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主体民众抛弃政权现象及其警示

诸葛小花

http://www.m4.cn/opinion/2017-02/1322681.shtml

纵览2016年全球政治发展，英国脱欧和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国大选中横空出世，堪称最引人瞩目、最出人意料的“黑天鹅”现象，很可能给国际政治经济走势带来深刻的长期影响。总结提炼这两大“黑天鹅”现象，其最大共同点可以归纳为“主体民众抛弃政权”。在英国脱欧案例中，遭到抛弃的“政权”是欧盟这个国家联盟；在“特朗普现象”中，遭到美国传统白人中产阶级、最认同美国国家和传统美国价值观的少数族裔——亚裔（特别是华裔）大面积抛弃的是长期把持政治舞台的“建制派”，共和党和民主党皆然，而且在竞选进程中，不少抛弃者的情绪有向否定整个美国政权体制发展之势。与此类似，台湾当局马英九领导下的国民党各级政权被长期一直构成国民党基本盘的蓝营选民抛弃，以至于在这两年的台湾地区各级选举中全面崩盘，面临夺取权力上台的民进党“凌迟”。放眼更大历史跨度考察，苏联解体和哈布斯堡王朝覆亡是更加典型的“主体民众抛弃政权”现象，因为由此而解体覆灭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党、一个跨党派政治精英集团，而是有数百年历史的实实在在的国家实体。中国大陆同样存在类似风险，总结国内外这一现象的经验教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逆向歧视导致主体民众抛弃政权

何谓“主体民众”？对于一个国家（政治地区）而言，人口、经济、文化占优势的多数民族是其主体民众，这样一个多数民族通常是这个国家的创建者、主要建设者和保卫者；对于一个国家联盟而言，其骨干成员国国民构成其主体民众；对于一个执政的党派、运动等政治力量而言，在这个国家/地区不占少数且构成其传统支持者的群体构成主体民众。审视英国脱欧、苏联解体、哈布斯堡王朝灭亡、国民党土崩瓦解面对“凌迟”，以及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异军突起，不难发现，在这些案例中，失败方和遭遇挑战方都是因为遭到了主体民众主动抛弃；而按常理来说，这些主体民众本来应该是失败方天然的、长期的支持者。

在当地时间2016年6月23日举行的英国“脱欧”公投中，由于正反双方都开展了充分的宣传动员，通过脱欧表明这个欧盟支柱国家的主体民意抛弃了欧盟。分析投票情况，由于以下两个因素更有利于留欧派，脱欧派在英国全民公投中的胜利优势实际上大于统计数字所显示的约4个百分点（52%对48%），因此，可以判断，脱欧派在这次全民公投中比较充分地代表了英国、特别是英格兰的优势民意。

首先，公投前夕留欧派女议员遇刺身亡，给留欧派增加了不少同情票。

其次，公投当日英国各地普遍大雨滂沱，对脱欧派比对留欧派投票妨碍更大。因为留欧派多数集中在伦敦这样的大城市，而脱欧派在乡村、中小城市优势更大，留欧派集中的地方人口和投票点密集，去投票更便利；脱欧派聚居的地方人口和投票点相对稀疏，去投票没那么便利，相对较低的收入也妨碍了一些脱欧派选民在雨天出门投票。
有鉴于此，此次英国全民公投通过脱欧，其意义不可低估，因为这是欧盟这个国家联盟的第三支柱国家（德、法居前两位）多数民意通过脱离联盟，而且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英格兰人赞成脱离联盟的比例还高于整体比例；换言之，是欧盟第三支柱国家及其主体民族抛弃了欧盟。在英国脱欧派胜出后，荷兰、法国、意大利等国举行脱欧公投的呼声顿时高涨，而这些国家本来都是欧共体-欧盟的骨干国家，甚至还是当初欧洲共同市场的初始发起国，更让人看到了本该是欧盟基本盘的民众对欧盟已经何其离心离德。

与此相似，苏联解体，并非外力强行肢解，关键是作为30年统一俄罗斯-苏联国家创建者和支柱的俄罗斯民族主动抛弃了它，因此，苏联解体不可避免，也无法挽回。分析1991年3月17日苏联全民公决结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被俄罗斯族抛弃的情况。

在这次全民公决中，面对是否保留联盟国家的公决问题：“你认为有必要把苏联作为一个各共和国主权平等的新的联盟加以保留吗？”有9个共和国成功组织了全民公决投票，在本地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民族构成与俄罗斯-苏联主流社会相差最远的中亚五共和国，无论参加投票人数比例还是投赞成票比例都是最高的，俄罗斯联邦参加投票人数比例和投赞成票比例都远远低于中亚五共和国；在中亚五共和国中，赞成保留联盟者比例最低的恰恰是俄罗斯族人口比例最高、本地居民俄罗斯化程度最深的哈萨克共和国：

（1）哈萨克共和国参加投票人数占有投票权总人数的89%，其中投赞成票者为94%，亦即其有投票权总人数的84%赞成保留联盟。

（2）乌兹别克共和国参加投票人数占有投票权总人数的95%，其中投赞成票者为93.7%，亦即其有投票权总人数的89%赞成保留联盟。
（3）吉尔吉斯共和国参加投票人数占有投票权总人数的92.9%，其中投赞成票者为94.5%，亦即其有投票权总人数的88%赞成保留联盟。

（4）土库曼共和国参加投票人数占有投票权总人数的97.7%，其中投赞成票者为98%，亦即其有投票权总人数的96%赞成保留联盟。

（5）塔吉克共和国参加投票人数占有投票权总人数的94%，其中投赞成票者为96%，亦即其有投票权总人数的90%赞成保留联盟。

（6）俄罗斯联邦参加投票人数占有投票权总人数的75.4%，其中投赞成票者为71%，亦即其有投票权总人数的53.5%赞成保留联盟。[1]

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两点：第一，俄罗斯联邦参加投票人数比例和赞成保留联盟比例都远远低于中亚各共和国，有投票权总人数中赞成保留联盟者比例只是勉强过半，比中亚各共和国低30.5-42.5个百分点。

第二，在中亚各共和国中，有投票权总人数中赞成保留联盟者比例最低的是俄罗斯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哈萨克共和国，该项指标比另外4个中亚共和国低4-12个百分点。俄罗斯族曾长期是哈萨克共和国第一大民族，直到1989年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比例（39.7%）才首次超越俄罗斯族人口比例（37.8%），考虑到在这次人口普查中，哈萨克共和国总人口中还有5.8%的德意志人、5.4%的乌克兰人，以及部分白俄罗斯人，该共和国斯拉夫族人口占比超过43.2%，欧裔人口占比超过49%。相比之下，在同一次人口普查结果中，乌兹别克共和国总人口中俄罗斯族占8%，吉尔吉斯共和国总人口中俄罗斯族占21.5%，土库曼共和国总人口中俄罗斯族占10%，塔吉克共和国总人口中俄罗斯族占7.6%。[2]进一步上溯历史，一个大国被创建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抛弃，在历史上并非只有苏联这个孤例，统治奥地利帝国数百年的哈布斯堡王朝最终被德意志人抛弃，就是苏联之前的典型案例。哈布斯堡家族本身就是德意志封建统治家族，也从来以德意志族为其基础。1282年，哈布斯堡家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一世将奥地利分封给儿子阿尔布雷希特，奥地利由此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基干。近600年间，德意志族曾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旗帜下一次次浴血奋战，把奥斯曼帝国大军进犯欧洲的狂潮挡在维也纳城墙之下，最终启动了欧洲人民的全面反攻；但到了导致哈布斯堡王朝最终覆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多年，原本创建、保卫、开拓、发展了奥地利国家的德意志族在心理观念上就已经普遍抛弃了哈布斯堡王室，而是更加认同、尊崇德意志帝国皇帝和俾斯麦，以至于产生了公开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基本纲领、主张与德意志帝国合并的泛日耳曼民族党等政党。“一战”

结束第二天（1918年11月12日），新成立的维也纳临时大会就通过决议，主张与德国联合，充分反映了原奥匈帝国境内德意志族人民的普遍意愿。

而1919年4月3日奥地利共和国国民议会通过《哈布斯堡法》，没收哈布斯堡家族财产，驱逐哈布斯堡王室成员，又体现了奥地利社会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厌弃何其决绝。

冷战失败者苏联以解体而告终，冷战胜利者美国今天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冷静审视2016年美国大选以及此前数年美国政治生活变动，可以看出，美国传统主体民众同样已经在类似苏联俄罗斯族、奥匈德意志族抛弃政权的道路上走出了不短的距离。美国赖以立国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种族基础，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基督徒）长期是美国社会当仁不让的中坚，爱国主义精神一向浓烈。近几十年来，有两种关于美国特性的“政治正确”说法在美国社会、乃至美国国外颇为流行，第一种说法是声称美国是一个移民之国，第二种说法是说美国特性仅仅界定于一套政治原则，即“美国信念”。然而，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这两种说法不过是不完全的真理，即只有一半符合真实情况的说法，虽然比完全的假话更能误导他人，毕竟并非完全真实。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多数美国人都不是对移民持友好态度，也不曾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移民之国”；美国不是一个移民之国，而是一个盎格鲁-新教定居者建立的定居者社会，是定居者先创建了美国，然后移民才来到美国；[1]18世纪末美国的人口爆炸主要并非吸收移民所致，而是来自本土人口异常之高的出生率。[2]美国能够顺畅地吸收大量移民，关键在于它作为“熔炉”同化移民、使新移民接受WASP文化与价值观的能力；而在所有非白人少数族裔中，总体上又以被称作“模范少数族裔”的亚裔（特别是出身儒家文化背景的中日韩越裔）最认同美国国家和传统美国价值观。

早在2016年11月8日美国大选选举投票之前，笔者就曾不止一次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专栏等公开文章中指出，特朗普本属美国政界局外人，其政见言论几乎全方位对抗近几十年来日益扩张的“政治正确”观念，但恰恰是这些“政治不正确”言论见解为他在美国传统白人中产阶级和亚裔中赢得了广泛人气，长期把持政治舞台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建制派”在美国传统主体民众中遭到大面积唾弃。无论特朗普在这场美国多年来最无底线选战中最终胜败如何，被他打破的众多“政治正确”禁忌盖子已经无法复原了。

不仅如此，美国传统主体民众抛弃“政治正确”的“建制派”趋势并非始于特朗普现象，而是几年前就开始了。2014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埃里克·坎托（EricCantor）在党内初选中败给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教授大卫·布拉特（DavidBrat），震撼美国社会。因为坎托的优势实在非常突出：从1992年起就一直担任弗吉尼亚州众议员，2001年起一直担任联邦众议员，在众议院地位仅次于议长博纳，社会各界普遍看好他将接替博纳的众议院议长职位，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犹太裔众议院议长，那次竞选经费多达150万美元，布拉特投入的经费则只有8.4万美元。而占尽优势的坎托之所以失败，关键原因就是他投票同意非法移民合法化的“梦想法案”，该法案规定，非法移民如果16岁以前进入美国，在美国连续居住至少5年，拥有高中或同等学力，在美国大学就读或服兵役满两年，而且没有犯罪记录，就可以申请取得合法身份；布拉特猛烈抨击这一法案等于向非法偷渡者颁布大赦令，从而赢得党内选民多数支持而一举掀翻政坛大佬坎托。无独有偶，加强限制非法移民同样是特朗普核心政见之一。从布拉特到特朗普，美国传统主体民众抛弃“建制派”的浪头大幅度跃升；即使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最终败选，也并不意味着未来不会较快地涌现出新的特朗普。[1]

