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毛毛以前是 “联省自治” 的重要人物和活动家，在小军阀 谭延闿 哪儿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毛毛是和阎锡山能够说的上话的人，政治经验根本就不是留法、留苏的留学生可以相比的。

还要注意的是一股极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就是“梁启超、蔡锷” ，袁世凯就是被这一力量给推翻的。

       1918年，湖南的督军和省长是由北京政府任命的军阀张敬尧，人称“张毒”。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杂志只出了四期，就被张敬尧查封了。

       1919年9月起，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毛泽东等学界人士联络教育界和新闻界策划了“驱张运动”。12月2日，长沙学生和工人举行第二次焚烧日货的示威游行，遭到了张敬尧的武力镇压，从此全省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驱张高潮，毛泽东与同仁一起北上北京，南下上海等宣传，编撰了大量驱张的宣传文稿，发表在报刊上。

        湘系军阀谭延闿乘机进攻张敬尧，连战告捷，1920年6月，张敬尧退出了湖南，“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

        谭延闿号称民国的“政坛不倒翁”，他第三次坐上了“湘督”的宝座，紧接着便面临着“内忧外患”，“内忧”是因为他不肯分权给有军功的赵恒惕，一人大权独揽，引起内部矛盾。“外患”是南北两个政府都对湖南虎视眈眈。

        这时候谭延闿便选择了梁启超提出的“联省自治”概念，以巩固自己的权力，1920年7月22日，谭延闿发表通电，表示要“湘人自治”、“还政于民”，实行民治。而后又通电提出了联省自治，他邀请梁启超起草了《湖南省自治大纲》和《湖南自治根本法》放着备用。

        西南各省军阀是纷纷喝采，投机政客更把“联省自治”作为时髦的政治口号，胡适、章太炎、张东荪等人也支持在联省自治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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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与清季的立宪虽然有时序的承继，却无法统的延续。清末立宪在君主制下推行，民国立宪却高 扬共和的旗帜。所以，可以把民国的立宪史作为独立的一个时期来考察。它始于1911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到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颁布， 至少从立宪而非行宪的角度说，这段历史算告一段落。我打算把这一时期分成以下几个阶段，宪政知识网以后推出的专题文章是按照这个时段排列的，所以，有一个 脉络可以帮助读者比较清楚地把握这段历史。[1]而且，一个全新的国家在1911年已经在政治上出现了，而三十多年来，代表一个民主共和基础的政治大法竟付阙如，难怪局中人感慨万千，局外人觉得不可思议 !

 

第一阶段：民国建立到南北分裂。

 

        辛亥革 命一役，是共和向专制的首次公开宣战。此后，各省纷纷独立，纵有清廷的《十九信条》，也无法阻挡共和洪流。就在炮火硝烟中，南方独立各省的代表竟在汉口起 草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成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法理依据，也促成中华民国的诞生。继而，参议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 时约法》，这才正式厘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也是第一次在制度上确立了人民和政府对峙的观念，宪政意义重大而深远。

        约法毕竟是 个过渡性的宪法文件，虽然具有共和的性质，却缺乏民主的根基。于是，建立民选的国会，制定正式的宪法，就成为中华民国诞生后的首要任务。1912年，国会 正式成立，采参、众两院制的模式，由两院议员合组成宪法会议，正式开展起草宪法的任务。1912年，在天坛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这就是历史上的天坛宪 草。虽然由于洪宪帝制横生枝节，这部宪法草案未付表决，但却成为以后讨论中华民国宪法的底稿。

        袁世凯掌权后，解散了国会，搁置了宪法草案的 讨论，组成政治会议，并起草了新的约法，史称袁记约法。共和观念既已深入人心，再回复帝制势必遭致唾弃。云南军掀起护国运动之后，洪宪帝制也在举国声讨中 灰飞烟灭。洪宪帝制虽然失败，但却在法律上打断了中华民国的法统，在政治上造成了此后十余年的军阀割据。

        继任的黎元洪总统虽曾短暂恢复旧约法和旧国会，但终因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问题与国务总理段祺瑞水火不容，旁加张勋的胁迫，终致再次解散国会，并酿出清帝复辟的闹剧。平定复辟之后，段祺瑞重 掌实权，拥兵进京，对黎元洪解散的国会更是置之不理，而组成安福系军阀控制的新国会。此时，为护法统的连续，孙中山南下广州，组成护法军政府。然而，南方 的军阀表面上拥护护法，实则为了争夺地盘。至此，立宪之事已成遥不可及的奢望。而在政治上，中国已进入南北割据的局面。立宪与行宪，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 相对和平的国内环境。军阀连年争战，遂使立宪失却前提的条件。再者，军阀不同于地方自治州的根本之处，在于军阀始终把政权看成私有财产，全无民主宪政所需 的共和观念。对孙中山来说，他正在思考宪政的新路。

这一时期重要的宪法性文件有：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国会组织法》、《天坛宪草》、《大总统选举法》、《中华民国约法》。

比较重要的论文有：

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

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

吴宗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及其缘起”；“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其缘起”；“天坛宪法草案起草经过”；

