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http://view.news.qq.com/zt2013/jzzc/index.htm

注：中国的经济出现问题不在封锁，而在军事压力。


        其实在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除了美国仍在坚持全面的对华贸易限制直到1970年左右才真正有所松动外，其他西方国家都在几年内便陆续与中国发生 了贸易并逐步对华解禁，中国可以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进口工业原材料、技术和食品。比如1953年1月日本通产省第一次部分解除对华出口限制，至 1954年4月，日本共13次解禁，准许对华出口商品从最初的4种增加到93种。英国政府在1953年9月8日对向中国出口小汽车解禁，1954年1月对 抗生素解禁。1956年5月，英国政府宣布将利用中国委员会的例外程序增加对华出口。1957年，联邦德国政府宣布去掉列入禁运单上的200项商品的限 制，占全部400项禁运商品的二分之一，去掉限制的商品包括汽车、轮胎和一些类型的机器。西方国家对华禁运的松动也可从双方1950-1959年的贸易数 据中得到体现：

        到1964年，苏联关系破裂4年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全部贸易额（10.52亿美元）第一次超过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9.27亿美元）。到1970 年中国与西方国家全部贸易额（21.64亿美元）是与社会主义国家贸易额的3倍。六十年代前期，中国开始从西方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和技术共计84项：如从奥 地利引进的纯氧顶吹转炉炼钢设备；从日本引进的日产3。吨的维尼龙生产设备；从联邦德国引进的原油裂解装置；从英国引进的晴纶生产设备和年产10万吨的合 成胺生产设备等。到1965年，中国对西方西方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在全国进出口居额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到了52.8％。而恰恰是在西方对华解禁和双方贸易快速 增长的阶段，中国在“大跃进”和“文革”中出现了多次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从中国历年GDP的增长状况中就有很直观的体现：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1978年之前出现负增长和连续低增长的年份恰恰中国对西方国家贸易状况都很不错。


注：60年代初的低谷，是补 1958年的坑。现在知道4万亿的厉害了吧。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率的低谷经常为负增长。如1961 年-27.3%，1967 年-5.7%，1976 年-1.6%。改革开放之后，没有再出现负增长，每次低谷均为正增长，只是增速减缓。

       在1966年9月至1967年8月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是骚乱、暴动和复仇活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内政就是如此——的产物。中国不再对国外的事态作出反应，因为外界也准确地断定中国不仅甘愿处于孤立，而且更希望（外界）无事。


        1976年事很多，唐山大地震、中国发生“政治大地震”——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逝世。周恩来（1976年1月逝世）朱德(1976年7月6日)

        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1974—1975年  美国经济危机

     这是天灾加人灾的一年，也是悲喜相加的一年：天灾——唐山大地震，人灾——共和国的三位重要人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病逝；悲喜相加：悲——唐山地震死亡24.2万人（官方公布的数字）重伤16.4万人，喜——“四人帮”倒了，“文化大革命”终于在乱了十年之后结束了。

        1975年第一季度，美国和世界经济似乎在迅速走向衰退，其严重程度直逼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这种震动世界的经济衰退在1982年年中再次上演。国民收入大幅下滑，失业率急剧上升；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银行、金融机构、市政府、商业企业或者整个国家承认陷入融资困境。


注：我们选的改开时机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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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很高竿，哈哈


        当红卫兵夺占外交部并揪出陈毅进行批斗和戏弄时，北京的外交政策就降低到在外交部大楼正门口与吵吵闹闹的“革命”青年进行谈判的水平了。中国终于获得了长期奋斗的目标：彻底摆脱外国的要求和控制。不过，这是以完全失去外交政策为代价的。

        中国内部的动乱规模和它对外部世界的言词抨击程度几乎是完全相当的。1967年6月外交部被整垮以前，中国一直在通过群众集会推行其外交政策。这使人回忆起了巴黎公社的情景。因此，当中国想对苏联的某些行动发泄不满时，就在苏联驻京大使馆前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初次示威发生在1967年1月。这次示威整整持续了三个星期。

        此外，北京企图在苏联首都向克里姆林宫传授正确的革命方法：中国留学生途经莫斯科时，下车到红场煽动俄国人，引起了流血冲突，然后在西伯利亚的归途上向火车内的乘客展示包扎着伤口的绷带（他们说伤口是沙俄式的骑兵的殴打造成的）。他们在苏联的各火车站进行反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在此阶段，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前的游行示威也时有发生，旨在报复各该国政府的所谓罪恶行径，或者仅仅是针对（中国人看来）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政治特点。

       当俄国人成为中国人开口必骂的目标时，中苏关系当然就更加恶化了。当双方针锋相对、互相驱逐外交及其他人员（特别是记者）时，两国的外交关系有好几次几乎断绝。中国在其他国家如法国和伊拉克——的留学生也在当地苏联使馆前举行示威。当警察与他们的带头人冲突时，这些人就成了英雄人物。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把（除用毛的语录赞美文化大革命之外的）全部精力用于对苏联广播，播音时间增加至每天24小时。中国人曾直接袭击在华的苏联公民，这是他们所犯的付出代价最大的错误。不但苏联大使馆的部分房屋遭到了抢劫，而且停泊在大连港的一艘俄国船上的官员们也因拒绝佩戴毛泽东的像章而被押到市内游街示众。此外，经北京机场撤离的苏联外交人员的家属，受到了临时召集起来的成千上万红卫兵的嘲笑、威胁和唾骂。这些行动在1969年和1969年以后因苏联人激烈的报复而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还在所有的出版物上继续攻击克里姆林宫，指责苏联与美国“互相勾结”；在国内外推行修正主义；蓄意运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残余势力）来反对中国；对越南假支援真出卖等等。但是，由于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已降至最低点，而且中国根本不想有一些改善，故而，双方外交关系的地位已不很重要了。对中国来说，边界地区的军事形势更为重要（虽然还未公开）。在中苏边界，边界事件和军队的集结活动已屡见不鲜，爆发边界冲突的客观环境已经形成，中国暂时停止文化大革命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阶段，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外交政策的目标：尽最大可能使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例如，除官方委派的人员外，其余的外国人都被要求离开中国。外国高级官员的来访或者被中止，或者被减至最低限度。但中国并未被密封住，特别是在社会动乱、夺权、示威游行和乱找替罪羊的活动盛行的情况下，向外蔓延是不可避免的。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香港。

