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陆续撤出战斗，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白色恐怖下，中华钨矿公司和外贸总局及其分支机构相 继关闭、歇业，停止运转，来不及卖掉的钨砂，由留守部队带领群众转移、就地掩埋。至此，中央苏区的钨矿开采告一段落。
后来蒋介石又出口钨矿，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国权力的中心为什么会转到广州？
因为战后和平，钨价下跌，美国钨矿企业纷纷倒闭，只有中国因为工资便宜，钨矿品种好产量高埋藏浅，国内采购每吨约为六七十银元，仍然有相当的开发价值，成 为世界主要的钨砂出口国。但是，中国工业非常落后，只能出口钨砂，不能加工利用，赚取利润很少，出口一吨只卖到二三百银元，且税收高昂，海关税竟然高达每 吨100银元。加上其他费用，商人利润微薄，这促成走私的发展，走私的目的地是香港，中转地通常是广州。
其实很简单，人工便宜，埋藏浅，开采成本低，所以中国的钨矿很有竞争力，呵呵
根据《民国时期钨砂走私现象探析》一文介绍：
私钨的来源是粤、赣、湘、桂等省的钨砂产区。广东是战前及抗战初期私钨的渊薮。遍布广东全省的中小 民营矿区，广泛而分散，钨业治理机构很难及时把握和直接监督其产收情况。如1934年，钨矿专营机关首先在增城县派潭墟樟洞坑发现钨矿，但在官方做出开采 决定之前（对于经济价值不是十分明显的钨矿，官方很难做出迅速反应），闻讯赶来的乡民已纷纷上山私采，“私采约二十余日，共采得约三百余担，价值约二万余 元”。广东各矿区又多位于濒海或近海地带，偷运极为便利。就矿区内部而言，广东矿区矿苗多差劣，品位低下，矿工无论怎样努力劳作，所获总是不多，为维持个 人及家庭生活计，矿工多暗中向出价高的私商出售钨砂。赣南是当时私钨的又一主要源头。抗战期间，日本在广东沦陷区高价收购钨砂的举动波及赣南，当地钨砂工 人纷寻售私之途，不按规定将钨砂售与钨业治理机构之事时有所闻。赣南也有走私的有利条件，因为“赣南毗邻粤省之和平、连平、兴宁、梅县、平远等县，尚有赣 南（钨砂）越过上述任何一县即可出老隆而下东江，沿途无阻，输运便利。”此外，湖南、广西等省的钨产区也是产生私钨的源头。抗战结束后，私钨的发源地主要 是湘粤交界地区，湘南的私钨首先集中到湖南白石渡、广东罗家渡、坪石、岐门等地，然后分水陆两路偷运南下，直达佛山、广州黄沙如意坊或广州四周海面。
北洋军阀和南方军阀拉锯点就在湖南，汉阳炼铁厂 还是在北洋军阀的掌握之下。有京汉铁路嘛。
钨沙产地是 两广、湖南、江西。正好是南方革命政府的地头。
钨砂在中国的发现虽晚, 但由于其产区集中分 布于广东及毗邻广东的江西、 湖南等省, 本身又有体小价昂、 国外 需求弥殷等走私的先天优越性, 这位矿业家族的新成员很快就在 民国时期众多的走私物品中后来居上, 成为其中的 佼佼者 。
注：以前我讲过安哥拉的军阀，你懂得
中国的钨砂藏量之富冠甲天下。然而, 迟至清朝光绪末年, 中国才第一次在赣南地区发现钨矿。民国初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为中国钨业迅速起步的机缘, 因为这场大战既扩大和凸显了钨砂在军事上和工业上的重要性, 英、美、德、日等国大量抢购中国钨砂的举动又对中国钨矿的开采形成了直接的刺激。随着南岭区域的各大钨矿先后被发现, 这个地跨粤、赣、湘三省边界的举世闻名的钨矿富集区逐渐浮现了出来。中国钨业既因应外来的需求而起步, 又因为本国军事与钢铁工业的不发达而对所产钨砂无法利用, 外销遂成为中国钨砂的主要甚至是惟一出路。
时代的车轮在转动，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钨砂的重要性还体现不出来。
钨是制造合金钢的重要原料, 军事价值极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钨钢被广泛用于制造装甲板、穿甲弹、枪炮管和飞机上坚硬的抗高温部件。此外,生产切削工具、电话机、灯丝和钟表零件等也需要钨。中国钨产量占世界产量的 40—60% , 尤其是江西和湖南出产的钨砂品位高,含钨量达 70% 以上, 高于欧洲市场规定的 55—65% 的标准。由于战略的关系, 英美等国从不向德国出售钨砂, 尽管英国殖民地缅甸的钨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20% , 美国约占 10%。因此, 对中国钨砂的渴求, 是德国政府加强同中国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正如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von Seeckt) 将军直言不讳的那样:“原料问题是我们政策的焦点。” 于是, 中德贸易的前景在于中国向德国出口钨砂的能力。换句话说, 钨砂贸易实际上是中德贸易关系的晴雨表, 更是中德关系发展的原动力。
