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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的艾滋病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任何开放的国家,都不可能避免艾滋病,中国也不例外。艾滋病的出现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但是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并非和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流行同步,而是有相当的中国特色,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艾滋病不是所谓西方腐朽文明所带来的疾病,而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 m6 `7 K- T% z- f4 u( d/ j1 u# l4 C 云南吸毒人群中艾滋病的流行为中国艾滋病预防和控制敲醒了警钟,可是究竟如何办?根据我们在当地的耳闻目睹,首先禁毒是非常困难的,毒品的流通早已经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其后几年和研究毒瘾的单位合作,在全国各地进行HIV监测,才知道不仅仅是一个云南,毒品在中国早已星火燎原了,不仅远不止瑞丽一个入口,而是全国范围的问题,不仅无法禁止,连控制都很难。果然十几年过去,连电视剧里面都经常出现吸毒贩毒的内容,说明毒品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2 }, z$ l, M* o" f3 a0 B
至于戒毒,就更不可能了。戒除毒瘾从技术上非常难,尤其是在社会上充满诱惑的情况下,云南当地的结果是从戒毒所出去后复吸率几乎是100%。
: w N4 V4 ]6 Z 禁毒和戒毒也不仅仅是教育水平的问题,瑞丽吸毒者的文化程度很低,教育他们远离毒品非常难。可是在受教育的人群中,吸毒现象也很普遍,毒品这东西的诱惑非常厉害,基本上不存在知识就是力量的问题。在医学院上生理课的时候,老师就用他在美国做手术时使用吗啡止痛的经历来说明毒瘾的可怕,连搞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在毒瘾面前都意志薄弱,更不要说一般人了。云南的经历起码让我坚定了毒品一次也不能碰的概念。
# C; O2 B& I, N8 j8 ~ 本来以为死活禁毒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但是到了美国后发现这么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怎么也一样的死脑筋?在巴尔地摩进行的吸毒人群流行病毒调查中发现吸毒者一样共用针头,城里卖针头的有的是,价钱也不贵,可是吸毒的一来是没知识,二来喜欢群吸,你一针我一针就用一个注射器。我们采取交换针头的办法,就是你如果把旧的注射器拿来,我们给你换一个新的,还给钱,而且不用担心有人把你强行关进戒毒所,结果很踊跃。对收上来的注射器进行检测,发现大多有HIV。问教授我们下一步是不是应该上大街免费发放他几十万只注射器呀?教授说那样的话明天中午就要在警察局吃午饭了,加拿大还真有艾滋病工作者因此被抓的。因为在北美,贩毒是非法的,在大街上大肆宣传应该怎样合法吸毒,也是犯法,因此只能躲在社区中心,以社区服务的幌子交换注射器,钻法律的空子。+ o& ]( R" e) }( a0 b
除了毒品上,在性行为上也一样。从专业的角度,为了尽快控制艾滋病的散布,应该尽快对性工作者进行教育,定期检查,要求使用避孕套这种可以很有效地预防HIV感染的方法;对一般公众尤其是年轻人和青少年要加强预防HIV的教育,也就是使用避孕套的教育,可是这么简单的一点却很难做到。主流的宣传还是从道德的角度,提倡禁欲来达到预防HIV传播的目的。在道德水平下降的今天,这样的宣传可能有效吗?1 K% [$ T& q/ K
欧洲因为承认红灯区的存在,在这方面还算可以,但是美国和中国的情况一样。由于宗教在美国的势力庞大,美国绝大部分地区嫖妓为非法,也不承认有妓女存在,因此就无法对这些人员进行监控。在大众宣传上,也无法进行安全性交的教育,因为有违上帝的意愿。在艾滋病开始流行后,教会一直在宣传这是上帝的惩罚,要求人们回归家庭对配偶忠诚。这样的说法从出发点是好的,可是无助于控制HIV的流行,特别是HIV在青少年中的流行。结果美国的HIV流行一方面在成年人中呈下降趋势,一方面在年轻人和青少年中呈上升趋势。
