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月1日——西历新的一年开始，诗人穆旦（1918-1977）在日记中写到：

正午希武来午餐，下午艮良夫妇来晚餐。谈到我最近受处分的事。我总的感觉是：必须彻底改正自己，不再对组织及党怀有一丝不满情绪，以后应多反省自身，决心作一个普通的勤劳无私的劳动者。把自己整个交给人民去处理，不再抱有个人的野心及愿望。[[1]]

希武即穆旦的妹夫刘希武，时为天津市五中教师；艮良即周与良的三哥周艮良，时为天津建筑设计院工程师，都是关系亲密的自家人，会面的时候自然会谈些私密的事情。“受处分的事”世人多半已知晓，即穆旦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依据1958年12月18日天津市人民法院（58）法刑一管字141号判决书，穆旦被依法判处管制三年，撤销副教授职务，由六级降为十级。判决的主要依据为：

查（按：穆旦原名查良铮）在1940年以前在西南联大时，曾参加“青岛”（按：应为青鸟）、“南荒”等反动文艺社，发表反动文艺，同时在匪中央日报上书写反动诗《火炬》（按：应是指《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1942年2月充匪青年军少校翻译官去往印度，回国后在匪国民党干训团充中校秘书，1948年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南京办事处任翻译，同年12月到暹罗又任该处秘书。1952年回祖国，……反动思想没有得到改造，与南开大学×××形成小集团对抗领导，肃反被宽大处理后仍心怀不满……1957年党整风之机，大肆向党进攻，在人民日报发表《九九家争鸣记》（按：指《九十九家争鸣记》）反动文章。[[2]]

穆旦被判决一事，据说是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放出的“一颗卫星”，由法院到学校宣布。“当时对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较多的是受到‘内控’，只有极少数人是被法院明定的，穆旦便是正式由法院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和‘接受机关管制’的一人”。[[3]]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尽管从表象事实来看，在偌大的南开校园之内，在“历史问题”方面，人微言轻的穆旦似乎并不足以成为最严重的几个人物之一。

被宣判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之后，穆旦被赶下外文系讲堂，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所谓“监督劳动”，“就是扫地，图书馆楼道和厕所每天至少打扫两次，原有的工人监督他劳动”。[[4]]和后来对于知识分子大规模的劳动改造相比，劳动强度要小不少——但初次经历此类事件的穆旦，改造自我的决心还是很大的。1959年1月9日，他在日记中写到：

自五日起，我自动打扫图书馆甬道及厕所，每早（七时半）提前去半小时。这劳动对自己身体反而好。

前两日，冯老找我谈一次话，我曾要求增加工作时间，他说组织说不用。告我要紧的是精神愉快，做事才能积极主动。

“冯老”即时任图书馆馆长冯文潜教授。“自动”、“提前”、“要求”这些词汇表明穆旦显然希望通过更大强度的劳动量、更为积极的劳动姿态，来获得“组织”的认可；但在冯文潜这样历经世事、学养丰厚的花甲老者眼中，“历史反革命分子”或许并不算什么错误——有理由相信，曾为西南联大教授的“冯老”当年应该知晓年轻的外文系助教查良铮弃教从军的事迹（即判决所称“充匪青年军少校翻译官去往印度”）。“组织说不用”，并告知要保持“精神愉快”，这可视为组织对下属，或者说，一位老者对于一位年届中年的知识分子的安慰与关爱。

（余下部分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50e450101d26c.html）

(刊《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2期“文学史新视野”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