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中亚的语言政策 --by东海硫球

燕庐敕

沙俄对中亚的语言政策



　　17世纪中叶，沙皇俄国开始推行征服中亚的计划。此时，经过复杂的民族间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进程，中亚的现代民族已开始形成，而居民所使用的语言也随着民族形成途径的差异出现较为清晰的分野。一般来说，在16世纪左右，中亚各大民族语言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类在语音、词汇和句法上与突厥语比较相似，包括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卡拉卡尔帕克人的语言;另一类则是与伊朗语比较相似的塔吉克人的语言。当然，在历史上中亚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其语言也掺杂有阿拉伯语的成分。由此显见，中亚地区受到欧洲语言（如斯拉夫语和拉丁语等）的影响比较小。 1891年，整个中亚正式并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沙俄的到来引起中亚的许多变化。沙皇政府极力推行俄罗斯化政策，在中亚大力传播俄国文化，并将俄语大量用于行政指令和社会交流，抑制中亚原有的文化、风俗和民族语言。一方面，沙俄严禁中亚穆斯林用阿拉伯语或伊朗语背默经文。同时，沙皇在中亚设立俄语语言学校，打破中亚的传统教育方式，并选拔一部分有潜力和发展前途的孩童学习俄国文化，充当俄国统治者和当地人的沟通桥梁。这种语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将较为先进的俄罗斯文化传入中亚，促进了中亚与外界的文化交流。这正如恩格斯所说:"俄国的统治，不管怎样卑鄙无耻，怎样带有种种斯拉夫的肮脏东西，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都是有文明作用的。" 然而，沙俄政府的语言政策缺乏系统性、连贯性和策略性，势必导致企图使俄语发展成为沙俄帝国官方语言的语言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从语言政策层面上看，沙俄政府只是一味地将俄语强加给中亚居民，而没有考虑到政策的受动方的接受能力和政策施动者的推动能力等特殊文化状况。

        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政策的受动方，中亚民族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十月革命前，在中亚地区，仅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塔吉克等民族有较系统的文字体系。即使这些民族的文字也只是20世纪末刚刚在城市中运用和推广，普及率并不高;另一方面，中亚居民的识字率非常低。

        据沙俄有关部门对9～49岁年龄段的人口进行统计，1897年，在大致今天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境内的人口识字率分别仅为8.1%、3.1%、2.3%、7.8%和3.6%。妇女的识字水平则更低。这种相对落后的状态使作为政策受动方的中亚民族在语言接受方面的能力严重不足。 这种高文盲、低文化素质的状况急需要政策的施动方，即沙俄政府推行系统的文化教育政策。但是，在沙俄政府眼里，中亚民族的地位远不如波罗的海和东欧各民族，对中亚事务不太重视。另外，作为政策施动者，沙皇俄国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也较低。1897年，沙皇俄国人口的识字率只有28.4%，而妇女仅为16.6%，远远落后于西欧诸国，是欧洲识字率最低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沙俄政府在中亚推行文化教育政策也显得力不从心。其次，从民族认同层面上看，中亚地区历史上多受突厥、阿拉伯文化等影响，其居民也多属于游牧民族。尽管在20世纪初，中亚各民族并没有现代的政权机构和相关制度条文规定民族的归属和类别，但是，"当时的中亚人口并非按民族进行分类，而是主要按宗教信仰自动地完成了身份认同的取向。" 从公元10世纪起，中亚居民基本皈依伊斯兰教。阿拉伯语成为宗教祭祀和人们交流思想的语言。加之，中亚历史上明显受突厥文化影响，其语言特征的背后隐藏着极强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观激发了当地 民族主义的滋生，并转化为某种动力，促使中亚民族的精英发展本民族语言，从而进一步加强中亚民族的认同。19世纪末期，哈萨克语、土库曼语和乌兹别克语的文字体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而在同一时期先后兴起的泛伊斯兰化和泛突厥化运动也是这种民族认同的真实写照。

