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拾老虎的牙慧。

        农民有限理性源于传统的习惯积淀，强化于现代赶超型国家工业化战略中的农村向城市转移剩余造成的资本尤其人力资本的 整体性缺失。主要表现在：由于人力资本缺乏，造成一是不能正确评价新生事物，采取盲目排斥和一概否定的态度，因循守旧于终日，惮于去市场的大海中搏击，而 日益被边缘化；二是不能在市场经济中迅速捕捉信息并掌握相关技术，难于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把握商机，甚至屡屡受骗，而头破血流；甚至常常怀有一颗虔诚的侥 幸之心，使他们更加容易上当受骗而不能自拔；三是不能有效维护自身政治权益，认识不到参与政治，影响政府决策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权利。中国传统文化 的一大特点是民众对政府的强依赖心理，他们总是希望通过外来力量的输入来改变他们的现状，他们相信政府是至高无上的，是他们的天然利益代表者。小生产造成 他们之间低效的社会联系，特别是对自身利益和集体行动的必要性缺乏一致的意识和倾向，因此他们缺乏内部的凝聚力。建立在无数个个人有限理性基础之上的农民 集体理性无疑是社会各行动集团集体理性中最失败的。与此相对应，中国历代政府历来具有为民做主的父爱主义倾向，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成了任何一届政府首要 工作内容。然而事权转化为权利，权利滋生腐败，腐败使农民在心理层面上对政府失去信任。但即便如此，寄希望于政府援助来改善自己生活的愿望仍然在农民心里 顽强的生存着。四是不能认识到市场经济是强者经济，作为弱者的联合是必然的选择，中国农民缺乏合作精神已经渗入骨髓。农民合作组织不能形成规模，农民自身 原因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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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精辟地论述了19世纪中期法国农民的本质：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数据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它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还给他们。（Marx, 1978/1852, 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