到目前为止，就整体而言，构成特朗普支持者主力的美国传统主体民众尚未公开大面积否定美国现行政治体系，他们否定的是“政治正确”的“建制派”政客个人及其群体，期待的是在现行政治体系下换上符合自己期望的领导人。但向否定美国现行政治体系发展的苗头已经出现，如果他们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未来未尝没有可能如同哈布斯堡帝国德意志族、苏联末期俄罗斯族那样走向抛弃整个现行政权体系。在竞选进程中，特朗普支持者自发组建民兵，声称若特朗普竞选失败就将武装夺权，就是上述苗头的最突出体现。与上述案例类似，台湾当局马英九领导下的国民党在近年台湾地区各级选举中全面、彻底崩盘，关键是被长期一直构成国民党基本盘的蓝营选民抛弃。考虑到民进党等绿营政治势力一向强烈排斥、歧视蓝营选民，蓝营选民如此决绝地抛弃国民党，就更令人深思了。

主体民众本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整治地区）、一个国家联盟的基本盘，为何大面积抛弃他们创建和浴血保卫、开拓、发展的国家（政治地区）/国家联盟？关键在于这个国家（政治地区）、这个国家联盟的主导思想理念和政策走到了逆向选择、逆向歧视的歧路，他们的主导思想理念和政策没有鼓励民众“合众为一”，没有鼓励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民众在统一的规则下依靠个人奋斗出人头地，没有鼓励不同民族集团多劳多得、为这个国家（政治地区）/联盟多作贡献从而“做大蛋糕”，没有鼓励落后向先进看齐，而是走向了反面，强行让先进被落后绑架，鼓励“按闹分配，多闹多得”。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主体民众的不满日益膨胀，越来越多的主体民众精英也日益感到理论上的“最优”已经因为执政集团思想理念和政策偏差而无法达成，反而日益成为自己和本族集团的桎梏，不如退而求其次选择更有保证的“次优”；在达到临界点之后，这个国家（政治地区）、这个联盟遭到主体民众抛弃也就无可挽回了。而在遭到主体民众抛弃之后，这个国家（政治地区）、这个联盟的统治集团也必然垮台崩溃而不可能指望受惠于他们的其他族群鼎力支持，因为在他们政策下“多闹多得”的族群只是把他们当作不劳而获汲取不成比例政治经济资源的工具，而无论个人还是群体，都不可能对自己能够呼来喝去、用以不劳而获攫取资源的工具产生任何忠诚，只可能用完之后弃若敝屣，而形形色色的优惠扶植政策只是增强了他们汲取的能力与胃口。



二、逆向歧视、逆向选择导致解体案例之一：英国脱欧在英国脱欧案例中，笔者在公投前发表的《英国脱欧：长痛还是短痛》

一文中，我提出，“脱欧”给英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只是短期冲击，无法掩盖“留欧”的长期痛苦；倘若英国全民公投决定留在欧盟，那也就意味着英国将继续承受一系列的不利，而这些不利因素损害的将是英国经济社会的长期活力，甚至有可能关系到英国国家存亡：

作为欧盟公共财政的净贡献方继续承受对外转移支付的负担。考虑到欧陆国家盛行的“白左”思维仍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占据上风，欧盟公共财政仍将主要是作为转移支付工具而非发展工具，欧盟不合理的对外负担还很有可能进一步加重，英国的这部分负担也将日益加重。

继续被欧陆国家、特别是南欧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绑架而不得不违心地背离自己的自由贸易倾向。在欧盟现行决策机制下，英国这个经济管理相对明智很多、经济增长业绩和活力要好很多的国家，不得不让自己本来明智的决策管理能力屈从于欧猪国家低下的决策水平。继续这样下去，对英国未必是好事。

继续被布鲁塞尔欧盟监管机构的官僚主义束缚而抑制、乃至扼杀英国经济的活力。欧盟监管规则堪称全世界最繁琐最低效，欧盟官僚机构办事效率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堪称最低，而英国体制相对要有活力、高效得多。若能摆脱布鲁塞尔官僚机构繁文缛节的束缚，有利于发挥英国经济社会活力。

……最重要的是，在现行欧盟自杀性移民政策下，与欧洲社会文化传统格格不入且拒绝融入东道国社会、缺乏劳动积极性、只想分享欧洲福利的外国移民正在快速增长，不仅给欧洲各国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潜藏着对欧洲社会治安乃至文化传统、国体的颠覆性威胁。倘若“退欧”，英国可望明显降低此项威胁；如果“留欧”，英国面临的这项威胁不会明显降低。[1]不仅如此，在欧盟目前的政策理念下（这种理念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望根本改革），欧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深化意味着上述问题会进一步恶化。

本来在正常条件下，要改善欧元稳定性，就需要扩大共同财政；但在欧盟目前的政策理念下，扩大共同财政的结果只能是加大富裕发达、管理相对稳健的西欧国家对落后、管理混乱的南欧国家的转移支付，加大对不认同欧洲社会文化传统甚至包藏祸心的外来移民转移支付，从而激励落后、混乱成员国和外来移民的道德风险。倘若有理性坚强的领导，欧盟深化一体化无疑是其所有成员国的最优选择；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理论上的“最优”结果基本上已经无望实现。对于英国而言，脱离欧盟、退而求其次保住自己本土的天地，不失为更有保障的“次优”选择。

诸葛小花

三、逆向歧视、逆向选择导致解体案例之二：苏联解体



在苏联解体案例中，俄罗斯联邦、俄罗斯族长期承担了对其他共和国的转移支付负担，却在许多方面承受了逆向歧视待遇；天长日久，俄罗斯族对逆向歧视的不满日积月累，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对这个他们创建、他们始终充当支柱骨干、他们曾浴血保卫的政权丧失了认同，弃若敝屣。苏联末期俄罗斯反对派崛起，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依靠打着意识形态之争旗号的民族矛盾。在俄罗斯联邦发表主权宣言时，时任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的话就是俄罗斯从此不再给别人充当“奶牛”，而苏联解体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由于非俄罗斯族官员在同等条件下有着更多的提拔晋升机会，必然逐步形成地方民族性权势集团，进而不断侵蚀苏联党和国家中央权威的基础，天长日久，早在苏联解体之前，苏联党和国家中央就已经丧失对非俄罗斯共和国的实际控制权，也意味着苏联体制已经无法改弦易辙、扭转对俄罗斯族的逆向歧视。（一）苏联体制下中亚干部的“本地民族化”

在苏联解体的进程中，中亚各共和国本地民族在全民公决中压倒多数赞成保留联盟，并不意味着当时中亚本地民族统治精英群体更忠于苏联党和国家，更忠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当地的全部统治权力此前就已经成为他们独占的禁脔，保留无权剥夺他们权力的联盟外衣，他们就可以继续从联盟汲取经济支持，个人还有希望兼任联盟高官，从而收获“小国之君+世界性大国高官”的双重好处。相比之下，俄罗斯族精英则没有这种好处，不少精英因而没有兴趣尽力保留联盟。实际上，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中亚恰恰是全苏民族冲突最频繁最激烈的地区，中亚本地民族统治精英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一形势为自己攫夺权力，排挤联盟再中亚地区的权力。正因为如此，“八一九”事件之后，联盟外衣已经不能给中亚本地民族统治精英带来上述好处，在几个月前还压倒多数支持保留联盟的中亚各共和国就迅即“变脸”，掌握着政权的共产党纷纷改名，国名迅速全部抹掉“社会主义”称号，“去俄罗斯化”高潮迭起，并在苏联解体之后全面深化。相比之下，俄罗斯共产党遭到的打击最沉重，但其干部、普通党员队伍依然保持了共产党的名号和意识形态。

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早期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中非俄罗斯族甚多，以至于反苏势力时常就此大做文章；但在十月革命后初期的中亚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层中，出身穆斯林家庭者很少，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沙皇时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穆斯林微乎其微。1919年10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联合成立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主席是格鲁吉亚族埃利亚瓦，委员有俄罗斯族古比雪夫、罗马尼亚族伏龙芝等人，无一穆斯林家庭出身。后来，中亚当地民族干部在中亚诸共和国党政领导层中分量日益加大。到赫鲁晓夫时期，除哈萨克共和国之外，中亚另外4国领导层民族构成与斯大林时期相同，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均由当地民族干部担任，但这些人、尤其是党中央第一书记权力比斯大林时期明显增强，政治地位提升，如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两任第一书记都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他们的副手是俄罗斯人。1958年，俄罗斯族和其他斯拉夫民族在中亚各共和国干部中所占比例如下：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占比：占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在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占31%，在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占34%，在土库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占38.5%，在塔吉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占25.3%。

在地方和基层党组织中，当地民族干部占比明显高一些。如年间的哈萨克共和国，州、市、区委书记半数是哈萨克族，但哈萨克族仅占党员总数的36%，人口总数的30%。[1]再考虑到哈萨克族知识文化水平、业务能力、乃至工作作风等方面与当时占哈萨克共和国人口多数的俄罗斯族等欧系民族客观差距显著，形成这样的干部结构，表明共和国命名民族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利用了权力和体制提供的一切机会优先选拔培养本族干部，甚至任人唯亲，命名民族干部队伍及其权力不断扩张的循环已经形成；与此对应，苏联党和国家中央制衡能力的根基遭受侵蚀而趋向削弱的循环逐渐成型。

哈萨克共和国北部历史上长期就是俄罗斯色彩浓厚而哈萨克色彩微乎其微，基本上是俄罗斯、乌克兰、德意志等欧系民族开发出来的，欧系民族人口一直占压倒多数，俄罗斯人因此普遍称之为“南西伯利亚”。俄罗斯征服中亚之后，随着社会秩序和生产方式变迁和引进近代技术，当地哈萨克族人口开始增长；苏维埃政权站稳脚跟之后，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改造、社会福利、现代医疗技术推动当地哈萨克族人口增长进一步提速；同时，今哈萨克斯坦地区1920年成立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1925年更名哈萨克自治共和国，1936年改为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族在今哈萨克斯坦地区的政治地位和人口占比日益提升。然而，直到1962年，即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成立42年、哈萨克加盟共和国成立26年后，在哈萨克垦荒区切利诺格勒边疆区（今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所在地）的300万居民中，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占比仍有60%，德意志人占12%，哈萨克人仅占19%。[1]但就是在这样哈萨克族人口比例很低的地区，到1970年代初，许多地方和部门就已经是几乎清一色的哈萨克族干部。

