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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能不能吃肉，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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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人地矛盾非常突出的国家。中国耕地只占世界百分之七，人口却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二。这是世界上少见的土地宝贵到不能大量饲养牲口的国家，人民少有肉、奶制品吃。中国人的蛋白质来源主
要靠大豆、植物油、蛋品、猪肉，主食是稻麦。这些食物向来匮乏，粮食传统上更是依赖进口。陈云说，大清帝国、北洋军阀、国民党都是靠进口粮食，
向美国，加拿大，澳洲买粮食。而如今，食品要大批出口，大米居首位。
“纱布和粮食，一个是吃，一个是穿，人民生活中的两件大事。棉布问题，我们考虑了很久。从长远看国家对各项建设的投资一年年增加，就业人数一年年增多，人民的购买力也是一年年提高，但是农业生产赶不上，缺少的就是农产品———粮食、食油、棉花都是农产品。”“今年不实行棉布配售，还可以过得去，但已经有些恐慌，明年再不配售就会发生问题。棉花增产，再多也多不了多少，今年大概能收二千四百万担到二千五百万担。布匹，在三五年内，将在一亿四千万匹到一亿八千万匹之间摇摆：年成好，能到一亿八；年成坏，只能到一亿四。靠进口也是毫无办法，如果进口四亿斤棉花，即二十万吨，很难买到，而且需要一亿四千万美金，也不行。”“这件事早一点办好。今年已经卖了去年的库存，现在库存只有二十四万九千件（纱）。现在不配售，到明年库存就更少。”
政务会议与会者包括许多党外民主人士畅所欲言地从各个不同角度提出问题。陈云将他经过深思熟虑的看法一一作了说明，取得大家的同意。会上，邵力子提出：“不配售，卖得紧一点，可不可以？”陈云回答：“有些东西是可以这么办的，也只能这么办，不可能样样都由国家配售，但棉花不行，一出问题就大了。一九五三年上半年，我在养病，那时认为粮食没有问题，结果却正在粮食上出了问题，当时曾采取‘卖得紧一点’的办法，一次一人只准买十斤，他就一天买很多次，并且一个晚上能变出来几十万个粮食贩子，都来抢购，造成粮食紧张。布匹也同样，一发生问题，就会引起到处抢购。”“实行配售的办法稳当一些，可以保证供应。”
黄炎培提出：“实行配售以后，布可能不够卖。”陈云答道：“这是一种可能，但还有别一种可能：反而卖不出去。粮食、食油实行配售后反而卖得少了，与配售以前相比，大约有百分之十到十五卖不出。面粉如此，食油也是如此。食油实行配售以后只卖了过去的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这说明现在有些人的生活水平还在配给水平之下。布匹也可能如此，甚至减少的比率可能还要大些。我们还怕商业部门抓得太紧，反而卖得太少了。”
还有人在会上提出：棉布实行统购统销，棉花可不可以自由买卖？陈云回答说：“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了，棉花就必须也实行计划收购，否则就可能收购不到棉花。这件工作里面的问题很多的，一不小心，就会出岔子。”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政务院《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此后，全国城乡开始凭布票供应棉布。
注：棉花在 化纤产业没起来以前，人地矛盾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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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那我们就要恢复到大清帝国、北洋军阀、国民党的那个办法。就是进口粮食，向美国、加拿大、澳洲买粮食、买麦子。一年进口300万吨。 我们的外汇有多少呢？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向香港出口的青菜、猪鬃、大豆，加上侨汇，总计不过3亿美金，大概能买300万吨粮食。如果把这些买了粮食，那 我们就不要建设了，机器也不要搞了，工业也不要搞了。那时也有一种后果，我们也要挨东西，挨什么呢？挨飞机炸弹，挨大炮，还要加上挨扁担。你搞得不好，帝 国主义打来了，农民扁担还会打你。农民会说：“请你走吧，不要你在北京了。”
为了说明这一办法的可行性，陈云以东北为例，说：过去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国”曾搞过征购，它的名字叫“出荷”。它那时征的粮食和东西差不多跟我们 东北今年的计划一样，为800万吨。我们的计划是收购500万吨，公粮280万吨。合起来也只有780万吨。它那时的产量比我们低，而且粮食不是运往内 地，是运往日本。但就是这样，如果苏联红军不出兵，“满洲国”还不倒。当然，日本帝国主义是靠高压统治，压迫、剥削农民，我们的情况与那时不一样。因此， 从数量上看，我们定的征购数量是有可能完成的。
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觉得征购和配售的名称不好听，希望改一个名称。当时的粮食部部长章乃器想了一个名称，把在农村实行征购叫“计划收购”，大家觉得这个名称比较好，于是征购被定名为“计划收购”，配售也相应地被称为“计划供应”。两者简称“统购统销”。
对农民挨饿，毛的答复是要农民用喂猪的“薯叶填补”，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批示道：“教育农民吃少点，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