古德诺：“中华民国宪法案之评议”；“共和与君主论”；

钱端升、萨师炯等：“国会之解散与袁氏新约法之起草”；“洪宪帝制运动始末简述”；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第二阶段：省宪运动时期。

 

        有限政府是宪政必备的内涵。分权是实现限权的有效手段。分权包括横向与纵向的分权。南北割据，军阀纷争，统一无望。护法无果而终，北京政府的制宪更是渺茫的影子。部分文人在迁就现实的情况下，希望通过省的自治，先从纵向分权着手，在宪政的建设上做一点文章。

        在 省宪运动中，以湖南省最为代表，一时间四川、浙江各省纷纷效仿，也造成了激荡全国的势头。但是，在全国一盘散沙的情况下，省宪运动也逃不脱军阀的操控，而 成为小军阀割据的工具。最终，省宪运动不过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以与挟持中央政府的大军阀相安无事。难怪中山先生曾感慨道：外人断不能瓜分我中 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

        无论如何，省宪运动在历史上还是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对于中央与地方政府权限的见解上，有宝贵的经验上的贡献。对于联邦制的讨论，恐怕也是近代史上最热闹的一个时期。而且，省宪运动的影响直接波及其后的曹锟宪法，因为在这部宪法中，联邦制的味道最浓。

这一时期重要的宪法性文件有：《湖南省宪法》

重要的论文有：

李剑农：“联治思想的由来及其运动的进展”；

王世杰等：“分治与统一商榷书”；

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

李剑农：“民国统一问题”

注：曹锟支持联邦制，这可能跟曹锟的性格有关。曹锟这个人 好哥们义气，擅于放权，直系集团军权一直是由 吴佩孚掌握，只是这个人个人素质不高。

第三阶段：制宪运动之再起与幻灭。

 

        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军阀割据，南北分立依旧。但是，当时的中国还是冠名为“民国”。十余年来，虽然名不副实，但民国还是存在着，而代表民主共和基础 的根本大法竟付阙如。虽然没有宪法更符合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但军阀们恐怕也觉得应该作个秀，需要一块遮羞布，于是，便有曹锟表面支持旧国会的议员，并美 其名曰促成南北统一，实则掩饰贿选的行为。结果，激辩十余年不获通过的天坛宪草，经过修改，在数日之内竟通过了三读程序。1923年，中华民国颁布了第一 部正式的宪法，史称“曹锟宪法”，也即“贿选宪法”。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并不承认这部宪法的正统性。

       可以看出，凡是本身的正当性遭到否定的宪法性文件，都有一个以人名标识的称呼。如“袁记约法”、“曹锟宪法”。这本身表明了该文件并不是国家的文件，而是个人的东西。并不是共和民主的产物，而是独断意志的表现，当然就没有存在的合法性。

此时期的宪法性文件有：《国是会议宪法草案》；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

重要的论文有：

芮恩思：“中国宪法问题”；

吴宗慈：“旧国会第二次之恢复”；

钱端升、萨师炯：“国会第二次恢复至贿选宪法”。

 

第四阶段：训政时期与“五五宪草”。

 

        面 对宪法成为军阀政争工具的现实，孙中山改变了行宪的思路。他认识到，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宪政的实现不在于是否有一纸宪法的存在，而在于首先革除宪政的障 碍。其一：通过武力的北伐，消除军阀割据的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其二：通过地方自治，培养人民的责任感和自治能力。而要完成这些任务，首先不是制定宪 法，而是实行训政。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显示了这个新方向，主要体现为大会的宣言和建国大纲。

        “东北易帜”后，国内取得形式上的统一，于是，国民党内外的人士主张结束训政，早日制定正式宪法，进入宪政时期。新一轮的宪法起草工作重新开始。宪法的起草始于1932年，主要由国民党主持，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

       最 初由吴经熊以私人试拟稿的形式投石问路，其后数次修正，最终于1936年5月5日公布了宪法草案，史称五五宪草。这是一部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 宪法”为指导的草案。几乎在同时，也公布了国民大会组织法。准备由各省选举代表，组成正式的国民大会，来表决这部宪法草案。但是，就在1937年，卢沟桥 事变揭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中华民国的制宪进程再次中断。

这一时期的宪法性文件有：《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国民大会组织法》。

主要的论文有：

孙中山：“五权宪法”；“建国大纲及其宣言”；

孙科：“我们需要何种宪法”；

张知本：“宪法草案委员会之使命及草案中应行研究的问题”；

苏松芬：“宪法草案起草经过”；

钱端升：“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

萨孟武：“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特质”；

 

第五阶段：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通过

 

       抗战结束后，为实现国内和平，避免内战，国共两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是，此后内战骤起，政协协议未能实施。国民党于1946年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也就是今日的台湾正在实施的宪法。

这一时期的宪法性文件有：《中华民国宪法》

主要的论文有：

萧公权：“制宪与行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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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湾学者对民国立宪史的时段划分基本是一致的，笔者主要参考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和胡春惠：《民国宪政运动》中的划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