雷光汉1970年逃亡苏联，1972年3月至1975年10月流放在哈萨克共和国北部（他称之为“南西伯利亚”）柯吉达夫[2]的农场劳动，据他所作自传《苏联逃亡记：一个中国反苏分子的家国情怀》第三章“在KGB监狱和南西伯利亚流放地”所述，在柯吉达夫，KGB、警察局、区政府到流放地农场的管理机关，所有的官员，直到最高层的农场公安特派员、管理区主任和生产队长，几乎全是哈萨克人，他当时的感觉是“好像是到了另一个国家”。[3]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据他所述，是因为1960年代后当地迁入了大批哈萨克族牧民，1961年上任的第一个哈萨克族哈共中央第一书记丁穆罕默德·库纳耶夫（书中称作“古拉夫”）借机往管理层中塞进了大批哈族人员。[4]在他所在的农场，哈萨克族场长不仅作威作福犹如土皇帝，而且把下属所有大小领导全部换成自己的兄弟、亲戚和同部落人。

勃列日涅夫时期实行稳定干部队伍政策，中亚更是实现了超稳定干部结构，从他上台的1964年10月至去世的1985年3月，担任过中亚五共和国3个最高职位（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领导人共有36人，其中任职20年（包括在上述3个职位累计任职时间）以上者有7人，任职10年以上者11人。由此导致长期任职的本地民族主官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传统上担任监督者的俄罗斯族第二书记等副职则因调动频繁而难以有效掌握当地权力。由于中亚各共和国部长一级干部中本地民族干部明显多于俄罗斯族干部，本地民族第一书记的实权进一步放大。

而且，勃列日涅夫上台当年年末就安排与自己私交甚笃的库纳耶夫重新当选为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中亚五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从此清一色为命名民族，中亚各共和国社会由此加快潜移默化形成默认的去俄罗斯化“政治规矩”，即共和国三个最高职位均须由本地命名民族人士担任。

勃列日涅夫因私交而不断抬举库纳耶夫，使之在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成为第一个进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哈萨克共产党领导人，而且是唯一3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共和国领导人，由此也进一步加重了中亚本地民族政治集团的权威。

（二）中亚干部“本地民族化”导致苏共和联盟中央权力旁落

在这种趋势发展下，中亚本地民族政治集团尾大不掉、苏共和联盟中央实际丧失陟罚臧否中亚共和国领导人的权柄已成必然结果。从苏维埃政权初期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清理整顿中亚党组织和各级政府，到1923年6月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米尔·苏丹加列夫事件”，再到1950年末《真理报》刊发哈萨克族史学硕士邵英巴耶夫长文《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地阐明哈萨克斯坦的历史问题而斗争》而启动中亚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布尔什维克党和联盟中央一直能够自如地惩处犯下了地方民族主义或其他错误的中亚共和国领导人；即使在赫鲁晓夫时期，中央也牢固掌握着这一权力，而且只要感到必要就会毫不犹豫动用：1958年，土库曼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巴巴耶夫因主张土库曼共和国所有重要职务首先应由土库曼人担任而被免职，他和他的一批拥护者最后被开除出党。

1961年5月，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扎科夫因地方民族主义错误而被免职，他主张在吉尔吉斯的俄语学校中把吉尔吉斯语定为必修课，在高等学校为吉尔吉斯族学生保留一定名额。

1962年12月，苏共中央以维吾尔人伊·尤苏波夫替换担任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仅仅一年的库纳耶夫；……在安德罗波夫时期，调查“乌兹别克案件”的压力依然能够吓得担任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近25年的沙拉夫·拉希多夫自杀身亡（1983年10月）；而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苏共中央罢免了库纳耶夫、以俄罗斯族人科尔宾取而代之，就引爆了震撼国内外的反俄地方民族主义、分离主义骚乱“阿拉木图事件”（1986年12月），时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纳扎尔巴耶夫带头上街游行示威，公然挑战苏共和联盟中央权威，却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在两年多之后的1989年5月接任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表明苏共和联盟中央决定中亚领导层人事的权柄威信已经彻底旁落。

到1991年全民公决之前，中亚各共和国的权力格局是所有共和国都已于1990年发表了主权宣言，都实行了总统制，除吉尔吉斯共和国之外所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都当上了总统；在1986年12月反俄地方民族主义、分离主义骚乱“阿拉木图事件”中，纳扎尔巴耶夫以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身份带头上街游行示威，在这一年还给“阿拉木图事件”完成了平反；……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意识形态上，中亚五共和国总统都控制了当地一切权力且已经不可能被莫斯科替换，因此保留联盟影响不了他们在本地事实上的权力，而且能够给予他们参与世界性大国政治的机会，包括五个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全部进入苏共中央政治局，纳扎尔巴耶夫担任联盟新内阁总理等。在经济上，由于以下原因，中亚本地民族统治精英也愿意至少暂时保留联盟外衣：首先，中亚各共和国经济比较落后，长期依赖俄罗斯等共和国的转移支付。其次，苏联长期推行地区经济专业化分工，中亚形成以生产原料和初加工为主的产业结构，其现代产业部门高度依赖联盟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哈萨克共和国1990年代初工业规模在全联盟中已经仅次于俄罗斯、乌克兰，但纳扎尔巴耶夫在其《探索之路》一书中描述了该共和国产业结构的特点及其对联盟的依赖：采矿工业规模巨大，加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占比却低于全苏指标的一半。该共和国开采的1.42亿吨煤炭、万吨石油、80亿-90亿立方米天然气、生产生丝的70%、生产原棉的72%都运往共和国境外加工。[1]倘若苏联解体，原有经济联系遭到破坏，中亚各共和国遭受的冲击将远远大于其他相对发达的共和国。最后，当时正处于初级产品熊市，本来就高度依赖初级产品产业的中亚地区更依赖于联盟的转移支付。




四、逆向歧视、逆向选择导致解体案例之三：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特权

哈布斯堡王朝覆灭，关键在于哈布斯堡王室通过1867年《奥匈协定》赋予了百年来叛服无常的匈牙利及其统治集团巨大的寄生性特权，导致本来是哈布斯堡王朝基本盘、奥地利帝国骨干的德意志族遭到逆向歧视，本来一向忠于哈布斯堡王室的克罗地亚等民族也被纳入匈牙利王国而遭到匈牙利人赤裸裸的全方位民族压迫，导致其被自己的基本盘抛弃。（一）匈牙利特权决定哈布斯堡王朝覆灭命运

匈牙利曾受土耳其铁蹄蹂躏近150年，主要是由奥地利军队浴血奋战而解放的，并通过1699年奥地利等国与土耳其签署的《卡罗维兹和约》而确认奥地利对匈牙利本土、特兰西瓦尼亚等地的主权；1741年，哈布斯堡王室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加冕为匈牙利国王。但100多年间，匈牙利始终叛服无常。奥地利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失败后，匈牙利精英借机进行政治勒索，通过1867年《奥匈协定》把原本单一的奥地利帝国改造成了奥匈二元国家，匈牙利人本来在人口、经济实力等各方面都不具备任何优势，却由此攫取了优于哈布斯堡王朝境内其他民族的全面优惠特权：

第一，除匈牙利本土外，还把特兰西瓦尼亚、一向忠于哈布斯堡王室的克罗地亚人和其他南部斯拉夫民族划入匈牙利王国统治，甚至连上百年来奥地利军队浴血抗击土耳其侵略者而亦兵亦农开发、管理的军屯区也划归匈牙利，于是奥地利通过割肉造就了一个历史上疆域最为广大的新匈牙利王国。

第二，在奥匈二元帝国议会中，占全国总人口2/5的匈牙利投票权与拥有全国3/5人口的帝国其他部分相同。

第三，在奥匈二元帝国共同财政中，匈牙利只承担30%的共同开支，享受权利却与承担70%开支的帝国其他部分相同。换言之，在共同财政中，匈牙利所得比其付出多将近7成。

第四，制造了一个不平衡的奥匈帝国二元体制，匈牙利王国的政治结构高度一元化，马扎尔人掌握一切权力，在境内强力推行全方位马扎尔化，成为一个意志统一、行动有力的政治单元；帝国非匈牙利部分则保留了帝国原有的几乎全部民族矛盾，实施多元化政治，意志涣散，行动软弱无力，因此在帝国内部政治经济资源争夺战中始终无力与匈牙利抗衡，只能被动地充当“出血”角色。第五，匈牙利政治精英攫取了不对称的掌权机会。除了哈布斯堡君主享有名义上的匈牙利王权之外，德意志族政治精英不能出任匈牙利公务员，匈牙利高官土霸王们则可出任奥匈帝国高官。奥匈二元帝国体制下新匈牙利王国第一任首相兼国防部长安德拉西伯爵后来就曾出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到奥匈帝国晚期，匈牙利甚至要求建立自己的军队。

在这样的逆向歧视制度之下，匈牙利贵族地主阶级源源不断地汲取德意志等民族血汗无偿转移支付供养而巩固、壮大其统治，直至20世纪初他们竟然还对麾下的“子民”享有类似初夜权的野蛮特权；遭受逆向歧视的奥地利帝国主体民族德意志族不可避免地在心理认同上集体抛弃了哈布斯堡王室；原本一向忠于哈布斯堡王室的克罗地亚人掀起了南斯拉夫运动，主张从奥匈帝国分离，与塞尔维亚王国共同组建南斯拉夫国家；捷克政治精英则企图效仿马扎尔人榜样，从帝国非匈牙利部分如法炮制分出一块自己的特权天地，而波希米亚本来近千年间一直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重要王国，波希米亚国王自从1356年起就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7大选帝侯之一；……哈布斯堡王室由此不再拥有可靠的基本盘，其最终覆灭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逆向歧视催生反马克思主义的奥地利学派

作为共产党人，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德意志民族，但国际共运未能率先在德意志民族中夺取政权，奥匈帝国德意志族中还诞生了反马克思主义最狂热、最极端的经济学奥地利学派。之所以如此，通过探究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成长的历程与思想，笔者认为，部分原因是在奥匈帝国体制下，政府财政很大程度上成为汲取德意志族劳动成果供养匈牙利的工具，成为民族集团之间转移支付的工具，在奥匈帝国德意志族人民中激起了对政府干预、政府管理的极端反感，不可避免直接间接地给奥地利学派的理念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哈耶克本人出生于1867年《奥匈协定》签署后32年，生长于已不复拥有主体民族、民族混居且矛盾错综复杂的哈布斯堡王朝晚期，此时不仅匈牙利人依托政府体系攫取了优于哈布斯堡王朝境内其他民族的全面优惠特权，随着工业化而兴起的人口流动更让各种民族矛盾在帝国境内四处开花。这样的生长环境，不能不对哈耶克的思想观念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潜移默化地表现于他的经济理念，更明显地表现在他的一些与当今西方流行“文化多元主义”理念格格不入的关于移民、社群问题的见解之中。

（三）匈牙利特权体制巩固匈牙利落后经济社会体制

放在较长历史背景上考察，就总体而言，匈牙利族大众同样是匈牙利特权和逆向歧视德意志族的受损者。理论上，他们有可能分享一点不劳而获转移支付的余沥，代价却是丧失了与先进文化、经济社会体制接轨而跟上时代潮流的机会；通过匈牙利特权，匈牙利权贵阶层巩固了自己把持一切权力的落后经济社会体制，把匈牙利大众更加牢固地锁死在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的地位上。

