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杨小凯 批 规模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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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背景
第一、二次工业革命，工业化打破了生产与消费的统一，出现了煤、铁路、纺织、钢铁、汽车、橡胶、机床制造等传统工业，其特征是生产周期长，技术要求低，劳动作业重复，高度集中控制和产品标准化。整个世界的微观经济生产由一个概念主宰，即“大量生产”，大量生产背后的经济概念就是“规模经济”，低价格、大市场、高产量是微观企业的经营法则。自1945年第一个原子弹爆炸，科学技术取得了无以计数的重大突破，时至今日，科学和技术密切结合相互促进，以更快的速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差距以更多的方式逐渐拉近，消费者比过去更直接的介人生产过程中，更加趋向于高附加值、差别化甚至完全定做的产品需求。
1980年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加速，信息及网络技术冲击原有的经济格局和发展路径，经济结构不断更新，经济制度创新活跃，传统的规模经济理论对这些新经济成分和因素日渐解释乏力。2000年，廖伯伟和杨小凯在《经济行为和组织学报》上发表了“厂商规模无关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提出质疑；2003年张永生所著的《厂商规模无关论：理论与经验证据》，通过对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中国的统计数据分析，明确提出了厂商规模无关论的观点。
厂商规模无关论者认为，规模经济理论之所以对当代经济现象缺乏解释力，是由于它所依托的新古典框架在研究对象和方向上，偏离了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建立在专业化和分工前提下的理论，使专业化经济被规模经济所取代，这种偏离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种种致命的缺陷。
注：日本就在这一块没有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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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规模无关论
杨小凯
澳洲莫纳什大学讲座教授
(2001年4月4日）
上世纪末克鲁格曼等人大力推动规模报酬递增的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和应用，名燥一时。这类模型的原创始人是笛克斯，克鲁格曼在理论上并无大建树，但他将这类 模型应用于国际贸易理论、地理经济学和城市化理论却很成功，被人们称为这种理论模型的最佳推销员。经济学家将这类模型用于贸易理论，发现贸易的好处可以来 自于规模经济。即使没有外生比较利益，只要有规模经济，也会有贸易，而且差别不大的发达国(它们之间没有很多外生比较利益)之间的贸易额会大大多于发达国 与落后国(它们之间有很多外生比较利益)。
经济学家将这种模型用于研究工业化和二元经济现象，发现它比传统的无规模经济的模型有高得多的解释力。例如，它可以解释各产业部门之间投入产出网络产生的 网络效果及各产业部门决策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新产品新技术的出现与工业部门收入比重增加等工业化现象。它也可以不需要传统二元经济模型中的劳动市场中的非 均衡概念来分析资源从农业向工业部门的移动。经济学家将这种模型用于城市经济学，可以用一般均衡模型解释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鸡生蛋、蛋生鸡"的相互依赖 关系。
但是，最近这种红极一时的模型受到严重挑战。廖伯伟和杨小凯2000年在经济行为和组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厂商规模无关论"的文章，他们指出迪克思和克鲁 格曼模型预见四类规模效果(Scale effect)。第一类规模效果意味着，生产力当且仅当企业规模扩大时才上升。 第二类规模效果意味着工业化程度(工业部门占收入比重)与厂商平均规模之间呈正相关。第三类规模效果意味着城市化程度(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厂商平均 规模之间的正相关。 第四类规模效果意味着厂商平均规模、生产力，以及人均收入随人口增加而上升。
