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和神创论有关。
最早的神学基础是这样的,上帝创造了世界,所以他对他所创造的东西了如指掌。正象 人作为有创造力的生物,对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了如指掌一样。
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但是我们可以见到上帝的杰作,可以通过搜集到的 “造物" 来推测,这个东西可能是这么造出来的。
我们是搜集结果,从而推测原因。
科学就是 剥离 “神学论证”的框架,把神学基础去掉,再建立新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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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产生的早期,神学还有一个问题很著名,上帝可以改变自然法则吗?
"Can God change natural law?"
如果你不同意,就表明上帝不是万能的;如果你同意,那就表明,自然法则不是永恒不变的;因为上帝可以改变它。
这场著名的争论,对改变人们的自然观非常重要,从而摆脱 斯多葛主义 的自然观。
柏拉图主义、
斯多葛主义和
保罗的因信得救说,是
基督教普遍主义的
三大主要思想
来源。
注:斯多葛主义是罗马的主体思想,基督教要在罗马传播就不得不吸收 斯多葛主义。
斯多葛主义和中国的 “儒家思想” 差不多,你知道,世界上的皇帝都是差不多的,不论是罗马的皇帝还是中国的皇帝。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时,立刻就识别出儒家思想和斯多葛主义的相似之处。
马尔库斯·奥勒留(公元后121—180年)是他叔父兼岳父罗马的好皇帝安东尼努斯·皮乌斯的养子,于公元161年继位为皇帝,并且极为尊敬地追怀着皮乌斯。奥勒留作皇帝是忠于斯多葛派的德行的。他非常需要有毅力,因为他的御位时期是被种种灾祸所缠扰着的——地震、疫疠、长期艰困的战争、军事的叛变,等等。他的《沉思集》一书是为他自己而写的,显然是并不准备发表;这部书表明了他感到自己的公共职责的负担沉重,并且还为一种极大的厌倦所苦恼着。继承他的皇位的独子康莫多斯是许多最坏皇帝中的一个,但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却很巧妙地掩饰了自己恶毒的心性。哲学家的妻子福士丁纳曾被人指控犯了极大的不道德的行为(也许并不公正);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怀疑过她,并且在她死后还为她的奉祀费尽了苦心。他放逐了基督教徒,因为他们不信国教,而他认为国教在政治上乃是必要的。他所有的行为都一本良心,但是大多数的行为却都没有成功。他是一个悲怆的人:在一系列必须加以抗拒的各种世俗的欲望里,他感到其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种就是想要引退去度一个宁静的乡村生活的那种愿望。但是实现这种愿望的机会却始终没有来临。他的《沉思集》一书有些篇章是在军营里写成的,有些是在远征中写成的,征战的劳苦终于促成他的死亡。
马尔库斯·奥勒留,这位先生是罗马帝国时期的三位斯多噶主义哲人之一。
正象许多其他的人一样,“斯多噶主义哲人” 也有着两种伦理体系,
一种是对自己的高等伦理,一种是对“不知法度、没有教养的人”的低等伦理。当一个斯多葛派哲学家想到自己的时候,他就认为
幸福以及其他一切世俗所谓的美好都是毫无价值的;他甚至于说愿望幸福乃是违反自然的,意思是说那里面包含着不肯委身听命于神的意志。
但是作为一个执掌帝国大政的实践者,马尔库斯·奥勒留却非常清楚地知道这种东西是行不通的。他的责任是要使非洲的粮船按时到达罗马,是要采取措施来救济饥馑所造成的苦难,是要使野蛮的敌人不能越境。这就是说,
在对付这些不能被他认为是斯多葛派的哲学家(无论是实际的哲学家也罢,还是可能的哲学家也罢)的臣民的时候,他就接受通常的世俗的善恶标准了。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些标准,他才能够尽其执政者的职责。奇怪的是,这种职责的本身又是斯多葛派的圣人所应当做到的更高级的境界里面的东西,尽管它是从斯多葛派圣人所认为是根本错误的一种伦理学里面推衍出来的。
斯多葛主义里有着一种酸葡萄的成份。
我们不能够有福,但是我们却可以有善;所以只要我们有善,就让我们装成是对于不幸不加计较吧!这种学说是英勇的,并且
在一个恶劣的世界里是有用的;但是它却既不是真实的,而且从一种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也不是真诚的。
注:这是很怪的一种学说,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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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重视劳动,对“柏拉图主义” 也进行了很好的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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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还有一个例子,在《出埃及记》里,神学有一个很厉害的解释,“仗在摩西手里,正像摩西在神的手里”。
这个构造也很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