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 种现实与我们既往的经验不尽相同，要求在理论上做出一致性的解释，即以就业压力为基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接受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同 时，也需要回答下列政策问题：长期困扰中国的就业矛盾是否从此一去不复返。本文将分析相应的问题，同时指出目前已经初现端倪，并将在今后进一步显现出来的 崭新就业挑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劳动力供求变化降低潜在增长率

       作为长期处于低生育人口转变阶段的后果，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迅速且根本性的变化。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 年，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绝对减少，预计在2010-2020 年的10 年间，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将减少2934 万。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是中国劳动力供给的下降。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例如，在2001-2011 年的10 年间，包括城市劳动者和农民工在内的城市就业，总共增加了约1.15 亿。这个增量中，城市本地劳动者占37.9%，进城农民工占62.1%。我们可以把这个数量及其变化看作是劳动力的需求动态。从供求变化趋势来看，今后10 年即使劳动力需求减半的话，也远远大于由劳动年龄人口决定的劳动力供给。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 多 年中，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劳动年龄结构优势带来的人口红利，即首先，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与比重的提高，保证了劳动力要素的充分供给；其次，人口抚养比持续 下降有利于保持高储蓄率，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保障；再次，劳动力无限供给确保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使得投入型增长模式得以奏效；最后，大规模的农村剩 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人口因素发生根本性变化时，人口红利消失，上述经济增长源泉都会显著 地减弱。

        在劳动力供给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有较大下降，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略微下降的设定下，我们可以估算出中国潜在增长率，在“十一五”时期平均10.5％的基础上，“十二五”期间将下降到7.2%，“十三五”期间则进一步下降到6.1%。值得注意的是，从“十一五”时期到“十二五”时期，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幅度和下降方式可谓相当陡峭，正是2010 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从正到负，以及人口抚养比从下降到上升这个根本性转折造成的。简单地说，长期支撑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从此趋于消失。

二、中国社会可以承受较低增长率

       按照定义，潜在增长率就是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充分就业前提下，所能实现的正常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只要实际增长率没有降低到潜在增长率以下，就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现象。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2012 年中国经济增长低于8%，不仅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而且民工荒、招工难仍然是企业面对的主要挑战。

       目 前，中国处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要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仍然有赖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人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更加主动的立场出发， 是不是需要对经济增长施加一些影响呢？换句话说，更快的增长速度是不是更好呢？对此没有简单的答案。由于潜在增长率是供给方因素，一方面，如果可以通过改 善生产要素供给条件，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取得可能的更快速度，无疑是求之不得的。实际上，我们也提出了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却 不应该从需求方着手，用刺激的手段人为把增长速度拉到潜在增长率之上。

        在经济增长自然减速发生时，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都会有一种倾向，雄心勃勃地试图超越潜在增长率。对学者来说，往往会提出关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各种建议，例如经常听到的是，城市化和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带来的巨大需求。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也不乏能够抓住这些“新增长点”的 政策手段，即可以引领大规模投资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和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建议和手段都是着眼于扩大需求，然而，如果需求因素超越潜在增长率所 需要的强度，则会造成各种扭曲，包括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通货膨胀乃至经济泡沫。那样的话，中国经济只能愈加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

        实际上，当前恰好具备利用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改变不平衡需求结构的条件。在2001-2011 年期间，三大需求因素对GDP 年增长率的平均贡献，最终消费支出为4.5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为5.4 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为0.56 个百分点。我们来做一个粗略的假设，即让净出口贡献率为零（0.0 个百分点），资本形成贡献率减半（2.7个百分点），最终消费贡献率保持平均水平（4.5 个百分点），则全部需求因素为7.2 个百分点，恰好可以支撑我们估算的“十二五”期间潜在增长率。既然潜在增长率是以充分就业为前提，意味着保持这个速度不会伤害就业，也不会减慢居民收入和支出的增长，因此，假设最终消费需求稳定是合理的。由此可见，人为制造需求刺激不仅容易导致扭曲，而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正是由于潜在增长率固有的性质，以及根据国际经验可以预期的违背规律可能遭致的不良后果，2013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使用了潜在增长率这个经济学概念，并提出“必须使经济增长与潜在增长率相协调，与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的要求。

