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高工和高师的历史对于中国人像迷雾一样，但这两个学校却和中国 毛时代的教育最像，甚至可以这么说，大陆建国后的大学改革正是仿照高工、高师。但是很奇怪，我们对这两个学校知之甚少，而且中国人一向鄙视法国人。


        巴黎高师、巴黎高工是大革命的副产品，令人作呕的法国大革命。

        拿破仑第一个冷静地看出了无知本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是他不朽的功绩。他自己的补救办法最后也不见得就好多少，但他确实认识到了文明这种东西是可能的。为了制止更多的流血，拿破仑下令或鼓励开办学校。但是没有教师。凡是本来可以强迫来立即服务的人，早就掉脑袋了。必须训练一支1500 人的教师队伍，为了这个目的，1794年创办了高等师范学校。

        这项任命，开创了法国数学教学的新纪元。记得已故的教授们年复一年死记硬背、照本宣科的那些死气沉沉的演讲，国民公会聘请数学的创造者担任教学，而且全然禁止他们按照笔记讲课。要求站着讲课（而不是半醒半睡地坐在书桌后面讲课），并且要在教授与全班学生之间自由交换问题和解答。演讲者有责任防止上课时间流于无益的辩论。

        这个计划的成功甚至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并且导致了法国数学和科学史上最光辉的时期之一的来临。在为期不长的师范学校和长期存在的综合工科学校中，傅立叶都表现出他的教学天才。在综合工科学校，他以罕见的引证历史的方法（他第一个追溯到许多问题的起源），是数学课活跃了起来，他还巧妙地用一些有趣的实际应用，来说明抽象的问题。

注：克莱因的《数学在19世纪的发展》有关于 “ 高工、高师 ” 更多的信息。

       这个学校创立在法国大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当时所有的教育机构瓦解，大批精力充沛的接受过军训的青年人丧生，迫切需要在这方面扩充，这就导致学校的军事风格以及与国家需要的紧密关联。容易理解，这些事情必定对学校的教学系统和精神，留下巨大而且持久的影响。

       巨大的战争需求吞噬了教师和学生两方面的资源，时有紧急的考试，缩短了教学时间等等（直到最后由拿破仑下令暂停办学，但又同时指示：不要杀掉会生金蛋的鸡），但是高工的规模和重要性仍然在缓慢地增长，并且发展成为19世纪最重要的智力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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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课堂教学中，苏联专家带来了“习明纳尔制度”(习明纳尔，seminar一词的音译)。 习明纳尔又译课堂讨论，是一种师生互动、同学交流、共同讨论、互相启发的教学形式。在课堂讨论之前，要根据老师布置的作业认真阅读参考文献，写好发言提 纲。通过准备阅读原著和其他文献，通过讨论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会深刻得多，而且会从同学的发言中、老师的点拨中学到个人阅读没有掌握的知识。

       这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不仅可以使师生在共同讨论的过程中得到相互的学习，而且可以使老师更好的发现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不足。可惜后来因为学生喊负担过重，这种形式就在我国消失了。

       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我国的传统教育有关。中国的传统教育就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学生的地位，学习就是接受现存的经典，无需讨论。

       凡是与我国传统文化相接近的，我们就容易吸收和融合。凡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差异较大的，就难以吸引，例如习明纳尔（课堂讨论）的制度，本来是西方大学惯用的，能够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师生互相讨论的教学形式。但在我国就行不通。

注：前概念和新概念矛盾的时候，经常出现的现象，不必奇怪。（还有选择性过滤，带“有色眼镜”看人，呵呵）

       苏联也倒霉，这顶帽子只能它扛了，呵呵。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初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内部就开始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教育界也不例外。

        对苏联教育的批判是猛烈的，但并末切中要害，因此也是无力的。

       有中国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情，自己人撕破脸不合适，总会找一个外国和尚来“ 扛雷 ” 。这个外国和尚可以是苏联，可以是世界银行专家，等等，哈哈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