废除匈牙利农奴制的并不是二元帝国体制下拥有特权的匈牙利王国，而是签署《奥匈协定》之前19年（1848年）的奥地利帝国；由于贵族和教会在废除农奴制后依然掌握了绝大多数土地，奥地利帝国又变成匈牙利拥有特权（换言之即匈牙利贵族和教会拥有特权）的奥匈二元帝国，进一步的土地改革彻底中断，贵族大地主的压迫性统治得到巩固。匈牙利最有权势的埃斯特哈齐家族（Esterhazy）拥有的地产历史上曾高达700万英亩（约合283.3万公顷），到1914年仍有23万公顷之多；迈克·卡洛利伯爵在一战后的混乱中接管政权出任总理，后来被库恩·贝拉革命推翻，他拥有2.5万英亩土地、一座玻璃厂、一个煤矿、一处豪华乡村别墅、布达佩斯一套公寓、几处打猎小屋。在20世纪初的中欧，这些匈牙利贵族大地主及其宾客们甚至仍然对农民妻女享有类似初夜权的权利，在他们的射击社交聚会中，有项惯例就是向每人提供一个农家女作为床伴，迈克·卡洛利正是有一次在这样的活动中拒绝和提供给他的农家女上床后怀疑起了自己的性能力。[1]在如此落后的体制下，奥匈帝国非匈牙利部分已经跃居世界工业化前列，寄生的匈牙利王国总体上则依然停滞在农业社会；一战后，一旦丧失从奥匈帝国非匈牙利部分攫取的转移支付，1000万人口的匈牙利立刻沦为“三百万乞丐之国”，实属必然。

对匈牙利王国体制的寄生压迫性质，一战战胜国也十分了解，非常厌恶。1918年11月，卡洛利率匈牙利代表团到贝尔格莱德投降，企图讨好法军路易·弗朗谢·德斯佩雷将军，却自讨没趣，对方态度冷淡地回答：“我了解你们的历史，你们压迫非马扎尔人。现在又把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和南斯拉夫人看作敌人；这些人都在我的手心里；只消一个手势，你们就完了。”[2]

1919年，时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听到库恩·贝拉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夺取了匈牙利政权之后，对主导凡尔赛和会的美、英、法、意4大国同僚说：“常常有人谈到要镇压匈牙利革命，我不知道为何要那样做，很少有匈牙利这么需要革命的国家了。就在今天，我和一个去过匈牙利并十分了解这个国家的人聊天，他告诉我匈牙利的土地所有制是欧洲最落后的。

农民所受的压迫如同在中世纪，而且庄园制依然存在。”[3]
（四）暂时寄生性特权带来长久历史后果

在奥匈二元帝国体制下，匈牙利权势集团成功地从哈布斯堡王室攫取了全方位的寄生性利益；但哈布斯堡王朝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的拖累而崩溃之后，匈牙利在凡尔赛和会上遭受了在各方面都比奥地利重得多的惩罚：

失地。匈牙利不仅丧失了克罗地亚、斯洛伐克、伏伊伏丁那等非马扎尔人聚居地区，就连自11世纪以来八九百年间一直与匈牙利历史紧密相连、占旧匈牙利王国几乎一半版图的特兰西瓦尼亚也被割给罗马尼亚。而且，和会将旧匈牙利王国边缘的一片领土割让给新生的奥地利，使得奥地利成为凡尔赛和会上唯一获得领土的战败国。[1]

赔款。协约国的专家们原本计划要求奥地利和匈牙利承担帝国的大部分债务和赔款；但在赔款委员会承担确定赔款金额任务后，他们两年后对奥地利接受了这个说法——“如果一个人靠救济生存，就不应该要求他还债”，承认奥地利没有任何赔偿能力。匈牙利则每年都必须用黄金和物资支付赔款。

……

面对如此严厉的惩罚方案，参加凡尔赛和会的匈牙利代表团企图乞求宽大，其团长艾伯特·阿庞尼伯爵先后用完美的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发表声明，指出对匈牙利的惩罚比对其他任何战败国都严厉，失去了2/3的领土和人口，350万匈牙利人（匈牙利总人口1000万）将与母国分离；被切断了市场和原材料来源；还要赔偿巨额赔款；……他争辩道，如果自决原则是公正的，就应该应用于匈牙利人，至少应该在将被分割出去的地区举行公投。劳合·乔治认为这篇声明是精彩之作，当面称赞阿庞尼的雄辩，连“老虎总理”克雷孟梭也对他彬彬有礼，但这一切都不能挽回战胜国严惩匈牙利的决定，阿庞尼的雄辩为匈牙利赢来的只不过是增加多瑙河巡逻船之类些微让步。1920年6月4日，匈牙利签署《特里亚侬条约》，接受割地、赔款等全部条件，匈牙利公共建筑上的国旗为此全部降半旗致哀。

由于匈牙利各界没有深刻反思本族的历史错误，而是企图推翻《特里亚侬条约》，恢复不是靠自身实力、而是靠哈布斯堡王室逆向歧视选择才攫取得到的版图与寄生性利益，匈牙利精英阶层此种心态企图尤甚，这个国家在20世纪数次把自己推向大国卒子地位和动荡深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靠拢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依靠法西斯阵营之力，匈牙利在1938年《慕尼黑协定》之后成功地获得一小块斯洛伐克地区、整个鲁塞尼亚地区；1940年，匈牙利从罗马尼亚夺回特兰西瓦尼亚2/5地区和南部巴纳特的部分地区；1942年占领南斯拉夫；……[1]但随着二战失败，这一切最终全部落空，匈牙利还由此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历史污点。

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旧匈牙利精英阶层和受其影响的群体发动了血腥的内乱，一战之后严厉惩罚匈牙利的西欧大国对此给予了支持。在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剧变中，匈牙利本国自不待言，在经历了血腥政治更迭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族更是成为西方列强操纵挑起战乱的卒子。但所有这一切都无助于匈牙利经济社会的进步，只有卡达尔时期的匈牙利才实现了工业化。

诸葛小花

诸葛小花 发表于 2017-2-7 17:12
三、逆向歧视、逆向选择导致解体案例之二：苏联解体

三、逆向歧视、逆向选择导致解体案例之二：苏联解体



在苏联解体案例中，俄罗斯联邦、俄罗斯族长期承担了对其他共和国的转移支付负担，却在许多方面承受了逆向歧视待遇；天长日久，俄罗斯族对逆向歧视的不满日积月累，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对这个他们创建、他们始终充当支柱骨干、他们曾浴血保卫的政权丧失了认同，弃若敝屣。苏联末期俄罗斯反对派崛起，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依靠打着意识形态之争旗号的民族矛盾。在俄罗斯联邦发表主权宣言时，时任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的话就是俄罗斯从此不再给别人充当“奶牛”，而苏联解体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由于非俄罗斯族官员在同等条件下有着更多的提拔晋升机会，必然逐步形成地方民族性权势集团，进而不断侵蚀苏联党和国家中央权威的基础，天长日久，早在苏联解体之前，苏联党和国家中央就已经丧失对非俄罗斯共和国的实际控制权，也意味着苏联体制已经无法改弦易辙、扭转对俄罗斯族的逆向歧视。（一）苏联体制下中亚干部的“本地民族化”

在苏联解体的进程中，中亚各共和国本地民族在全民公决中压倒多数赞成保留联盟，并不意味着当时中亚本地民族统治精英群体更忠于苏联党和国家，更忠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当地的全部统治权力此前就已经成为他们独占的禁脔，保留无权剥夺他们权力的联盟外衣，他们就可以继续从联盟汲取经济支持，个人还有希望兼任联盟高官，从而收获“小国之君+世界性大国高官”的双重好处。相比之下，俄罗斯族精英则没有这种好处，不少精英因而没有兴趣尽力保留联盟。实际上，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中亚恰恰是全苏民族冲突最频繁最激烈的地区，中亚本地民族统治精英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一形势为自己攫夺权力，排挤联盟再中亚地区的权力。正因为如此，“八一九”事件之后，联盟外衣已经不能给中亚本地民族统治精英带来上述好处，在几个月前还压倒多数支持保留联盟的中亚各共和国就迅即“变脸”，掌握着政权的共产党纷纷改名，国名迅速全部抹掉“社会主义”称号，“去俄罗斯化”高潮迭起，并在苏联解体之后全面深化。相比之下，俄罗斯共产党遭到的打击最沉重，但其干部、普通党员队伍依然保持了共产党的名号和意识形态。

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早期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中非俄罗斯族甚多，以至于反苏势力时常就此大做文章；但在十月革命后初期的中亚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层中，出身穆斯林家庭者很少，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沙皇时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穆斯林微乎其微。1919年10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联合成立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主席是格鲁吉亚族埃利亚瓦，委员有俄罗斯族古比雪夫、罗马尼亚族伏龙芝等人，无一穆斯林家庭出身。后来，中亚当地民族干部在中亚诸共和国党政领导层中分量日益加大。到赫鲁晓夫时期，除哈萨克共和国之外，中亚另外4国领导层民族构成与斯大林时期相同，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均由当地民族干部担任，但这些人、尤其是党中央第一书记权力比斯大林时期明显增强，政治地位提升，如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两任第一书记都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他们的副手是俄罗斯人。1958年，俄罗斯族和其他斯拉夫民族在中亚各共和国干部中所占比例如下：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占比：占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在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占31%，在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占34%，在土库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占38.5%，在塔吉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占25.3%。

在地方和基层党组织中，当地民族干部占比明显高一些。如年间的哈萨克共和国，州、市、区委书记半数是哈萨克族，但哈萨克族仅占党员总数的36%，人口总数的30%。[1]再考虑到哈萨克族知识文化水平、业务能力、乃至工作作风等方面与当时占哈萨克共和国人口多数的俄罗斯族等欧系民族客观差距显著，形成这样的干部结构，表明共和国命名民族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利用了权力和体制提供的一切机会优先选拔培养本族干部，甚至任人唯亲，命名民族干部队伍及其权力不断扩张的循环已经形成；与此对应，苏联党和国家中央制衡能力的根基遭受侵蚀而趋向削弱的循环逐渐成型。

哈萨克共和国北部历史上长期就是俄罗斯色彩浓厚而哈萨克色彩微乎其微，基本上是俄罗斯、乌克兰、德意志等欧系民族开发出来的，欧系民族人口一直占压倒多数，俄罗斯人因此普遍称之为“南西伯利亚”。俄罗斯征服中亚之后，随着社会秩序和生产方式变迁和引进近代技术，当地哈萨克族人口开始增长；苏维埃政权站稳脚跟之后，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改造、社会福利、现代医疗技术推动当地哈萨克族人口增长进一步提速；同时，今哈萨克斯坦地区1920年成立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1925年更名哈萨克自治共和国，1936年改为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族在今哈萨克斯坦地区的政治地位和人口占比日益提升。然而，直到1962年，即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成立42年、哈萨克加盟共和国成立26年后，在哈萨克垦荒区切利诺格勒边疆区（今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所在地）的300万居民中，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占比仍有60%，德意志人占12%，哈萨克人仅占19%。[1]但就是在这样哈萨克族人口比例很低的地区，到1970年代初，许多地方和部门就已经是几乎清一色的哈萨克族干部。

