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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 作者:何明 出版:人民出版社
米高扬离开西柏坡之后,中国革命形势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的成立作了准备。3月25日,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被推翻,新中国的成立被提上议事日程。
米高扬曾在西柏坡表示,很多问题要由莫斯科来确定,这其中包括对新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问题。另外,新中国成立的大政方针也需要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商量,以便取得苏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方面工作的了解与支持。
5月3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求派遣苏联专家。毛泽东表示,至于军事任务,即最后消灭敌人,中国共产党单独就可以完成。但是,经济建设任务“需要 你们的帮助”。而这个问题又需要双方高层面对面地会谈,在毛泽东不能前往莫斯科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以副主席刘少奇为团长,高岗、王稼祥为成员的代 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
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原定于6月20日启程,因科瓦廖夫的“汽车连出事故,致迟开三小时”,结果推迟到6月21日。陪同刘少奇访问的主要人员有苏联专家总顾问科瓦廖夫,以及中方工作人员邓力群、戈宝权、翻译师哲。
据师哲回忆,访苏期间,斯大林同刘少奇共举行了六次会谈,但他只记得两次会谈的确切日期,其他几次都没有明确的时间记载。
6月27日,代表团被安排到位于莫斯科市郊的孔策沃别墅。当天,斯大林同中共代表团举行了第一次会谈。
苏方参加会谈的有斯大林,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米高扬及科瓦廖夫。中方参加人员除刘少奇外,还有高岗、王稼祥以及翻译师哲。
在一阵寒暄之后,斯大林请中共代表团转达他对毛泽东的问候。刘少奇对斯大林的关心表示感谢,并向斯大林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对苏联给予中国的帮助表示感谢,并请斯大林接待代表团。
随即,双方开始讨论中共代表团提出的问题。根据科瓦廖夫当时的纪录,双方就以下问题进行了会谈:(1)苏联向中国贷款数额及贷款利息;(2)向中国 派遣各方面(主要是经济建设方面)的专家;(3)向上海派遣专家及大城市的管理问题;(4)清除上海等港口水雷,恢复港口航行的措施;(5)解放新疆的策 略及将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6)中国海军舰队的组建及军港的保卫;(7)建立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航线,在中国建设飞机装配修理厂;(8)决定在三四 天以后召开苏共主席团会议,听取中共代表团关于中国政治、军事及经济形势的报告,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看法;(9)国家机构设置、工商企业管理等。
斯大林表示,莫斯科决定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以机器设备、各种原料和其他商品形式提供,每年平均6000万美元,分5年贷完。斯大林声明,中苏两党签订这样的协议尚属第一次。
关于这笔贷款的利息,斯大林觉得百分之一的年利息似乎低了点。因为苏联向东欧国家提供贷款的年息为两厘,但考虑到中国还在打仗,所以莫斯科同意按年 息一厘向中国提供贷款。考虑到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建立,刘少奇又是秘密访问莫斯科,所以,斯大林建议,贷款协定只能以东北人民政府的名义同苏联签订。
注:东北是真背,又是东北做抵押啊。反正贷款建设项目也是在东北,不怕你跑了。
关于贷款问题,刘少奇表示完全同意斯大林所提出的各种条件,并感谢苏联对于中国的帮助。
向中国派遣专家,这是中共领导人非常关心的问题。会谈中,斯大林表示,莫斯科已经决定向中国派遣第一批专家,共15人,他们将根据中国的要求随时出发。
但后来实际人数大大突破了这个界线。至于专家的待遇,斯大林坚持要按中国最优秀专家的最高标准向苏联专家提供报酬。“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苏联专家享有较高的工资,斯大林提出,“如果需要的话,将由苏联政府向他们补足。”
根据上述原则,刘少奇曾指示陈云和薄一波,苏联专家临时薪资“暂定最高标准为二千五百斤小米”,另外适当规定食堂饭食价格并设特别食堂,对苏联专家给予照顾。
但是,到1950年初,尤其是中方提出要签订中长铁路协定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苏方提出,在支付专家工资之外,中方还应支付一笔费用,作为对苏联专 家以前工作单位的补偿。这样,中国政府需要按每人每月2000到4000卢布交给苏联政府,相当于每月10000到18000斤小米,而毛泽东、刘少奇等 人每月只有3400斤小米,部长只有2800斤小米。
注:这倒不是苏联故意刁难,计划经济就是这样,你把我单位的人抽走了,我没人了。
在专家问题谈完之后,斯大林又把话题转到新疆问题上。他建议,应尽早占领新疆,那里拥有丰富的石油。但是,占领新疆必须经过甘肃,而马步芳的骑兵就 盘踞在这一带。14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同马步芳的较量中遭受了重大损失。斯大林认为,中共过去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在他看来,马步芳的骑兵 是很容易被打垮的。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40架飞机,帮助解放军消灭这股骑兵。
应中方的请求,斯大林同意帮助在上海水域排雷,但要通过中国东北方面来实施,苏联可以卖给东北人民政府几艘扫雷艇,在大连、旅顺培训中国海员学习排雷技术。
当天,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联名致电毛泽东,报告了会谈情况,并就贷款方式、向中国派遣专家等问题向毛泽东作了请示。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一篇著名的文章,明确宣布:集中国革命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 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也是没有的。毛泽东批评说,“没有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想法是错误的,“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是幼稚的想法。他表示,中国 在国际上只能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
毛泽东的文章对刘少奇的访苏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即7月2日,斯大林同中共代表团举行了一次会谈。有关这次会谈的内容,国内外的出版物都没有详细记载。会谈的当天,刘少奇曾给毛泽东发过两次电报。
7月3日、4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中苏双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把借款和定货问题具体化。鉴于国内经济机关开始成立,解放区不断扩大,既缺乏专家,又缺乏材料,“故目前还无法提出全部清单”,毛泽东同意代表团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苏方通报情况,并提出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经过两天的紧张准备,7月4日,中共代表团以刘少奇的名义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提交了一份长达一万余字的书面报告,向斯大林全面介绍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同时向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征求意见。
此外,刘少奇还向联共(布)中央提出了中苏两党关系问题。他特意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
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中共应当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之后,“准备 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刘少奇还提出,应尽可能地密切中苏两党的联系,互派代表,以便处理两党的有关问题,并增进两党间的理解。他还强调,在 外交上,中共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做了一些解释。一些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已经答复他们说:我 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道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
刘少奇在报告中也提到了一些颇为敏感的问题,如旅顺、蒙古问题。苏联红军从中国东北撤军时,搬走了很多机器设备。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在旅顺驻军,这引起了中国民主党派和青年学生的不满。
中国共产党曾解释说,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苏联从东北运走机器设备的问 题,“我们是这样解释的: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战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并用它来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
对于蒙古问题,代表团表示,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
另外,刘少奇在报告中同意由苏中两国合办一个航空公司,这就是四个中苏合营公司的由来。毛泽东后来多次对这件事表示了不满,动辄就提“合营公司”的事情,认为这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起来的,他想控制中国。
考虑到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界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现在即将管理这么大的国家,领导经济建设和外交工作,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所以,刘少奇表示,“在这方面,联共(布)中央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共产党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①
斯大林用了几天时间阅读了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所写的批语表明,他对代表团的报告还是相当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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