注：主席这个人比较逗。我以前说过，中国的财政能力是赔款赔出来的，就是搂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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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粮食问题上面临的危急情况，不用说，大家也都清楚，但对于要采取的办法，许多人还是很难接受。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办法太激烈了，征购这个名词听起来也很吓人，如果能通过自由购买买到粮食，最好不用这个办法。
对此，陈云也说出了自己的苦哀。他说：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400 亿斤粮食（当时国家每个粮食年度大约需要700 亿斤粮食，通过公粮可以拿到275 亿斤。剩下的431 亿斤需要购买）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
我说，如果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能够买到这些粮食的话，我是求之不得的。我这个人属于温和派，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但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造反。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所以，如果采取自由收购的办法，能够买到的话，我是求之不得的。但问题是买不到的。如果今天说可以买到，到时候买不到，我可以肯定他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也有些人问陈云，别的办法还有没有，是不是还可以想一想别的办法。对此，陈云回答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我想过了，开始从改良主义想起，想了好久改良主义的办法，最后还是想到了这个最彻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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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震林根据华东地区会前于10 月7 日的讨论，并结合陈云在讲话中提出的方针政策，认为征购、配给，势在必行。他说：华东粮食购少销多，紧张局势由北向南发展，最严重的是山东，已过了陇海路，再不采取措施就要“百万雄师下江南了”，基本原因是农民惜售和私商捣乱。对粮食管理，他赞成由中央统一管理和统一调拨、地方负责征购、保管和代销，做到分级负责。
李先念首先介绍了中南地区各省对征购、配给的态度。他说：最初是两湖拥护，两广犹豫，河南动摇，江西态度不明；以后河南、江西也拥护，唯两广收购尚好，且系新区，要求缓办半年。但李先念认为，外省征购、配售，必将波及两广粮食市场，故仍以同步进行为宜。最后两广亦赞同。接着李先念分析了中南地区当时的粮食形势：湘、豫、赣三省保产，两广和鄂三省增产，全区较1952 年的粮食产量可增加4.2％，总的形势是好的。但进入新的粮食年度，购少销多的形势仍在发展，粮食紧张。其原因，一是农民生活提高，粮食消费量增加，二是私商囤积，三是中农余粮多，但贮存观望，等待高价。因此，他认为，必须采取行政手段，干预分配，实行征购和配给。以扭转粮食局势。
注：生活水平提高，一是粮食，二是能源，例如有空调、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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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地从苏联和东欧进口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项目。这就意味着食品大量出口。当毛要赫鲁晓夫卖昂贵的核潜艇技术设备时，赫鲁晓夫问毛 怎样付费，毛的答复是：苏联要多少食品，中国就可以出口多少。为了名正言顺地从农民手中夺粮，毛硬说一九五八年有了神话般的大丰收。在他示意下，各省领导 纷纷宣布各自省内的粮食产量将会激增。比如，毛最喜欢的柯庆施声称，他管辖下的华东地区这年的产量将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七十。新上任的河南第一书记吴芝 圃，也提出高于通常产量几倍的收获数字，被毛封为头号模范。
六月是夏收时节。在各省领导给特别听话的基层干部打招呼后，这些基层干部便宣称他 们那里有了奇迹般的收成。毛的宣传机器接着鼓吹一连串“高产典型”，把它们叫作“放卫星”。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报导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每 亩产量达到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十倍于实际产量，被称作“卫星田”。很快全国出现了不少“卫星田” ，通常是把几块田的庄稼移到一起。这些弄虚作假的典型不是给上级、不是给毛看的，恰恰相反，是上边安排来给下边的人看的。各地农村的基层干部被组织起来参 观，让他们回去也编造同样的高产。那些不肯睁眼说瞎话的基层干部被批判撤职，让位给敢吹大牛的人。天文数字般的高产充斥全国报刊。但在“卫星田” 完成了使命后，上面就不让干了。谁都知道它们糟蹋粮食，影响收获。