       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三种类型的失业现象，分别为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由于后两种失业现象主要是因劳动力市场上技能、岗位、时间等方面的供求不匹配造成的，与宏观经济波动无关，所以也被称作自然失业。据估算，当前中国城镇自然失业率水平大约为4.0%-4.1%， 与近年来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完全一致。城镇登记失业的统计对象仅为具有本地户籍的城市居民，也就是说，本地劳动者仅仅承受结构性和摩擦性的自然失业。很显 然，农民工成为周期性失业的惟一承受者。伴随着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农民工返乡与民工荒反复交替出现的现象，就可以证明这个结论。

       不仅如此，农民工还面临着潜在的结构性失业风险。2011 年，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9.6 年。这个人力资本状况使他们恰好适应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要求劳动者有9.1 年的受教育年限），以及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要求9.6 年的受教育年限）。但是，未来中国经济的趋势是，经济增长速度减慢而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显而易见，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尚不足以支撑他们转向这些新岗位，那时他们将不可避免地遭遇结构性就业困难。

        可见，防止未来农民工面对就业风险的根本办法，在于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鉴于农民工是一个不断地被新成长劳动力所更新的群体，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和激励机制，使新成长劳动力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尽可能多地接受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应该成为政策应对的关键点。

（二）应对城镇劳动者群体的结构性就业困难

    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将明显加速，并表现为就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换，以及从第二产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根据估算，劳动者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转向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1.3 年；转向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4.2 年；即便转向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就业，也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0.5 年。

    与农民工的情况相反，具有城镇户籍的劳动者群体，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老龄化趋势。实际上，如果没有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入，城镇劳动力的年龄会比实际显示的要老化很多。例如，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 年城镇常住的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中，20-29 岁组的比重，外地户籍人口为35.0%，本地户籍人口为21.6%；而50-59 岁组的比重，外地户籍人口为7.2%，本地户籍人口为19.3%。

    根据年龄与受教育年限之间关系的特点可知，具有城镇户口的劳动力中，有一个较大比例的人群，人力资本禀赋明显不足，表现在年龄偏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难以适 应产业结构调整对技能的更高要求。这部分劳动者被政府识别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作为重点扶助的目标人群。城镇劳动者的这种人口构成，决定了总是有一个相对 稳定的群体，经常处于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状态，构成劳动力市场上典型的自然失业人口。

    人口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需要长期的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例如，即使伴随着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扩大招生，16 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在1990-2000 年期间仅仅从6.24 年增加到7.56 年，总共才增加1.32 年。2010 年人口受教育年限进一步提高到8.9 年，10 年中也只增加了1.34 年。

     因 此，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是产业结构调整得以成功的关键之举，也是降低大学毕业生和青年就业群体免于未来自然失业冲击的人力资本屏障。在目前劳动 力短缺、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之间工资趋同的条件下，对家庭特别是农村贫困家庭产生了一种受教育的负激励。虽然这些新生劳动力群体目前很容易找到工作，但 是，在产业结构大幅度升级之后，他们的人力资本将不能适应新的技能要求，那时将成为就业困难群体，经常性地遭受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困扰。

注：这个牛逼，跟那个抽熊的胆汁一样，很痒，但熊就不知道咋回事，熊还自杀了。

注：教育这个事，以前研究过，两个字，就是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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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困难并没有消失，而只是转换了形态，即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就业岗位不足转变为不匹配的结构性和摩擦性问题，需要更新认识、改变政策取向、采用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方式予以应对。

    首 先是实质性地加快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相关改革，创造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制度条件。劳动力短缺是新古典类型经济的典型特征，相应地诱致出资本密集型的技术 结构和产业结构。但是，中国的特点是未富先老，在出现劳动力短缺的同时，并没有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获得比较优势，因此，面临着传统比较优势丧 失过快的危险。

    在劳动力短缺乍现的一定时期中， 劳动力市场表现为岗位充足，对技能要求降低的兴旺景象，对教育产生不利的激励效果。然而，在新古典类型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经常遭遇的结构性和摩擦性的 就业困难，也恰恰主要产生于劳动者人力资本与市场需求的不相适应。西班牙在这方面提供了沉重的教训。这个国家也一度出现就业形势好，从而相对降低了教育回 报率的情形，受岗位增加及工资上涨吸引，西班牙年青人提前离开学校，大多进入建筑业找到工作。而当危机来临，该国的青年失业率持续高达25%。

     人力资本的短期激励因素与长期需求之间的这种矛盾，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失灵现象，惟有政府出面，以改革教育体制和劳动力市场，以及加大公共投入的方式予以解决。教育体系中出现的供求关系失衡、教学质量降低，以及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等问题，都需要予以积极应对解决。

注：难道说，政府应该大吼一声，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