/ {+ }, k1 P/ t% m/ U* L 吸毒和滥交勉强算是西方腐朽文明的代表,而献血员中HIV感染则是十足的中国特色了。就在吸毒人群HIV流行吸引了各方的眼球时,献血员中爆发了HIV大规模感染,以河南的艾滋村为代表。其影响比云南吸毒人群艾滋病流行还大,也引起了海外的注意,在国内的争议也很大,牵扯到地方政府、当地百姓、人权分子、民间抗艾滋病分子、血站和生物制品生产厂商、加上各级防疫组织,一下子把中国艾滋病防治推到了风头浪尖,把体制、腐败、民风等非常敏感的问题全带进本来应该纯学术的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之中,使人终于体会到艾滋病在很大意义上是社会病。, }! W! ~; {2 T. w* z0 b5 h! J
HIV经献血而传播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中国有一个行业叫职业献血者,人数为数百万人,也就是说这些人是靠献血为生的。在欧美国家没有这个职业,献血都是义务的,献血车开出来或者号召一下,便会有很多的人挽起袖子义务献血,在人们的意识中献血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血源上不存在短缺的现象。
9 ^0 K, N; W6 M( l) H 但是,中国的血源从来就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中国号称有数千万义务献血者,可是这个义务和计划生育一样,有很强的强制性的背景。对于医院来说,人血是少不得的,关键时刻要靠输血救命,中国有一个很不好的概念是补血,很多没有必要的疾病也输血,造成血源更加紧张,因此医院必须要保证血源的充足。其办法就是找个血头去组织一帮农民,常年累月地给医院提供血液。这个血头就是所谓的血霸,这些农民就是职业献血员。除了血站和医院外,生物制品厂商也需要大量的血液,从中提取各种血制品,特别是艾滋病开始流行后,血制品可以出口创汇,因为纷纷上马。这些厂家索性深入到农村,给农民提供一条卖血致富的道路。$ ~' c/ B- F5 o W) F- A2 r, K
献血应该每三月献一次,这样血细胞得到恢复。可是医院血站和厂家希望多多益善,以此为生的职业献血员也希望越频繁越好。于是有人研究出了单献血浆的办法。血抽出来后,把血细胞离心下来,再给献血者输回去,只留下血浆,因为生物制品所需要的成分都在血浆中,这样起码可以每月一次。这个方法的确解决了血液短缺的问题,但其后果非常严重。首先是基层血站图省事,一下子抽了好几个血型相同的,然后一块离心。沉淀下来的血细胞平分一下,给这几个人输回去。这中间要是有一个艾滋,这几位就都染上了。好一点的血站用机器,一边抽一边分离回输。可是一台机器连轴转,根本不消毒,结果传染得更厉害。使用这种方法后,献血员里面的各型肝炎病毒的感染率很快接近100%。抽血的没有办法,只好下乡。正在这时候,HIV或者经过出国劳工,或者经过吸毒人员,已经进入了职业献血员这个特点群体。看到卖血赚钱,于是有一阵到处办血站,土法上马,收上血以后转卖给生物制品单位,直到出现了艾滋村。
2 n3 `8 \" b0 ^. y% w4 w9 L: y/ w 艾滋村最为外界所知的是河南省,其他省如湖北也有。后来国家三令五申,正规生物制品单位也不抽血了,可是出现了黑血站、血黑市。
; D- @# {* U$ w V0 W6 Q 对血源的控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大问题,并不是有关单位没有意识到,而是没有办法管理。当时在进行艾滋病预防控制时发现国内的血站没有个统一的总站。能管血站的有地方卫生部门和红十字会,防疫部门根本插不上话,明知道早晚会出事,就是没办法。我们这些早期防艾的人撒臆症似的到处喊狼来了,就是没人听。直到狼真的出现了,马上跳出一群指手划脚的,,揭露问题的有的是,解决问题的没几个,帮倒忙的却不少。. I3 o# U; p$ T4 L- P3 W
在中国政府和卫生防疫部门的努力下,在献血上基本达到控制,从来龙到去脉如果能把好关的话,除了现有的这些外,应该能够做到不再出现类似的爆发流行。在吸毒方面就难得多,云南只是一个口,还有新疆是另外一个主要的毒品贸易的通道,最近中亚的前苏联地区艾滋病流行是全球艾滋病流行增长最快的地区,毗邻的新疆将会受到猛烈的冲击。
$ h/ u# l# _2 a9 J+ ?: K 同性恋在中国已经慢慢从地下孵出地面,早在九十年代初,我们就开始调查同性恋的问题,而且很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同性恋已经很普遍了,也存在和旧金山公共澡堂类似的地方。在这个人群中HIV流行的未来,取决于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教育是否能赶在HIV大规模侵入这一人群之前。4 H% N, q& K7 P# t9 y0 X
将来还会有类似的中国特色的艾滋病传播出现,中国的艾滋病预防控制体系会受到更多更严峻的考验,摆在中国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面前的最大问题,也是环球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艾滋病?应该怎样有效地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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