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执政期间，曾对日本“西原借款”，后世多以此指摘其卖国。但鲜为人知的是：西原借款于民国外债中条件最为优厚。

       西原借款是日本以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名义，于1917至1918年间秘密或半公开8次借给段祺瑞政府款项的总称。这些借款总额为1．45亿日元，由当时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特派代表、段祺瑞的日本顾问西原龟山经手办理，故称西原借款。

        该 项借款，就北洋政府而言，实乃维系中央政权之必需。自辛亥革命以来，由袁世凯时代始，民国中央政权之维系，即始终不能脱离外债的支援。远者，如孙文南京临 时政府无力供养“革命军队”，袁世凯接盘后，亦只能向四国银行团借款；该项借款，虽被后世指责为“卖国”，但就当日情势而论，无此项借款，民国即无从诞 生，南北势必碎裂。西原借款之情势，与之大同小异。段祺瑞政府上台之前，中国、交通两大中央银行为支持洪宪帝制而不惜牺牲储户，宣布停兑，国家财政实已濒 临崩溃；各省应解之款，则全为督军扣留；旧国内公债尚未整理，政府信用丧尽，新公债无人认购；借外债，又受五国银行团约束，缓不济急，且债信不好，不易磋 商。日方主动提议“西原借款”，实如雪中送炭。

        西原借款名义上虽“以实业为名，不涉内政”，但该项借款实际上乃北洋中央政府之命脉所在。日本人依据北京政府财政部的存档数据，得出一组西原借款开支不完 全统计，该统计显示，直接财政性支出占西原借款总支出的65.22% ；军费占总支出的25.40%。

        曹汝霖在其回忆录里， 也详细记载了资金的用途走向。“余摄财政十个月，经手借款为一亿零五百万日元。此外参战借款等，均为陆军靳云鹏经手，与财政部无关，余亦未尝顾问。而我经 手借款之中，除了二千五百万日元为交通银行所借，二千万日元为东海所用，财政部实用者只有六千万日元，合之银元尚不足五千万元。而余在任，官员无欠薪，军 警无欠饷，学校经费月必照发，出使经费月必照汇，即清室优待费用四百万元从未积欠，至交卸时，库存尚有三百万元，此皆财政部有帐可稽……”亦佐证西原借款 大部分用在了内政和军事上，其中尤以内政为最大开支。（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见《兼长财部西原谈借款》一节）。

        西原借款大多用在了内政开支上面，恰恰反映出了民国财政体系的脆弱性。自袁世凯时代开始，至国民政府败退至台湾，民国中央政府之财政开支始终无法实现自给 自足，其原因固然有地方军阀截流等客观因素，但一个传统农业国家之税负水平，无法支撑一个现代国家的规模，更无力支撑一场乃至多场现代战争，更是其主因。 故民国中央政府，无论“反动”抑或“革命”，均不得不仰仗外债渡日，绝无例外。

       段祺瑞后的直系，曹锟的直系不知道财政是如何解决的，但是吴佩孚是北洋军阀中首开精神因素者，他和湖南军阀赵恒锡是朋友。

       后来的南方革命政府倾向于精神因素就是受吴佩孚的启发。

       当然和日本的影响也有关系，日本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相互印证。

       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也是靠苏联援助的。

       毛主席是首开“当兵不吃饷”的先河，黄克诚对此有高度评价。这也是革命军队和雇佣军队的区别。

        后来的官兵一致原则，又受到了赛克特  “德国军队”  的加强。

注：直系的军事装备也是不如奉系的，第一次直奉大战，直系仅仅是险胜。

       东海（注：徐世昌，大总统）

×××××××××××××××××××××××××××××××××××××××××××××××××××××××××××××××××××

        不从财政金融的角度，是读不懂近代史的。

       脱去时代背景，你不知道他说的，“ 既无外债，又无内债 ” 这样的外行话，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