1933 年以前, 德国是中国钨砂的最大买主, 但主要通过民间贸易从中国购得。希特勒上台后, 由于对钨砂 的极度需求, 已经不满足于民间贸易的形式, 德国希望能够通过同中国政府的合作来从中国得到可靠的供应, 并尽可能多地储存这种战略物资。同时,中国正苦于没有充足的外汇来购买军火与工业设备。这样, 一种贸易互惠的方式便成为中德贸易的重要手段, 这就是以原料换取武器和机器的易货贸易。于是, 在德国国防军和经济部支持下, 德国在 1934 年 1 月 24 日成立了“工业产品贸易公司”(HA PRO ) , 简称合步楼。从表面上看它似乎是克兰(H ans Klein) 的私人公司, 实际上由德国国防军和经济部从中控制。同年 8 月 23 日, 克兰同孔祥熙签订了《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简称《中德易货合同》) , 规定合步楼公司向中国政府提供 1 亿马克的信用贷款, 中国政府将用这笔贷款购买德国工业产品, 而用中国的农矿产品予以偿还。这一合同经过中德双方的长时间谈判, 最终升格为两国政府间的协定, 于 1936 年 4 月 8 日由中国政府代表顾振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Schacht) 在柏林正式签署。
对于德国来说, 中国除了是德国巨大的工业品和军火销售市场外, 还是德国所急需的重要战略原料的产地。德国是资源严重缺乏的国家, 除了褐煤能够自给自足外, 85% 的石油、80% 的铁矿、70% 的铜、90%的锡、95% 的镍、98—99% 的钨和 锑都需从国外进口。此外, 许多农产品(包括粮食) 也得依赖外购。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 德国的扩军备战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但在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下, 一方面德国日益增长的军工产品生产过剩, 找不到充足的销售市场,另一方面生产先进武器的战略原料不易购得。而中国此时则成为德国的潜在伙伴。首先, 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 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国防建设, 急需购买外国的武器和工业设备; 其次, 由于缺乏外汇, 中国只能用出产的农矿产品换取; 第三, 中国蕴藏的丰富的钨、锑、锡等战略原料正是德国扩军备战所迫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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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小价昂、 国外 需求弥殷等走私的先天优越性 , 说实话，以前我是猜的。只有一篇非洲安哥拉的论文，这是一般规律，我想来想去不知道它是怎么弄的。抗日战争的资料好找，知道是怎么干的，中央苏区时期资料相对少。
现在看啊，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没什么差别，都是发扬“老红军”传统。
<张发奎回忆录> 陈济棠对粤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在东江地区走私钨沙运往香港一案持眼开眼闭态度，省政府失去的一大笔税收流入了余汉谋个人以及其下属的腰包。
其实钨矿让红军占住更挣钱，风险溢价嘛，呵呵
中央苏区的钨矿争夺战<转>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钨矿的稀缺性和军事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各国政府争相收购、囤积，外部需求激增。江西赣南的石英脉型黑钨矿储量为世所独 占，其矿点分布密集、数量众多，矿床范围宽广、规模宏大，堪称“世界钨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和地方军阀围绕赣南钨矿的开采与经营，展开了一场 错综复杂的较量。苏维埃政府逆取顺守，进退有常；通商惠工，善贾而沽，充分利用境内丰富的钨矿资源优势，从容解套开锁破危局。在毛泽民的卓越领导下，中央 苏区的钨矿产业异军突起、产销两旺，成为红色政权的一大财政支柱和经济命脉。