雷光汉1970年逃亡苏联，1972年3月至1975年10月流放在哈萨克共和国北部（他称之为“南西伯利亚”）柯吉达夫[2]的农场劳动，据他所作自传《苏联逃亡记：一个中国反苏分子的家国情怀》第三章“在KGB监狱和南西伯利亚流放地”所述，在柯吉达夫，KGB、警察局、区政府到流放地农场的管理机关，所有的官员，直到最高层的农场公安特派员、管理区主任和生产队长，几乎全是哈萨克人，他当时的感觉是“好像是到了另一个国家”。[3]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据他所述，是因为1960年代后当地迁入了大批哈萨克族牧民，1961年上任的第一个哈萨克族哈共中央第一书记丁穆罕默德·库纳耶夫（书中称作“古拉夫”）借机往管理层中塞进了大批哈族人员。[4]在他所在的农场，哈萨克族场长不仅作威作福犹如土皇帝，而且把下属所有大小领导全部换成自己的兄弟、亲戚和同部落人。

勃列日涅夫时期实行稳定干部队伍政策，中亚更是实现了超稳定干部结构，从他上台的1964年10月至去世的1985年3月，担任过中亚五共和国3个最高职位（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领导人共有36人，其中任职20年（包括在上述3个职位累计任职时间）以上者有7人，任职10年以上者11人。由此导致长期任职的本地民族主官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传统上担任监督者的俄罗斯族第二书记等副职则因调动频繁而难以有效掌握当地权力。由于中亚各共和国部长一级干部中本地民族干部明显多于俄罗斯族干部，本地民族第一书记的实权进一步放大。

而且，勃列日涅夫上台当年年末就安排与自己私交甚笃的库纳耶夫重新当选为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中亚五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从此清一色为命名民族，中亚各共和国社会由此加快潜移默化形成默认的去俄罗斯化“政治规矩”，即共和国三个最高职位均须由本地命名民族人士担任。

勃列日涅夫因私交而不断抬举库纳耶夫，使之在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成为第一个进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哈萨克共产党领导人，而且是唯一3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共和国领导人，由此也进一步加重了中亚本地民族政治集团的权威。

（二）中亚干部“本地民族化”导致苏共和联盟中央权力旁落

在这种趋势发展下，中亚本地民族政治集团尾大不掉、苏共和联盟中央实际丧失陟罚臧否中亚共和国领导人的权柄已成必然结果。从苏维埃政权初期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清理整顿中亚党组织和各级政府，到1923年6月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米尔·苏丹加列夫事件”，再到1950年末《真理报》刊发哈萨克族史学硕士邵英巴耶夫长文《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地阐明哈萨克斯坦的历史问题而斗争》而启动中亚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布尔什维克党和联盟中央一直能够自如地惩处犯下了地方民族主义或其他错误的中亚共和国领导人；即使在赫鲁晓夫时期，中央也牢固掌握着这一权力，而且只要感到必要就会毫不犹豫动用：1958年，土库曼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巴巴耶夫因主张土库曼共和国所有重要职务首先应由土库曼人担任而被免职，他和他的一批拥护者最后被开除出党。

1961年5月，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扎科夫因地方民族主义错误而被免职，他主张在吉尔吉斯的俄语学校中把吉尔吉斯语定为必修课，在高等学校为吉尔吉斯族学生保留一定名额。

1962年12月，苏共中央以维吾尔人伊·尤苏波夫替换担任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仅仅一年的库纳耶夫；……在安德罗波夫时期，调查“乌兹别克案件”的压力依然能够吓得担任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近25年的沙拉夫·拉希多夫自杀身亡（1983年10月）；而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苏共中央罢免了库纳耶夫、以俄罗斯族人科尔宾取而代之，就引爆了震撼国内外的反俄地方民族主义、分离主义骚乱“阿拉木图事件”（1986年12月），时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纳扎尔巴耶夫带头上街游行示威，公然挑战苏共和联盟中央权威，却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在两年多之后的1989年5月接任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表明苏共和联盟中央决定中亚领导层人事的权柄威信已经彻底旁落。

到1991年全民公决之前，中亚各共和国的权力格局是所有共和国都已于1990年发表了主权宣言，都实行了总统制，除吉尔吉斯共和国之外所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都当上了总统；在1986年12月反俄地方民族主义、分离主义骚乱“阿拉木图事件”中，纳扎尔巴耶夫以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身份带头上街游行示威，在这一年还给“阿拉木图事件”完成了平反；……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意识形态上，中亚五共和国总统都控制了当地一切权力且已经不可能被莫斯科替换，因此保留联盟影响不了他们在本地事实上的权力，而且能够给予他们参与世界性大国政治的机会，包括五个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全部进入苏共中央政治局，纳扎尔巴耶夫担任联盟新内阁总理等。在经济上，由于以下原因，中亚本地民族统治精英也愿意至少暂时保留联盟外衣：首先，中亚各共和国经济比较落后，长期依赖俄罗斯等共和国的转移支付。其次，苏联长期推行地区经济专业化分工，中亚形成以生产原料和初加工为主的产业结构，其现代产业部门高度依赖联盟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哈萨克共和国1990年代初工业规模在全联盟中已经仅次于俄罗斯、乌克兰，但纳扎尔巴耶夫在其《探索之路》一书中描述了该共和国产业结构的特点及其对联盟的依赖：采矿工业规模巨大，加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占比却低于全苏指标的一半。该共和国开采的1.42亿吨煤炭、万吨石油、80亿-90亿立方米天然气、生产生丝的70%、生产原棉的72%都运往共和国境外加工。[1]倘若苏联解体，原有经济联系遭到破坏，中亚各共和国遭受的冲击将远远大于其他相对发达的共和国。最后，当时正处于初级产品熊市，本来就高度依赖初级产品产业的中亚地区更依赖于联盟的转移支付。




四、逆向歧视、逆向选择导致解体案例之三：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特权

哈布斯堡王朝覆灭，关键在于哈布斯堡王室通过1867年《奥匈协定》赋予了百年来叛服无常的匈牙利及其统治集团巨大的寄生性特权，导致本来是哈布斯堡王朝基本盘、奥地利帝国骨干的德意志族遭到逆向歧视，本来一向忠于哈布斯堡王室的克罗地亚等民族也被纳入匈牙利王国而遭到匈牙利人赤裸裸的全方位民族压迫，导致其被自己的基本盘抛弃。（一）匈牙利特权决定哈布斯堡王朝覆灭命运

匈牙利曾受土耳其铁蹄蹂躏近150年，主要是由奥地利军队浴血奋战而解放的，并通过1699年奥地利等国与土耳其签署的《卡罗维兹和约》而确认奥地利对匈牙利本土、特兰西瓦尼亚等地的主权；1741年，哈布斯堡王室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加冕为匈牙利国王。但100多年间，匈牙利始终叛服无常。奥地利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失败后，匈牙利精英借机进行政治勒索，通过1867年《奥匈协定》把原本单一的奥地利帝国改造成了奥匈二元国家，匈牙利人本来在人口、经济实力等各方面都不具备任何优势，却由此攫取了优于哈布斯堡王朝境内其他民族的全面优惠特权：

第一，除匈牙利本土外，还把特兰西瓦尼亚、一向忠于哈布斯堡王室的克罗地亚人和其他南部斯拉夫民族划入匈牙利王国统治，甚至连上百年来奥地利军队浴血抗击土耳其侵略者而亦兵亦农开发、管理的军屯区也划归匈牙利，于是奥地利通过割肉造就了一个历史上疆域最为广大的新匈牙利王国。

第二，在奥匈二元帝国议会中，占全国总人口2/5的匈牙利投票权与拥有全国3/5人口的帝国其他部分相同。

第三，在奥匈二元帝国共同财政中，匈牙利只承担30%的共同开支，享受权利却与承担70%开支的帝国其他部分相同。换言之，在共同财政中，匈牙利所得比其付出多将近7成。

第四，制造了一个不平衡的奥匈帝国二元体制，匈牙利王国的政治结构高度一元化，马扎尔人掌握一切权力，在境内强力推行全方位马扎尔化，成为一个意志统一、行动有力的政治单元；帝国非匈牙利部分则保留了帝国原有的几乎全部民族矛盾，实施多元化政治，意志涣散，行动软弱无力，因此在帝国内部政治经济资源争夺战中始终无力与匈牙利抗衡，只能被动地充当“出血”角色。第五，匈牙利政治精英攫取了不对称的掌权机会。除了哈布斯堡君主享有名义上的匈牙利王权之外，德意志族政治精英不能出任匈牙利公务员，匈牙利高官土霸王们则可出任奥匈帝国高官。奥匈二元帝国体制下新匈牙利王国第一任首相兼国防部长安德拉西伯爵后来就曾出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到奥匈帝国晚期，匈牙利甚至要求建立自己的军队。

在这样的逆向歧视制度之下，匈牙利贵族地主阶级源源不断地汲取德意志等民族血汗无偿转移支付供养而巩固、壮大其统治，直至20世纪初他们竟然还对麾下的“子民”享有类似初夜权的野蛮特权；遭受逆向歧视的奥地利帝国主体民族德意志族不可避免地在心理认同上集体抛弃了哈布斯堡王室；原本一向忠于哈布斯堡王室的克罗地亚人掀起了南斯拉夫运动，主张从奥匈帝国分离，与塞尔维亚王国共同组建南斯拉夫国家；捷克政治精英则企图效仿马扎尔人榜样，从帝国非匈牙利部分如法炮制分出一块自己的特权天地，而波希米亚本来近千年间一直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重要王国，波希米亚国王自从1356年起就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7大选帝侯之一；……哈布斯堡王室由此不再拥有可靠的基本盘，其最终覆灭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逆向歧视催生反马克思主义的奥地利学派

作为共产党人，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德意志民族，但国际共运未能率先在德意志民族中夺取政权，奥匈帝国德意志族中还诞生了反马克思主义最狂热、最极端的经济学奥地利学派。之所以如此，通过探究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成长的历程与思想，笔者认为，部分原因是在奥匈帝国体制下，政府财政很大程度上成为汲取德意志族劳动成果供养匈牙利的工具，成为民族集团之间转移支付的工具，在奥匈帝国德意志族人民中激起了对政府干预、政府管理的极端反感，不可避免直接间接地给奥地利学派的理念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哈耶克本人出生于1867年《奥匈协定》签署后32年，生长于已不复拥有主体民族、民族混居且矛盾错综复杂的哈布斯堡王朝晚期，此时不仅匈牙利人依托政府体系攫取了优于哈布斯堡王朝境内其他民族的全面优惠特权，随着工业化而兴起的人口流动更让各种民族矛盾在帝国境内四处开花。这样的生长环境，不能不对哈耶克的思想观念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潜移默化地表现于他的经济理念，更明显地表现在他的一些与当今西方流行“文化多元主义”理念格格不入的关于移民、社群问题的见解之中。

