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是什么? 政治哲学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思想，它产生于古希腊的政治生活;从传统上看，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是一回事。这一见解体现了政治哲学来源于实际生活的经验性特质。

　　苏格拉底创立了政治哲学，用西塞罗那段广为引用的话说：“苏格拉底是第一个将哲学从天上唤到尘世之人，他甚至把哲学引入寻常人家，迫使哲学追问生活与习俗，追问好与坏。”苏格拉底开创的古典政治哲学，具有鲜明的“目的论的实践性格”，它“始终关切着政治与人生的价值关系”。

　　斯特劳斯认可西塞罗的说法，并据此认为苏格拉底也是整个自然权利传统的始作俑者：“由苏格拉底始创，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亚派和基督教思想家们(尤其是托马斯?阿奎那)所发展的那种特定的自然权利论，可称之为古典自然权利论。”自然权利可谓古希腊评价良好政体或社会的重要标准，与此相关，“政治哲学或政治科学最初是对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探求，或对关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学说的探求。这一探求包括对所有政体的研究。”

注：这段文字解决了困惑我很久的疑问，亚当斯密怎么会是一个道德哲学教授，而这个职位又在 格拉斯哥大学 位列前三。很简单，其实就是行政或者政治学教授，而斯密本身就负责学校行政事务。（这个看亚里士多德 的《尼各马克伦理学》和《政治学》就明白了）

　　作为政治哲学的创始人，苏格拉底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个究竟：什么是正义、虔敬、美好、政治、高尚、好人……“这种提问方式意味着要阐明所问事物的自然(本性)，即事物的形式或特征”。作为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在《理想国》、《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中，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探讨政体的稳健性这一问题。他考虑的问题主要关注两种因素：哲学生活的可能性和习传的社会生活方式。显然，柏拉图的问题是从苏格拉底的问题来的：哲人与民众习传的生活方式的冲突，导致苏格拉底被判死罪。苏格拉底主要想的问题是：何为以及如何成为“好人”;而柏拉图主要想的问题是：苏格拉底这样的“好人”何以会被民主政体处以死罪。如此看来，柏拉图考虑什么是“好的”或稳健的政治制度时，是从哲人的处境出发的。二者的问题都关系到人的基本权利问题。如果说苏格拉底主要关注求善的权利的含义及其实现手段，柏拉图则主要考虑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

       提到哲学就不能不提政治学，古代希腊虽然统称为希腊，但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许多地域较小、相互独立的城邦所组成的，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学（politics）就起源于治理“城邦”（polis）的学问。

        希腊早先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与当时的东方文明非常类似， 也是中央集权式的帝国。如果这种制度延续下 去，可能就不会有城邦制的希腊文明了。然而, 公元前12世纪时多利安人部落闯人了希腊半岛， 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土崩瓦解，毁于一旦，这就 使希腊文明的历史出现了“断层”，以至于后 来的希腊人除了神话传说而外，甚至不知道自 己还有过如此辉煌的过去。值得注意的是，在 那场文明浩劫之中，不只是一个朝代灭亡了， 而且是一种王宫制度被永远摧毁，一种以王为 中心的社会生活形态被彻底废除了。

       公元前12世纪多利亚人部落闯入大陆希腊，摧毁了那里仿东方体制的迈锡尼文明。希腊出现一个与外界相隔绝的、成为历史断层的漫长时期。然而，历史是一个多 面神。多利亚人入侵纵然对已经高度发达的迈锡尼文明是一场灭顶之灾，却因彻底埋葬了秘密宫殿中不受限制的王权、埋葬了以王宫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形态而使另一 种文明的诞生有了可能；至少，没有了王权对社会生活的绝对控制和监视，希腊人有了发展自我意识和个性、发展他们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的空间。这对于希腊人将 来要进行的重塑社会形态的活动至关重要。迈锡尼制度瓦解后达几个世纪的与世隔绝也并没有凝固社会生活，而是使希腊得以在东方文明的强势影响之外去蕴酿自己 的特性，一旦重新恢复与东方的交往，这个阶段的蕴酿使希腊文化可以以新形象面对亚洲。所以，历史断层不是空白，希腊社会在这期间孕育了变革的条件，为城邦 和理性思想这两种影响深远的创新作了准备。当希腊与东方恢复接触，走出隔绝状态以后，希腊已经站在了一个新起点上，充满自信地去探索属于自己的道路。
   