到了七月底，《人民日报》社论正式宣布：“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 生产出多少粮食来。”毛于八月四日公开指示：“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一月二十八日，毛才在说：“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么一点田，但 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少吃一点。”“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毛的话翻云覆雨，为的都是从农民那里把粮食挤出 来。九月，《人民日报》报导了最高纪录的“水稻卫星”，广西省环江县亩产十三万斤！这颗卫星是野心勃勃的县委书记逼着放的，结果这一年环江县上报的粮食产 量是实际数字的三倍多，国家下达的征粮任务是上一年的四点八倍。
这是无论如何也交不出来的。在环江，在全国，政府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粮。八 月十九日，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 全国乡 村到处是“逼粮会”，到处是捆、打、吊。为了使暴力师出有名，毛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他反复说：“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 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毛还用鄙夷的口气说：“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 有如此。”
毛清楚得很，农民没有粮可私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云南省向毛报告省里因肿病而大批死人。肿病就是吃不饱造成的。毛的批示是 拿下级做替罪羊：“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他收到一组文件，报告半个中国缺粮，他为文件拟了个标题：“十五省二千五 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但他的反应是做戏。他指示把文件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毛既不说明如何处理，更没有松口要他 们少征粮食。
毛一方面需要农业增产，一方面又不肯给农业投资。他的宗旨是不花钱，或少花钱，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搞大跃进靠的是奴役劳动。水 利是发展农业的关键，毛就叫农民去修水利，一分工钱不给，美其名曰“大搞群众运动”。自一九五八年起的四年内，一亿农民被投入大大小小的堤坝、水库、水渠 工程里，移动的土石方足以建造九百五十条苏伊士运河，而使用的工具大多只有手工的锄头、榔头、铁铲之类，靠农民自带。劳作时吃的东西得自己出，经常还得在 露天搭起棚帐，权作栖身之地。
安全无从谈起，工伤事故如家常便饭，医疗也基本上没有。死亡率高到什么程度呢？毛谈到修水利时，常把挖的土方数和死人数连在一起。
一九五八年四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两个省：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毛说：“吴芝圃讲搞三百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两百 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甘肃省副省长等干部把这样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换来的”。这批干部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
对水利工 程，毛追求的是立竿见影，他推崇“三边”式：边测量、边设计、边施工。地理查勘等不可缺少的程序被当作陈规旧习推翻，“三边”很快成了“四边”多了个“边 修改”。如甘肃省的“引洮上山”工程，修一条长达一千四百公里、翻越八百余座山岭的大水渠，把洮河引到黄土高原。参加施工的十七万民工在高山大壑里挖洞穴 居，席地裹衣而卧，下工后在山里采野菜合着自带的干粮充饥。他们先挖了几个月的隧道，发现不行，上面决定劈山修明渠。干了几个月又不行，又改修隧道。三年 过去了，葬身在工地的民工，最少也有两千多人，工程“血淋淋”地下马了，官方自己承认：一亩地也没浇上。
注：成本低嘛，你们搞过工业知道了，象那种急造公路（石子撒土里就行了，压路机一压），成本就要低的多。
像“引洮上山”一样，大跃进中的大部 分水利工程都是浪费。许多修到半途，修不下去，只好停工。蓄水量一亿立方公尺以上的大型水库，开工的有五百多座，一年多以后就减掉了两百座。建成的有不少 ，毛还在世时就坍塌了。其中有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蓄水工程垮坝惨案，发生在一九七五年的河南。短短几小时内，板桥与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数十座中小型水库的一 整套水库群，在一场大暴雨中相继溃决，淹死人数达二十四万。(官方说法是八万五千六百多人。)毛死前没垮的，在他死后继续遗祸于人。一九九九年，有三万三 千座水利工程被列为危险建筑，随时可能给下游地区带来灭顶之灾。