但是经验观察与这些理论预期不相符合。首先香港中文大学的廖伯伟教授发现各国数据(包括台湾、香港、各发达国家)显示，在1970年代前，厂商平均规模是上升的，而此后，厂商平均规模是下降的，而同期这些国家生产力、人均真实收入都在不断上升。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永生从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中国的数据中也发现，厂商平均规模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总体则呈 倒U型变化趋势。厂商平均规模与人均GDP、城市化及工业化水平之间既可能正相关，也可能负相关。他在即将出版的新著《厂商规模无关论：理论与经验证据》 中，还发现并解释了更多同新古典经济理论相矛盾的有趣现象。比如，OECD等国家的大企业人均效率高于中小企业，但它们的中小企业比重却反而持续上升就是 这些有趣现象之一。新古典理论由于给定企业先天就存在，不仅无法解释企业平均规模缩小的现象，更无从解释大企业在效率高于中小企业的情况下比重还会不断下 降的现象。因为在新古典框架下，如果大企业效率高，就意味着其必然会在竞争中胜出，其比重将会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
这些经验研究都证明，迪克思和克鲁格曼模型与经验观察不相容。廖伯伟和杨小凯用超边际分析将斯蒂格勒(Stigler)、科斯(Coase)、 杨格(Allyn Young)和张五常等人的厂商规模无关论发展为全部均衡模型。这个模型证明，如果劳动分工在企业内发展，则企业平均规模和生产力同时上升，而如果劳动分 工在企业之间发展，则企业平均规模下降，而生产力上升。
原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所的孙广振在澳洲莫纳什大学做博士论文时用超边际分析证明，企业平均规模与城市化程度之间既可能正相关，也可能负相关。他与台湾中山 大学的刘孟奇博士及澳洲莫纳什大学的史鹤凌博士用超边际分析证明，企业平均规模与工业化程度既可能正相关，也可能负相关。而廖伯伟和张永生的经验研究证实 了这些理论模型，推翻了迪克思和克鲁格曼的理论模型。
最近的新经济中一些新的商业实践进一步支持上述结论。这些新现象是：外包(Contracting out)、 特许连锁(Franchising)、外购中间服务或中间产品(outsourcing与中国的来料加工有关)、缩减企业规模(down- sizing)、贴牌生产（OEM）、企业着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和拆分企业(Disintegration)。这些现象都说明随着新交易和通讯工具的发展和 产权制度的演进，分工的加深不是在工厂内发展，而是在越来越专业化和越来越小的企业之间发展。因此分工加深的同时，生产力上升，但平均厂商规模却下降。很 多过去大而全的大公司，现在都将其很多业务外包给专业小公司，例如以前大公司有自己的车队，现在却依赖专业运输公司或租车公司，以前大公司有自己的宾馆、 招待所，现在却完全依赖市场上的专业旅馆业。
特许连锁是新经济的最显著的组织特点之一。每个特许连锁网内总部专业于计划和管理，分店专业于提供有形服务，而总部与分店之间的关系不是企业内的雇佣关 系，而是企业之间的市场合约关系。当然这种合约涉及无形知识财产的买卖，比一般劳务和商品买卖合约要复杂得多。例如笔者在介绍特许连锁的文章中提到的人质 机制，就是改进无形知识财产交易效率的一种复杂而巧妙方法。当无形知识产权的交易效率通过这种人质机制大大提高时，总部和分店之间采用特许连锁的方式进行 分工，就要比采用传统企业组织方式进行分工的效率高得多。
最后，自1980年代以来，已有大量经验证据否定了人口规模与生产率(或人均收入)及厂商规之间的单调正相关关系。很多人口规模大的国家(改革前的印度， 中国，一些非州国家)，生产力低，人均收入低，平均厂商规模小，而很多人口规模小的国家(新西兰，澳洲，英国，香港，新加坡)，人均收入高，生产力高。这 些经验证据之所以完全否定迪克思和克鲁格曼的模型，而支持厂商规模无关论，是因为前者使用规模经济概念，而后者使用劳动力分工网络效果概念。
注：杨的意思是，和厂商规模无关，和劳动力分工网络相关。