（三）匈牙利特权体制巩固匈牙利落后经济社会体制

放在较长历史背景上考察，就总体而言，匈牙利族大众同样是匈牙利特权和逆向歧视德意志族的受损者。理论上，他们有可能分享一点不劳而获转移支付的余沥，代价却是丧失了与先进文化、经济社会体制接轨而跟上时代潮流的机会；通过匈牙利特权，匈牙利权贵阶层巩固了自己把持一切权力的落后经济社会体制，把匈牙利大众更加牢固地锁死在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的地位上。

废除匈牙利农奴制的并不是二元帝国体制下拥有特权的匈牙利王国，而是签署《奥匈协定》之前19年（1848年）的奥地利帝国；由于贵族和教会在废除农奴制后依然掌握了绝大多数土地，奥地利帝国又变成匈牙利拥有特权（换言之即匈牙利贵族和教会拥有特权）的奥匈二元帝国，进一步的土地改革彻底中断，贵族大地主的压迫性统治得到巩固。匈牙利最有权势的埃斯特哈齐家族（Esterhazy）拥有的地产历史上曾高达700万英亩（约合283.3万公顷），到1914年仍有23万公顷之多；迈克·卡洛利伯爵在一战后的混乱中接管政权出任总理，后来被库恩·贝拉革命推翻，他拥有2.5万英亩土地、一座玻璃厂、一个煤矿、一处豪华乡村别墅、布达佩斯一套公寓、几处打猎小屋。在20世纪初的中欧，这些匈牙利贵族大地主及其宾客们甚至仍然对农民妻女享有类似初夜权的权利，在他们的射击社交聚会中，有项惯例就是向每人提供一个农家女作为床伴，迈克·卡洛利正是有一次在这样的活动中拒绝和提供给他的农家女上床后怀疑起了自己的性能力。[1]在如此落后的体制下，奥匈帝国非匈牙利部分已经跃居世界工业化前列，寄生的匈牙利王国总体上则依然停滞在农业社会；一战后，一旦丧失从奥匈帝国非匈牙利部分攫取的转移支付，1000万人口的匈牙利立刻沦为“三百万乞丐之国”，实属必然。

对匈牙利王国体制的寄生压迫性质，一战战胜国也十分了解，非常厌恶。1918年11月，卡洛利率匈牙利代表团到贝尔格莱德投降，企图讨好法军路易·弗朗谢·德斯佩雷将军，却自讨没趣，对方态度冷淡地回答：“我了解你们的历史，你们压迫非马扎尔人。现在又把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和南斯拉夫人看作敌人；这些人都在我的手心里；只消一个手势，你们就完了。”[2]

1919年，时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听到库恩·贝拉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夺取了匈牙利政权之后，对主导凡尔赛和会的美、英、法、意4大国同僚说：“常常有人谈到要镇压匈牙利革命，我不知道为何要那样做，很少有匈牙利这么需要革命的国家了。就在今天，我和一个去过匈牙利并十分了解这个国家的人聊天，他告诉我匈牙利的土地所有制是欧洲最落后的。

农民所受的压迫如同在中世纪，而且庄园制依然存在。”[3]
（四）暂时寄生性特权带来长久历史后果

在奥匈二元帝国体制下，匈牙利权势集团成功地从哈布斯堡王室攫取了全方位的寄生性利益；但哈布斯堡王朝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的拖累而崩溃之后，匈牙利在凡尔赛和会上遭受了在各方面都比奥地利重得多的惩罚：

失地。匈牙利不仅丧失了克罗地亚、斯洛伐克、伏伊伏丁那等非马扎尔人聚居地区，就连自11世纪以来八九百年间一直与匈牙利历史紧密相连、占旧匈牙利王国几乎一半版图的特兰西瓦尼亚也被割给罗马尼亚。而且，和会将旧匈牙利王国边缘的一片领土割让给新生的奥地利，使得奥地利成为凡尔赛和会上唯一获得领土的战败国。[1]

赔款。协约国的专家们原本计划要求奥地利和匈牙利承担帝国的大部分债务和赔款；但在赔款委员会承担确定赔款金额任务后，他们两年后对奥地利接受了这个说法——“如果一个人靠救济生存，就不应该要求他还债”，承认奥地利没有任何赔偿能力。匈牙利则每年都必须用黄金和物资支付赔款。

……

面对如此严厉的惩罚方案，参加凡尔赛和会的匈牙利代表团企图乞求宽大，其团长艾伯特·阿庞尼伯爵先后用完美的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发表声明，指出对匈牙利的惩罚比对其他任何战败国都严厉，失去了2/3的领土和人口，350万匈牙利人（匈牙利总人口1000万）将与母国分离；被切断了市场和原材料来源；还要赔偿巨额赔款；……他争辩道，如果自决原则是公正的，就应该应用于匈牙利人，至少应该在将被分割出去的地区举行公投。劳合·乔治认为这篇声明是精彩之作，当面称赞阿庞尼的雄辩，连“老虎总理”克雷孟梭也对他彬彬有礼，但这一切都不能挽回战胜国严惩匈牙利的决定，阿庞尼的雄辩为匈牙利赢来的只不过是增加多瑙河巡逻船之类些微让步。1920年6月4日，匈牙利签署《特里亚侬条约》，接受割地、赔款等全部条件，匈牙利公共建筑上的国旗为此全部降半旗致哀。

由于匈牙利各界没有深刻反思本族的历史错误，而是企图推翻《特里亚侬条约》，恢复不是靠自身实力、而是靠哈布斯堡王室逆向歧视选择才攫取得到的版图与寄生性利益，匈牙利精英阶层此种心态企图尤甚，这个国家在20世纪数次把自己推向大国卒子地位和动荡深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靠拢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依靠法西斯阵营之力，匈牙利在1938年《慕尼黑协定》之后成功地获得一小块斯洛伐克地区、整个鲁塞尼亚地区；1940年，匈牙利从罗马尼亚夺回特兰西瓦尼亚2/5地区和南部巴纳特的部分地区；1942年占领南斯拉夫；……[1]但随着二战失败，这一切最终全部落空，匈牙利还由此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历史污点。

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旧匈牙利精英阶层和受其影响的群体发动了血腥的内乱，一战之后严厉惩罚匈牙利的西欧大国对此给予了支持。在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剧变中，匈牙利本国自不待言，在经历了血腥政治更迭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族更是成为西方列强操纵挑起战乱的卒子。但所有这一切都无助于匈牙利经济社会的进步，只有卡达尔时期的匈牙利才实现了工业化。

诸葛小花

诸葛小花 发表于 2017-2-7 17:15
三、逆向歧视、逆向选择导致解体案例之二：苏联解体

五、逆向歧视、逆向选择案例之四：特朗普现象


（一）奥巴马执政实践大大加剧美国社会分裂

2009年1月奥巴马初次当选就职之前，我写下《奥巴马的美国梦是美梦还是噩梦？》一文，[2]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奥巴马当选是否会成为美国社会分裂的里程碑？”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以下判断：

一个黑人当选总统，对美国赖以立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种族基础而言，无论如何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一个多民族国家，国家元首可以是少数民族，但他必须认同多数民族的主流文化，否则结果必然是动乱，乃至国家覆亡，社稷倾颓。从中国西晋到欧洲罗马帝国，直到奥匈帝国、苏联和南斯拉夫，它们的命运无一例外表明，一国立国必须具备足够坚实的文化和民族基础；我们不要天真地幻想一个国家能够仅仅建立在一种意识形态之上，而不需要种族和文化认同。信手掂来一顶“种族主义”的大帽子给人扣上，固然方便，却无助于真正解决任何问题。

作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作为一个初中便阅读了全套线装《史记》和《隋书》的老资格历史爱好者，笔者深信华夏文明的优越和深厚潜力，在政治和文化领域都自觉而坚定地抵制美国的渗透，笔者也不止一次与美国人唇枪舌剑地交锋；但笔者同样确信，倘若美国当初赖以立国的不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以及与此相应的种族基础，这块目前（注意！我这里说的是“目前”而不是“永远”！）叫做“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绝无可能在世界上拥有当今的地位。

美国能够顺畅地吸收大量移民，关键在于它作为“熔炉”同化移民的能力；然而，一旦依靠部分真实构建起来的多元文化史观和相应政治观主宰社会，使得各少数族裔不是靠认同主流文化传统而赢得上升渠道，而是依靠认同不同于主流文化传统的少数身份而更能赢得上升机会，美国社会的统一能力也就开始动摇了。

奥巴马是依靠黑人资助从政坛起步的，在首次当选总统的最终投票中仅仅赢得了43%的白人选民，却赢得了96%的黑人选民和2/3的拉丁裔选民。所有这些政治支持最终都会寻求物质或政治上的回报，而在投票支持奥巴马的那些非白人选民、特别是黑人选民中，大多数人想要的回报不容乐观，因为在数十年来众多黑人民权领袖们的带动下，太多的黑人群众已经习惯于指责他人的“不公”，习惯于给哪怕是善意指出自己族群缺点者扣上“种族主义”大帽，习惯于不断索取“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之类的额外优惠待遇，却不肯正视自己的缺点，[1]不肯依靠自我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既然奥巴马最坚定的政治基础是黑人，那么，一旦美国种族矛盾激化迫使他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他唯一的出路只能是选择自己最坚定的政治基础，即使他内心对这个群体怀有负面看法。

奥巴马的认同究竟如何？美国社会不同群体对他认同的期望是什么？一旦他们发现奥巴马的认同不符合自己的期望，他们会如何反应？美国社会在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

……

在奥巴马8年任期即将结束之际，纵览他执政实践结果，不能不说，他确实是大大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近几十年来，随着依靠部分真实构建起来的多元文化史观和相应政治观主宰美国社会，越来越多少数族裔不是靠认同主流文化传统而赢得上升渠道，而是依靠认同不同于、甚至对抗主流文化传统的少数身份而更能赢得上升机会和特惠；越来越多的人不是寻求统一规则下的平等竞争机会，而是寻求附着于某个少数种族、宗教身份的优先特惠，从而形成日益壮大的以少数种族、宗教身份标记的分利集团；在“反歧视”的旗号下，美国主体民众遭到了越来越广泛、深入的逆向歧视，奥巴马上台以来越发严重。
（二）美国社会逆向歧视问题日益严重

毋庸讳言，美国有过种族歧视、特别是黑人备受欺压的历史，但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便判定公立学校必须消除种族隔离，实现种族混合；1955年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黑人反对当地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制度，标志着黑人民权运动全面爆发。1964年，美国通过《公民权利法案》；1965年通过《选举权利法》，以立法形式正式结束施加于美国黑人的选举权限制，以及各种公共设施方面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在那之后，美国黑人在法律上已经获得全部平等权利，并通过形形色色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Action）在入学、就业等社会生活各方面获得了优于白人、亚裔等其他族裔的优惠待遇，延续至今，已近两代人之久，曾经的“白人欺压黑人”现象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方面已经消除，在公开场合更是成为不可触碰的禁忌。