毛的增产办法包括用人工深翻土地：“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另一个 办法是密植。这需要多施肥料 -- 要增产无论用什么法子都得多施肥料。可是毛在最需要化肥的一九五八年后期反而决定“不走化肥的道路”，“进口化肥也要减少。”毛不愿意花钱，要求“搞得中 国除了人之外就是一个猪国”，“养猪就有肥料，肥料多就能增产粮食……肉食就吃不完，出口换钢铁，外汇就多。”可是靠什么养猪呢？毛没有行得通的办法。事 实上，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一年，中国的猪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八。
注：中国本来就是个缺粮国，大牲畜更费粮食，呵呵。中国人是吃不起肉的，咋这么蠢呢
为了肥料，中国农民祖祖辈辈绞尽了脑汁，能够想到的肥源都已经用上了。在增产指标压力下，人们只好拆自己的茅草房作肥料。烧饭的油烟不是渗进草屋顶了吗？还有那土垒的墙，那也有肥力啊！百万农民的家就这样毁掉了。
增产之外还得省粮，毛的心思转到围歼那些吃粮食的麻雀身上。全国老少遵命挥舞竹竿扫帚，敲打铁锅铝盆，要吓破麻雀的胆子，使它们不得停下歇息，最后筋疲 力尽堕地被捉。殊不知，别的鸟儿跟着玉石俱焚，以鸟为天敌的庄稼害虫横行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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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五十年代，“出口商品主要仍是大米、大豆、植物油、猪鬃、肠衣、生丝、猪肉、羊绒、茶叶、蛋品等”。毛曾对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Achmed Sukarno)说：“说老实话，我们没有好多东西[出口]，无非是一些苹果、花生、猪鬃、大豆。”
后来的工业品为什么对外援助呢，就是卖不出去嘛。
说老实话，改开后，成就是巨大的。
卖出去了工业品，买进了粮食。中国经济才好转了，你的明白。
能找到 “来料加工” 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就是创新。
注：改开前的模式根本就不可持续，中国本身就是 人地矛盾很突出的国家，不能出口农产品。
只能出口工业品，早期日本就是出口纺织品，80年代中国创汇来源也是纺织品。
中国的经济和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 地广人稀的国家不一样，和荷兰、日本 这样人口密集国家更相似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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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的经济是以 “ 经济危机 ” 方式存在的经济，出口农产品换投资，投资工业，工业品卖不出去。
等于把粮食往坑里扔。
工业品滞销，国内消费者消费不足，生产过剩的危机。所以，80年代改革就是从 消费领域开始的。
搞“计划经济” 正是因为发生了 “经济危机” ，不能 要发展 “计划经济” ，就故意把经济搞成 “经济危机” 形态。
“纱布和粮食，一个是吃，一个是穿，人民生活中的两件大事。棉布问题，我们考虑了很久。从长远看国家对各项建设的投资一年年增加，就业人数一年年增多，人民的购买力也是一年年提高，但是农业生产赶不上，缺少的就是农产品———粮食、食油、棉花都是农产品。”“今年不实行棉布配售，还可以过得去，但已经有些恐慌，明年再不配售就会发生问题。棉花增产，再多也多不了多少，今年大概能收二千四百万担到二千五百万担。布匹，在三五年内，将在一亿四千万匹到一亿八千万匹之间摇摆：年成好，能到一亿八；年成坏，只能到一亿四。靠进口也是毫无办法，如果进口四亿斤棉花，即二十万吨，很难买到，而且需要一亿四千万美金，也不行。”“这件事早一点办好。今年已经卖了去年的库存，现在库存只有二十四万九千件（纱）。现在不配售，到明年库存就更少。”
政务会议与会者包括许多党外民主人士畅所欲言地从各个不同角度提出问题。陈云将他经过深思熟虑的看法一一作了说明，取得大家的同意。会上，邵力子提出：“不配售，卖得紧一点，可不可以？”陈云回答：“有些东西是可以这么办的，也只能这么办，不可能样样都由国家配售，但棉花不行，一出问题就大了。一九五三年上半年，我在养病，那时认为粮食没有问题，结果却正在粮食上出了问题，当时曾采取‘卖得紧一点’的办法，一次一人只准买十斤，他就一天买很多次，并且一个晚上能变出来几十万个粮食贩子，都来抢购，造成粮食紧张。布匹也同样，一发生问题，就会引起到处抢购。”“实行配售的办法稳当一些，可以保证供应。”
黄炎培提出：“实行配售以后，布可能不够卖。”陈云答道：“这是一种可能，但还有别一种可能：反而卖不出去。粮食、食油实行配售后反而卖得少了，与配售以前相比，大约有百分之十到十五卖不出。面粉如此，食油也是如此。食油实行配售以后只卖了过去的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这说明现在有些人的生活水平还在配给水平之下。布匹也可能如此，甚至减少的比率可能还要大些。我们还怕商业部门抓得太紧，反而卖得太少了。”
还有人在会上提出：棉布实行统购统销，棉花可不可以自由买卖？陈云回答说：“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了，棉花就必须也实行计划收购，否则就可能收购不到棉花。这件工作里面的问题很多的，一不小心，就会出岔子。”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政务院《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此后，全国城乡开始凭布票供应棉布。
