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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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现代人, 古代人
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人,少有的真知灼见;百日政变期间,担任过拿破仑的制宪顾问。
专制政治靠沉默的手段统治,并留给了人们沉默的权利。僭主政治则强迫人们讲话,它一直追查到他的思想最隐秘的栖身之处,迫使他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从而剥夺了被压迫者最后这一点安慰。 连沉默都成为了罪过。僭主需要每一个人都来发言,都来用自己的忏悔为新政权的合法性充当辩护士或污点证人。当他摧毁了一切已有的传统时,他对于建立属于自己的新的传统和象征是那么的迫不及待,那么如饥似渴。
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又译本扎曼·孔斯坦),法国文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者之一。贡斯当出身于瑞士洛桑一个法裔贵族家庭,他曾在其自传性随笔《红色笔记本》写道:“1767年10月25日,我出生在瑞士的洛桑。母亲昂利埃特·德·尚迪厄出身于法国的一个古老的家族,其先辈是为了躲避宗教之争才移居到沃州来的,父亲朱斯特·贡斯当·德·勒贝克则是驻在荷兰的瑞士军团里的一名上校军官。就在我呱呱坠地后的第八天,我的母亲不幸因患产褥热而离开了人世。”
尽管父亲为贡斯当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条件,但是他接受的教育有些杂乱无章,在布鲁塞尔他接受了一连串家庭教师的教育。从14岁开始,贡斯当开始
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1782年就读于巴伐利亚的埃尔兰根大学,从1783年7月至1785年4月就读于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在那里接受了两年正规的大学
教育。贡斯当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期间,正值以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亚当·佛格森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贡斯当深受影响,由此他对英国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奠定了他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也奠定了他对英国文化与政治制度终生不渝的推崇。
离开爱丁堡大学以后,贡斯当四处漂泊,先后到了巴黎、洛桑等地。虽说贡斯当的一生主要是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但在1794年之前他只是大革
命的一个旁观者,对大革命只有间接的感受,因为从1788年至1794年间他一直在德国的一个小朝廷中供职。1794年9月18日,他在洛桑遇到了斯塔尔
夫人,从此他的政治生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斯塔夫人在以后近20年的时间里对他的生活和思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斯塔尔夫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家内克的女儿,出色的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文学家。1795年5月25日,贡斯当与斯塔尔夫人一起抵达巴黎,
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政治生活中去。他与斯塔尔夫人一道,极力维护热月党人的统治,抨击反革命的保王党人以及雅各宾派从左右两方面对温和政权的威胁。从
1796年开始,贡斯当发表了他的第一批政治小册子:《论当前法国政府的力量和赞同它的必要性》(1796年)、《论政治反动》(1797年)以及《论恐
怖》(1797年)等。
拿破仑执政时期,贡斯当对拿破仑寄予很大希望,把他看作保卫共和国与革命成果的人物。在这一时期,贡斯当被任命为立法院的委员。然而,随着拿
破仑日益抛弃自由主义的外衣,走向专制独裁的道路,贡斯当变成了拿破仑的反对派。他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抨击拿破仑的独裁,被欧洲各种反对拿破仑的力量视
为英雄。1802年,他被拿破仑赶出立法院。1803年,斯塔尔夫人也被拿破仑勒令离开巴黎。他们两人被迫离开巴黎,开始过流亡的生活,直到1814年才
得以重新返回巴黎。
在流亡期间,贡斯当继续从事写作和著述并曾访问德国,在那里接触到浪漫主义哲学和宗教思想。1806年完成了一部全面论述政治学的专著的初
稿,即后来的《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1806年,贡斯当完成了一部心理分析小说《阿道尔夫》,这奠定了他以后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807年,贡斯当把席勒的悲剧《华勒斯坦》译成法文。1813年,贡斯当在拿破仑政权垮台前夕,出版了《论征服的精神》与《论僭主政治》两本政治小册
子,对拿破仑的军事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813年,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后,波旁王朝复辟并制定了1814年宪法,试图建立立宪君主制,而贡斯当返回巴
黎以后担任当时自由派的主要代言人。1815年,在百日政变期间,贡斯当先出逃,而后又应拿破仑的邀请担任了他的制宪顾问,为拿破仑负责起草了《帝国宪法
补充条例》,并正式发表了《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
从1815年至1830年,贡斯当不断地同复辟的波旁王朝进行斗争,一直是法国自由派的领袖人物。他曾当选为议员,利用议会讲坛抨击波旁王朝的反动政策。他合办杂志,发表文章与小册子,阐述自由派的主张。他到处发表演讲,其中最重要者为1819年的著名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这次演讲被视为自由主义的政治宣言,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以后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1830年11月,七月革命后不久,贡斯当逝世,法国于该年的12月12日为他举行了国葬。
作为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者之一,贡斯当的政治思想长期游离于人们的视野之外,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是晚近时期的事情。二战以后,贡斯当的政治
思想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在二战中,战争经历以及专制统治重返欧洲的政治舞台,使得他为自由所做的辩护以及对专制主义的批评重新焕发出生机,因此其政治思
想的复兴与二战以后西方政治理论界对极权主义的反思有很大的关系,尽管不同的自由主义者批评的角度不同、对象各异,但从五、六十年代起,几乎所有自由主义
者都把卢梭的学说与当代极权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大致勾勒出一条以卢梭为起点,中经康德、黑格尔,最后发展出当代极权主义的思想史线索。自此以后,曾经批判
过卢梭的思想家便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伴随着人们对极权主义的不断反思,贡斯当的政治思想逐渐赢得了诸多赞誉。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对贡斯当尤为推崇,
称贡斯当的著名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是讨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种自由概念的典范,对贡斯当的自由思想在人类自由主义思想史
上的地位做了中肯的评价。可以说,后来伯林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自由概念的著名区分直接脱胎于贡斯当对“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
区分。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也认为贡斯当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一位知识界领袖”,意大利学者萨尔沃·马斯泰罗内称贡斯当是“立宪制自由主义的最敏锐的
理论家”。二战以后几乎所有论及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都会提及贡斯当对自由思想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