二战之前和战后初期，美国人均收入曾经大幅度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更不在同一层次上；时至今日，昔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已经涌现出一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它们、其他发达国家与美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幅度已经不如二战之前和战后初期那么巨大，甚至出现了一批人均收入高于美国的高收入国家，但美国仍然是对世界各国移民吸引力最大的国家，外国黑人、拉美人和穆斯林群众对美国尤其趋之若鹜；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美国传统主体民众的种族歧视即使没有从内心完全消除，也比世界多数国家要好得多，更没有广泛的外部存在表现。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政治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投向少数群体而相对忽视多数群体，越来越重视非法移民利益而相对牺牲国民权益，“种族歧视”指控和“反歧视”旗号遭到日益广泛的滥用，而且事实上成为美国传统主体民众——白人专享的罪名，一些对美国国家和美国传统价值观认同感相对薄弱的少数族裔借此架空平等竞争，在福利救济、教育、就业、乃至犯罪等各方面索取越来越多的优惠特权，而他们自己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乃至反美倾向则得到包庇纵容，最认同美国国家和美国传统价值观、勤奋上进精神最强的少数族裔——亚裔也与白人一起遭受越来越严重的逆向歧视。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政治的这种逆向歧视倾向明显提速。
在“反歧视”和“平权”的旗号下，黑人指责奥斯卡奖得主中黑人太少，指责硅谷高科技公司中黑人员工太少，指责监狱犯人中黑人比例太高，……给所有这些现象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但他们绝口不提篮球、田径、歌手明星中黑人比例之高，不提黑人学生学业之糟糕，不提世界各国亿万观众对美国演员的评价取舍，不提黑人犯罪率之高。民权运动至今已有两代人，黑人群体主流不是珍惜得来不易的平等、甚至优惠教育机会而发奋读书，而是浪费教育机会，把精力用于索取更大的教育加分待遇，同时在教育体系内闹事，要求降低课程难度（以至于有的美国大学为迁就黑人、西裔等学生而取消了数学课程），要求在教学内容中用对历史进程影响甚微的黑人替代千百年来对人类文明和历史进程影响巨大的白人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等巨匠，……而所有这一切与文明进步倒行逆施之举，都得到了美国政界、特别是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的积极响应支持，他们正在积极推进立法，要求硅谷高科技企业招募员工时不再唯才是举、而是按美国人口种族构成招募，有些人甚至主张监狱犯人构成也应当反映美国种族构成比例。

在这种逆向歧视环境下，黑人认同非洲而不是美国、白人与非亚裔少数族裔混血子女认同少数族裔而非白人已非罕见，甚至出现了白人冒充黑人等少数族裔、印裔冒充黑人以求更好教育和事业机会的现象，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斯波坎市（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分会会长、著名黑人领袖瑞秋·多尔扎尔原系白人冒充黑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冒称有印第安血统而享受了全方位优惠，……这些事件都曾轰动一时，特朗普也在2016年3月20日的竞选演讲中严厉抨击伊丽莎白。[1]

（三）美国社会逆向歧视问题暴力化趋势

特别突出的是，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借口反对“种族歧视”和“警察滥用暴力”发动的群体性事件持续升级，形成了席卷全美的一场又一场袭警暴乱和暴力色彩浓郁的“黑命贵”（BlackLivesMatter）运动，而且正日益向反美方向发展。

冷战之后，美国国内黑人犯罪被先入为主地描绘成“白人歧视欺压黑人”、进而被当作大规模抗议示威和暴乱的由头，始于1992年洛杉矶种族骚乱。这场骚乱起因是法院陪审团判决殴打黑人罗德尼·金（King）的白人警察无罪，但当事人罗德尼·金本来就劣迹斑斑，前科不止一端，事发时又有相当严重的酒后驾车、超速行车、拒捕、调戏女警察、暴力袭警等情节，这在严禁酒驾的加州性质非常严重，因为加州法律将酒后驾车肇事伤人定为故意谋杀罪而非过失谋杀罪，酒后驾车拒捕者更是罪上加罪，更不用说公然调戏追捕他的女警察和暴力袭警了；殴打他的白人警察起初不仅是正当执法，更有正当防卫性质，因为在动用警棍之前已有4名刑警被异常强壮的罗德尼·金打倒。然而，在先入为主的“白人歧视欺压黑人”偏见和极端思潮影响下，在缺乏社会责任感而盲目追求耸人听闻独家新闻的媒体剪辑报道灌输下，这些事实都被选择性无视，事实、逻辑和法律被扭曲和牺牲。在由此引发的暴乱中，不仅白人，无辜的亚裔社区也沦为黑人打砸抢烧的受害者。
奥巴马时期的袭警暴乱潮始于佛罗里达州桑福德市社区义务警卫乔治·齐默尔曼（George Zimmerman）击毙黑人青年特雷翁·马丁（Trayvon Martin）案，由于佛罗里达州陪审团2013年7月裁定齐默尔曼二级谋杀罪名不成立，美国数十座城市爆发示威，抗议齐默尔曼无罪释放，“种族歧视”成为抨击者们指责此案及其判决的理由，连身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也罕见地直接为此案判决发表了其上任以来最大胆的种族问题讲话，声称该判决让人想到美国黑人经历的种族歧视，马丁可能就是35年前的奥巴马自己，因为他个人作为一个美国黑人，也曾遭遇歧视。然而，只要冷静客观审视这起案件，就不难看到死者特雷翁并非媒体描绘的在种族主义暴虐警察面前瑟瑟发抖的纯洁小兔，而是个吸毒、盗窃、打群架、购买黑枪等劣迹斑斑、五毒俱全的十足流氓，而且事发时主动从背后偷袭攻击齐默尔曼；齐默尔曼是拉丁裔，并不属于美国社会上所称的“白人”，他不过是忠于职守且在生命安全遭受威胁时实施了正当防卫；而奥巴马政府司法部、民权运动家、自由派媒体为了将这起案件塞进“白人歧视欺压黑人”的套路框子，采取了众多卑劣手段：误导受众；制造伪证；解除不肯配合的警察局长职务；非法扣留对齐默尔曼有利的全部证据；企图把年满17岁、身高超过1.8米、劣迹斑斑的特雷翁·马丁列为“儿童”，以便给比他矮也比他瘦弱的齐默尔曼扣上“三级谋杀罪（虐待儿童致死）”的罪名；……无所不用其极。

而且，在爆炒齐默尔曼击毙特雷翁案、发动操纵抗议示威活动的黑人民权运动家中，不少人此前就有过炮制虚假“白人歧视欺压黑人”案件、煽动抗议示威、借此牟取个人政治私利的前科，甚至不止一次，前科最恶劣者当数美国“国家行动网络”组织及其首领、知名民权活动家阿尔·沙普顿（Al），他当初在民权活动界一举成名，靠的就是1987年操弄一起黑人不良少女塔瓦娜（Tawana Brawley）撒谎制造的大案，逼得当事白人警察含冤自杀身亡，而这样一个人又是奥巴马的密友。
（四）美国社会逆向歧视运动日益指向颠覆、侵蚀国家认同

奥巴马政府司法部、民权运动家、自由派媒体构陷齐默尔曼的图谋虽然到头来也未能得逞，但无视事实、花样百出打着反对“种族歧视”和“警察滥用暴力”发动群体性事件的大势已经由此形成，到2016年形成黑人暴力骚乱和武装袭警的高潮，“黑命贵”（BlackLivesMatter）运动出现了越来越多指向颠覆、侵蚀美国国家认同的现象。

从美国国家的立场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从一开始就不乏极端势力参与，黑人分离主义运动几乎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同步兴起，在2013年写作的《底特律破产与黑人民权运动的误区》一文中，笔者初步梳理了黑人分离主义的一些表现与发展脉络：号召建立“黑人民兵”；主张把美国划分为黑白两个国家并实施绝对的种族隔离；等等，他们将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引向了对美国国家的仇恨，美国黑人伊斯兰运动的文化和政治分离主义色彩更是相当浓郁。黑人伊斯兰教运动打着“回归祖先文化传统”旗号兴起，意在与基督教传统的美国彻底划清界限，却丝毫不顾伊斯兰教本是阿拉伯人征服者、奴隶主强加于黑人的，1000多年来建立捕捉、贩卖黑奴国际性网络的也不是欧洲白人，而是阿拉伯穆斯林；[1]而且在欧美废奴并派遣海军截击运奴船后，阿拉伯人仍然继续掠卖黑奴上百年；……等等。特别是最初的美国本土黑人伊斯兰教组织“摩尔人科学圣殿”恰恰是在转向分离主义主张之后才实现大发展，更给美国社会投下了一缕阴影。因为德鲁·阿里（DrewAli）创建“摩尔人科学圣殿”组织时，其标志红底绿星旗通常与美国国旗一起出现，表明德鲁·阿里珍视、强调该组织成员的美国公民身份；但在继承者瓦利·法尔德（WaliFardMuhammad）和伊莱贾·波尔（ElijiaPool）领导下，“摩尔人科学圣殿”改组“伊斯兰国家”（NationofIslam），且伊莱贾主张黑人分离主义，要求在美国建立独立的黑人国家，声称白人有义务割让土地供黑人独立建国，并连续赔款供养这个新的黑人国家数十年，直至该国家能够经济自立。虽然沃利斯1975年继承伊莱贾职位之后走上温和道路，不再强调建立“黑人国家”，也开始吸收白人入教，但这一转变很快就导致该组织分裂，沃利斯一派创建的“西方伊斯兰团”影响力远远不如路易斯·法拉汗（LouisFarrakhan）领导的坚持伊莱贾路线的“伊斯兰国家”，正是法拉汗及其“伊斯兰国家”组织，于1995年10月16日在华盛顿组织了黑人“百万人大游行”（MillionManMarch）。

在“伊斯兰国家”之类组织数十年宣传下，分离主义火种已经深深扎根在一部分黑人心中。911事件之后，美国军队在海外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血战10年，伊斯兰教却在此期间成为美国发展最迅速的宗教，黑人归信者尤其多，这一事实足以表明，美国穆斯林、特别是黑人穆斯林群体中存在着深刻、强烈的反美倾向，其中不乏准备和已经付诸行动者。

2009年10月28日在底特律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袭击毙的阿卜杜拉就是当地逊尼派穆斯林激进组织头目，其手下多为土生土长的黑人，都是在犯罪监禁期间皈依。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阿卜杜拉不断号召其追随者向美国发起暴力攻击，在美国成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尽管黑豹党和黑人分离主义至今未成气候，但黑人民权运动至少在某些方面、某些局部已经形成了对美国国家认同根基的挑战，其溢出效应甚至蔓延到了某些其他族裔。[1]

……

随着“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兴起，黑人伊斯兰运动和分离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虽然某些势力在华盛顿再次发动黑人“百万人大游行”（Million Man March）的图谋未能得逞，但2016年7月7日达拉斯武装袭警案标志着黑人暴力反美运动在沉寂多年之后再度兴起。在这起案件中，25岁的黑人枪手、退役美军士兵、预备役军人迈卡·约翰逊发动袭击，5名警察身亡，9人受伤，其中治安部队成员7名，成为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警方最严重的一次伤亡。从事后调查来看，这个发动达拉斯袭警的前美国陆军士兵支持黑人极端主义，强烈敌视白人和美国国家而认同黑非洲，对此次针对美国国家强力部门人员的武装袭击蓄谋已久。

