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1909年－2006年10月13日），原名张璇，字仲衡，出自《尚书》“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后因名难认，以字的简化“中行”（《论语》有“不得中行而语之，必也狂狷乎”）行世。河北香河（今天津市武清区河北屯镇石薄庄村）人，著名学者、哲学家，散文家。

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教于天津南开中学、保定中学、贝满女中，担任过《现代佛学》主编。后到北京大学任教，与季羡林、金克木合称“燕园三老”。1949年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从事中学语言教材的编辑。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多部散文集成为畅销书，从而闻名于世，人称“文坛老旋风”。短短几年就奠定了他散文大家的地位，被季羡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代表作有‘顺生论’，此书由很多短小的文章组成，内容深刻，文笔优雅，充满哲理。

他曾与著名作家杨沫育有一子一女，两人因信仰不同而分手。杨沫小说《青春之歌》中的反面人物余永泽以他为原型，文革期间受到牵连。

除了赞扬张中行学术成就，史树青还格外推崇张中行的为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子，一生低调处事，淡泊为人。”史树青说，他从张中行与作家杨沫之间的情感纠葛中，看到了张中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广阔胸襟。据史树青介绍，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因为张中行与杨沫之间的情感纠葛，杨沫在出版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以张中行为原型人物，塑造出了“不革命”的反面人物余永泽，遭到丑化的张中行却始终保持沉默。“文革”期间，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他揭露杨沫的“罪行”，可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上写了赞扬杨沫的话，杨沫知道后大为惊讶，写了封感谢信给张中行。不料，后来有人写文谈他们当年的感情，杨沫以为是张中行暗中指使，两人关系再度恶化。史树青认为，在整个事件中，张中行是受害者，但他遭到攻击，却不予以报复，值得尊敬。

那时候他已经快70的人了，老家并不要求他干活，但他自己出门常捡了粪送到生产队积肥。父亲一个人住在农村老家，生活是很艰难的，他用煤油炉自己做饭，不像别的农家那样烧炕，冬天就很冷、老鼠又多。就是这样，他还写了不少诗词。说是乐观吧，也谈不上，他就是安静，凡事心平气和，整个人生都看得透，不管有什么状况他都能接受和顺应。

要说起他的善良，故事就多了。有一次他的一个同事被偷了，很难过，父亲知道后，就给了他被盗金额的一半，说，就当是我们两个人都被偷了。

曾有中学生给父亲写信，说很喜欢他的书，但是没钱买。父亲认为他很诚实，把书寄给他。他这样给很多人寄过书，他常说，人家是我的读者，肯花时间、花钱看我的书，应该感谢人家。但也有人寄了钱来，说买不到他的某一本书，要他代买，他就很生气，说我又不是卖书的，把人家的钱退回去了。

父亲常说，教育的成功就在让人不信。外界对他的评价很多，什么杂家、学者、语言学家，但他认为自己首先是思想家，因为他一生清醒、不糊涂、不盲从，或者说，就是不信，凡事都存疑，就不容易受骗。他曾告诫年轻人要“多念书，少信宣传”，还推荐罗素的《怀疑论集》。他自己说他是罗素的怀疑主义和康德理性主义的结合。

父亲一生都很怀念大学生活，他总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新北大只让人信。

说到民族的优劣性问题，父亲曾提出过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把一个无辜的人绑起来，让别人可以随便打，打了白打，看有多少人会动手。残害同类的是糟糕的民族，只有宁肯自己挨打挨骂也绝不打人骂人的，才称得上优秀。

2006-02-22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