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在加紧军事攻势的同时，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不断升级。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集团就准备输出稀有特产换取德国制 造的精良装备扩充实力，并严格限制地方各派军阀插手经营钨铁等矿砂。因赣南钨砂多由广东出口，国民党农矿部曾派员前往广东“调查”，要求拟定“统一的外运 办法”。第四次“围剿”挫败后，蒋介石进一步强化了赣南钨砂的统制专营手段，私商、民企被剥夺了开采、经营资格，矿工、砂贩丧失了讨价还价的权利。香港市 价每担钨砂130多元，广东官方收购定价仅36元，即便如此，苏区钨砂还是找不到销路。
面对敌人的封锁，当时已被“左”倾势力排挤出中共决策层的毛泽东据理力争，坚决纠正单纯军事主义错误倾向，提出“一要打仗，二要吃饭”，必须加强经济 建设。在他的主导下，1933年4月，苏区中央国民经济部和对外贸易总局相继成立，下设江西、福建2个省分局，15个县分局，并在水陆要冲设立了4个直属 分局、11个采办处，着重沟通赤白区域间的物资交易，大力促进钨砂产销衔接。国家银行从发行的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中，拨出100万元作为外贸基金，毛 泽民亲自出马，通过赣州地下党员和开明商人牵线搭桥，以每担钨砂52元的有利价位，跟广东军阀签订了钨砂交易秘密协定。
中华钨矿公司组织了100多人的运输队，把各处开采、收购的毛钨砂集中运送到白鹅洗砂厂，经淘洗、加工成钨精矿供出口。江口外贸分局打造了20多艘货 船，配备了一支30多人的武装押运小分队，往返穿梭于白鹅圩至三江口之间，大宗输出农副矿产，输入日用百货等物资。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以储备公积金的名 义，发动部下集资创办了双田公司，从赣南低价收购钨砂，高价倒卖到国外市场，大发其洋财。第一师师长李振球利用驻防赣州的便利，半公开化地介入江口外贸分 局与双田公司的钨砂交易，也捞得个盆满钵满。
然而好景不长，1933年9月，蒋介石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军事战略，在中央苏区外围陈兵百万，同时设置了8个纵深130公里的封锁区，修 筑了2900座碉堡，颁布了13种经济、交通封锁条例，发誓要让中共“未剿而先灭”、“不战而自亡”。广东军阀投鼠忌器，不得不终止了跟苏区的通商关系， 转而配合北路军向会昌筠门岭推进。苏区钨砂滞销，价格暴跌，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中华钨矿公司流动资金告急，面临破产倒闭；中央财政收支失衡、 国库衰竭，经济形势迅速恶化。
10月26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主动派代表向苏维埃政府输诚，随后发动了反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毛泽 民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跟他们达成了“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协定，中华钨矿公司积压的钨砂被贴上“国防物资”封条，在十九路军的护送下，源源 不断地从赣南经闽西向潮汕、漳厦出口，缓解了一时的危机。
遗憾的是，博古、李德们先是推行所谓的“以堡垒对堡垒”、“短期突击”之下策，把毛泽民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家底消耗殆尽。然后又实行关门主义，在蒋介 石抽调优势兵力镇压十九路军时，没有及时伸出援手。蒋介石得手后，随即把十多万入闽作战精锐部队改编为“围剿东路军”，进攻中央苏区。1934年9月30 日，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松毛岭失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陆续撤出战斗，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白色恐怖下，中华钨矿公司和外贸总局及其分支机构相 继关闭、歇业，停止运转，来不及卖掉的钨砂，由留守部队带领群众转移、就地掩埋。至此，中央苏区的钨矿开采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