迈卡·约翰逊支持一个官方定性列入散播仇恨组织黑名单的黑人维权组织，在一张照片中身着黑非洲风格彩色外衣，挂出19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中流行的红黑绿三色泛非旗帜为背景，摆出19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期间“黑人力量组织”的典型手势——高举右拳。在与警方对峙死亡之前，他对警察直言不讳，说自己就是想“杀死白人，尤其是白人警察”。警方调查人员在他住处发现了一批制造炸弹的材料，还有枪支、弹药和一份个人战术日志。

而且，在黑人群体中，这起事件似乎非但没有成为警示，反而成为众人效仿的榜样。根据美联社2016年7月8日报道，达拉斯狙击警察事件后，纽约、布法罗、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等一批城市的警方都遭到来自社交媒体和电话的威胁，其中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警方不到一天就收到60多起威胁。[2]也许是受到了达拉斯武装袭警“榜样”的激励，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士加文·朗（GavinLong）在2016年7月17日其29岁生日这一天，驱车数百公里从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市来到7月5日曾发生警察击毙黑人小贩案件的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市（BatonRouge），发动武装袭警，造成3名警察死亡、数人受伤。
这种反美武装袭击者目前还是极少数，美国社会也还没有人敢于公开支持他们；但多年来众多黑人民众、知名人士以“反对种族歧视”为名公开拒绝向美国国旗致敬和宣誓效忠，不但没有受到有效惩罚，反而收获越来越多支持，连奥巴马也以总统身份公开表态支持，[1]这种行为却是在潜移默化地从根本上侵蚀瓦解对美国的国家认同。

黑人如此，西裔、穆斯林等一些少数群体也如法炮制，西裔美国公民和非法移民在美国国土上打着墨西哥国旗支持墨西哥队在体育比赛中击败美国队，打着墨西哥国旗举行游行示威要求获得美国国籍和更多福利，在竞选活动中打起墨西哥国旗反对特朗普，……在这种情况下，遭受逆向歧视、担忧国家性质根本颠覆的美国传统主体民众大批抛弃“政治正确”的“建制派”政客，转而支持特朗普，实不足为奇。



六、逆向选择、逆向歧视政策已在中国主体社会制造出了对党和政府的三重离心倾向

逆向选择、逆向歧视导致执政者丧失政权现象，在中国已经是台湾地区的现实。国民党落到面临“凌迟”的地步，关键就是马英九执政时的逆

[1]至迟从1990年代起，美国就出现了黑人议员拒绝向美国国旗宣誓效忠现象。如田纳西州民主党议员亨利·布鲁克斯，从1990年代至2001年的9年任期中，始终拒绝与同僚一样向美国国旗宣誓效忠，而且得到了众多黑人名流的公开支持。2016年8月26日，旧金山四十九人（SanFrancisco49ers）橄榄球队黑人球员、“黑命贵”（BlackLivesMatter）分子科林·凯普尼克在球场演奏国歌时公开拒绝起立向国旗致敬，此后又数次如法炮制，得到了众多同行、社会人士和奥巴马的公开表态支持，其他多名黑人运动员也起而效仿。而且，凯普尼克少年时被黑人父母遗弃，由白人收养长大成人。
向歧视政策消灭了自己的政治基本盘。2014年12月3日，国民党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中全面溃败之后，台湾《中时电子报》就以《全民总统，全面落空》为题刊发评论文章，抨击国民党领导层的两大失策：第一，马英九要做“全民总统”，甚至不考虑本党人士及其支持者的利益，得罪一批国民党历来的铁票。其次，国民党明明在“立法院”是多数党，可是在程序上甚至在表决上处处将就反对党，造成国民党员和支持者不满，以至于当时台湾地区社会有人说“立法院”最大的反对党是国民党。

最令人忧虑的是，类似英国脱欧、奥匈帝国和苏联主体民族与温和少数民族离心的问题，在中国大陆同样存在；倘若不能有效扭转，中国同样有重蹈奥匈帝国、苏联覆辙的风险。由于对汉族的逆向歧视政策，特别是由于过度迁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和某些闹事高发的群体，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近似奥匈帝国马扎尔人的心态。

同时，这样的政策在中国主体社会中制造出了对党和政府的三重离心倾向：首先是汉族群众和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众对党和政府在这方面的不满日益上升，汉民族主义思潮日益上升。在国内社会生活中，汉族群众本来民族观念不强，不会凡事拿民族、宗教说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汉族群众之所以投向汉民族主义，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感受到来自少数民族和政府现行民族宗教政策对汉族、华夏文明和中国历史的逆向歧视。

从广西、宁夏等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到延边等少数民族自治州，再到众多少数民族自治乡镇，许多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汉族人口占大多数；许多“户口本少数民族”实际上是汉族；新疆北疆广大地区即使在汉、唐、清等朝都是实行与内地相同的郡县制，乾隆平定新疆之前的“缠回”原本聚居南疆西部一隅，人口20余万，[1]之后方才发展成为今天居住新疆各地、人口逾千万的规模。
以此为切入点，一些人全盘否定党和政府的历史、意识形态。不少被扣上“大汉族主义”帽子的人，本来真诚信奉现行民族政策的某些说教，其中不乏支持党和政府的“自干五”，[1]之所以发生思想转变，是因为一再亲身感受到来自某些少数民族极端分子的极端敌视和暴力围攻威胁，或是因为批评“三股势力”分子而被警方以“破坏民族团结”罪名惩罚。而且，这类思想转变的人倡导汉族民族主义，通常比原来就不信奉现行民族政策某些说教的人更为坚决，甚至走向极端，因为他们存在强烈的被背叛感而后者并不具备这种感觉，即使有也相当淡漠；以前对现行民族政策某些说教遵守越自觉，被背叛感就越强烈，转变后倡导汉族民族主义也就越坚决。就这样，民族宗教政策的失误正在把越来越多党和政府本来的自觉支持者推向对立面，其长期潜在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其次是一些宗教色彩淡漠、少有群体性事件的温和少数民族感到遭受其他少数民族压迫，却被政府抛弃而无从指望支持。如西部一些少数民族中不少人更愿意学习汉语，却不得不在维语学校上学，参加维语高考。在草原保护、牛羊肉等土特产被压价收购等许多事情上，藏族、蒙古族群众与个别民族的矛盾也在滋长。与此类似，奥匈帝国皇帝当初为了安抚匈牙利这个“问题民族”，把奥地利帝国改造成奥地利、匈牙利并列组成的二元帝国，把克罗地亚等民族划归匈牙利统治，本来对奥地利帝国忠心耿耿的克罗地亚人对此非常不满，多次请愿要求改归中央政府直辖无果而终，对奥匈帝国的离心倾向由此迅速膨胀。

最后是我国维族、回民等少数民族内部期待世俗、进步、统一的人因此而往往孤立无援，而他们才是我们更应支持扶植的力量，才是中华大家庭中这些兄弟民族进步的希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主体社会的信心流失、认同转移趋势已经不可忽视。在汉族人民、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众、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众中的爱国者中，越来越多的人因为逆向选择、逆向歧视问题而对党和政府丧失信心，转而期望其他政治力量。

纵览百年世界历史，经历过一段时间经济社会“起飞”的后发国家很多，能够修成正果鱼跃成龙者微乎其微，大多数后发国家在短暂的起飞之后要么陷入长期的发展停滞（拉美化），要么经济社会矛盾爆发陷入动乱、乃至战争，导致起飞夭折。在《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一书中，笔者对此作过分析研究。当今中国潜在的起飞夭折风险，可能性最大的突破口就是民族宗教问题，特别是某些宗教势力从后门进入、甚至在腹心引爆“颜色革命”的风险。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宗教势力“颜色革命”的直接打击尚无法全面颠覆党和政府，但由于宗教势力扩张而引起的主体社会信心流失、认同转移，倘若不能扭转，却足以给党和政府带来无法挽回的毁灭性损害。也许，这就是英国脱欧、苏联解体、哈布斯堡王朝覆灭、特朗普现象、我国台湾地区国民党面临“凌迟”给党和政府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带来的最大警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需要各兄弟民族共同维护，但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更需要正视，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SkyWalkerJ

好文章。这个作者还没提南斯拉夫。《战争史研究》里面有一篇讲南斯拉夫的长文中提到，铁托（本人属于克族）一直注意压制大塞尔维亚主义，最高领导核心里面的两个塞族人先后被赶走。然后塞族的米洛舍维奇一上台就掀了桌子。

smileREGENT

请问是否这样理解：弱势族群要求的不再是平等，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特权（甚至逐渐习惯于特权），因此引起了主体文化的反抗？想到一个不恰当的例子…类似于某些“女权主义”？个人理解，烦请大家指正

老马丁

老梅以前混西西河。最近天天在微博上和小白帽撕逼。他是对中国社会主要问题看得比较透的几个人之一。

中国之敌不在外，而在内，简单的说就是红绿合流。

阿水的世界

制定这些政策的人是没了，但是后人还是在台上呢。“”少民”“两少一宽”等等其他如果要是错了，那些人是不是错了？那在位的爹们犯了错，在位的凭什么在前三排.

兰州人

老马丁 发表于 2017-2-7 21:47
老梅以前混西西河。最近天天在微博上和小白帽撕逼。他是对中国社会主要问题看得比较透的几个人之一。

中国 ...

老梅 西西河 id?

糊里糊涂

smileREGENT 发表于 2017-2-7 19:37
请问是否这样理解：弱势族群要求的不再是平等，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特权（甚至逐渐习惯于特权），因此引起了主 ...

其实就是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天性的贪得无厌，必然会有某一群体所得太多，而其他群体无法忍耐时就爆发。

这种爆发可以是阶级革命，也可以是种族仇杀，也可以是复合形的。这文章里举的例子还是比较温和的爆发，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的非常常见，比较近期的比如南斯拉夫长期压制塞尔维亚，导致波黑内战时候非常残酷，还有卢旺达的种族屠杀，死亡超百万。

不过汉人是很窝囊的，想想满清，马来西亚，以及当下，还不是老老实实受欺负，什么都不会发生。

SkyWalkerJ

smileREGENT 发表于 2017-2-7 19:37
请问是否这样理解：弱势族群要求的不再是平等，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特权（甚至逐渐习惯于特权），因此引起了主 ...

我想用一个经典论断来解释吧：民族矛盾的根源是阶级矛盾。

超民族政体：苏联、美国、天朝、奥匈、奥斯曼土耳其、南斯拉夫。
单一民族国家：法兰西、不列颠、德意志、日本、韩国。

任何超民族政体为了维护统一安定都必须给予少数族裔某些特殊关注，因为国家的主要权力和经济命脉必然是掌握在主体民族手中的。例如米国发展到有些过头的各种反歧视、政治正确性。

当经济状况变差，给予少数族裔的一些补偿性政策更容易成为主体民族中下层群众发泄怒气的突破口。而“主体民族的中下层群众”正是人民的大多数。这种怒气喧嚣开来，激化族群之间的矛盾。

归根结底还是中下层群众的不满。

单一民族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更容易实现政权更迭而不是族群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