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人员握有随意处罚员工的特权。富士康代工的产品是苹果公司、摩托罗拉、诺基亚、索尼等科技含量高的世界知名品牌，而为他们代工必须满足其从外形到内在 不断更新变化的要求，这就促使富士康不断研发新产品、新技术，并为研发出来的专利保密。为此，富士康不仅将保密工作做到极致，而且畸变为保安人员可以随意 打骂、处罚员工的特权。

       各部门的员工只能进出园区内的公共区域及与自己工作相关的特定区域，即使在同一栋厂房，不同部门之间也不准来往和走动。每个员工只能了解自己所在部门的生 产状况，不能打听其他部门生产、产品和设备等情况。在工作区域和公共场所设置监控摄像头，员工进出工厂和车间实行“门禁管理”，每个员工佩带贴有照片、印 有编号的姓名卡（门卡）出入，无论上下班、吃饭、加班和回宿舍都记录在卡。企业所用物料、物品、文档进出，均须依流程提出申请并由门岗警卫严格监检。 否则就是违反纪律，就会受到训斥和处罚。

        除了“门禁管理”，让员工倍感压抑的是厂里的保安人员。富士康保安人员有上千人，隶属于环境安全管理课（环安课）。 这些保安人员工资高于一般员工，直属于郭台铭和另一副总裁，不受其他部门的管控。 在企业所有公共场所，厂区、食堂等时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根据《深圳市保安服务管理办法》规定，保安人员在从事保安服务时，不得非法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 由；不得侮辱、殴打他人或者教唆、指使侮辱、殴打他人；不得搜查他人身体，扣押他人合法证件、合法财物等。 然而，富士康的保安不受这些法规的约束。平时下班，员工走出车间或大门，保安有权拦住任何一个“可疑人员”进行检查、搜身；上班时，保安可以对那些“不顺 从的员工”进行盘问、检查，而通常导致的结果是被盘问员工迟到、被批评训斥，甚至扣工资，多次迟到还将面临开除的危险。

        在富士康《员工手册》中员工可被开除的理由多达85项，其中不服从保安检查与指示致发生冲突者，均在被开除之列。 2009年7月16日，哈工大本科毕业生、25岁的孙丹勇因丢失一台iphone样机遭公司环安课的查问，于凌晨跳楼身亡。孙丹勇的同学在其死后公布了与 孙丹勇最后QQ聊天的记录，孙丹勇称其在环安课课长那间没有摄像头的办公室里遭到了拘禁殴打。 而在今年第9起跳楼自杀员工坠楼身亡现场则发现了一把带血的匕首，死者身上还有四处刀伤。虽然警方已经介入调查，网友也一直在追问，但至今未有真相查明。

       为资本安全考虑的宿舍管理制度。除了在生产和管理上把员工视作赚钱工具，富士康在宿舍安排和员工诉求上，同样是为资本的需要和安全，精心设计和布局。

        依据心理学原理，同一车间员工住在一起相互认识、熟悉、便于形成工友之间的帮助和照应，同时也便于员工之间的了解和凝聚。而工友的宽慰和鼓励是消除孤独和 无助的最好方法。然而富士康为防止员工感情交流和凝聚形成生产线上的集体意识和罢工行为，有意识地将不同车间、相互不熟悉的员工安排在同一个宿舍。加之上 下班时间交错和各工种之间“不许过问”、不许交流的保密规定，使同住一个宿舍的员工相互之间叫不上名字， 以致宿舍工友之间联系、互助、照应的纽带也由此而生生切断。这种宿舍制度使当初来乍到的新员工生病或有困难时，往往不知道向谁求助，孤独无助感自然而生。 香港理工大学潘毅副教授认为，这种宿舍制度根本上是配合资本生产方式运行的。 如果说，当年泰勒时代的工人还可以组织起来进行罢工的话，那么今天“超泰勒式”布局下，员工组织起来都成为不可能的了。

注：这个我以前也说过，工人老乡之间结团的 “黑社会化” ，和工厂主的 “切断” 。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没有“罢工” 。所以我一直把毛列为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功臣。

       员工诉求承接内部化。当员工生活上相互关照的纽带被切断的同时，更大范围的员工诉求则被“企业办社会”内部化承接机制所湮灭。在富士康厂区的一些宣传栏上 张贴着对伙食、住宿、加班、薪资有异议的投诉电话。 然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受理电话的部门都是企业内部的机构，并且员工只有在实名制投诉下才能予以承接。换言之，承接投诉的机构和人员与发生问题的部 门是有着利益或利害关系的成员。而实名制，除了环安科人员会质问你为什么不先告诉他们之外，还要受到直接主管的盘问与非难。这种布局，一方面使员工不敢投 诉，有问题只能自己压抑、消化；另一方面，更有利于企业监控员工；而围墙之外，没有人能知道里面发生的一切。

       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富士康在自杀事件发生后开通的一些心理咨询热线、关爱热线却很少有员工愿意倾诉内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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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在公平与效率孰重孰轻关系上经历了四次明显的变化：即改革开放之初的绝对平均主义，到效率与公平兼顾，再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改行“初次 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效率优先。 这四次变化展现的是一幅刚刚开始往回弯曲、但尚未形成的马鞍形曲线图。然而，无论是全然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注重公平的效率优先，其共同的核心是效率 优先。而效率优先的基本含义即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效益，然后才是一定程度、一定比例的公平。

        这一政策在分配领域产生的显著效果是富人和穷人的两极增长。根据“拥有100万美元以上的可投资资产，其中不包括主要住宅和消耗品”的国际公认的富人标 准，中国富人从改革开放前的“零”，到2008年底，火箭式跃升为全球富人排行榜的第四位，2009底仍保有47.7万人的纪录，为全球第四位。

        与此同时急剧增长的是中国贫困人口。中国的贫困人口在社会转型前后内涵是不同的：转型前的贫困人口，其医疗、教育、住房等是由单位提供、免费受用；农村则 有着完善的合作医疗制度和“五保户”制度。 社会转型后，贫困人口的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开支是由其个人和家庭承担。前后相较，前者是相对贫困，后者则是绝对贫困。由相对贫困到绝对贫困是当 下贫困的本质。

       据民政部《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至2009年底全国城市低保人数为2345.6万人，农村低保人数4760.0万人，农村五保供养人数 为553.4万人， 三者合计7659万人。再从基尼系数考察， 中国自10年前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后，一直在逐年攀升。据世界银行测算，2009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是0.47。有专家认为，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 呈现出全范围多层次扩大的趋势，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许多工薪阶层的共 同感受是“干得多，挣得少”。

        另从政府投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领域考察，效率优先政策促使地方政府决策基于经济效益的考量而不是社会效益和社会需要。有经济效益的项目，往往争着 批、争着上；缺乏经济效益的，如涉及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和基础设施投入上往往缺乏积极性，有的一方面把资金挪用到有经济效益的项目上，另一方面把民生问题 导致的矛盾交给公安来解决。而这一切正是造成当下居民诉求得不到解决、社区群体性事件和公共性事件频发，城乡基础设施欠帐等问题的根源所在。在富士康问题 上地方政府不多过问、不去重视的态度，也是这一政策弊端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