                                                              困境:语言政策的争论



　　客观地讲，沙俄在中亚的语言政策极不成功。这一方面表现在一些民族语言和文字非但没有被俄语同化，反而表现出强劲势头。19世纪80～90年代，中亚民族文字出版的报纸杂志开始发行，最著名的是穆斯林"加迪德"（即"改革"）运动创始人戈斯皮罗利创办报纸《特居曼》（意为"翻译者"）;另一方面，中亚一些精英人士越来越反对沙俄的语言政策。在1914年召开的俄国教师代表大会非俄语教育分会上，非俄罗斯族的代表强烈要求用"母语"--本民族语言教学。面对这一现实，第三届杜马被迫通过法律条款，承认"母语"在小学一二年级教学中的地位。这样，沙俄近乎失败的语言政策不仅未能促进中亚社会语言文化水平的发展，还危及到它在该地区的统治，这给未来的苏维埃政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早在1895年，列宁就提出"所有民族一律平等"的思想。1903年，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多次商讨关于语言问题的战略。中心主义派主张继续实行俄罗斯化政策，他们认为语言的使用是民族认同的指示器。而民族认同是"牵涉到民族核心特征的个人情感" 。俄罗斯化政策既有助于非俄罗斯民族归顺于俄国，更有利于统一俄国各民族的情感。多元主义派极力反对俄罗斯化政策。他们认为语言政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到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环境学等诸多变量因素，贸然实行俄罗斯化政策非但不利于民族团结，反而会影响国家稳定。实际上，这场争论的背后隐藏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分歧，也正是苏维埃俄罗斯政府建立初期的一大困境。从政策的形式上看，为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维埃政权的语言政策必须要有别于沙俄时期以压迫和强制为手段的俄罗斯化语言政策，这就要求苏维埃政府保证社会主义大家庭内各民族的高度平等，大力促进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然而，从政策对国家的影响以及社会主义最终目标上看，应取消一切民族歧视和差异，确立一种共同语言，以保证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将各民族吸收到社会主义共同体中来。可以说，这一困境实际上成了涉及苏联内部的向心力和离心力问题，进而困扰着苏维埃政府70多年中其他政策的公布与实施。对此，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综合归纳了中心主义派和多元主义派的建议，推出了被称为"卡伦尼扎特细亚（korenizatsiia，即俄文коренизация，意为'当地民族化'）"的语言政策方针:对发达地区实行民族自治政策，保证各民族语言的发展;对欠发达的边远地区，采取扶持和发展其民族文化和语言的政策。这一语言政策短期内解决了苏维埃俄罗斯政府成立初期的困境，得到了各民族和各社会阶级的拥护和支持 。作为苏联的边远地区，中亚的民族语言、文化自然属于扶持和发展的对象。这种扶持和发展不仅体现在扫盲运动和创造了诸多中亚民族的文字上，更以一种微妙的政策方式切断了中亚对泛伊斯兰和泛突厥势力的天然联系。



扫盲:列宁时代的中亚语言政策



　　1917年11月15日，新成立的苏维埃俄罗斯政府通过了《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告》，宣布了一项有别于沙俄时代的新民族政策，保证"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平等和独立自由"。其主要措施包括:废除俄语作为官方语言的规划，从而宣称在苏维 埃俄罗斯境内没有官方语言;每个民族都有权利保持他们的民族认同，也保留他们在任何场合说"母语"的权利;每个人都有用民族语言接受教育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权利。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正式通过废除俄罗斯化政策的决议，仅保留俄语作为族际共通语的地位，同时，实现各民族语言的自决、自我发展的权利。接着，在1922年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关于民族和"自治化"问题》、1923年俄共（布）《贯彻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的实际措施》和1936年苏联宪法都先后规定了各民族语言平等的原则。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中亚的诸多民族文盲率高，且不少民族没有自己的系统文字。因此，根据"卡伦尼扎特细亚（'当地民族化'）"方针，苏联早期在中亚的语言政策就围绕着"扫除文盲"和"创制或改造文字"两方面着手。列宁指出:"应当动员识字者来扫除文盲……因为走向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特点也就在这里" 。



        1919年，《俄联邦人口扫盲法》在中亚推广。该法令规定8～50岁的所有不识字公民必须识字，学习俄语或民族语言，可选其一"。这样，扫盲运动在中亚地区蓬勃展开。各级政府设立大量的扫盲中心和学校网。以"一带一"为口号，一些扫盲组织陆续在中亚成立;苏维埃政府为半文盲和文盲创办特殊的报刊和杂志，用最简易的文字和图画讲述故事;课程既用俄语也用当地民族语言讲授，一学期3个月，后来又延长至6～8个月;一些扫盲中心设在帐篷里，以满足游牧民族的特殊需要;为提高妇女的识字率，采用男女分班授课，等等。这种扫盲运动在中亚取得了显著成果。到1959年，中亚居民的文盲问题已基本解决。当然，这项长达近30年的扫盲运动是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紧密相连的。中亚扫盲课本的主要内容包括4个方面:国家的工业建设;农业生产;苏联统一以及苏联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初级课本封面上一般都写有"我们为苏联而奋斗"、"苏联给我们土地和工作"以及"苏联是力量"等字样。因此，通过扫盲运动，中亚居民文化水平不仅得到了质的飞跃，社会主义的政治觉悟也普遍提高了。这更有利于团结中亚各加盟共和国投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中亚与突厥文化、伊斯兰文化有很悠久的历史联系。从表面现象上看，这种联系表现在大量的泛突厥势力、泛伊斯兰势力在中亚地区的活动非常猖獗，成为威胁苏联稳定的一大因素;从深层本质上看，则几乎有着历史联系。比如，经过几个世纪的转变，中亚的民族文字几乎都是由阿拉伯字母拼写的，这实际上形成中亚与阿拉伯文化的天然"脐带"，进而有可能成为中亚分离势力加以利用的工具。因此，如何解决中亚民族语言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趋向，以利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便成为苏联政府中亚语言政策的一大任务。



