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受大陆教育的人来说，似乎感到在马克思时代经济学已经很热闹了，其实不然。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了，在此后的100多年里，经济学仍然不是显学。在剑桥大学，直到1903年才设立了经济学和政治学荣誉学位，而此前经济学是作为历史和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的一部分来讲授的，大学里设置的经济学教授职位极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马歇尔做了不懈的努力，J.N.凯恩斯、西奇威克和福克斯韦尔都是马歇尔早年在剑桥大学的重要同盟者，他们一起为提高经济学的地位并肩奋斗。

       门格尔曾生动地描述了“历史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态势，他说：“历史学家像外国征服者一样一步一步踏入了我们的科学领域，给我们强加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学术用语，以及他们的方法，在与他们的特殊方法不一致的每一个研究领域不可容忍地与我们发生争斗”（《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谬误》，序言）。这个描述不是耸人听闻，在当时是现实。那个时代以及更早时候的经济学家顶的是历史学或伦理学教授的头衔，撰写一部著作如果不讨论历史问题，是要遭受非议的。亚当斯密，伦理学和历史学什么都能谈，所以不仅让学者们折服，也受政治家的尊敬。

       在一百年前，经济学家还在反对历史学的“帝国主义”，转眼间，一切人文学科都在反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了，这是理论界的沧海桑田。当时政治经济学受到很多方面的围攻，但概括地说，围攻出自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知识体系，主要由伦理学和历史学构成；二是发端于孔德的社会学。前者害怕政治经济学太大，后者又嫌弃它太小。几方面的冲突在后来被称为关于经济学方法的大论战，但实际上这场论战不单是经济学方法的问题，本质是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问题。

        老凯恩斯在同类著作中的影响最大，这本著作就是弗里德曼所说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


注：门格尔的方法论也有中译本（英译本转译），但是不如老凯恩斯的书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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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时期，社会学影响力比较大的是斯宾塞的著作。

        方法论，影响比较大的是耶方斯（杰文斯，Jevons ，William Stanley ）的 Primer of Logic （名学浅说）、《科学原理》，还有《穆勒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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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方法论的书外，经济学的诞生还依赖这么一本 “ 数量关系处理 ”  著作《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

        数学的用处并非单纯是计算出数值结果，它还可以用来发现不能用数字表达的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不能用代数表达式来说明其形式的函数之间的关系。

       我打算在本书中表明，为解决财富理论所提出的普遍问题，主要依靠的并非初等代数学，而是由任意函数构成的解析学分支，——所谓任意函数是只要满足某些条件限制的函数。由于需要考虑的条件非常简单，具有微积分基本知识的人，就足以理解本书了。

       其实，从科学的角度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根本就不能算作科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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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人更为重要，就是杜能和他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

       杜能根据实践中获得的大量数据，借助观察法、微分法和会计核算法说明级差地租，使地租理论带有经验的和实验的性质。

       杜能根据自己的分析独立得出了和李嘉图类似的地租理论，杜能类似 牛顿力学中的开普勒。

       有了杜能的这本书，才能谈李嘉图，才能谈 古诺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

       李嘉图并非不重要，他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了这么一个好问题，土地产出 如何在土地所有者、耕种所需的资本所有者、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  这样一个现实问题，非常Cool ，也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