注：棉花在 化纤产业没起来以前，人地矛盾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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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那我们就要恢复到大清帝国、北洋军阀、国民党的那个办法。就是进口粮食，向美国、加拿大、澳洲买粮食、买麦子。一年进口300万吨。 我们的外汇有多少呢？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向香港出口的青菜、猪鬃、大豆，加上侨汇，总计不过3亿美金，大概能买300万吨粮食。如果把这些买了粮食，那 我们就不要建设了，机器也不要搞了，工业也不要搞了。那时也有一种后果，我们也要挨东西，挨什么呢？挨飞机炸弹，挨大炮，还要加上挨扁担。你搞得不好，帝 国主义打来了，农民扁担还会打你。农民会说：“请你走吧，不要你在北京了。”
为了说明这一办法的可行性，陈云以东北为例，说：过去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国”曾搞过征购，它的名字叫“出荷”。它那时征的粮食和东西差不多跟我们 东北今年的计划一样，为800万吨。我们的计划是收购500万吨，公粮280万吨。合起来也只有780万吨。它那时的产量比我们低，而且粮食不是运往内 地，是运往日本。但就是这样，如果苏联红军不出兵，“满洲国”还不倒。当然，日本帝国主义是靠高压统治，压迫、剥削农民，我们的情况与那时不一样。因此， 从数量上看，我们定的征购数量是有可能完成的。
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觉得征购和配售的名称不好听，希望改一个名称。当时的粮食部部长章乃器想了一个名称，把在农村实行征购叫“计划收购”，大家觉得这个名称比较好，于是征购被定名为“计划收购”，配售也相应地被称为“计划供应”。两者简称“统购统销”。
对农民挨饿，毛的答复是要农民用喂猪的“薯叶填补”，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批示道：“教育农民吃少点，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
注：主席这个人比较逗。我以前说过，中国的财政能力是赔款赔出来的，就是搂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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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粮食问题上面临的危急情况，不用说，大家也都清楚，但对于要采取的办法，许多人还是很难接受。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办法太激烈了，征购这个名词听起来也很吓人，如果能通过自由购买买到粮食，最好不用这个办法。
对此，陈云也说出了自己的苦哀。他说：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400 亿斤粮食（当时国家每个粮食年度大约需要700 亿斤粮食，通过公粮可以拿到275 亿斤。剩下的431 亿斤需要购买）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
我说，如果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能够买到这些粮食的话，我是求之不得的。我这个人属于温和派，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但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造反。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所以，如果采取自由收购的办法，能够买到的话，我是求之不得的。但问题是买不到的。如果今天说可以买到，到时候买不到，我可以肯定他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也有些人问陈云，别的办法还有没有，是不是还可以想一想别的办法。对此，陈云回答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我想过了，开始从改良主义想起，想了好久改良主义的办法，最后还是想到了这个最彻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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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震林根据华东地区会前于10 月7 日的讨论，并结合陈云在讲话中提出的方针政策，认为征购、配给，势在必行。他说：华东粮食购少销多，紧张局势由北向南发展，最严重的是山东，已过了陇海路，再不采取措施就要“百万雄师下江南了”，基本原因是农民惜售和私商捣乱。对粮食管理，他赞成由中央统一管理和统一调拨、地方负责征购、保管和代销，做到分级负责。
李先念首先介绍了中南地区各省对征购、配给的态度。他说：最初是两湖拥护，两广犹豫，河南动摇，江西态度不明；以后河南、江西也拥护，唯两广收购尚好，且系新区，要求缓办半年。但李先念认为，外省征购、配售，必将波及两广粮食市场，故仍以同步进行为宜。最后两广亦赞同。接着李先念分析了中南地区当时的粮食形势：湘、豫、赣三省保产，两广和鄂三省增产，全区较1952 年的粮食产量可增加4.2％，总的形势是好的。但进入新的粮食年度，购少销多的形势仍在发展，粮食紧张。其原因，一是农民生活提高，粮食消费量增加，二是私商囤积，三是中农余粮多，但贮存观望，等待高价。因此，他认为，必须采取行政手段，干预分配，实行征购和配给。以扭转粮食局势。