　　　　改造文字:俄语化语言政策的端倪



　　早在1918年，苏俄政府就意识到中亚民族语 言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趋向对国家安全稳定的威胁。因此，它声称"任何民族平等政策都必须紧紧围绕着社会主义建设"。苏联领导人加里宁也认为"在识字教育中，所有的工作都必须有着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或者用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来表达。"  但是，社会主义政治意识的培养并不能保证断绝中亚民族与泛突厥和泛伊斯化的天然"脐带"，因此，列宁逝世后，为中亚各民族创制（尤其是改造）文字就成为早期语言政策的另一任务。 1926年，第一次全苏突厥学代表大会决定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1928～1930年，中亚五大民族的语言先后由原来基本以阿拉伯字母为主的文字改成以拉丁字母为主的文字。1939～1940年，拉丁字母又改成以基里尔（俄语）字母为基础的文字 。这样，中亚民族语言最终完成了从阿拉伯字母到俄语字母的转化。"对于新一代在苏联学校和成人教育课堂中接受教育的人来说，文字的'黑板'被擦得干干净净，准备的是新的书写方式。" 。中亚民族与突厥、伊斯兰的语言"脐带"被割断了。1938年，在《关于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必须学习俄语》的决议中规定，俄语是苏联所有学校从一年级起的必修课程，试图进一步加强中亚国家的俄语认同。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苏联的语言政策开始趋向于沙俄时代的俄罗斯化政策。一些反对这一决议的中亚民族领导干部在20世纪30年代的肃反运动中都被扣上了"民族主义"的帽子。正如学者阿拉蒂斯所说:"与沙俄时期以镇压民族语言和强迫文化同质化为特征的政策不同，（苏维埃政府）早期的语言政策将民族情感紧紧地联结在共产主义的框架下。而且，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鼓励对民族主义势力的批判，以分化和削弱对其产生威胁的民族主义势。在短短10几年间，中亚民族文字经历了频繁的转化，为中亚居民全面地掌握民族文字制造了困难。更严重的是，这种强令推行俄语的语言政策助长了大俄罗斯化的倾向，为苏联和中亚的民族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样，到20世纪30年代末，俄语实际上成了"法理上（de jure）"的官方语言，苏联要做的是将"法理上"的条文转化为"实际上（de facto）"的运用。这就是斯大林时代在中亚实行俄语化语言政策的端倪。"后列宁时代的政策从语言平等和民族语言的促进开始向俄语的强迫接受转化" 。从理论上看，这种转化起源于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定义。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已经成为苏联人民急切的实践任务……阶级间差异的消逝，共产党人之间关系的发展加强了社会和民族的同质化……这样就没有了民族差异，尤其是语言差异。这些都被视为阶级差异最终消失的过程。" 很显然，"语言差异"的消失被苏联领导人认为是"共产主义"实现的因素之一。他们希望最终将民族、文化和语言融入全苏联人民共同的"斯里延尼耶（sliyaniye，即俄文слияние，意为'合而为一'）"中去。但是，理论上的"斯里延尼耶"并不是创制一种新的共同语言，而是实际上的"俄语化"。赫鲁晓夫的中亚语言政策正式背离了列宁时代对民族语言大力扶持的语言方针，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沙俄时代俄语化的政策。