        探索的成果是城邦的出现。城邦初期，技术、经济及土地占有方式等方面的变化导致了剧烈的社会冲突和混乱无序状态，社会充满暴力、专横和不公正。在人们对这 一状态的普遍拒绝和谴责中，在对包括宗教在内的全部价值体系的质疑中，在重新组织社会生活的普遍要求中，一种世俗性质的政治伦理思想出现了。在最杰出的人 物那里，这种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公正，其发展路向是以理性型关系取代力量抗衡型关系。这既要求重新整合混乱的和受到质疑的价值观，也要求进行现实的社会变 革。那批杰出的智慧人群的伦理思考促成了一套有张力的价值观的产生，它疏导了人身上的狂野力量，而且可以引导人们形成与他们追求的公正、理性的社会格局相 适应的公民品质。而在社会变革方面，关于杀人罪的立法是建立新秩序的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它以有组织的和在社会监督下对罪行实施的制裁取代了血族复仇，从而 否定了私人代行正义。当秩序、法律、平等、公正等观念最终在城邦赢得胜利之日，也是城邦呈现出崭新特征而名符其实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创新之时。
   
        城邦制度特征首先是话语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具有压倒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公共决策诉诸演说、诉诸辩论、诉诸听众，由听众表决。话语的优势力 量意味着政治生活中理性因素不仅渗入而且占了主导地位。第二个特征是社会公共领域的出现和社会生活的公开化。希腊人的大多数活动是在露天广场进行的。广场 是人们集会、演讲、交流、对话的场所。通过广场，城邦将自己的全部生活展示于外，一切活动在公众面前进行，接受公开检查。城邦的这种公开化特征显然与话语 的力量相联系。但文字对于公开化也意义重大。经改造后的希腊文字几乎口语般的简单，这使文字由过去宫廷书吏独占的特殊技巧变成了全体公民的共同财富，文字 的功能也因此而由过去用于书写对公众保密的宫廷档案转变为赋予一切公众所关心的事物以公开性和客观性。文字促成的公开化，其最重要成果之一是成文法。法律 被书写下来公布于众，摆脱了由个人权威“言说”的随意性、主观性；而法律本身又是在希腊人对公正的追求中产生的，而不是按“成王败寇”思维方式由强者制订 的。因而不是阶级专政工具或强权工具，而是体现了各方意志的合力，是适用于所有人但又高于所有人的理性规范。法律的神圣性正由此而生。话语的威力和政治生 活的公开性都使公民产生出“同类人”甚或“平等人”的观念。这一观念构成城邦的又一特征。它否认东方式人与人关系上服从与统治的绝对分野，否认固定这种分 野的等级关系。相反，这一观念相信，人作为政治上可以互换位置的个体处在相互可逆的关系中，适合这一关系的体制须以平衡为法则，以平等为规范。
   
       希腊城邦制基础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奠定的。紧随其后出现在米利都的哲学，其特征正好与城邦的特征相对应。韦尔南认为，是城邦的社会政治条件激发了思想突 变，而思想突变所具有的前述特点，是一批哲人把城邦的政治伦理现实投射于宇宙、自然的结果。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宇宙本原和宇宙构造这类高远宏阔的问题，又 创造性地把在城邦赢得胜利的那些观念运用于构筑他们的宇宙新模式。其中，阿那克西曼德的宇宙构想既是最严谨的，也最鲜明地表现出城邦现实对哲学思想的深刻 影响。如同城邦否定了王权和个人统治而以平等为基础建立秩序，宇宙也同样：秩序不再是等级，而是各种相互平等的力量之间的平衡，任何一种力量对其他力量实 行最终统治，都将导致宇宙的毁灭。大概基于这种认识，阿那克西曼德拒绝把作为万物本原的第一实体设想为任何具体元素，以避免打破各种元素在宇宙中的平等关 系。
   
        由米利都开端的思想变革迅猛而深刻。人们当然有理由认为，是一批天才凭借自身的存在体现了这次突变。然而，如果没有城邦社会格局的启示，没有城邦提供的条 件，这样的突变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韦尔南要说，希腊理性是城邦的女儿。这个结论与他在书中展示的希腊理性思想特点和城邦的特点一样，都是标新立异的但又 十分严谨的，是出人意表的但又是与我们过去了解的研究成果相吻合的。这使人在接触本来就迷人的老话题时又增添一份豁然打开一条新思路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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