注：生活水平提高，一是粮食，二是能源，例如有空调、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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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地从苏联和东欧进口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项目。这就意味着食品大量出口。当毛要赫鲁晓夫卖昂贵的核潜艇技术设备时，赫鲁晓夫问毛 怎样付费，毛的答复是：苏联要多少食品，中国就可以出口多少。为了名正言顺地从农民手中夺粮，毛硬说一九五八年有了神话般的大丰收。在他示意下，各省领导 纷纷宣布各自省内的粮食产量将会激增。比如，毛最喜欢的柯庆施声称，他管辖下的华东地区这年的产量将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七十。新上任的河南第一书记吴芝 圃，也提出高于通常产量几倍的收获数字，被毛封为头号模范。
六月是夏收时节。在各省领导给特别听话的基层干部打招呼后，这些基层干部便宣称他 们那里有了奇迹般的收成。毛的宣传机器接着鼓吹一连串“高产典型”，把它们叫作“放卫星”。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报导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每 亩产量达到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十倍于实际产量，被称作“卫星田”。很快全国出现了不少“卫星田” ，通常是把几块田的庄稼移到一起。这些弄虚作假的典型不是给上级、不是给毛看的，恰恰相反，是上边安排来给下边的人看的。各地农村的基层干部被组织起来参 观，让他们回去也编造同样的高产。那些不肯睁眼说瞎话的基层干部被批判撤职，让位给敢吹大牛的人。天文数字般的高产充斥全国报刊。但在“卫星田” 完成了使命后，上面就不让干了。谁都知道它们糟蹋粮食，影响收获。
到了七月底，《人民日报》社论正式宣布：“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 生产出多少粮食来。”毛于八月四日公开指示：“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一月二十八日，毛才在说：“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么一点田，但 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少吃一点。”“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毛的话翻云覆雨，为的都是从农民那里把粮食挤出 来。九月，《人民日报》报导了最高纪录的“水稻卫星”，广西省环江县亩产十三万斤！这颗卫星是野心勃勃的县委书记逼着放的，结果这一年环江县上报的粮食产 量是实际数字的三倍多，国家下达的征粮任务是上一年的四点八倍。
这是无论如何也交不出来的。在环江，在全国，政府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粮。八 月十九日，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 全国乡 村到处是“逼粮会”，到处是捆、打、吊。为了使暴力师出有名，毛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他反复说：“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 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毛还用鄙夷的口气说：“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 有如此。”
毛清楚得很，农民没有粮可私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云南省向毛报告省里因肿病而大批死人。肿病就是吃不饱造成的。毛的批示是 拿下级做替罪羊：“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他收到一组文件，报告半个中国缺粮，他为文件拟了个标题：“十五省二千五 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但他的反应是做戏。他指示把文件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毛既不说明如何处理，更没有松口要他 们少征粮食。
毛一方面需要农业增产，一方面又不肯给农业投资。他的宗旨是不花钱，或少花钱，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搞大跃进靠的是奴役劳动。水 利是发展农业的关键，毛就叫农民去修水利，一分工钱不给，美其名曰“大搞群众运动”。自一九五八年起的四年内，一亿农民被投入大大小小的堤坝、水库、水渠 工程里，移动的土石方足以建造九百五十条苏伊士运河，而使用的工具大多只有手工的锄头、榔头、铁铲之类，靠农民自带。劳作时吃的东西得自己出，经常还得在 露天搭起棚帐，权作栖身之地。
安全无从谈起，工伤事故如家常便饭，医疗也基本上没有。死亡率高到什么程度呢？毛谈到修水利时，常把挖的土方数和死人数连在一起。