古典经济学家从不使用规模经济概念，他们一般用分工和专业化的效果概念。亚当·斯密早就认识到分工的经济效果是网络效果。他虽不知道网络效果这个词，但在 他有名的斯密定理里，他就指出，分工水平依赖于市场容量。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否能从专业化分工得益依赖于参加分工网络的人数。如果所有人都不专业化，而自 给自足，你一个人是不能专业化的，也不可能有分工。因为如果你专于生产粮食，你可能因买不到衣服而冻死(其他所有人都自给自足不卖衣服)。如果你专业生产 衣服，你可能因买不到食物而饿死。所以一个人能不能专业化依赖于其他人是否专业化，而一个人参加分工的好处依赖于所有参加分工的人数(市场容量)，正象一 部电话机的用处依赖于所有用电话的人数一样。如果世界上只有一部电话是毫无用处的。用电话的人越多，每部电话的使用价值就越大。这正是当代经济学网络效果 这个概念的意思。
注：网络经济就是这个特点。
但是分工网络的大小(市场大小和参加分工的人数)又是由所有人是否专业化的决策决定的。所以分工网络大小与每个人的专业化决策，与鸡生蛋，蛋生鸡的相互依赖关系类似，而当代一般均衡理论中的不动点定理正是研究决定所以互相依赖的变量之机制的有力武器。
伟大的美国经济学家杨格(Allyn Young,1928)将斯密定理发展为杨格定理，他声称不但分工水平依赖市场容量，反过来市场是由所有人是否参加分工的决策决定，所以它又由分工水平决 定。杨格定理清楚地指出了分工经济效果是网络效果，与一般均衡机制中所有变量的相互依赖有关。 他明确指出，用规模经济概念代表分工的网络效果是误入歧途。一个工厂规模的大小可能与工厂内的分工水平无关，一个大而全的工厂，可能工厂内每个工人都从事 很多专业，因而工厂内分工水平可能很低。而多个小而专的工厂却可能与社会的高分工水平有关。因此分工需要用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全社会专业多样化程度，和 生产迂回链条长度等多个变量来描述。今天经济学家已知道分工需用一个全社会劳动分配矩阵和人际商业关系矩阵来描述，这个矩阵可以用矩阵的谱 (Spectrum)来代表，而谱包括极多变量（与矩阵的大小有关），其中一些变量与每人的专业化水平有关，有些变量与全社会专业种类多样化程度有关，有 些变量与分工网络中的核心专业和边沿专业之间的非对称程度有关。
但是当马歇尔于１９世纪末试图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概念来描述分工的网络效果时，他不了解这网络效果是不可能用一个单一变量来描述的，他以为用工厂规模或部门 规模经济就代表分工的网络效果。 其实他后来也认识到规模经济概念不足以描述分工的经济效果．所以他试图区分内部规模经济（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和外部规模经济（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他说前者与工厂规模有关，而后者与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有关但杨格指出，这种区分不但没有澄清误导人的规模经济概念，反而使人更加糊涂．
杨小凯的新书《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Economics:New Cla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s,2001,Blackwell)全面综述了以规模经济概念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与以分工的网络效果概念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之间 的异同．此书被匿名审稿人称为"盖世杰作"(remarkable tour de force)。 另一位评审人称"他(作者)正在对经济学的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一个崭新的方法。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 它很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潮流"。
杨小凯与张永生的中文新著《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提供了一个非数学的对这一领域的通俗介绍。一旦我们了解了分工的网络效 果特性，我们就不难理解，如果分工通过劳动市场在企业内发展，每个工厂就会雇越来越多的人，因此生产力和厂商规模会同时增加。但是如果分工通过产品和服务 市场在工厂之间发展，则每个工厂越来越专业化，不同专业的工厂种类增加，工厂规模缩小，而生产力上升。这就是为什么经验数据强有力地支持厂商规模无关论， 而否定四种规模效果．厂商规模无关论意味着，如果劳动的交易效率改进得比产品交易效率慢，则厂商平均规模随分工发展和生产力进步而变小。日本人 Murakam,Otsuka及刘德强(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6年用中国数据验证了这一假说。