双语:语言政策的俄语化



　　在1958年11月12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国民教育的提纲》中，原先本民族语言作为必修课的规定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将民族语言列为选修课的范畴，同时，俄语仍然是必修课程。这样，在"'母语'为选修课，俄语为必修课"的情况下，俄语很快成为苏联的"第二母语"。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决议正式规定了俄语作为苏联各族人民"第二母语"的地位，并且明确了在中亚语言发展的"两条线"战略:民族语言被用于当地文化的发展，而俄语被用于其他更宽的途径。于是，大量俄语开始代替中亚民族语言，成为政治宣传、经济交往、军事防御、科技发展和工业建设的惟一用语。双语化的语言政策在中亚开始推行。 双语化语言政策在中亚地区影响深远。据统计，到1979年，23.3%苏联人能流利地说俄语和民族语言，而只有3.1%俄罗斯族人能说双语，非俄罗斯族人则达到49%，中亚居民的比例更高，达到62.1%，同时，另外25%的中亚人尽管不能流利地说俄语，但也能处理日常生活中与俄语相关的一些事情。正如苏联领导人所期望的，在人口普查中，非俄罗斯族认为俄语是本民族"母语"的人越来越多。1926～1959年，每年递增10万人左右;1959～1970年，年增25万人左右;1970～1979年，则为37万人左右。1979年，中亚主体民族人口中语言被完全同化（即不能流利地说"母语"）的人将近500万人。这种政策的目的非常明确，即"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相关的社会进程的未来发展，并不是要促使现存的语言数量增多，而是要逐步减少，直到最终一些语言被另一些所取代。" 显然，这里隐藏的含义即是俄语成为最终的共同语言。苏联科学院俄语研究所所长费尔道特·芬林曾为俄语化的合法性辩护:"苏联超过一半人说俄语;俄语包含着文学经典和马列主义经典;通过革命传统，俄国人的科学文化财富、浓厚的国际主义和为兄弟国家无私的奉献都赢得了所有人真挚的尊意。"  显然，在俄罗斯人看来，语言的优势成为俄语化语言政策的充分理由。20世纪70年代末，俄语虽然未被宣布为国语，但俄语实际上起着苏联的国语和官方语言的作用，并渗透到各加盟共和国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中亚，这种语言政策的影响也非常严重。然而，过分强调俄语的作用和地位加重了中亚民族的逆反、抵触和排斥心理。



        1965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各高校和小学里都发现了老师拒不执行俄语教学的事件。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亚各界开始质疑俄语化政策的必要性。这就为80年代末期中亚民族语言再度兴起埋下了伏笔。1985年，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戈尔巴乔夫执政。他提倡"新思维"和"民主化"，重新强调少数民族语言的作用问题。中亚的民族语言的发展又重新兴起。苏联的第一部语言法--《爱沙尼亚共和国语言法》于1989年1月18日通过，确定了"全国通用的并与各共和国国语平等基础上发挥作用的全国性语言。"实际上，在仅仅一年的时间内，各加盟共和国政府都赋予本共和国主体民族的语言以国语的地位，实现了语言政策的"国有化"。1989年7月22日、9月22日、9月23日、10月21日和1990年5月24日，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5个加盟共和国相继通过本共和国的语言法，各自赋予了主体民族语言以国语地位，俄语降为族际交际语 。这种语言政策标志着民族语言在相应共和国的所有领域内享有优先发展和被使用的权利，更象征着中亚各国开始在本民族事务上的政策逐渐摆脱苏联时代的影子。



余 论



　　语言政策是一种有意识性地影响在局部社会里语言发展过程的理论和实践。简而言之，是针对现有语言的功能而设定的科学性指导原则和目标取向以及新语言传播方法的创造和修订。苏联的语言政策同样是"一种对语言发展进行有意识性地干预的实践行为" 。从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的成立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前的近70年的语言政策--不论是苏联前期对民族语言的扶持和发展，还是后期的俄语化--都是一个有计划、有意识性的对非俄语语族的修订、影 响，甚至是干预的过程，其目的都是试图建立一种苏联领导人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社会"。正如英国语言学家莱茨尼克博士所说，苏联一系列的语言规划产生一门新学科--"唯物主义语言学"。苏联的语言政策对中亚各民族语言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苏联在中亚的语言政策促进了中亚各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清除了部分泛突厥和泛伊斯兰势力的消极影响，巩固了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前后，苏联在中亚频繁的文字更改导致中亚民族语言的专业术语、修辞体系及语言规范上存在严重的缺陷，自50年代中期起，逐渐推出的俄语化政策使俄语充斥在中亚地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中亚国家在语言改革10多年后的现在，民族语言在国家社会生活领域内不能得到充分的使用。这种与其国语地位极不相称的困境，使中亚民族语言在短期内难以取得与俄语平等使用、乃至取代俄语的地位，极大地阻碍了中亚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因此，正如美国学者所评价的，苏联的语言政策常与国家认同挂钩，是"苏联最不解放、最保守的政策。" 沃森姆博士也认为苏联旨在"净化"的语言政策促进了中亚人"语言意识形态"的产生，是苏联解体的一大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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