       对激进分子来说，香港这块英国尚存的殖民地是一个吸引人的和必然的目标。当外交部停止运转，中国的外交政策决定权落入早已变得急于表现满腔革命热情的地方官员手中时，英国的这块殖民地迟早会直接感受到街头革命行动的威力。另外，香港符合毛所定的易点燃社会经济革命之火的地区的标准，是盛行一时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是资产阶级丑恶社会的最典型的现代例证。

        事情开始于1967年5月初香港的一次劳资纠纷。如果不是中国插手其间，鼓励罢工工人，公开支持工人及其家属的游行示威的话，这场纠纷无疑会很快解决。从纠纷一开始，中国的支持就传到了香港，其中包括通过广播电台播送指示；在维多利亚商业区的中国银行大楼安装转播大陆电台消息的高音喇叭；付钱给罢工工人和示威群众；中国工会还通过了支持罢工的决议。这样，劳资纠纷很快演变成了全面骚乱，并进而威胁到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有时，一天中就有数百人遭到逮捕。罢工先波及其他的私人企业，后来发展到交通、煤气供应等公共服务机构，最后还蔓延到了政府部门。

        但是，英国政府坚决迎接这些挑战，向香港派遣了一艘载有直升飞机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母舰。同时，香港的警察（99％是华人）面对袭击没有屈服，更未加入骚乱者的行列。然而，随着中国国内秩序的进一步混乱，香港的危机在7月份更加严重了。广东地方政府显然是自作主张地部分开放了中国和香港的边界，致使边界村镇发生了不少严重事件，其中包括用机枪射死几名香港警察的事件。由于边界半开半闭，基地设在中国的恐怖分子潜入了九龙中心地区。到夏末为止，共发生了大约160起与中国工人的恐吓有关的炸弹爆炸案。

       中国人一开始就把香港的劳资纠纷提到了外交的高度。首先，中国向港英当局正式提出了五项要求（如果英国同意这些要示，香港的政权将落到骚乱者手中）；第二，让大批群众包围英国驻华代办处，肆意辱骂英国外交官，其严重程度是20世纪的中国绝无仅有的。7月和8月，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建筑物和上海领事馆也遭到了破坏；第三，在中国驻伦敦代办处周围挑起骚乱（这反过来被用作进一步侵犯英国在华外交豁免权和严格限制英国官方代表的借口）。这些使事态逐步升级的行动很可能和外交部精心安排的旨在把英国赶出香港殖民地的一系列措施无关，甚至不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在“党中央”（到1967年夏，除直接的军事管制外，这是中国仅剩的中央政权机关）任职的领导人的决定。相反，它们似乎反映了下述事实：外交部在逐步解体；外交政策实际上掌握在下级官员姚登山及追随他的红卫兵手中；陈毅手中无权；甚至周恩来也不得不（据说是违心地）把自己和香港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

       在正常情况下，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普森和驻上海领事彼得·休伊特受虐待事件，就足以使英国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仅焚烧代办处事件就已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伦敦没有采取这一理所当然的步骤。最明显的原因是，如果没有与中国的外交关系，香港将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实际上，虽然香港的骚乱非常严重，但贸易、旅游和生产仍保持旺势，亦很少有抽走资本之现象）。此外，伦敦意识到，中国人的悖常行为是中国外交政策堕落为国内民众暴力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结果。这场风暴可能会很快平息下来，事实的确如此。英国决心向中国表明：恐吓政策不会奏效；如果中国想继续做一个文明国家，就必须按文明国家的原则行事。这个观点留有19世纪的痕迹。

        英国的这个策略最后得到了报偿。1967年末，随着外交部工作秩序的恢复和全国范围内军事管制的实行，香港殖民地的社会秩序恢复了正常，边界回到了合作控制的正常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驻北京的英国外交官被准许在北京市内活动。中国像往常一样，无中生有地声称取得了胜利，然后解除了对英国驻华外交官的压力。不过，完全解除压力还需要一段时间，直到1968年夏，伦敦才得以开始把驻华外交官接出中国。然而，即使到了这时，路透社记者安东尼·格雷仍在受软禁（始于1967年7月），一直到1968年底。同时，英国的船长和海员们仍常常遭扣压、审讯和驱逐，至少有一名英国公民（维克斯—吉玛公司的工程师乔治·瓦特）因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而被判处三年徒刑。（维克斯—吉玛公司的其他职员于1968年7月被驱逐出境，他们一直在修建一家合成纤维厂。）

        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在中国的遭遇是此类事件中最极端的例子。但西欧大多数国家的经历与此也大体相似，尽管中国使馆在各驻在国首都屡生事端，这些国家决定继续保留驻华使馆，或者至少保持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的邻国或中国影响所及的国家的经历有一些不同。它们更直接地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向外蔓延所造成的影响，虽然受影响的时间短一些，方式更温和一些。柬埔寨和缅甸爆发了危机，印度、尼泊尔、锡兰（斯里兰卡）、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也感受到了左派造成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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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国的封锁的确对中国高层决策者产生了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