第一、二次工业革命，工业化打破了生产与消费的统一，出现了煤、铁路、纺织、钢铁、汽车、橡胶、机床制造等传统工业，其特征是生产周期长，技术要求低，劳动作业重复，高度集中控制和产品标准化。整个世界的微观经济生产由一个概念主宰，即“大量生产”，大量生产背后的经济概念就是“规模经济”，低价格、大市场、高产量是微观企业的经营法则。自1945年第一个原子弹爆炸，科学技术取得了无以计数的重大突破，时至今日，科学和技术密切结合相互促进，以更快的速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差距以更多的方式逐渐拉近，消费者比过去更直接的介人生产过程中，更加趋向于高附加值、差别化甚至完全定做的产品需求。
1980年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加速，信息及网络技术冲击原有的经济格局和发展路径，经济结构不断更新，经济制度创新活跃，传统的规模经济理论对这些新经济成分和因素日渐解释乏力。2000年，廖伯伟和杨小凯在《经济行为和组织学报》上发表了“厂商规模无关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提出质疑；2003年张永生所著的《厂商规模无关论：理论与经验证据》，通过对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中国的统计数据分析，明确提出了厂商规模无关论的观点。
厂商规模无关论者认为，规模经济理论之所以对当代经济现象缺乏解释力，是由于它所依托的新古典框架在研究对象和方向上，偏离了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建立在专业化和分工前提下的理论，使专业化经济被规模经济所取代，这种偏离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种种致命的缺陷。
注：日本就在这一块没有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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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规模无关论
杨小凯
澳洲莫纳什大学讲座教授
(2001年4月4日）
上世纪末克鲁格曼等人大力推动规模报酬递增的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和应用，名燥一时。这类模型的原创始人是笛克斯，克鲁格曼在理论上并无大建树，但他将这类 模型应用于国际贸易理论、地理经济学和城市化理论却很成功，被人们称为这种理论模型的最佳推销员。经济学家将这类模型用于贸易理论，发现贸易的好处可以来 自于规模经济。即使没有外生比较利益，只要有规模经济，也会有贸易，而且差别不大的发达国(它们之间没有很多外生比较利益)之间的贸易额会大大多于发达国 与落后国(它们之间有很多外生比较利益)。
经济学家将这种模型用于研究工业化和二元经济现象，发现它比传统的无规模经济的模型有高得多的解释力。例如，它可以解释各产业部门之间投入产出网络产生的 网络效果及各产业部门决策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新产品新技术的出现与工业部门收入比重增加等工业化现象。它也可以不需要传统二元经济模型中的劳动市场中的非 均衡概念来分析资源从农业向工业部门的移动。经济学家将这种模型用于城市经济学，可以用一般均衡模型解释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鸡生蛋、蛋生鸡"的相互依赖 关系。
但是，最近这种红极一时的模型受到严重挑战。廖伯伟和杨小凯2000年在经济行为和组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厂商规模无关论"的文章，他们指出迪克思和克鲁 格曼模型预见四类规模效果(Scale effect)。第一类规模效果意味着，生产力当且仅当企业规模扩大时才上升。 第二类规模效果意味着工业化程度(工业部门占收入比重)与厂商平均规模之间呈正相关。第三类规模效果意味着城市化程度(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厂商平均 规模之间的正相关。 第四类规模效果意味着厂商平均规模、生产力，以及人均收入随人口增加而上升。