一九五八年四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两个省：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毛说：“吴芝圃讲搞三百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两百 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甘肃省副省长等干部把这样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换来的”。这批干部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
对水利工 程，毛追求的是立竿见影，他推崇“三边”式：边测量、边设计、边施工。地理查勘等不可缺少的程序被当作陈规旧习推翻，“三边”很快成了“四边”多了个“边 修改”。如甘肃省的“引洮上山”工程，修一条长达一千四百公里、翻越八百余座山岭的大水渠，把洮河引到黄土高原。参加施工的十七万民工在高山大壑里挖洞穴 居，席地裹衣而卧，下工后在山里采野菜合着自带的干粮充饥。他们先挖了几个月的隧道，发现不行，上面决定劈山修明渠。干了几个月又不行，又改修隧道。三年 过去了，葬身在工地的民工，最少也有两千多人，工程“血淋淋”地下马了，官方自己承认：一亩地也没浇上。
注：成本低嘛，你们搞过工业知道了，象那种急造公路（石子撒土里就行了，压路机一压），成本就要低的多。
像“引洮上山”一样，大跃进中的大部 分水利工程都是浪费。许多修到半途，修不下去，只好停工。蓄水量一亿立方公尺以上的大型水库，开工的有五百多座，一年多以后就减掉了两百座。建成的有不少 ，毛还在世时就坍塌了。其中有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蓄水工程垮坝惨案，发生在一九七五年的河南。短短几小时内，板桥与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数十座中小型水库的一 整套水库群，在一场大暴雨中相继溃决，淹死人数达二十四万。(官方说法是八万五千六百多人。)毛死前没垮的，在他死后继续遗祸于人。一九九九年，有三万三 千座水利工程被列为危险建筑，随时可能给下游地区带来灭顶之灾。
毛的增产办法包括用人工深翻土地：“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另一个 办法是密植。这需要多施肥料 -- 要增产无论用什么法子都得多施肥料。可是毛在最需要化肥的一九五八年后期反而决定“不走化肥的道路”，“进口化肥也要减少。”毛不愿意花钱，要求“搞得中 国除了人之外就是一个猪国”，“养猪就有肥料，肥料多就能增产粮食……肉食就吃不完，出口换钢铁，外汇就多。”可是靠什么养猪呢？毛没有行得通的办法。事 实上，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一年，中国的猪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八。
注：中国本来就是个缺粮国，大牲畜更费粮食，呵呵。中国人是吃不起肉的，咋这么蠢呢
为了肥料，中国农民祖祖辈辈绞尽了脑汁，能够想到的肥源都已经用上了。在增产指标压力下，人们只好拆自己的茅草房作肥料。烧饭的油烟不是渗进草屋顶了吗？还有那土垒的墙，那也有肥力啊！百万农民的家就这样毁掉了。
增产之外还得省粮，毛的心思转到围歼那些吃粮食的麻雀身上。全国老少遵命挥舞竹竿扫帚，敲打铁锅铝盆，要吓破麻雀的胆子，使它们不得停下歇息，最后筋疲 力尽堕地被捉。殊不知，别的鸟儿跟着玉石俱焚，以鸟为天敌的庄稼害虫横行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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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五十年代，“出口商品主要仍是大米、大豆、植物油、猪鬃、肠衣、生丝、猪肉、羊绒、茶叶、蛋品等”。毛曾对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Achmed Sukarno)说：“说老实话，我们没有好多东西[出口]，无非是一些苹果、花生、猪鬃、大豆。”
后来的工业品为什么对外援助呢，就是卖不出去嘛。
说老实话，改开后，成就是巨大的。
卖出去了工业品，买进了粮食。中国经济才好转了，你的明白。
能找到 “来料加工” 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就是创新。
注：改开前的模式根本就不可持续，中国本身就是 人地矛盾很突出的国家，不能出口农产品。
只能出口工业品，早期日本就是出口纺织品，80年代中国创汇来源也是纺织品。
中国的经济和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 地广人稀的国家不一样，和荷兰、日本 这样人口密集国家更相似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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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的经济是以 “ 经济危机 ” 方式存在的经济，出口农产品换投资，投资工业，工业品卖不出去。
等于把粮食往坑里扔。
工业品滞销，国内消费者消费不足，生产过剩的危机。所以，80年代改革就是从 消费领域开始的。
搞“计划经济” 正是因为发生了 “经济危机” ，不能 要发展 “计划经济” ，就故意把经济搞成 “经济危机” 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