但是经验观察与这些理论预期不相符合。首先香港中文大学的廖伯伟教授发现各国数据(包括台湾、香港、各发达国家)显示，在1970年代前，厂商平均规模是上升的，而此后，厂商平均规模是下降的，而同期这些国家生产力、人均真实收入都在不断上升。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永生从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中国的数据中也发现，厂商平均规模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总体则呈 倒U型变化趋势。厂商平均规模与人均GDP、城市化及工业化水平之间既可能正相关，也可能负相关。他在即将出版的新著《厂商规模无关论：理论与经验证据》 中，还发现并解释了更多同新古典经济理论相矛盾的有趣现象。比如，OECD等国家的大企业人均效率高于中小企业，但它们的中小企业比重却反而持续上升就是 这些有趣现象之一。新古典理论由于给定企业先天就存在，不仅无法解释企业平均规模缩小的现象，更无从解释大企业在效率高于中小企业的情况下比重还会不断下 降的现象。因为在新古典框架下，如果大企业效率高，就意味着其必然会在竞争中胜出，其比重将会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
这些经验研究都证明，迪克思和克鲁格曼模型与经验观察不相容。廖伯伟和杨小凯用超边际分析将斯蒂格勒(Stigler)、科斯(Coase)、 杨格(Allyn Young)和张五常等人的厂商规模无关论发展为全部均衡模型。这个模型证明，如果劳动分工在企业内发展，则企业平均规模和生产力同时上升，而如果劳动分 工在企业之间发展，则企业平均规模下降，而生产力上升。
原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所的孙广振在澳洲莫纳什大学做博士论文时用超边际分析证明，企业平均规模与城市化程度之间既可能正相关，也可能负相关。他与台湾中山 大学的刘孟奇博士及澳洲莫纳什大学的史鹤凌博士用超边际分析证明，企业平均规模与工业化程度既可能正相关，也可能负相关。而廖伯伟和张永生的经验研究证实 了这些理论模型，推翻了迪克思和克鲁格曼的理论模型。
最近的新经济中一些新的商业实践进一步支持上述结论。这些新现象是：外包(Contracting out)、 特许连锁(Franchising)、外购中间服务或中间产品(outsourcing与中国的来料加工有关)、缩减企业规模(down- sizing)、贴牌生产（OEM）、企业着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和拆分企业(Disintegration)。这些现象都说明随着新交易和通讯工具的发展和 产权制度的演进，分工的加深不是在工厂内发展，而是在越来越专业化和越来越小的企业之间发展。因此分工加深的同时，生产力上升，但平均厂商规模却下降。很 多过去大而全的大公司，现在都将其很多业务外包给专业小公司，例如以前大公司有自己的车队，现在却依赖专业运输公司或租车公司，以前大公司有自己的宾馆、 招待所，现在却完全依赖市场上的专业旅馆业。
特许连锁是新经济的最显著的组织特点之一。每个特许连锁网内总部专业于计划和管理，分店专业于提供有形服务，而总部与分店之间的关系不是企业内的雇佣关 系，而是企业之间的市场合约关系。当然这种合约涉及无形知识财产的买卖，比一般劳务和商品买卖合约要复杂得多。例如笔者在介绍特许连锁的文章中提到的人质 机制，就是改进无形知识财产交易效率的一种复杂而巧妙方法。当无形知识产权的交易效率通过这种人质机制大大提高时，总部和分店之间采用特许连锁的方式进行 分工，就要比采用传统企业组织方式进行分工的效率高得多。
最后，自1980年代以来，已有大量经验证据否定了人口规模与生产率(或人均收入)及厂商规之间的单调正相关关系。很多人口规模大的国家(改革前的印度， 中国，一些非州国家)，生产力低，人均收入低，平均厂商规模小，而很多人口规模小的国家(新西兰，澳洲，英国，香港，新加坡)，人均收入高，生产力高。这 些经验证据之所以完全否定迪克思和克鲁格曼的模型，而支持厂商规模无关论，是因为前者使用规模经济概念，而后者使用劳动力分工网络效果概念。
注：杨的意思是，和厂商规模无关，和劳动力分工网络相关。
古典经济学家从不使用规模经济概念，他们一般用分工和专业化的效果概念。亚当·斯密早就认识到分工的经济效果是网络效果。他虽不知道网络效果这个词，但在 他有名的斯密定理里，他就指出，分工水平依赖于市场容量。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否能从专业化分工得益依赖于参加分工网络的人数。如果所有人都不专业化，而自 给自足，你一个人是不能专业化的，也不可能有分工。因为如果你专于生产粮食，你可能因买不到衣服而冻死(其他所有人都自给自足不卖衣服)。如果你专业生产 衣服，你可能因买不到食物而饿死。所以一个人能不能专业化依赖于其他人是否专业化，而一个人参加分工的好处依赖于所有参加分工的人数(市场容量)，正象一 部电话机的用处依赖于所有用电话的人数一样。如果世界上只有一部电话是毫无用处的。用电话的人越多，每部电话的使用价值就越大。这正是当代经济学网络效果 这个概念的意思。
注：网络经济就是这个特点。
但是分工网络的大小(市场大小和参加分工的人数)又是由所有人是否专业化的决策决定的。所以分工网络大小与每个人的专业化决策，与鸡生蛋，蛋生鸡的相互依赖关系类似，而当代一般均衡理论中的不动点定理正是研究决定所以互相依赖的变量之机制的有力武器。
伟大的美国经济学家杨格(Allyn Young,1928)将斯密定理发展为杨格定理，他声称不但分工水平依赖市场容量，反过来市场是由所有人是否参加分工的决策决定，所以它又由分工水平决 定。杨格定理清楚地指出了分工经济效果是网络效果，与一般均衡机制中所有变量的相互依赖有关。 他明确指出，用规模经济概念代表分工的网络效果是误入歧途。一个工厂规模的大小可能与工厂内的分工水平无关，一个大而全的工厂，可能工厂内每个工人都从事 很多专业，因而工厂内分工水平可能很低。而多个小而专的工厂却可能与社会的高分工水平有关。因此分工需要用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全社会专业多样化程度，和 生产迂回链条长度等多个变量来描述。今天经济学家已知道分工需用一个全社会劳动分配矩阵和人际商业关系矩阵来描述，这个矩阵可以用矩阵的谱 (Spectrum)来代表，而谱包括极多变量（与矩阵的大小有关），其中一些变量与每人的专业化水平有关，有些变量与全社会专业种类多样化程度有关，有 些变量与分工网络中的核心专业和边沿专业之间的非对称程度有关。
但是当马歇尔于１９世纪末试图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概念来描述分工的网络效果时，他不了解这网络效果是不可能用一个单一变量来描述的，他以为用工厂规模或部门 规模经济就代表分工的网络效果。 其实他后来也认识到规模经济概念不足以描述分工的经济效果．所以他试图区分内部规模经济（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和外部规模经济（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他说前者与工厂规模有关，而后者与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有关但杨格指出，这种区分不但没有澄清误导人的规模经济概念，反而使人更加糊涂．
杨小凯的新书《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Economics:New Cla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s,2001,Blackwell)全面综述了以规模经济概念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与以分工的网络效果概念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之间 的异同．此书被匿名审稿人称为"盖世杰作"(remarkable tour de force)。 另一位评审人称"他(作者)正在对经济学的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一个崭新的方法。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 它很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潮流"。
杨小凯与张永生的中文新著《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提供了一个非数学的对这一领域的通俗介绍。一旦我们了解了分工的网络效 果特性，我们就不难理解，如果分工通过劳动市场在企业内发展，每个工厂就会雇越来越多的人，因此生产力和厂商规模会同时增加。但是如果分工通过产品和服务 市场在工厂之间发展，则每个工厂越来越专业化，不同专业的工厂种类增加，工厂规模缩小，而生产力上升。这就是为什么经验数据强有力地支持厂商规模无关论， 而否定四种规模效果．厂商规模无关论意味着，如果劳动的交易效率改进得比产品交易效率慢，则厂商平均规模随分工发展和生产力进步而变小。日本人 Murakam,Otsuka及刘德强(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6年用中国数据验证了这一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